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什么不重新启用府兵制?
安史之乱后，唐朝并未重新启用府兵制，这并非简单的制度选择，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府兵制本身的特点，以及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从而理解为何那个曾经支撑起大唐盛世的军事体系，在乱后已难以为继。
一、府兵制：盛唐的基石，亦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府兵制，作为隋唐以来国家军事制度的核心，其基本运行模式是“兵农合一”。简单来说，它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征调普通农民组成军队，在农闲时操练，平时则回归田亩的制度。这套制度有几个关键的特点：
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士兵平时是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无需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来维持常备军。战时，他们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响应号召。这种模式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也保证了兵员的来源。
轮流宿卫，兵不识将： 府兵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驻扎在京畿及重要州郡。士兵轮流到京城或边疆宿卫，每次轮调约数月。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军队分散，不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且士兵对将领的依赖性不高，忠诚于国家。
家兵传承，职业化雏形： 府兵制度在实践中，虽然理论上是轮番征调，但由于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家庭传承，以及地方长官的实际管理，逐渐出现了一些带有职业化色彩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它依然是周期性、非全职性的兵役。
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府兵的军赋和装备，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兵自己承担或通过国家的有限供给来实现。这依赖于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
然而，府兵制并非完美无缺，其内在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对社会经济的高度依赖： 府兵制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强大的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以及农民稳定的生产和生活。一旦社会经济出现大的动荡，例如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府兵的来源和素质就会下降。
训练和装备的周期性： 士兵平时务农，军事训练并非持续，战力难以与职业化的军队相比。尤其是在面对长期、大规模的战争时，府兵的训练周期和装备更新速度就显得力不从心。
指挥和控制的潜在困难： 兵不识将的特点，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是优势，但在战争的需要下，缺乏经验丰富、能够统帅大部队的将领，往往是劣势。
二、安史之乱：对府兵制的致命打击
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大规模内乱，对当时的唐朝社会和军事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府兵制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1. 社会经济的崩溃与人口流离：
生产力的破坏： 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芜，耕牛死亡，农民流离失所。原本支持府兵自给自足的农业基础被摧毁。
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徙： 战争、饥荒和疾病导致人口锐减，尤其是北方地区。即使战争结束后，大量人口也未能及时恢复生产，原来的户籍制度和兵役征调变得异常困难。
基层社会的瓦解： 战乱使得原有的户籍、土地分配等基层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国家对社会基层失去了有效控制。
2. 府兵的损耗与战斗力的下降：
大量伤亡： 府兵是抵御叛乱的主力，在战乱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许多折冲府的士兵在战斗中损失殆尽，兵源枯竭。
战斗力下降： 即使幸存下来，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府兵的士气和训练水平也大打折扣。加之兵源不足，补充困难，府兵的整体战斗力直线下降。
“逃兵”现象： 长期战乱导致许多士兵厌战，纷纷逃亡，使得军队难以集结和维持。
3.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
藩镇的崛起： 为了平定叛乱，唐朝廷不得不依赖地方节度使，并授予他们更大的军事和财政权力。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的军队： 藩镇为了自保和扩张，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不再受中央的直接控制，而是效忠于节度使。他们招募士兵，由藩镇提供军饷和装备，逐渐形成职业化的募兵制。
4. 军事战略的转变：
长期防御战： 安史之乱后，虽然叛乱被平定，但边疆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由于藩镇的崛起，中央的军事调动和指挥能力大大削弱。军事战略重心逐渐从主动进攻转向防御。
“兵在精不在多”： 面对复杂的局面，朝廷更倾向于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常备武装力量，而非过去那种数量庞大但素质参差不齐的府兵。
三、为何不重启用府兵制？
基于以上分析，安史之乱后唐朝不重新启用府兵制，有着其必然的逻辑：
1. 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
社会经济的破败： 战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国家财政也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国家有心恢复府兵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支持来保证农民在务农的同时还能履行兵役。
土地制度的改变： 随着战乱和人口流动，土地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有的以国家控制土地为基础的征兵模式难以维系。
2. 府兵制赖以运行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基层控制力的丧失： 朝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无法有效地进行户籍登记、兵员征调和管理。
民众的抵触： 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民众对兵役和战争的恐惧和厌倦情绪很深，很难再像盛唐时期那样，国家一号召，农民就踊跃参军。
3. 新的军事力量的出现和发展：
募兵制成为主流： 战乱时期，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各地节度使和中央朝廷都开始招募职业化的士兵，由国家或节度使提供固定的军饷和装备。这种模式虽然花费更大，但能够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更能适应复杂的军事斗争。
“中央禁军”的强化： 为了对抗强大的藩镇，唐朝廷也在加强中央禁军的建设，这些禁军是职业化的士兵，由中央直接指挥。
4. 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僵化：
制度适应性问题： 府兵制是一种以和平和稳定为前提的制度。一旦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变，原有的制度就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变则通，不变则亡”： 历史证明，任何制度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府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其生命力。
结论：
安史之乱后，唐朝未重新启用府兵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乱摧毁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基层社会控制力，同时，藩镇割据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募兵制和常备禁军成为更现实、更有效的选择。府兵制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的衰落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变化，更是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军事战略全面调整的缩影。唐朝在乱后，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募兵为主体、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的时代，府兵制的复兴，既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府兵制：盛唐的基石，亦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府兵制，作为隋唐以来国家军事制度的核心，其基本运行模式是“兵农合一”。简单来说，它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征调普通农民组成军队，在农闲时操练，平时则回归田亩的制度。这套制度有几个关键的特点：
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士兵平时是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无需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来维持常备军。战时，他们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响应号召。这种模式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也保证了兵员的来源。
轮流宿卫，兵不识将： 府兵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驻扎在京畿及重要州郡。士兵轮流到京城或边疆宿卫，每次轮调约数月。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军队分散，不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且士兵对将领的依赖性不高，忠诚于国家。
家兵传承，职业化雏形： 府兵制度在实践中，虽然理论上是轮番征调，但由于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家庭传承，以及地方长官的实际管理，逐渐出现了一些带有职业化色彩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它依然是周期性、非全职性的兵役。
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府兵的军赋和装备，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兵自己承担或通过国家的有限供给来实现。这依赖于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
然而，府兵制并非完美无缺，其内在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对社会经济的高度依赖： 府兵制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强大的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以及农民稳定的生产和生活。一旦社会经济出现大的动荡，例如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府兵的来源和素质就会下降。
训练和装备的周期性： 士兵平时务农，军事训练并非持续，战力难以与职业化的军队相比。尤其是在面对长期、大规模的战争时，府兵的训练周期和装备更新速度就显得力不从心。
指挥和控制的潜在困难： 兵不识将的特点，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是优势，但在战争的需要下，缺乏经验丰富、能够统帅大部队的将领，往往是劣势。
二、安史之乱：对府兵制的致命打击
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的大规模内乱，对当时的唐朝社会和军事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府兵制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1. 社会经济的崩溃与人口流离：
生产力的破坏： 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芜，耕牛死亡，农民流离失所。原本支持府兵自给自足的农业基础被摧毁。
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徙： 战争、饥荒和疾病导致人口锐减，尤其是北方地区。即使战争结束后，大量人口也未能及时恢复生产，原来的户籍制度和兵役征调变得异常困难。
基层社会的瓦解： 战乱使得原有的户籍、土地分配等基层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国家对社会基层失去了有效控制。
2. 府兵的损耗与战斗力的下降：
大量伤亡： 府兵是抵御叛乱的主力，在战乱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许多折冲府的士兵在战斗中损失殆尽，兵源枯竭。
战斗力下降： 即使幸存下来，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府兵的士气和训练水平也大打折扣。加之兵源不足，补充困难，府兵的整体战斗力直线下降。
“逃兵”现象： 长期战乱导致许多士兵厌战，纷纷逃亡，使得军队难以集结和维持。
3.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
藩镇的崛起： 为了平定叛乱，唐朝廷不得不依赖地方节度使，并授予他们更大的军事和财政权力。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的军队： 藩镇为了自保和扩张，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不再受中央的直接控制，而是效忠于节度使。他们招募士兵，由藩镇提供军饷和装备，逐渐形成职业化的募兵制。
4. 军事战略的转变：
长期防御战： 安史之乱后，虽然叛乱被平定，但边疆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由于藩镇的崛起，中央的军事调动和指挥能力大大削弱。军事战略重心逐渐从主动进攻转向防御。
“兵在精不在多”： 面对复杂的局面，朝廷更倾向于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常备武装力量，而非过去那种数量庞大但素质参差不齐的府兵。
三、为何不重启用府兵制？
基于以上分析，安史之乱后唐朝不重新启用府兵制，有着其必然的逻辑：
1. 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
社会经济的破败： 战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国家财政也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国家有心恢复府兵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支持来保证农民在务农的同时还能履行兵役。
土地制度的改变： 随着战乱和人口流动，土地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有的以国家控制土地为基础的征兵模式难以维系。
2. 府兵制赖以运行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基层控制力的丧失： 朝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无法有效地进行户籍登记、兵员征调和管理。
民众的抵触： 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民众对兵役和战争的恐惧和厌倦情绪很深，很难再像盛唐时期那样，国家一号召，农民就踊跃参军。
3. 新的军事力量的出现和发展：
募兵制成为主流： 战乱时期，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各地节度使和中央朝廷都开始招募职业化的士兵，由国家或节度使提供固定的军饷和装备。这种模式虽然花费更大，但能够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更能适应复杂的军事斗争。
“中央禁军”的强化： 为了对抗强大的藩镇，唐朝廷也在加强中央禁军的建设，这些禁军是职业化的士兵，由中央直接指挥。
4. 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僵化：
制度适应性问题： 府兵制是一种以和平和稳定为前提的制度。一旦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变，原有的制度就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变则通，不变则亡”： 历史证明，任何制度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府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其生命力。
结论：
安史之乱后，唐朝未重新启用府兵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乱摧毁了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基层社会控制力，同时，藩镇割据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募兵制和常备禁军成为更现实、更有效的选择。府兵制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的衰落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变化，更是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军事战略全面调整的缩影。唐朝在乱后，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募兵为主体、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的时代，府兵制的复兴，既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网友意见
您要启用什么样的府兵制呢？
府兵制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流传下来的史料不够丰富，学界关于府兵制的争论、异论是很多的，在此简要列举一些：
【共识1】
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北周，但是府兵并非始于西魏-北周。
【争论1】
陈寅恪、岑仲勉、朱维铮等：府兵源于拓跋鲜卑的部族兵制；
唐长孺、谷霁光、何兹全等：府兵是南北朝同源的，也源于汉末三国的兵农分离（例如曹魏实行的军户制）。
【共识2】
府兵制总体上是由兵农分离向兵农合一转变。
【争论2】
陈寅恪、杨志玖等：隋朝改革前是兵农分离的世兵，并且带有很强的部族、贵族色彩，隋朝后转变为兵农合一的征兵；
滨口重国、者日野开三郎、菊池英夫等：府兵一开始是兵农合一的，至北周开始兵农分离，至隋朝又兵农合一；
岑仲勉、谷川道雄：虽然大趋势是向兵农合一转变，但隋朝后也没有普遍征兵，所以还是带有很强的世兵色彩。
【异论1】
唐长孺、简修炜等：府兵制是把少数民族部族兵、汉族豪强部曲私兵、汉末以来的世兵合为一体，同时也是将禁军与非禁军合为一体，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团结汉族豪强、促进民族团结等；
张国刚、日比野丈夫、菊池英夫、岑仲勉等：府兵可能并不承担主要的征战任务，兵募才是承担征战任务的主力，而折冲府等府兵组织更多的是提供军事训练和基层军官，后世在一定程度夸大了府兵制的作用。
【异论2】
谷霁光等：府兵以地主为主，其简点以资财、材力、丁口为标准，初唐府兵也是简点富室强丁为主；
张国刚等：府兵从民丁中挑选，与均田制结合，耕战相兼；
岑仲勉等：初唐府兵来自于前朝府兵、退伍兵、军府州民丁、朝廷指定州民丁。
【争论3】
滨口重国、气贺泽保规：府兵可以免去六丁兵、八丁兵、十二丁兵制下的部分徭役。
谷霁光等：盔甲、战马等由官府承担，其它都要由府兵承担。
布目潮沨、张国刚等：谷霁光认为府兵资粮自备的观点有误，府兵的上番负担是比较合理的。
孟宪实等：部分府兵无需到两京、边疆上番。
......
总的来说，府兵是免除一定徭役、需要自备部分资粮军械的世兵或征兵，有可能承担主要的征战任务、上番宿卫两京或镇守边疆或安靖地方，但是被后世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
如果是征兵为主的话，那么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有能力自备部分资粮军械的民丁只会越来越少；
如果是世兵为主的话，那么躲避兵役的逃亡、死伤和贫困等原因导致的绝户也会让府兵越来越少。
如果府兵不承担主要的征战任务，那么唐朝在府兵制崩坏前就已经大规模使用兵募、城傍了；
如果府兵承担主要的征战任务，那么随着府兵制的崩坏，大量使用兵募、城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唐朝连阻止府兵制崩坏都做不到、又何谈重建呢？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和中唐名相李泌确实是有重启府兵制的计划的，李泌积极筹划恢复府兵制的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府兵制的兵源一般不会造反，会“顾恋田园”，“恐累宗族”。
可见府兵制存在的基础是大量自耕农的存在，但是问题是到了中晚唐时期，土地兼并和人口藏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虽然在全国恢复府兵制已无可能，但是李泌还是成功地在唐朝的关中地区靠近吐蕃一侧，局部恢复了府兵制。
初，上与常侍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若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九月，丁亥，诏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功臣。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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