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为何拖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才灭亡?

回答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衰败的时期,直到公元907年才被朱温所灭,这期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说起来颇有些让人唏嘘。这并非说唐朝在这段时间里仍然保有盛世的国力,而是其灭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衰退过程,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使得王朝的生命力得以苟延残喘:

一、 残余的王朝权威与地方势力的制衡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的中央政府虽然实力大损,但其作为“大唐王朝”的合法性依然存在。尤其是那些支持平乱有功的将领,如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他们虽然各自坐拥重兵,但名义上仍然是唐朝的臣子,是为“平乱功臣”。

这些功臣们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往往被封为节度使,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条件的忠诚”。他们拥护新即位的皇帝,维持着中央政权的运作,但同时也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王国。这种“拥唐而不治唐”的局面,使得地方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制衡。

没有一个地方势力能够轻易地吞并其他地方势力,进而取代唐朝。如果某个节度使过于强大,试图颠覆中央,其他节度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力格局的考虑,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这种“军阀割据”下的相互牵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保护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使其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彻底崩溃。

二、 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与朝廷的象征意义

尽管权力旁落,但唐朝的皇帝依然坐在长安(或洛阳)的龙椅上。朝廷虽然失去了对广大疆域的有效控制,但它仍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象征。每一次更换皇帝,都有一个正式的仪式和认可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王朝的合法性。

而且,一些忠于唐朝的官员和士大夫,他们并没有放弃恢复唐朝荣光的希望。他们会在朝廷内部进行一些政治斗争,试图削弱节度使的权力,或者寻找机会重振皇权。虽然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但在政治光谱上,他们维持着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为唐朝的存在提供了一层道义上的支撑。

三、 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韧性(虽然已大不如前)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完全崩塌。在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依然存在着相对集中的人口和耕作区域。

地方节度使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需要发展地方经济,征收赋税。虽然税赋的征收方式和效率与盛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零散的经济活动,仍然能够支撑起一个相对低水平但可以维持的社会运转。

而且,一些地区,例如江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反而因为远离战乱而发展起来,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这些地区虽然不再受到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但其经济上的发展也间接为唐朝这个名义上的政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四、 外部威胁的相对缓和

安史之乱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北方边疆的压力。然而,在安史之乱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边疆民族,如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也发生了一些内部变化,或者说其对唐朝的直接威胁有所减缓。

当然,边疆的冲突从未完全停止,但没有出现像安史之乱那样直接威胁到唐朝生死存亡的巨大外部力量。这种外部环境的相对缓和,使得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没有被外部因素压垮。

五、 历史惯性与灭亡的时机

历史的发展总有其惯性。一个庞大的帝国,即使已经病入膏肓,也需要一个导火索或者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才能最终覆灭。唐朝的灭亡,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的衰败和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汇聚成一股摧毁性的力量。

最终导致唐朝灭亡的是朱温的篡位。朱温起初是效忠于唐朝的,甚至被唐朝皇帝封为“朱全忠”。他作为一个掌握重兵的节度使,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手段,逐渐消灭了其他地方势力,并最终选择接受了唐朝的“禅让”。这种“禅让”本身就带有历史的虚伪性和继承性,使得唐朝的灭亡在形式上看起来,似乎是王朝自主的终结,而不是被彻底推翻。

简单来说,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能够再延续一个半世纪,并非因为其国力依旧强盛,而是因为:

地方军阀的相互制衡,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平衡”;
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和朝廷仍然维持着其象征意义和合法性;
社会经济结构虽然遭到破坏,但仍有一定韧性;
外部威胁在关键时期有所缓和;
历史发展的惯性以及最终的“禅让”模式,延长了其存在时间。

这一个半世纪,与其说是唐朝的延续,不如说是唐朝作为一个空壳在漫长的苟延残喘,直至被最终的权力继承者所取代。这是一个由盛转衰,由衰败到灭亡的典型过程,充满了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斗争和权力博弈。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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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便成为大唐王朝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也正是藩镇名将的累累战功,让唐朝得以打垮吐蕃,攻灭回纥,打残南诏。甚至实现了版图复兴收复了除漠北、西域外全部失土,疆域甚至超过宋朝最强盛时期,而且这样的版图还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一度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胡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唐朝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必然性

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谋叛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朝廷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

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杀立节帅,而是和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唐宪宗“元和削藩”期间,田弘正率魏博归附,刘总率幽州归附,让唐宪宗看似完成了“消除藩镇、中兴大唐”的赫赫武功。

然而等到唐宪宗去世后,藩镇的骄兵悍将造反,这两位忠于中枢的节帅皆很快死于非命,成德、魏博、幽州三大藩镇短短时间得而复失,正说明藩镇割据,并不是节帅本人怀有对中枢的忠义之心就能阻止的,只因底下的骄兵悍将不肯答应。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

可以说,这些节度使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

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

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唐朝后期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

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而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地的汉人民众当真被胡化,从此变成了胡人。

各大藩镇在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胡族政权侵攻,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

每年轮流秋防守御关中,最终合围打垮吐蕃帝国的,是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凤翔、朔方、太原、邠宁、泾原、灵武、 剑南两川、山南、凤翔等藩镇,对吐蕃发动遍布半个中国境内的全面进攻。

【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 】

其中坐镇剑南西川的名将韦皋,镇守蜀地二十一年,抚恤士卒,修饬边防,累次出师,累积击破吐蕃军四十八万,擒杀其节度、都督、城主、笼官等一千五百余人,斩首五万余级。

更有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众于沙州起义,驱逐吐蕃守将,经年鏖战, 前后歼灭吐蕃军十余万 陆续收复沙、瓜、甘、肃、河、渭、凉、庭、西诸州,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河西山河,宛然而旧。

最终合围攻灭回纥汗国的,全歼其三十万部众的, 是幽州、振武、河东各北方藩镇兵马,是在渔阳之战斩杀俘虏回鹘军九万人,受降三万人,俘虏回鹘王侯贵族一千余人的幽州镇将领张仲至, 是在 杀胡山之战,击溃其可汗亲军二十万,斩首万级,受降二万余人的河东镇将领石雄

最终打垮南诏王国,毁灭其夺取出海口、称霸东南亚野心的,是先坐镇静海军, 又移镇西川的晚唐名将高骈,在克复交趾之战,俘斩南诏军4万余人,到西川后又连获大胜,俘斩南诏军6万余人,令南诏举国只剩妇女耕种、幼童从军,不得不屈词请降,再难为患。

而且,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更立天子的“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如在唐文宗 “甘露之变”失败后,宦官集团囚禁皇帝、大杀朝臣,一度气焰嚣张,正是在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为首的各地强藩的声讨之下,宦官才被迫收敛气焰。同时,之前被李训郑注幸进党被贬斥的牛李两党高级官僚,回朝执政,重新达成南衙北司新的平衡。

各大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唐朝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至此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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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际上安史之乱之后,除了河北藩镇这个刺头之外,唐朝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立刻全国碎成渣子藩镇割据不理中央,实际上藩镇首长和唐朝中央的联系还是千丝万缕的。

真正的对地方失去控制恐怕是要到黄巢起义之后了。

图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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