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在南北朝游牧民族入侵之后能发展成强大的国家，而宋朝在五代十国之后却没有能发展成那样呢？
唐朝的崛起：历史机遇与战略远见
要理解唐朝的强大，我们得先看看它是在一个怎样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尤其是柔然、突厥等，确实对中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也带来了深刻的融合。
1. 民族融合的红利： 隋朝（唐朝的前身）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长期活动和渗透的整合。经过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冲突，关陇地区的士族（多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胡族）逐渐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力量。他们既继承了汉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又吸收了游牧民族的军事技能和尚武精神。李唐皇室本身就带有鲜卑人的血统，这种“胡汉杂居”的背景，使得唐朝在建立之初就具备了更广阔的统治基础和更强的军事动员能力。他们不像纯粹的汉族政权那样，在面对游牧民族时容易陷入“非我族类”的排斥心态，反而能以一种更包容、更务实的方式来处理边疆问题。
2. 开明的统治与改革： 隋文帝杨坚虽然建立了隋朝，但其统治后期也存在一些问题。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父子，正是抓住了隋朝的弊端，以“休养生息”和“励精图治”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政治制度的完善： 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为唐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太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选官制度上，科举制逐渐成熟，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为各个阶层的人才提供了上升通道。这使得国家能够吸纳更广泛的精英，提高治理效率。
军事力量的重塑： 唐太宗时期，关陇军事集团的强大依然是其军事优势的重要支撑。但他也认识到单纯依赖关陇的力量不足以巩固全国。他废除了隋朝的府兵制，改革了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灵活、更适应边疆作战的募兵制和折冲府制度。这种制度的改革，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腾出了劳动力。
“贞观之治”的遗产： 唐太宗以其开明的政治、虚怀纳谏的胸襟，以及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规划，为唐朝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的盛况，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更体现在国家对外政策的自信和对文化交流的开放。
3. 对边疆的有效管理： 唐朝在处理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
羁縻政策： 唐朝并非一味地征服，而是采取了“羁縻”政策，在边疆设置都护府、安抚使等，承认当地首领的地位，但又通过朝贡、册封、军事援助等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形成一个以唐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种政策既减轻了中央的统治压力，又使得边疆各民族能够保持一定的自治，避免了激烈的冲突。
军事实力作为后盾： 羁縻政策并非软弱，而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唐朝在边疆部署重兵，保持了对周边民族的军事威慑力。例如，灭东突厥、征薛延陀、击败高句丽等，都展示了唐朝强大的军事能力，使其在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占据了主动。
4. 开放包容的文化：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包容的朝代之一。长安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学者、僧侣。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也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宋朝的困境：时代背景与结构性矛盾
相比之下，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局，但其发展道路却显得更为坎坷。
1. “重文轻武”的政策： 这是宋朝最常被诟病的一点。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专权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在建国后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措施，从制度上削弱了武将的权力。
文官治国： 强化了文官的地位和作用，文官集团对政治、经济、军事决策拥有绝对的否决权。这虽然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文化，但也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不强，指挥体系不畅。
军事人才的压制： 军事将领的地位相对较低，许多军事才能被压制。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存在不少问题，长期缺乏与北方强大游牧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的有效对抗能力。
2. 与北方强邻的对峙： 宋朝建立的时期，北方正是辽、西夏、金、元等强大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政权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战略地理的劣势： 北宋的战略纵深不如唐朝，其疆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而军事上的关键防御线（如燕云十六州）却落入了敌方手中，这使得宋朝长期处于战略守势。
军事上的持续劣势： 即使宋朝在技术（如火药兵器）和经济上有优势，但在与北方民族的军事对抗中，常常处于下风。澶渊之盟、靖康之耻等事件，都暴露了宋朝军事上的软肋。
3. 经济与军事的结构性矛盾：
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有限的军事投入： 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水平很高，市民阶层壮大。但这种经济繁荣，并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重文轻武”的政策，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文官体系和行政管理，而用于军事的投入相对有限，且效率不高。
冗官、冗兵、冗费： 为了笼络人心和维持统治，宋朝的官僚体系臃肿，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不强，导致财政负担沉重。这进一步挤压了用于战略性军事建设的空间。
4. 缺乏胡汉融合的动力： 与唐朝不同，宋朝的建立者是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主要面对的是更具敌意的北方游牧民族。这种“此消彼长”的对峙关系，使得宋朝缺乏像唐朝那样，在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互动中产生的“胡汉融合”的动力和基础。宋朝更倾向于用制度和文化来“消化”和“同化”，而非“融合”。
5. 文化与政治的“内卷”： 宋朝的文化虽然繁荣，尤其是在哲学、文学、艺术方面成就斐然，但这种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文官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存在一定的“内卷”现象。政治上，党争激烈，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未能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改革共识。
总结：
唐朝之所以能从南北朝的乱局中崛起为强大的帝国，得益于其历史机遇（民族融合的遗产）、战略远见（制度改革、边疆政策）、军事实力（胡汉结合的军队）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它成功地吸纳了游牧民族的优点，同时又巩固和发展了汉族的制度和文化。
而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但其崛起恰逢一个北方强邻环伺、战略地位不利的时代。其“重文轻武”的政策，虽然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却削弱了军事力量，导致其在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中处于劣势。同时，经济发展与军事投入的结构性矛盾、官僚体系的臃肿以及政治上的内耗，也限制了宋朝发展成为唐朝那样雄踞东亚的强大帝国。
简单来说，唐朝抓住了“融合”与“扩张”的机遇，而宋朝则陷入了“守成”与“内耗”的困境。这并非某个单一因素能解释，而是时代背景、政治选择、军事战略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会产生宋代并不积贫积弱的错觉。
题主应该没有正确的理解“宋代对外作战能力不够”的不够，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宋辽战争中决定性的雍熙北伐岐沟关之战，
宋方史料：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 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 ，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趣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畫蜂起，更相矛盾， 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 敵當其前，且行且戰， 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 有敵酋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彬雖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又不繼，乃復棄之，還師境上。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懇言：「 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 ，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彬從其言，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為敵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北，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追奔至狐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眾。
辽方史料：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沟、涿州，陷固安，置屯。 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 。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馀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於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 绝其粮道 。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月馀，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南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及之。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 至夜，彬、信以数骑亡去，馀众悉溃 。追至易州东， 闻宋师尚有数万，濒沙河而爨，促兵往击之。宋师望尘奔窜 ，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太后旋壐，休哥收宋尸为京观。封宋国王。
请注意几个斜体关键句，不愿意看原文的可以直接看下面的总结了。
第一阶段，曹彬带领主力从雄州北进夺取涿州，呆了十余天即食尽而退回雄州。
那么雄州据涿州距离几何？
而且下文也提到一个更精确的数字，是百里。
宋制一里约现代450米，百里45000米。
是的，你没有看错，仅仅距离45000米即45公里（而且还不是边境线到涿州的距离）的情况下，曹彬军就出现了后勤无法供应的情况。
《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军行次第》：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正常行军这个距离需要两天，但是在宋代多次行军中都出现了日行军远超60里的记录。比如宋太祖平定李重进叛乱时有过3日行军270里，宋太宗灭北汉后进军幽州可能有过日行军120里，而高梁河之败后宋军不足一天行军超过120里。
这一时期，契丹耶律休哥同志经过
认为自己兵力太少，实在不敢出战，只好勉为其难的派少量部队把铁血强宋主力只需一两天路程的粮道断了。
诸君，这可是国运之战啊！
第二阶段，曹彬军退回雄州后，宋太宗很生气
要求曹彬军“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但是
诸将认为己方带领宋军主力内心十分
，眼红潘美及田重进部战果丰硕，曹彬不能压制诸将只好带50日粮再往攻涿州。耶律休哥以少数兵力不停骚扰，宋军百里路程走了20天。。。
读到这里其实我很难理解，
宋军实际水平是野战被耶律休哥的少数兵力打得一天只能走5里，后勤粮道基本不存在，他们到底是如何产生强烈自信强求出战的？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记载问题很大。
但是曹彬部还是艰难的到达涿州了。
第三阶段，曹彬部又又又没粮了，熟悉的一幕屡屡上演，曹彬同志又又又要率军退走。
曹彬本想把部将卢斌以兵万人驻守涿州，但是卢斌同志非常不自信，
诚恳地对曹彬讲“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曹彬非常感动，让他带着城中百姓跑路。
但是这一次宋军没有之前的好运了，契丹援军感慨于铁血强宋野战和后勤能力如此令人智熄，表示
第四阶段，铁血强宋主力一场正儿八经的仗没打，在逃跑路上无复行伍不战自溃，望（契丹）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幸亏李继宣同志此时此刻站了出来，否则铁血强宋主力怕是要全军覆没了。
多年以后，铁血强宋那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军主力面对数千辽国残军时，一定会想起雍熙三年岐沟关的那个下午。
先说结论：因为皇权自私导致的统治重心转向。
打下来的江山，要靠武力才能保有。统治者放眼天下，满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恐惧；他所面对的，不过是内忧和外患这两种。
随着统治能力下降，民不聊生之际会有底层的农民揭竿而起，统治者无能失权之时也会有野心膨胀的权臣武将等从证权内部取而代之：这是统治者的两种内忧；而在边关，塞外游牧民族也一直威胁着中原的农业文明，一旦有机会，就南下牧马，甚至入主中原改朝换代。
对于统治者来说，到底是内忧可怕还是外患可怕？在唐宋之际，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秦一统天下后，重兵集于北方对付游牧民族，滥用民力、大修长城；汉立之初即意识到匈奴为心腹大患，武帝开疆，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司马氏皇子争位的八王之乱时，游牧民族入寇中原，五胡十六国分立；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王朝及之后的宋齐梁陈，与北方胡人政权战争不断，一旦统治者无能，权臣大将便凌驾于中枢之上；在民族融合、且结束漫长的纷乱后，唐也直面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不得不重用边防将领、派遣职业军队镇守边疆，赋予藩镇独断之权，于是有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也留下了诸多士子仗剑出塞的故事。
如此“外患”，于高居庙堂的统治者而言却催生了江山改姓的“内忧”。八王之乱、宋齐梁陈、唐末的藩镇、五代十国的兵强马壮者为帝和赵家陈桥驿兵变，使得赵家人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意识：外患固然可怕，但外敌入侵，要经过漫长的征讨才能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不做死，再不济还可以南渡偏安，不失荣华富贵；遭到被人篡位的内部颠覆就残酷多了，禅让后被软禁一辈子算是最好的结果了，更大的可能是统治覆亡就万劫不复。
这就是国与家的利益并不一致的问题。虽然理论上说，皇帝拥有这个国家，要考虑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利益，但毕竟有亲疏远近之别。统治者最在意的，当然是自身和家族宗室，然后才轮得到子民百姓：只要皇族一家锦衣玉食，子子孙孙永享荣华，哪用得着顾忌百姓生活，让他们做稳奴隶就足够了。
从立朝一开始，赵宋王朝还试图恢复北方，但是，有鉴于重臣大将篡位的恶果，早早实施了杯酒释兵权，直接导致了兵威不振的后果。这之后，赵宋放弃了野心，进一步实施崇文抑武的举措，以消除内部遭到颠覆的风险。崇文抑武、兵不知将、组织机构架床叠屋，使得素有允文允武传统的中国士子从此日渐文弱，组织体系内的能臣也有力难施，只能在既定框架内做些修补；重重选拔出来的精英人士都是如此，底层的百姓更是血性被消磨，很少有胆量造反。
这样治下的政策空前成功，此后千年，中国历史上几乎再无权臣大将能谋朝篡位（除了明初藩王的靖难），但这却引发了另一个后果：武功方面极其窝囊。也就是说，自赵宋时代统治者注重处置“内忧”，不仅朝堂之上集权打压官僚，也竭力压制了民间活力，导致民间的血气之勇一步步消失，外患才前所未有地突出。
统治者不可能既让治下子民驯服麻木如羔羊，又让他们铁血悍勇不怕死。这一点，皇帝都知道，只不过，皇权的自私使得他们选择了能最大化一家一姓利益的方式。当前时代，不也有这样的专制政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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