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土木堡之变哪个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最大？
安史之乱：唐朝盛世的黄昏，分裂的序曲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发生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这场叛乱的领导者，安禄山和史思明，并非简单的边将作乱，而是深入到唐朝统治的肌理之中。
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政治体制的根本动摇：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的权力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中央集权依然强大，但边疆节度使的权力日益膨胀，尤其是在安禄山这样的边将手中，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和财政权力，成为了“国中之国”。这场叛乱，正是这些积弊的总爆发。叛乱平息后，虽然唐朝延续了近一百五十年，但已不复盛世的荣光。为了镇压叛乱，中央不得不依赖地方节度使，这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虽然名义上还是唐朝，但实际上中央的权威大打折扣，地方势力坐大，为后来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塑： 战乱是经济的绞杀机。安史之乱席卷了唐朝最富庶的北方地区，造成了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生产停滞。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移，尤其是在北方，直接导致了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地区在战乱中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小，反而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重心。这种南北经济格局的改变，对后世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族关系与文化格局的变动： 安禄山本身是粟特人，史思明也是康国人，他们的起事带有一定的胡汉冲突色彩，但更多的是权臣叛乱。然而，这场叛乱也确实加剧了胡汉之间的隔阂。战乱结束后，唐朝对外族统治者的警惕性大大提高，对“胡化”的排斥也随之而来。在文化上，盛唐时期那种开放包容、胡汉交融的特色有所减弱，汉文化的主体性更加凸显。同时，战乱也促使人口向南方迁移，将中原的文化带入南方，促进了南方文化的繁荣和南北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军事制度的改变： 过去依靠府兵制维持的军队，在安史之乱中显得力不从心。为了应对叛乱，唐朝大量招募募兵，并依赖回纥等民族的军队来平叛。这不仅改变了军队的构成，也使得军队的效忠对象从国家转向了将领，进一步助长了藩镇的势力。
靖康之耻：北宋的灭亡，民族屈辱的象征
靖康之耻（1127年），是北宋王朝被金朝所灭的惨痛经历。这不仅仅是一次朝代的更迭，更是一场对国家、民族尊严的彻底践踏。
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国家政权的彻底瓦解： 北宋的灭亡，意味着一个繁荣富庶的宋朝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被俘，北宋皇室成员、大臣、以及数万计的北宋百姓被金军掳掠北去。这种大规模的对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的俘掠，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标志着一个王朝的彻底终结，而非简单的改朝换代。
经济与文化的巨大损失： 北宋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其是在手工业、商业和艺术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靖康之耻对这些成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珍贵的文物、艺术品被劫掠，国家失去了原有的经济税基，技术人才也大量流失。
民族心理的深重创伤： 靖康之耻，是汉族王朝在军事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挫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句岳飞的诗句，成为了千古绝唱，道出了民族被压迫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宋朝遗民抵抗金朝统治的决心，也影响了后世民族观念的形成。
政治中心的南移与文化的延续： 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皇室和大量人口南迁，重建了南宋王朝。政治中心彻底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虽然南宋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但其经济和文化却在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南宋的文化，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北宋的成就，并且在市民文化、科技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进展。
对未来政治格局的影响： 金朝的崛起，改变了宋辽金元时期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金朝作为由女真族建立的强大王朝，其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加速了民族的融合进程，尽管这种融合是在武力征服的背景下发生的。
土木堡之变：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边患的暴露
土木堡之变（1449年），是明朝中期发生的一场军事灾难。明英宗亲征瓦剌，却在土木堡被俘，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政治上的巨大冲击与权力格局的动荡： 英宗被俘，举国震动。虽然于谦拥立景帝，成功地保卫了北京，但这次事件暴露了明朝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宦官专权和皇帝的个人武断。英宗复辟后，对有功之臣的清洗，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军事上的严重削弱与边防的暴露： 五十万大军的覆灭，对明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其精锐的京营。此后，明朝在军事上不得不采取保守策略，加强边防，尤其是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也促使了边防体系的进一步强化，如修筑长城。
经济上的压力： 战败后，明朝需要支付巨额的赎金给瓦剌，同时为了加强边防，也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这对本已有些吃力的国库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
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蒙古的态度更加警惕和敌视，导致了其后与蒙古族长期的军事对峙和摩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间的隔阂，但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统治合法性的动摇： 皇帝被俘，国家近乎亡国，这对于明朝的统治合法性是一种沉重的打击。虽然有于谦的力挽狂澜，但这次事件也让人们对明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怀疑，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比较与总结：谁影响最大？
要判断哪个影响最大，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考察：
1. 王朝兴衰的直接程度：
靖康之耻 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是王朝的彻底终结。
安史之乱 虽然没有立即导致唐朝灭亡，但极大地削弱了唐朝中央的统治力量，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并开启了藩镇割据的时代，最终间接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土木堡之变 虽然对明朝的军事和政治造成了重创，但明朝并没有因此灭亡，反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巩固统治。
2. 社会结构的改变程度：
安史之乱 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改变了中国长期的经济地理格局，并催生了藩镇割据，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
靖康之耻 迫使大量人口南迁，加速了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融合，但它更多的是对一个现有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破坏，而非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
土木堡之变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层面。
3. 民族关系的演变：
安史之乱 和 靖康之耻 都与外族入侵有关，但安史之乱中胡汉的冲突更为复杂，其影响是双向的，既有冲突也有融合。靖康之耻则更多地是一种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更为直接。
土木堡之变 则是汉族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对抗，对民族关系的表现是军事上的对峙和警惕。
综合来看，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
它不仅仅是一场叛乱，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开启了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和不稳定。
它引发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对后世经济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它也改变了唐朝以来开放包容的文化基调，加剧了胡汉之间的隔阂，对民族文化融合的路径产生了影响。
靖康之耻虽然带来了亡国之恨和民族屈辱，但它更多的是对一个已经成熟的文明体的一次重创，而未能从根本上重塑文明的走向，虽然南宋的建立和发展本身也意义重大。土木堡之变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挫折，它暴露了明朝的脆弱性，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但并未能像安史之乱那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上引发如此颠覆性的变革。
因此，如果要选出影响最大的一场，我会选择安史之乱。它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更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渗透到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连锁反应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网友意见
肯定是靖康耻了。
靖康耻不单单是所谓的“二圣北狩”，还有后来的完颜构。
靖康耻不单单是武力上被人痛扁，而且还有精神上的阳痿。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完全没有进取心，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岳飞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完颜构干的破事。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金史·宗弼传》
安史之乱，最后给干下去了。
土木堡之变，皇帝被抓了就被抓了，还是要硬扛下去。
最近看书有一个看法，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唐代物质文化的风格全都变化了，如果完全不参考政治朝代、只看物质文化的话，安史之乱之后和五代十国的风格更像是一个时代，乃至于一直延续到辽金，和安史之乱之前差异很大。这一点是靖康之耻、土木堡之变所没有的，所以以我的角度，还是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大。
要听大实话么？大实话就是安史之乱的影响想谈超过靖康之难，先让唐军收复长安不克，李亨坐驴车漂移回灵武再说！
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并无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甚至未必比得上黄巢起义或者高梁河之战。前者完成了对影响中国数百年的门阀士族的最终消灭，后者令中原王朝最终被迫在中华体系中接受另一个大国与自己平起平坐（也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内敛”心态的真正始作俑者）。相形之下，安史之乱自身的“影响”大都是臆测，安史之乱后唐朝仍然保持着对边疆各族的威望，因安史之乱被吐蕃侵夺的土地在吐蕃崩溃后也确实一度收回。此外安史之乱对“人口减少”/“经济南移”的影响也不如晚唐五代战乱，更不用说早在安史之乱之前渤海国就在号称“盛世”的开元年间自建年号了。
相反，靖康之难对中国的影响就远大于此，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发现女真人的入侵比此前的“五胡”有着更为野蛮的民族压迫现象，同时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用暴力手段强迫汉人接受入侵民族服饰和习俗的现象：
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
——《大金吊伐录》
元帅府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法者死。
——《三朝北盟会编》
学者钟焓这样总结金朝为中国政治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弥漫和渗透整个官僚统治体制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
女真人的金国攻陷宋朝首都、俘虏皇帝后妃北上，而宋朝的新任皇帝一路南逃，最终还杀掉最有功勋的将领岳飞屈辱求和，并向金国称臣，这是华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震动：异族建立的金朝成为东亚体系的霸主，而华夏政权宋朝沦为附庸。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金史·宗弼传》
这一巨大变动给了之后的北族王朝更大的自信和更多的自觉意识，从金朝起的各北族王朝便不再自称炎黄之后：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 有黑水靺鞨、栗末靺鞨，其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绩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开元中，来朝，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领黑水经略使。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下略）
——《金史·世纪》
金朝的成功甚至令数百年后的清朝也极为仰慕，一度甚至希望越过元明径直继承大金：
“具体从天命、天聪时代遗留的满文记载来看，后金正如其自称的国号金国（ aisin gurun）一样，仍然是以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朝的后继政权自居的。从其自我认同的正统论而言，后金的统治合法性只能是来自金朝而非元朝。需要强调的是，后金政权采取的这一政治策略恰恰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这是因为，过去金朝统治的赫赫声威在东北部分地区包括邻近的朝鲜半岛北部，自元明之际以降又被再度激活。先是 15 世纪时，之前作为女真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朝鲜咸镜道即出现了以打着“大金皇帝”的名号起事自立的历史现象。这被解释为彼时当地仍然存留着关于大金国记忆的结果。继而在 16 世纪明代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活跃的时代，同样也有少数女真首领不仅以大金之后自居甚至还公然冒称为金皇帝——当然这一夜郎自大的名号仅能针对权威相对较低的朝鲜国王而使用。作为恪守女真内部这一悠久传统的努尔哈赤，不仅公开铸造使用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印”，而且在他统治时期颁布的劝令其国内汉族及其他人群效忠于己的长篇檄文内频频出现的“又观我国史书”（ jai menigurun-i kooli be tuwaci），常常就是在直接引用金史典故，如阿骨打、完颜亮等人的事迹。努尔哈赤政权是以接续金朝的正统相标榜。与之对应，万历末期的努尔哈赤家族原本的姓氏觉罗前面也被冠以“金”（ aisin）字，借以彰显身为大金后继者的尊贵。一方面来说，这种做法对其而言确有提振士气与凝聚力的积极因素，因为历史上的金朝崛起之后相继攻灭辽和北宋，不失为入主中原、 威震四方的泱泱大国。所以，当努尔哈赤以金国君主自称并着手招纳明朝降人时，其宣传中采取的倾向性措辞立即使明朝方面痛感对方通过盘活历史资源而树立的心理优越感，以至万历末期的官员在向朝廷上奏的题本中不免惊呼：“自称后金，例我衰宋”，“妖称后金天佑，辱我皇上以徽钦”等。”
虽然金朝由于没有更多文化可以选择，还是在熙宗、海陵王时期被动进行了“汉化”，但之后的元清因为得以接触了更多文化，对“汉化”的态度就更为消极。蒙古文和满文都源自回鹘文字，而衍生自汉字的女真文和契丹文则被弃用，甚至15世纪创立的朝鲜文字都有梵文-藏文渊源。金朝尚较多使用汉式冕冠，元朝则基本束之高阁，而清朝则彻底弃用。
金国灭辽伐宋不但让中原受害严重，还导致草原地区发生权力真空，在岳飞同时期草原上的蒙古部就兴起一位强大的领袖“祖元皇帝”，据推测就是成吉思汗先祖合不勒。金朝可以攻陷上亿人的北宋首都，但却无法搞定人口稀少的蒙古部，最终也未能镇压合不勒，最后由他的后代铁木真完成了建立草原强权的任务。此时蒙古的南方是一个被战乱和水患弄的残破、又因民族问题离心离德的金朝，以及一个只有半壁江山、兵力废弛的南宋。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靖康，何来崖山？
靖康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安史之乱后有韩愈等人所谓古文运动、儒学复兴，但之后经过唐末五代战乱，这次“复兴”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眼里只有：
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
——《新五代史·司天考》
相反，靖康之难很可能促进了朱熹理学的成型，以及明朝时的最终独尊，深刻（主要是负面意义上）影响了此后800年中国思想史。
甚至从历史地理上，靖康之难都有其巨大影响：1128年宋将杜充决河，导致黄河最终夺淮入海，再加上此后黄河在金元时的严重水患，使得淮河流域生态破坏严重，大片土地沙化和盐碱化，到清朝时已经变成彻底的穷山恶水。而我们迄今未见任何关于安史之乱改变地理环境的记载。
是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宋史·高宗本纪》
至于土木堡……明朝在这次大败后很快稳住阵脚，日后还有数次“中兴”，不谈。
补充（这是安史之乱之前半个世纪就去世的人）：
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 李思摩 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窍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
多么“开放”啊！
个人觉得都没太大影响，从财政上看，唐玄宗的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即便没有安史之乱，其在西北的扩张也到了尽头 ，此消彼长之下，后退是必然。给予边疆财政自主权来对外扩张是条死路 讲白了，依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种中古帝国财政，根本无法长时间支撑距离本土那么远的大军征战。
土木堡是明财制和军制废弛的必然结果，有人说京军精华毁于一旦，我只想说二十万大军在距离首都几天路程，周围一堆己方据点的情况下被三万敌人伏击打的全军覆没，这叫精华？大明的精华早就是边军了 ，这种军队早点死光还可以省点军饷，方便换新血。反正大明缺的是钱，又不缺人
靖康是五代雇佣兵制度对部落兵的失败，简单的来说，宋坐拥最大经济体，财力最强，但养得起的可战之常备军也就十万，不足之数全靠民兵，而且朝廷财力根本支撑不起长期战争，所以北宋的战略路线从根本上就是投机主义。想要借他人之力替自己火中取栗，所以靖康之耻是从宋中叶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收入，扩大军力，收复西夏的策略决定了的。原因很简单，宋这一套只要遇上一个能拉出十几万野战军的敌人， 就基本跪了，战场上输之前，财政就崩了，而宋军的战斗力又是依赖于财政的，军事崩盘就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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