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安史之乱晚节不保，是一时糊涂还是注定如此？
开元盛世的辉煌，埋下了隐忧的种子
首先，我们得承认，玄宗皇帝在位前期，的确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知人善任，启用贤臣如姚崇、宋璟等，大力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使得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唐朝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个时候的大唐，国力强盛，万邦来朝，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骄傲的时代。
然而，盛世之下，也潜藏着危机的种子。长期的和平与富足，很容易让人产生懈怠，而权力的集中和使用，也逐渐显露出弊端。玄宗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前期固然英明，但当他年事渐长，尤其是失去了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等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后，那种时刻警惕、战战兢兢的心态就慢慢淡化了。
“君臣易位”的微妙转变
说到玄宗晚年的糊涂，最绕不开的就是杨贵妃。杨贵妃的美貌倾国倾城，深受玄宗宠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这份宠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君臣关系的失衡。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也开始体现在政治上的纵容。
比如说，杨贵妃的家族，杨氏一门因此鸡犬升天。哥哥杨国忠被任命为宰相，掌管国家财政大权。杨国忠这个人，并非是姚崇、宋璟那样的治世之才，反而颇有野心，贪婪无度，并且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他的上位，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与杨贵妃的关系，这本身就打破了唐朝前期“唯才是举”的选拔制度，为后来的政治腐败埋下了伏笔。
更令人担忧的是，玄宗皇帝似乎越来越沉溺于与杨贵妃的欢愉之中，对朝政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他常常在宫中与贵妃游乐，赋诗作画，甚至将处理政务的重担更多地交给了像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臣。李林甫虽然在位时也维护了大唐的边疆稳定，但他的政治手腕阴狠毒辣，善于挑拨离间，打击异己，营造出一股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政治风气。杨国忠更是将贪腐和专权推向了极致。
这种君臣易位的现象，表现为皇帝对宠妃的言听计从，以及宠妃的家族在朝堂上的横行无忌。当皇帝失去了对身边人最基本的警惕和判断力，任由私情凌驾于国事之上时，危机就一点点逼近了。
边疆的隐患与内部的矛盾
除了朝堂上的腐败和君臣关系失衡，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边疆政策的失误和内部矛盾的积累。
唐朝前期，为了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实行了“府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制逐渐弊端丛生，战力衰退。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唐朝开始大量招募“募兵”，并将兵权逐渐下放给地方节度使。这本来是为了应对边疆威胁的策略，但却埋下了尾大不掉的隐患。
安禄山、史思明等边疆节度使，手握重兵，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中央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尤其是在玄宗晚年，对这些节度使的猜忌和打压，反而促使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割据势力。安禄山，这位出身粟特（中亚商人）的胡人将领，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一步步攀升至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当时唐朝最精锐的边疆军队。他对唐朝的忠诚度，在权力的诱惑和猜忌的刺激下，变得越来越值得怀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玄宗皇帝竟然对安禄山十分信任，甚至将他视为“国之栋梁”。他对安禄山的态度，就像他对杨贵妃的态度一样，充满了盲目的溺爱和缺乏洞察。他似乎忘记了，那些拥有强大军权的边疆将领，才是真正能够威胁到国家统治的潜在力量。
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与历史的必然
当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激化，双方互相攻讦，最终杨国忠诬告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要求朝廷派兵讨伐。而安禄山也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叛乱。
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看作是玄宗皇帝一系列错误决策和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
一人之失误，牵动天下兴衰： 玄宗皇帝的“一时糊涂”，体现在他对奸臣的纵容，对杨贵妃的溺爱，对边疆将领的误判。这些看似是个人情感和判断上的偏差，却足以摧毁一个王朝的根基。他放松了对权力的监管，失去了对臣下的洞察力，使得原本健康的政治生态开始病变。
制度的僵化与人事的败坏： 府兵制的衰落和募兵制的兴起，以及节度使制度的演变，都是唐朝军事制度上长期存在的隐患。当这些制度性的问题遇到昏君和奸臣的催化时，就成了引爆战乱的导火索。人才选拔机制的扭曲，使得那些真正忠诚于国家、有治国才能的人被排挤，而那些阿谀奉承、野心勃勃之辈却得势。
历史的周期性与变革的阵痛： 任何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落，都有其内在的周期性。开元盛世的辉煌，也意味着其内部矛盾的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安史之乱，与其说是玄宗“一时糊涂”导致的意外，不如说是积蓄已久的矛盾爆发的必然。它是旧的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难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体现，也是一个王朝走向变革或衰亡的转折点。
结论：糊涂与必然的交织
所以，唐玄宗的晚节不保，究竟是一时糊涂还是注定如此？我想，更准确的说法是：是一时糊涂，但这种糊涂，是历史大势下无数积累的必然因素所催化的结果。
他并非天生昏聩，他的前半生足够证明了他的能力。然而，随着年岁增长，他放松了警惕，被美色和安逸所迷惑，对身边的人和事判断失误，这是“一时糊涂”的体现。但如果大唐内部没有积攒下边疆军权的过度膨胀、朝堂的政治腐败、以及统治阶层对潜在危机的漠视，那么即使玄宗有一时的糊涂，也未必能引发如此规模的动乱。
可以说，是玄宗的“一时糊涂”，为安史之乱打开了闸门，让他个人的晚年蒙上了阴影，也加速了大唐王朝的衰落。但这场叛乱的爆发，也是唐朝社会、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长期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所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安史之乱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发展的“注定”。
他的晚节，是被他前半生的辉煌反衬得更加令人惋惜。而他的错误，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使是再伟大的君主，也可能因为一时的懈怠和判断失误，而将自己的英名和国家的命运推向危险的境地。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我上次回答过类似的。玄宗的开元盛世本身就是类似于股灾后捡漏的“年化收益翻倍”的业绩。客观数据是高，但对应的技术水平着实一般。
开元盛世在开局，三朝老臣姚崇就给出了精确且全面的解决办法：第一件，以仁德治政，不用苛刑；第二件，十年之内，不对外打仗；第三件，不许宦官干预朝政；第四件，皇亲国威不得占据朝廷要职；第五件，王公犯法与民同罪；第六件，租税以外不得额外加征；第七件，不崇佛，不营造佛寺；第八件，待臣以礼；第九件，允许朝臣发表不同意见；第十件，严禁外戚干预政事。
也就是说李隆基开局就是一个几乎拿到说明书打副本的局面，还有唐代四大贤相的姚崇坐镇，起步想改革整顿不存在迷茫期以及走弯路的成本，在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种前瞻性和目标指向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开元头十几年，确实朝政清明，但要说以此判断李隆基多出类拔萃，恐怕不尽然。
第二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价值尺度。国人历来习惯以账面功绩来判断兴衰起伏，但更多时候疏忽了更为根本的理念、方法以及习惯。李隆基的政绩确实有，但只要一到需要自主判断的新关口，他就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正确选择。不论在人才提拔录用、对外扩张规划还是对内的制度改良升级。
开元朝的战争并不少见，名将也算云集，但这样好的基本盘却没有成为对国力、资源的变现---即没有获得珍贵的耕地、煤铁牛马等。西域的扩张确实出色，对吐蕃胜多败少，后续高仙芝更是一度翻越帕米尔高原作战，势力已经接近阿富汗地区。这对于公元8世纪的农业社会而言堪称奇迹。但这个战力、组织调度水平却并没有换来开元朝最紧需的东西--耕地。均田制依旧在走向瓦解；土地兼并固然是根源，但没有及时扩张、开源土地也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李隆基时代的下坡路并非始于天宝年间，而是始于开元十五年。这一年他没有及时抓住渤海国的大门艺事件，对发动政变企图宣战的大武艺开战，同时夺取富饶的东北平原，可以说是错失了唐代最后的翻盘机会。没有自主耕地就没有人身自由及温饱，国家就没有低成本税基，那么均田制瓦解、府兵制崩溃也就成为了既定事实。
开元十五年第二件事，就是外放张九龄。此前一年，张说和宇文融等人闹掰了，造成自己被免职，张九龄也被牵连外放。但其实这是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张九龄出身非豪门显赫，自身又能力过硬，能干实事，同时品行也最为正派。最可贵的一点：这一年他只有49岁，这对于拜相而言是性价比最高的年龄，身体还没有问题，经验阅历又已经丰富，提他上去不仅可以效率最大化，还不用担心放权带来的后遗症。
还一个事情是社会制度。唐代的徭役兵役依旧是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模式，这对于农民群体而言其实苦不堪言。而此时唐朝人口已经达到了几乎八千万，也就是说青壮年有差不多两千万人。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开始专职雇佣徭役，专职募兵--而不是等到后续兵制崩溃了，才开始被动的转型。李隆基缺乏基层政务及民生阅历，这是他这类皇帝的致命短板；同类型的有---汉武帝刘彻、清高宗乾隆。
第三件事，就是没有顺应早在北周就出现的迁都需求，及时把都城迁去黄河中下游。周宣帝宇文赟就已经开始在征发徭役修建洛阳--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1]对于中唐盛唐而言，洛阳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最佳选择有二：幽州、汴梁。汴梁交通便利，且更近粮产区扬州，同时也极佳地避开了连接黄河淮河水系的汴河堵塞带来的粮运延误。而幽州则更佳，直接让出了漕运资源，扬州可直接走刘家港等地海运供应，让漕运水系更多为商业民生产出。同时幽州地处燕云，对于扩张有万顷良田的东北平原有非常大的便利性。唐朝是幸福的，多个都城选址，而且没有客观条件的缺陷；这几座城到了明清，都有各自的棘手难题，定都哪里都只能算利弊参半。没有抓住这个合适的窗口期，及时迁都并降低不必要的财政开销损耗，也是李隆基失败的地方。
综上，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个温和版的武则天--权谋为长，治国为短。驭人之术，优于经世济民。安史之乱也不是什么一时糊涂，而是他能力的客观展现。一旦捡漏的局面结束了，需要过硬的能力来处理政务，他就歇菜。
参考
- ^ 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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