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能最晚在什么时间阻止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背后牵扯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复杂脉络。而要探究唐玄宗能最晚在何时阻止这场席卷帝国之乱的发生，我们不妨将时间线拉回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的那些关键节点，并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
一、埋下隐患：天宝初年的权力结构与政治风气
在安史之乱的爆发点——天宝十四载（755年），李林甫已经死去，杨国忠掌控朝政。然而，安禄山能够手握重兵，并最终反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天宝元年（742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专权时期。
李林甫是玄宗晚年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深谙帝王心术，通过排除异己，特别是对汉族士人集团的压制，营造了一种“塞外之人皆为忠臣”的政治格局。安禄山，作为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正是李林甫政治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有意拉拢安禄山，为他输送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如果说有“最晚”的时间点，那么在李林甫还在世时，玄宗如果能看清李林甫的险恶用心，或者对安禄山日益膨胀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保持警惕，或许就能在更早的时间扼制住祸根。 比如，在李林甫积极培植安禄山时，玄宗若能将其调离边疆重镇，或者对其节度范围进行限制，都有可能削弱安禄山的实力。但此时的玄宗沉溺于太平盛世，对朝堂下的暗流涌动显得有些麻木不仁。
二、错失良机：杨国忠上位与边将权重问题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替了他的相位。很多人认为杨国忠是一个推动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作用更多是“加速器”，而非“点火者”。
天宝十一年（752年）杨国忠任宰相，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杨国忠虽然无能，但他的掌权也带来了一些变化。他与安禄山的矛盾公开化，并一度试图削弱安禄山的权力。例如，他曾上奏请求削减安禄山的节度使范围，但被玄宗驳回。这说明，即便是杨国忠看到了问题，玄宗本人对安禄山的信任和依赖并未彻底动摇。
更关键的是，杨国忠接替宰相职位后，也未能有效制衡安禄山。 他对安禄山的忌惮，反而可能加剧了安禄山的恐慌和反叛的决心。如果杨国忠在任期间，能够联合朝中其他有识之士，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例如对安禄山进行彻查，或者对其核心亲信进行打击，或许能对安禄山造成一定的威慑。
然而，杨国忠的失误在于，他未能与玄宗形成有效的合力。 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非国家的长远利益。他对安禄山的打压方式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给安禄山留下了喘息和反击的机会。
因此，在杨国忠上任后到安史之乱爆发的这几年里，如果玄宗能够更加审慎地对待安禄山，听取关于其不轨之言的奏报，并果断采取措施，这无疑是阻止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重要窗口期。
三、最后的预警：爆发前夕的蛛丝马迹
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前的几个月，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预警信号。
天宝十三载（75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初。
史书中记载了诸多关于安禄山不臣之迹的证据，例如他在个人居所存放大量兵器，故意装聋作哑以逃避朝廷召见，以及派遣亲信回朝活动等等。一些官员也曾多次向玄宗奏报，但多被玄宗以“安禄山忠诚”为由驳回，或者被杨国忠从中阻挠。
例如，御史冯常曾上奏弹劾安禄山“专揽朝政，收揽兵权”，但被玄宗认为其“嫉贤妒能”，下令贬官。 再如，右散骑常侍宋 तैयारियों也曾上奏指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同样遭到玄宗的斥责。
如果说“最晚”阻止，那么在这些官员的奏报到达玄宗面前时，他本应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判断。 哪怕只是对安禄山进行一次彻底的内部审查，或者暂时解除其节度使职务，进行“考察”，都可能打断安禄山的计划。然而，此时的玄宗已经对安禄山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太平盛世会因为一个边将而覆灭。
最晚的时间点在哪里？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给出几个“最晚”的时间点：
1. 李林甫专权时期结束时（天宝十一年，752年）：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李林甫的死本应是权力格局重塑的机会，但如果玄宗未能借此机会审视安禄山的问题，而是任由杨国忠接替其职权，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2. 杨国忠上任宰相初期（天宝十一年后不久）： 杨国忠虽然不济，但他与安禄山的矛盾，本身就可以成为敲打安禄山的一个契机。如果玄宗能利用这一点，并以更强的决心和更审慎的态度处理，仍有可能阻止事态恶化。
3. 临战前的最后预警阶段（天宝十三载至天宝十四载初）：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确凿的证据和官员的弹劾如同雪片般飞向玄宗时，他依然有能力做出阻止的决定。
然而，要问“最晚”到什么时候，我认为，最晚的那个关键节点，应该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秋季，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之前。
此时，安禄山已经集结了近二十万大军，其野心昭然若揭。朝廷也得到了一些零散的警报。如果玄宗能够在这个时候，不顾一切地动用中央禁军，派遣可靠的将领前去镇压，或者至少调集重兵支援边疆，与安禄山形成对峙，就有可能阻止其长驱直入，并避免战火蔓延至关内。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安禄山发动叛乱时，玄宗仍然寄希望于边将的“忠诚”和“平叛能力”。他派出的郭子仪、哥舒翰等人确实是名将，但由于中央指挥的失误，以及对安禄山实力低估，导致了战争的初期失利，并最终酿成了国都陷落的悲剧。
所以，虽然有许多“最晚”的时刻，但历史的齿轮一旦转动，想要停止它的脚步，需要的是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决断力。而晚年的唐玄宗，显然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他未能阻止安史之乱，与其说是某一个时刻的失误，不如说是长期政治腐败、君主怠政的必然结果。他最晚能够阻止安史之乱的那个机会，就如同一颗即将熄灭的火星，在被反复忽视后，最终化为燎原之势。
一、埋下隐患：天宝初年的权力结构与政治风气
在安史之乱的爆发点——天宝十四载（755年），李林甫已经死去，杨国忠掌控朝政。然而，安禄山能够手握重兵，并最终反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天宝元年（742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专权时期。
李林甫是玄宗晚年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深谙帝王心术，通过排除异己，特别是对汉族士人集团的压制，营造了一种“塞外之人皆为忠臣”的政治格局。安禄山，作为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正是李林甫政治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有意拉拢安禄山，为他输送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如果说有“最晚”的时间点，那么在李林甫还在世时，玄宗如果能看清李林甫的险恶用心，或者对安禄山日益膨胀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保持警惕，或许就能在更早的时间扼制住祸根。 比如，在李林甫积极培植安禄山时，玄宗若能将其调离边疆重镇，或者对其节度范围进行限制，都有可能削弱安禄山的实力。但此时的玄宗沉溺于太平盛世，对朝堂下的暗流涌动显得有些麻木不仁。
二、错失良机：杨国忠上位与边将权重问题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替了他的相位。很多人认为杨国忠是一个推动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作用更多是“加速器”，而非“点火者”。
天宝十一年（752年）杨国忠任宰相，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杨国忠虽然无能，但他的掌权也带来了一些变化。他与安禄山的矛盾公开化，并一度试图削弱安禄山的权力。例如，他曾上奏请求削减安禄山的节度使范围，但被玄宗驳回。这说明，即便是杨国忠看到了问题，玄宗本人对安禄山的信任和依赖并未彻底动摇。
更关键的是，杨国忠接替宰相职位后，也未能有效制衡安禄山。 他对安禄山的忌惮，反而可能加剧了安禄山的恐慌和反叛的决心。如果杨国忠在任期间，能够联合朝中其他有识之士，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例如对安禄山进行彻查，或者对其核心亲信进行打击，或许能对安禄山造成一定的威慑。
然而，杨国忠的失误在于，他未能与玄宗形成有效的合力。 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非国家的长远利益。他对安禄山的打压方式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给安禄山留下了喘息和反击的机会。
因此，在杨国忠上任后到安史之乱爆发的这几年里，如果玄宗能够更加审慎地对待安禄山，听取关于其不轨之言的奏报，并果断采取措施，这无疑是阻止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重要窗口期。
三、最后的预警：爆发前夕的蛛丝马迹
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前的几个月，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预警信号。
天宝十三载（75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初。
史书中记载了诸多关于安禄山不臣之迹的证据，例如他在个人居所存放大量兵器，故意装聋作哑以逃避朝廷召见，以及派遣亲信回朝活动等等。一些官员也曾多次向玄宗奏报，但多被玄宗以“安禄山忠诚”为由驳回，或者被杨国忠从中阻挠。
例如，御史冯常曾上奏弹劾安禄山“专揽朝政，收揽兵权”，但被玄宗认为其“嫉贤妒能”，下令贬官。 再如，右散骑常侍宋 तैयारियों也曾上奏指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同样遭到玄宗的斥责。
如果说“最晚”阻止，那么在这些官员的奏报到达玄宗面前时，他本应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判断。 哪怕只是对安禄山进行一次彻底的内部审查，或者暂时解除其节度使职务，进行“考察”，都可能打断安禄山的计划。然而，此时的玄宗已经对安禄山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太平盛世会因为一个边将而覆灭。
最晚的时间点在哪里？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给出几个“最晚”的时间点：
1. 李林甫专权时期结束时（天宝十一年，752年）：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李林甫的死本应是权力格局重塑的机会，但如果玄宗未能借此机会审视安禄山的问题，而是任由杨国忠接替其职权，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2. 杨国忠上任宰相初期（天宝十一年后不久）： 杨国忠虽然不济，但他与安禄山的矛盾，本身就可以成为敲打安禄山的一个契机。如果玄宗能利用这一点，并以更强的决心和更审慎的态度处理，仍有可能阻止事态恶化。
3. 临战前的最后预警阶段（天宝十三载至天宝十四载初）：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确凿的证据和官员的弹劾如同雪片般飞向玄宗时，他依然有能力做出阻止的决定。
然而，要问“最晚”到什么时候，我认为，最晚的那个关键节点，应该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秋季，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之前。
此时，安禄山已经集结了近二十万大军，其野心昭然若揭。朝廷也得到了一些零散的警报。如果玄宗能够在这个时候，不顾一切地动用中央禁军，派遣可靠的将领前去镇压，或者至少调集重兵支援边疆，与安禄山形成对峙，就有可能阻止其长驱直入，并避免战火蔓延至关内。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安禄山发动叛乱时，玄宗仍然寄希望于边将的“忠诚”和“平叛能力”。他派出的郭子仪、哥舒翰等人确实是名将，但由于中央指挥的失误，以及对安禄山实力低估，导致了战争的初期失利，并最终酿成了国都陷落的悲剧。
所以，虽然有许多“最晚”的时刻，但历史的齿轮一旦转动，想要停止它的脚步，需要的是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决断力。而晚年的唐玄宗，显然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他未能阻止安史之乱，与其说是某一个时刻的失误，不如说是长期政治腐败、君主怠政的必然结果。他最晚能够阻止安史之乱的那个机会，就如同一颗即将熄灭的火星，在被反复忽视后，最终化为燎原之势。
网友意见
天宝六年(747年)~
当年王忠嗣因石堡城之战而被玄宗下狱，两年后暴死。
节度使制度本身就是对中央集权制的破坏，弄死王忠嗣之后，节帅与中央皇权之间脆弱的信赖和平衡（依靠玄宗高超的政治手腕，个人威信及与边帅的恩义）已经打破，不可能重建了。
十镇节度，个个雄才，谁甘心落到王的下场？再加上兵为将有，财由镇出。各镇节度使必然或明或暗的加快独立过程。
这个时候，玄宗能逐步撤节度，弃边地，划州郡，分财权，离兵将，以其多年为君的权威余荫，说不定还能把局势给挽回来。当然，后果就是同时要不断被周边异族打爆，这个政治风险玄宗也不一定承担的住。
过了这个点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因为参见平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叛军官军朝廷中央地方双方将帅，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都心照不宣。玄宗此时，无论是连杀数镇节度（高，封），其后的迫哥舒翰出战，都是最后的胜负手，胜者皇权和中央还有余力震慑四方，能缓上几年。不胜则局面彻底崩盘。
至于那些说不杀不出战的，也就是小学生思维。这几个人都是节帅宿将，掌兵日久，枭雄一流。斩杀高封时，不过才典军二三月，已经士卒呼冤，这些兵让他们多带几天带成自己的，唐朝就更没救了。
马嵬之变后，玄宗被迫任太子李亨天下兵马大元帅，随后的灵武即位本质就已经是篡位了。就是以朔方，河东军为核心的军事政变，玄宗这个时候还不投子认负，唐朝内部就要先打成一锅粥。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各镇对玄宗和唐中央的忠心，有限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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