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能打败高句丽，为什么会败给新罗？
唐朝：雄心勃勃的统一者，但并非无懈可击
唐朝在贞观盛世达到顶峰，国力强盛，军事力量更是冠绝当时。尤其是在李世民和唐高宗时期，唐朝的扩张野心十分明显，而高句丽作为东北亚地区一个强劲的存在，自然成为了唐朝统一大业的阻碍。
征服高句丽的背景与过程：
历史积怨： 唐朝与高句丽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敌对。唐朝建立初期，曾与高句丽有过相对友好的时期，甚至有过互相册封的举动。然而，随着高句丽国力增强，其对唐朝边境的骚扰以及对新罗的侵略行为，激化了双方矛盾。特别是高句丽曾联合百济和倭国围攻新罗，而新罗是唐朝的盟友，这直接触动了唐朝的利益和声誉。
战略考量： 对于唐朝而言，控制朝鲜半岛不仅是为了铲除一个潜在的边患，更是为了巩固其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一个强大的高句丽对唐朝的侧翼构成了潜在威胁，而将高句丽纳入版图，则可以为唐朝提供战略纵深，并将目光转向更远的北方和东方。
军事优势： 唐朝军队在装备、战术和组织上都比高句丽更为先进。唐军擅长骑兵突击，也掌握了攻城战的丰富经验，尤其是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展现了唐军强大的战斗力。例如，辽东之战，虽然遭遇了高句丽的坚壁清野策略和恶劣天气，唐军依然能够取得一定的优势，甚至一度攻破了安市城。
最终的胜利：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尤其是唐高宗时期的两次东征，唐朝最终在668年灭亡了高句丽。这次胜利是唐朝军事力量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对外扩张政策的成功。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次胜利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其中隐藏的隐患。
唐朝在征服高句丽后遭遇的挑战：
漫长而艰苦的战争： 征服高句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拉锯战。唐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战争的消耗是惊人的。
本土抵抗的烈度： 高句丽人民并非坐以待毙，在唐朝军队的攻势下，他们展现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尤其是在安市城等地的守卫战，让唐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勤补给的压力： 唐朝的作战区域远离本土，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容易受到高句丽游击队的袭扰。
新罗：隐忍的盟友，抓住机遇的战略大师
新罗与唐朝联合灭亡高句丽，看似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不久之后，两国关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新罗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唐朝在半岛的势力，原因复杂且深刻。
新罗的地理位置与战略空间：
坐收渔翁之利： 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与高句丽和百济相邻。在唐朝与高句丽、百济作战期间，新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时机，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它们先是与唐朝联合灭亡了百济，随后又将矛头指向高句丽。在高句丽灭亡后，新罗更是迅速行动，占据了高句丽原本的南部地区。
战略纵深与回旋余地： 与唐朝腹背受敌不同，新罗在半岛南部拥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这为其提供了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即使在与唐朝发生冲突时，新罗也有机会进行周旋和积蓄力量。
新罗的政治策略与外交手腕：
与唐朝的联盟： 新罗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单独对抗高句丽和百济，因此，与唐朝建立联盟是其明智的选择。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唐朝在东亚的“忠实盟友”，并通过奉上贡品、派遣使节等方式，积极争取唐朝的支持。这种“臣服”姿态，为新罗赢得了唐朝的信任和军事援助，使其能够获得与唐朝一致的对外政策支持。
分化唐朝的策略： 尽管是盟友，但新罗也并非完全盲从。当唐朝试图在半岛建立统治时，新罗就毫不犹豫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野心。新罗的统治者，尤其是金春秋和金庾信，拥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唐朝的内部矛盾和战略重心转移。
唐朝的战略失误与内部问题：
战略重心的转移与分散： 唐朝在征服高句丽后，其战略重心并未完全锁定在朝鲜半岛。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北方突厥的潜在威胁，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政治斗争（如武则天专权）。这导致唐朝无法全力以赴地巩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其在半岛的军事力量也开始被抽调，或者因为长期的驻扎而士气低落。
对新罗态度的轻视： 唐朝在灭亡高句丽后，可能过于自信，低估了新罗的实力和野心。他们认为新罗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国，轻易就能控制，因此在治理和军事部署上出现了一些疏忽。唐朝试图在高句丽旧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并在半岛建立“羁縻府州”，直接统治当地，这触犯了新罗的核心利益，也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内部分裂与兵力不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因远离本土而产生的厌战情绪，以及在应对新罗反击时兵力不足的困境。虽然唐朝在战争初期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在与新罗的长期消耗战中，其兵力开始捉襟见肘。
新罗的军事战术与士气：
本土作战的优势： 新罗军队对半岛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为其进行游击战和伏击提供了便利。他们能够利用崎岖的山地和复杂的海岸线来打击唐军的后勤补给线，并消耗唐军的锐气。
团结一致的士气： 新罗在统一半岛的战争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因此士气高昂，战斗意志顽强。这与唐朝军队虽然强大，但在远离本土作战时，其士气和战斗意志可能会随着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变化。
关键战役的胜利： 新罗军队在与唐朝的多次关键战役中，展现了出色的军事素养。例如，发生在白村浦之战后的唐罗战争中，新罗军队利用地形和战术，多次击败唐军，并最终巩固了其在半岛的统治地位。白村浦之战虽然是唐朝联合新罗战胜百济的战役，但后来唐朝和新罗关系破裂后，新罗也在此地给唐朝带来了重创。
总结来说，唐朝能打败高句丽，是因为其国力鼎盛，军事力量强大，并且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然而，唐朝最终在统一半岛的征程中败给新罗，并非是唐朝军事实力衰退，而是源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对新罗的低估以及新罗卓越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唐朝的胜利是军事优势的体现，但也是高耗能的战争。
新罗的胜利是政治智慧、战略把握和本土作战优势的结合。
就像一场高超的棋局，唐朝虽然在开始阶段占据了绝对优势，但由于对手出色的应变和策略，以及自身在关键时刻的失误，最终让对手抓住了机会，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唐朝的经验教训也提醒着人们，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需要审时度势，避免战略失误，才能真正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
网友意见
首先所谓的唐朝败给新罗只不过是某些韩国人自说自话，实际上唐罗战争最后是以唐朝获得军事胜利告终。只不过因为新罗及时谢罪称臣，再加上唐朝忙于抽身集中精力转去西线对付吐蕃，因此对新罗进行教训后，让新罗认识到谁才是老大后，唐朝就选择收手，接受新罗谢罪，并且跟新罗划分了百济故地。战后新罗依然是唐朝的鸡林都督府，此后历代新罗王依然是唐朝从二品官职的鸡林都督。并且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还征召新罗出兵进攻渤海国，唐玄宗给新罗的诏令，完全就是一幅命令手下臣子的态度。
唐朝选择放弃百济故地的直属管辖，转而羁靡统治，实际上在新罗入侵熊津都督府之前就已经实行，唐朝就已经撤出了熊津都督府内部绝大部分的汉官和汉兵。新罗入侵时，熊津都督府高层管理者长史等人基本是百济人。为什么不说熊津都督呢？因为当时的熊津都督扶余隆（前百济太子）压根就没去熊津都督府赴任。唐朝之所以选择从百济故地抽身，主因是西线吐蕃战事吃紧，而百济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国，被唐朝灭国后，百济遗民长期起义寻求恢复独立，经过唐朝在百济故地多年的堪比三光政策的搜刮和平叛战争后，唐罗战争爆发前，当时屡经战乱的百济故地堪称是一片废墟，史官对唐熊津都督府治下的百济故地用了“僵尸如莽”来形容，因此唐廷不愿在投入过多精力在产出低的百济故地上。苏定方灭百济就是个意外，唐朝当时的大战略是灭高句丽，灭百济只是中间顺带手插进来的临时计划，苏定方灭百济的过程也非常顺利，犹如秋风扫落叶。
而新罗来犯时在百济故地时的唐罗战争，实际上是新罗跟投靠唐朝的百济人之间的战争。此后刘仁轨、靺鞨人出身的李谨行到来后，才算是唐朝跟新罗正式交手。672年7月，唐将高侃与李谨行屯兵4万于平壤，8月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残部的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将领大阿餐晓川、沙餐义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昼长城加以防御，而且新罗“是岁，谷贵人饥”。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馀众皆奔新罗”，至此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借此战胜的余威，唐兵联合投靠唐朝的靺鞨、契丹兵攻打至新罗北边，并攻入新罗腹地的买肖城。唐朝已经在新罗本土攻城略地。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而大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衙尉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但是，刘仁轨所部并没有立即开赴朝鲜半岛战场，这一年两国之间没有战事，处于战争准备阶段。
675年2月，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今韩国庆州西)，大破新罗兵于新罗重镇七重城(金城北)，其后又以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之后刘仁轨被召还回朝经略吐蕃。后由胡将李谨行接替刘仁轨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但靺鞨人出身的李谨行率领的唐军是以投靠唐朝的同族靺鞨人为主。
当唐罗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的公元675年，唐将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至新罗腹地，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按照唐朝方面记载李谨行三战皆捷。《三国史记》则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当时唐朝在整个辽东和整个朝鲜半岛地区都不可能有20万大军。唐高宗时期唐朝领土虽然达到了领土极盛时期的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东境领土一度达到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治所，熊津都督府属安东都护府管辖），西境领土一度达到波斯疾陵城（波斯都督府早期治所，波斯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南境领土达到今越南（安南都护府），北境领土达到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坚昆都督府（属单于都护府管辖）。但此时唐朝全国兵力并不多，按照正史记载唐高宗时代唐朝全国兵力总共也就五十多万人。
关于新罗请罪：
4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已经比较疲惫了。在刘仁轨主力回国的情况下，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唐军。金法敏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百济故地，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并且谢罪。
关于新罗遣使谢罪的时间，中朝双方的记载并不一致。
《资治通鉴》把新罗谢罪的时间大致归到了上元二年（675年）二月，但又指出，新罗谢罪发生在李谨行三战皆捷之后。
而《三国史记》则说，675年，新罗两次遣使入唐，前一次与中国史书相同，后一次记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综合中朝双方的史书来看，675年新罗遣使谢罪只有一次，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买肖城之战后。
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面对跟吐蕃的胶着战事，唐朝很难再派出大军东讨新罗。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关于“买肖城之战”分析
《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在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之后，反向唐纳贡方物，而且《三国史记》在新罗文武王十五年，即唐上元二年（675年）的二月和九月，重复描述了两次七重城之战和遣使入唐谢罪。第一次是金富轼照抄中国史书，发生在七重城之战后；第二次是照抄新罗史料的，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因此这两次遣使入贡，就同两次七重城之战一样，其实是一次。如果此论断成立，那么买肖城之战就是新罗遣使入贡请罪，唐赦免其过失的一场大战。因此，新罗人必须极力把买肖城之战渲染成一次大胜仗，以突出自己是以一种高姿态接受唐朝的重新册封的。
李谨行所率唐军，《三国史记》卷7曾两次提到：“（671年）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672年）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两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四万左右。上元元年（674年），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伐新罗，次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击败新罗军后，率军回国用于西线对吐蕃作战。而“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李谨行继续率领四万人左右军队驻扎。买肖城之战时，当年九月，《三国史记》突然称李谨行率兵二十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数。这种夸大其词在《三国史记》其他地方也有。
李谨行在凤仪二年（677年）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防备吐蕃。这与李谨行全军覆没不符。《新唐书》没有记载买肖城大败，关于此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唐高宗对败将的处罚可能轻罚，但绝对不可能不罚，毕竟连薛仁贵在大非川之败后都被唐高宗革职为平民，更何况是地位远低于薛仁贵的李谨行，如果李谨行在买肖城之战里真的战败，唐高宗不可能放过他，甚至还在他回朝后就进行重用，调任其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的户数为380万户，以10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除去各地驻防，防备吐蕃以外，朝鲜半岛不可能有20万部队。
买肖城的地理位置，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唐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前，唐军与新罗军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资治通鉴》所载“三战皆捷”。
三国史记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兵来，攻，（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如果买苏川城是买肖城，说明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获得少数胜利。日本史书记载：“天武四年（675年）十月丙戌，自筑紫贡唐人三十口。则遣远江国而安置。”与唐作战的当时只有新罗，新罗使者在筑紫，因此，30名唐人是新罗送来的。这一事件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不久，唐人应该是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俘获的。不过从人数上看，买肖城之战战果不大。从后来的情况看，新罗在唐军主力早已撤走的情况下，仍不敢跨过浿江（今朝鲜大同江）。 大同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当时仍在唐朝统治下。
历史学家拜根兴认为，唐朝当时的主要作战方向是吐蕃，因此在与新罗作战时回撤，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吐蕃，因此选择了撤军，而撤军过程中丢弃了一些马匹和兵仗，这就是三国史记记录买肖城大捷，缴获大量马匹兵仗却没有记载整个战争过程的原因。
《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之战“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同样是不可信的。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唐军“士十万，马万匹”，李谨行在买肖城被缴获了3万多匹战马，明显是夸张描写。
关于唐罗战争里被新罗方面俘虏的唐人，很可能也是投靠唐朝的异族人。迁入唐朝的部分百济人即被授予一些折冲府的官职。例如，据百济人黑齿常之的墓志铭记载，黑齿常之“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又如，据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记载，祢军入唐后，“圣上嘉叹，擢以荣班，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而刘仁轨被召回朝后，负责对新罗战事的主帅则是靺鞨人出身的唐将李谨行。
据此推测，很可能有一些百济人和靺鞨人被编为唐人，并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职，后又返回百济。这些人，与留在百济故地的百济人是有区别的，可以被认为是唐人。当这些人，身着唐军制服被俘的时候，新罗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唐人。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新罗不愧是当代南韩和北朝鲜的祖先，新罗擅长利用外交手段获得军事上难以得到的领土成果，这点跟后来的李氏朝鲜利用外交手段从明朝获得鸭绿江南的“西北四郡”，图们江南岸地区的“东北六镇”，北朝鲜利用外交手段从当朝手里获得领土的行为几乎是一脉相承。辰韩一脉擅长利用外交手段获取利益的炉火纯青，也很值得当代统治阶层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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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考证
按照韩国方面的记载，在唐罗战争结束后唐罗之间有一次军事冲突，例如王氏高丽时代的《三国史记》记载了唐将薛仁贵在唐罗战争结束后的676年（时间存疑，因为关于此战的爆发时间，韩国方面的史料也是语焉不详）领兵讨伐新罗，和新罗爆发十八战，先胜后败，被斩首4000。但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关于此战的史料记载，说是掩饰的话完全没必要，因为要掩饰也应该是掩饰薛仁贵一生中败的最惨的大非川之战，没必要直书薛仁贵丧师最严重堪称一生耻辱的大非川，却掩盖了对新罗无关紧要的小败。
还有个冲突就是，虽然韩国方面关于此战爆发的时间语焉不详，但却记载战后新罗王金法敏写给薛仁贵的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 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并且还说天兵（唐军）未出，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因此对于此战是否存在，新罗是否真的杀伤了这么多唐军，依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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