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和清朝（1890年前）都没有铸造银元？
一、 传统货币体系的根基：银两与铜钱
理解为什么没有银元，首先要明白明清时期中国的传统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银两”和“铜钱”。
银两： 银在中国一直是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媒介，尤其是在大宗交易、赋税缴纳和政府财政方面。但明清时期的银，并非我们今天所见的硬币，而是以“两”（tael）为单位的散碎白银。这些白银来自不同的产地（如日本、美洲），纯度各异，形态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熔铸成锭（俗称“元宝”），有的则是碎块。
称量与鉴别： 使用银两时，需要经过称量、点成色（检验纯度）和剪碎等过程。这往往需要专门的银匠或秤手来完成，并从中收取费用。这种称量和鉴别的过程，既是成本，也带来了不便和潜在的欺诈可能。
地方差异： 不同地区的“两”有不同的重量单位。例如，库平两、关平两、宝源局平一两等，虽然都是“两”，但实际价值并不完全一致，这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
铜钱： 铜钱是小额交易的主要货币。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有铸造铜钱的传统，明清时期也不例外。但铜钱的铸造和流通，主要用于日常的零星消费。
二、 缺乏铸造统一“银元”的内在动力
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明清统治者和商贸精英们，似乎并没有感到迫切需要铸造统一的银元。原因有几个层面：
1. “散碎银”的适应性与韧性：
弹性与灵活性： 散碎银的称量和剪碎，虽然繁琐，但也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当需要支付的金额不大不小时，可以根据需要称量切割，而不需要一个固定的、无法分割的单位。
成熟的贸易习惯： 几百年的使用习惯，使得商人们对如何处理散碎银已经非常熟悉，并且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鉴别和交易规则，尽管其中存在一些摩擦。
地方经济的自足性： 广阔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模式存在差异。一个全国统一的银元，可能并不能完全适应所有地方的交易需求。
2. “成色”观念的根深蒂固：
中国传统货币注重“成色”（即白银的纯度），而非仅仅是重量。白银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纯度。散碎银可以通过鉴别成色来确定其价值，而统一的银元，即便标明了重量，如果其成色不能得到广泛认可，其推广也会遇到障碍。
“元宝”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成色”和“重量”的双重含义，其熔铸本身就包含了对价值的初步确定。
3. 政府财政管理的逻辑：
对于政府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以白银（银两）的形式进行核算和缴纳。政府更关心的是收缴的银两的重量和成色，而非其是否被铸造成某种特定的硬币。
铸造统一的货币需要巨大的投入，包括设备、技术、管理等。在传统体系运转尚可，且没有迫切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货币改革。
三、 外部压力与观念的引入（19世纪下半叶）
真正开始推动中国走向铸造银元之路的，是19世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强大外部压力和经济影响。
1. 西方银元的流入与冲击：
随着19世纪中叶起，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大量外国（如西班牙、墨西哥、英国、日本等）铸造的银元流入中国市场。这些银元通常由贵金属制成，纯度和重量标准相对统一，并且上面有明确的面值标记。
这些外国银元在中国沿海及通商口岸地区逐渐普及，尤其受到商人和普通民众的欢迎。它们比国内的散碎银更方便、更容易流通，节省了称量和鉴别的麻烦。
外国银元的流行，也开始让中国社会接触到“统一金属货币”的概念，以及“货币面值”的价值锚定方式。
2. 民族经济的觉醒与自卫：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对外国资本控制经济的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和民族资本家开始认识到，国内没有自己的标准银元，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
铸造自己的银元，不仅可以方便国内贸易，更重要的是可以与外国银元抗衡，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并且能够为国内的工商业发展提供更稳定的金融基础。
3. 国家主权的体现：
铸造货币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在列强侵略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拥有统一的、代表国家形象的法定货币，成为国家独立和强大的一个重要体现。
四、 最终的转变：1890年后的银元时代
正是由于上述外部因素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明清政府（特别是晚清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和着手铸造属于自己的银元。
1890年（光绪十六年）， 广东开始铸造机制银元，这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开始铸造银元的开端。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清政府正式下旨，允许各地省份自行铸造银元，并统一了银元的名称为“龙洋”（因其上铸有龙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清政府又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以银本位为主，确立了银元的法定货币地位。
总结：
可以说，明清两朝（1890年前）之所以没有铸造我们今天所说的“银元”，并非是完全没有能力或技术，而是 传统货币体系“银两”在长期使用中表现出了足够的适应性，并且政府缺乏改革的强劲动力。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银元的涌入，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才逐渐意识到铸造统一银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外部的冲击和内在的需求共同作用，最终将中国推向了近代银元时代。所以，这更像是一个“时机未到”或者“需要外力推动”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能力不足的断言。
网友意见
因为没这个需求。
中国的银两价值很高，和本国铜钱的兑换比基本都是1：1000左右的情况。
而西方的金银铜币，比如罗马帝国的（资料来自于百度百科）。
1奥雷（金币）=25第纳尔（银币）=100塞斯太尔斯（青铜币）=200杜蓬帝（青铜币）=400阿司（铜币）=800塞米（青铜币）=3200卡德拉斯。
就这么比较，你觉得是银两和铜钱方便，还是上面七种货币一起使用方便？
而且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界商品需求不大，使用铜钱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生活需求，白银都是使用少的。
直到后面与西方社会接触了，如果还按有一定重量的真银去和只含一定贵金属的金银币去交易，那真就是亏本买卖。
而当时中国也开始走向工业化，市面上的流通资金大了，更需要轻便的货币，金银币自然就出来了。
货币的发展史差不多是这样。
以上。
这个问题错误，实际上大明在弘治十六年就铸造过银元。只不过中国银元和欧洲银元不同，一般不绘制君主肖像，而是书写君主年号和国号。
大明在弘治十六年就发行过相当于纹银一两的弘治银元，其目的是为当时多病的弘治皇帝贺寿。该银元被用于给守边士兵发放军饷，在边境市场流通，其正面“纹银一两”指的是该银币相当于纹银一两。上书国号“大明”（历史上并不存在叫“明”的国家，明朝正式国号一直是“大明”）
另外特地强调一点，虽然1890年以前中国也有银元，但中国市场依然长期以铜钱流通为主。左宗棠以前的新疆不是没有没有大明和满清的钱币流通，而是满清官方发行的铜钱和当地贵族发行的天罡银币同时存在，以满清发行汉文铜钱为主，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
满清收复新疆后，就在今天叶尔羌一带建立了铸币机构，由于新疆本地不产黄铜而产红铜。该铸币局铸造的钱币颜色发红，因此被称为叶尔羌红钱。该钱币正面为汉文“乾隆通宝”（通宝是延续明朝习惯，明朝避朱元璋名讳改元宝钱为通宝钱），反面为满文和维吾尔文“叶尔羌局”，温和泛突厥同胞可能不知道的是，道光以前早在乾隆年间，大汉文化和满文化维文化在这钱币上就融合了。
叶尔羌红钱的乾隆通宝由于铸造精美，红铜分量足，很受新疆维吾尔百姓欢迎，一时间占据了市场是新疆流通的主要钱币之一。实际上新疆并无维吾尔百姓不接受满清汉文铜钱不习惯汉文铜钱的情况，清史稿明确记载，满清发行红钱后第三年，就因为百姓使用红钱需要增加，而增加了一个阿克苏铸造局。污蔑满清铜钱在新疆不流行属于歪曲历史事实的泛突厥思想，尤其需要警惕辨别。
二十四年，回部平，颁式於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 《清史稿.食货志》
但值得吐槽的是，乾隆皇帝极其自恋，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和不凡，命令叶尔羌局永远铸造红钱乾隆通宝，以后自己死去在有皇帝即位，必须造一半乾隆通宝，一半某某皇帝年号的通宝。
二十九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清史稿.食货志》
因此新疆红钱出现了嘉庆，道光，咸丰甚至光绪年间都有铸造乾隆通宝的怪现象。
另外，某些温和同胞说新疆博物馆没有汉唐以后，满清以前的文物，这绝对是谣言。新疆博物馆很注意收集宋明时期的文物。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去乌鲁木齐和昌吉自治州博物馆看看。有很多西辽和大明的文物。这不是汉唐之后，满清之前的文物？
昌吉州博物馆藏西辽官印，官印用西辽官方语言汉语书写，正面为古汉字篆文，背面为楷书汉文。上书绍兴二十四年文思院。为大辽仁宗皇帝耶律夷烈（耶律大石之子）时期的文物。有意思的是耶律夷烈皇帝庙号和年号都和宋朝重合了，“仁宗”庙号北宋有过，“绍兴“年号南宋也用了。
西辽是唐之后明之前统治新疆的汉化王朝，该王朝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废除了喀喇汗时期强迫改信伊斯兰的政策，并减轻当地赋税每户人家只用交一个迪纳尔，对新疆百姓实行了英明仁慈的统治。
同样新疆木垒也发现了大明的钱币，大明在新疆有哈密，嘉靖初年放弃后，又在嘉靖二十五年重新招抚哈密领主察合台家族马黑麻，再设哈密都督，因此新疆也有部分大明钱币流通。这也证明内地和新疆的交流自古以来源远流长，从无断绝。
如弘治通宝
甚至崇祯通宝
问题不成立，清代一直存在银元，清代新疆一直使用银元。
新疆本地历代都有银币，清廷入疆后虽然发行了内地式的各类钱币。但新疆历史上没有元宝这类的钱币，本土百姓不习惯清廷官办钱币，而且清廷钱币质量差。本土贵族拥有行政自主权，在其辖区可以制造银币金币等当地传统货币。因此市场中也主要流通当地银元天罡（维吾尔语tengge的音译）。
道光七年，长龄想绕开当地贵族控制新疆经济，在阿克苏仿照红钱式样铸银币（维汉钱币文化融合？），银元有上满维汉文。每枚银币重一钱，抵红钱十六枚，与地方银元一个tengge等价互换。但是，清廷银币一直存在以铜冒充银的习惯，当地百姓更愿意使用地方贵族的银元，因此清廷银币仅行用一年便不再流通了。
1877年，清廷再一次进入新疆后，为了控制经济仿制天罡，并且禁止地方贵族在其辖区铸造钱币，称光绪天罡银元。
清末仿制西方银元式样后，新疆也制造了相似的银元。
因为银两在明清两代的流通性并不强。
钱不能总捂在被窝里藏在地窖里，而是要拿出来花，费力气挣，有买有卖，让钱在社会上流通。流通，是货币的基本属性。
前面 @醉剑狂生 答主提到了明清时代白银的价值过高、购买力太强。这是原因之一。
以清代为例，常说的（大）元宝/大银锭，重量是50旧两，通常用于政府征税银、国库存银或国家巨额财政拨款支出
中元宝/银锭为10~20旧两，小银锞有3~5旧两
旧两为37.25克，即便是小银锞的重量也在110~187克之间。银白易于氧化，在熔炼过程中会产生损耗等原因，无论是官府的银局还是民间票号私铸局，都不愿意融铸分量过小的银锭。
重量小于3旧两的银锞，在明清社会的存量小，而且属于特制——即必须通过官府下达指令的形式，专门有意的制造一批2两、1两5钱和1两标准的小银锞，用于发放饷银、俸禄、宫廷日常赏赐等用途。
相比之下，在清代中后期大量流入中国的西班牙“双柱”银圆约为27克，比官府铸造的1两小银锞还要轻
此外，明清两代政府坚持了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方式——白银折色。折银征税制度的长期存在，明显降低了民间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制约了白银的流通。
尽管最迟从晚明张居正改革开始，到清代中叶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财税改革，无论是地亩银还是人丁银，似乎官方都在大力推行征收白银作为税赋。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民间广泛存在的零散小额缴税，中央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都长期采取折色的方式征收。
即先将粮、棉、布等实物或铜钱，与白银做标准折价，然后官府征收实物和铜钱。官府征缴上的实物达到一定规模数量，再统一折算兑换为白银，融铸成30~50两一个的银锭，上交地方库或中央政府。
命直隶岁征银钱并纳，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朕闻永平府属州县，凡征收钱粮，率皆以钱作银。每银一两，连扣耗银一钱五分，共折交制钱一千一百五十文。现今该处钱价昂贵，民间交纳钱文，比之完纳银两为费较重。朕思民间完纳钱粮，银数在一钱以下者，向例银钱听其并用，原以便民。若数在一钱以上，又值钱价昂贵之时，亦令交钱，转致多费，是便民而适以累民，殊未妥协。着直隶总督饬行各属，民间完纳钱粮在一钱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钱；在一钱以下者，仍照旧例，银钱听其自便。”——乾隆元年十月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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