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既然努尔哈赤可以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大小和卓为什么不可以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呢?

回答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将两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引发了对民族压迫和反抗的深入思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您提出的类比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努尔哈赤反抗明朝和大小和卓反抗清朝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斗争性质以及历史影响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为了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努尔哈赤反抗明朝的背景与动机

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与影响:
军事上的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 明朝在东北的统治早期采取的是羁縻政策,并不直接进行深度统治,而是通过册封女真各部首领,利用他们相互制衡来维护边疆稳定。但这种政策本身就存在不稳定因素。
政治上的剥削与压榨: 随着明朝内部统治的腐朽和边疆开支的压力增大,对东北地区,尤其是女真各部,开始加强经济上的剥削。例如,征收贡赋、贸易限制,甚至直接干预女真部落内部事务。
民族政策的冲突: 明朝的统治者是汉族,而女真族是少数民族。尽管明朝也承认各民族的地位,但在实际统治中,存在着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隔阂和冲突。明朝有时会将女真族视为“边患”,在某些事件中存在歧视性的做法。
努尔哈赤的个人崛起与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作为建州女真的一员,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与明朝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矛盾。他先是得到明朝的册封,但随着他势力壮大,明朝对其产生了戒备,并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例如支持他的敌人,限制他的贸易等。
“七大恨”的控诉: 努尔哈赤提出的“七大恨”是其反抗明朝的重要政治宣言,其中控诉了明朝政府的种种罪行,包括杀害他的祖父和父亲、侵占他的土地、逼迫他的族人等等。这些控诉虽然有其政治宣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女真族与明朝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和积怨。
经济和军事压迫: 明朝对女真族的贸易进行限制,影响了女真族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同时,明朝在军事上也屡次对女真部落进行征讨,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努尔哈赤反抗的性质: 努尔哈赤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明朝的羁绊,实现女真族的独立和统一,建立自己的政治实体。这是一种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二、 大小和卓反抗清朝的背景与动机

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统治与影响:
统一新疆与建立统治: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汗国后,于1759年基本统一了包括回部(南疆)和维部(北疆)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随后,清朝在当地建立了稳定的统治,包括设置军政机构、派遣官员、征收赋税等。
对回部(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的管理政策: 清朝对新疆的管理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制度,即“回部制度”或“维吾尔旧制”。在早期,清朝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和尊重当地的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通过当地的伯克(地方官员)进行管理,并利用其传统的社会结构。
经济上的压榨与税赋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为了支持其在新疆的统治成本以及内地的财政压力,逐渐加大了对新疆地区的经济剥削。这包括增加税赋、征发劳役,以及对当地特产(如茶叶、丝绸)的垄断和税收。
宗教与文化上的冲突与同化政策: 虽然清朝早期对当地宗教文化持相对宽容态度,但随着统治的深入,也存在着限制和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倾向。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与当地的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成为矛盾的根源。
大小和卓的起事: 大小和卓(即霍加的后裔)是当地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拥有强大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在18世纪60年代利用清朝对新疆统治的某些松懈(例如,清朝忙于处理内地和边疆的其他事务)以及对当地不满情绪的积聚,发动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事。
具体原因: 大小和卓起事的直接导火索是清朝改变了对回部的管理方式,削弱了原有的伯克制度和当地宗教领袖的权力,同时增加了税赋,引起了当地居民和上层人士的不满。大小和卓以“宗教复兴”和“民族独立”为号召,聚集了部分对清朝不满的力量。

大小和卓反抗的性质: 大小和卓的反抗,与其说是纯粹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如说是地方宗教势力和政治集团试图推翻现有的中央政府统治,恢复或建立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权。其中也包含了反抗压迫和争取自治的民族主义诉求。

三、 为什么说大小和卓“可以”反抗?与努尔哈赤的对比分析

从“反抗民族压迫”这个角度来看,大小和卓确实具备了反抗的理由和条件,他们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与努尔哈赤的反抗有相似之处,都是针对着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并带有民族和宗教的色彩。

共同点:反抗被认为是压迫的统治者
努尔哈赤反抗的是他认为压迫和不公的明朝统治。
大小和卓反抗的是他们认为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清朝统治。
两者都诉诸于民族、宗教或文化认同来团结支持者。

关键差异点:反抗的性质、规模和历史影响

1. 民族压迫的程度和性质:
努尔哈赤与明朝: 明朝的统治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所压榨,但其对女真族文化的压制程度和直接的民族灭绝政策(至少在努尔哈赤起事前)可能不如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期。努尔哈赤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展开,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大小和卓与清朝: 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尤其是在平定回部之后,虽然早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加大了经济剥削和文化同化的力度。当地居民对清朝的统治,特别是对其宗教文化习俗的干预,以及税赋和徭役的加重,都构成了他们反抗的理由。回部人民的反抗,其中也包含了对被统治、被剥削以及文化被压制的不满。

2. 反抗的主体和目标: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一个杰出军事和政治领袖,他统一了女真各部,并最终建立了后金政权,其目标是取代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建立一个全新的、由女真族主导的帝国。他的反抗是一个由部落首领领导的、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国家的宏大运动。
大小和卓: 大小和卓是回部(主要是维吾尔族)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他们的起事虽然有民族和宗教的号召力,但其目标更多的是推翻清朝在回部的直接统治,恢复或建立一个由他们自己领导的地方政权。虽然他们也声称是为了民族和宗教的自由,但其内部也存在派系斗争,并且其起事过程也涉及到对当地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征服和压制。他们的行动更像是一场地方性的叛乱,而非旨在彻底推翻整个清朝的全国性革命。

3. 反抗的时机和历史机遇: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抓住的是明朝政治腐败、边疆空虚、内部矛盾重重的历史机遇。他从一个部落首领成长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能够挑战并击败明朝的边疆军队。
大小和卓: 大小和卓的起事,发生在清朝统一新疆不久之后,当时清朝刚刚平定准噶尔,正致力于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虽然清朝在某些时期受到内部问题的牵制,但其总体国力依然强大。大小和卓的起事,是在一个已经建立起稳固统治的地区发起的,而且最终被清朝成功镇压。

4. 反抗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从受压迫者寻求解放的角度看,反抗具有其内在的正当性。
然而,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也取决于成功与否、以及对其他群体的影响。努尔哈赤最终成功建立了后金,并最终建立了清朝,其历史地位被后来的统治者所肯定和塑造。
大小和卓的起事最终被清朝平定,其结果是失败的。在清朝的历史叙述中,他们被描绘成叛乱分子。而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可以更客观地分析其起因,将其视为对统治者压迫的反抗,但也需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对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

5. 国家层面的性质:
努尔哈赤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战略目标,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征服并统治中原的强大王朝。
大小和卓的反抗,在地理范围和政治目标上都相对局限,其主要目的是在新疆地区夺取统治权,而不是建立一个足以挑战整个清朝的强大帝国。

总结:

您提出的类比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任何强大的中央政权统治下,如果存在民族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压制,那么被压迫的民族就有理由和可能进行反抗。

大小和卓“可以”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 如果我们将民族压迫定义为经济剥削、文化限制、宗教不容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对待,那么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从而为大小和卓等人的反抗提供了理由。他们是反抗压迫的,尽管其反抗的规模、性质和最终目的与努尔哈赤有所不同。

与努尔哈赤相比,其反抗的“性质”和“历史影响”存在差异。 努尔哈赤的反抗,是民族崛起并最终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开端;而大小和卓的反抗,更多的是一次地方性的、由宗教和政治精英领导的起事,虽然包含民族反抗的诉求,但其目标和结果都相对有限,并未能改变清朝对新疆的整体统治格局。

理解这两个历史事件,需要具体分析它们发生的时代背景、各方的具体动机、斗争的策略以及最终的历史结局。虽然都可以被视为对统治者压迫的反抗,但它们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却有着重要的区别。从现代视角来看,我们更应尊重和研究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抗争,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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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天然就是一个烂满了洞遮不住屁股的裤子。

这些洞是客观存在的。

只有一种史观可以把屁股上的洞遮住。

这个长衫就叫阶级史观,或者叫人民史观。

由于某些原因,你把原来的长衫换西装了,那屁股上的洞可不就露出来了?

按照阶级或者人民史观,起来反抗的可不是什么努尔哈赤、大小和卓。而是东北或者西北地区的千万光屁股穷人。努尔哈赤跟大小和卓之类的完全可以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不过是一种符号的作用或者篡盗革命果实的坏蛋。

打起仗来只死汉人/中原人?

那些贫苦牧民、农奴、旗丁。。。前面死了,后脚老婆孩子就变成努尔哈赤老爷的财产了。前边烧杀抢掠替贵族奴隶主老爷当炮灰,后边老婆孩子家人被旗主老爷卖成奴隶,这样的事少吗?

努尔哈赤没有女真仆从奴隶伺候?还是大小和卓不强占缠头的女儿三妻四妾?


把民族压迫改成阶级压迫。一切一目了然。


女真人民当然可以反抗崇祯和李成梁的阶级压迫,这个时候他们是正义的。而且反抗的也不仅仅是女真人民,还包括参与进来的蒙古人、朝鲜人、赫哲人。。。甚至跟女真有血仇的汉族人。

这些人入了关,自己变成了掠夺者压迫者八旗奴隶主,这个时候他们就变为非正义的。

而崇祯和努尔哈赤这两个封建头子/奴隶主头子自始至终都是非正义的。


大小和卓同理。它们自始至终也都是非正义的奴隶主和野心家。而被携裹的炮灰牧民当然是无罪的,是我们要团结和解放的对象。

有一些人提到的敏感人物黑彦虎。它和它手下的大小邪教奴隶主头目当然也是邪恶的。普通的教徒又有何罪呢?

我在一些回答里专门提到过这个问题。《鬼子来了》是最能给予我们启迪的一部作品。

把普通民众和统治阶级分开看待,是我们理解历史评价历史的应有标准。

持坚决反伊斯兰态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看待穆斯林的朋友和同学?

答案很明白:

东北人民当然可以反抗明朝的阶级压迫,西北人民也当然可以反抗清朝的阶级压迫。

只不过起义和反抗是有着相对性的。

当这个反抗代表着广大穷苦人利益的时候,它就是正义的。当这个反抗危害了大多数人民、包括中原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它就是非正义的。这就是辩证法。

只有不懂辩证法的人才会拿固定的标签去看待事物。民族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标签。


理解这个很困难吗?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躺天京里三妻四妾胡作非为的时候它就是坏蛋头子。

乌斯满在攻打腐烂的刮民党时候,他就是革命者。抗拒更加进步的解放军时候,它就是土匪头子。

中山先生的荣耀不能遗传到蒋光头身上。东北西北人民的反抗也不能洗白努尔哈赤大小和卓。

当你这样去看待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它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死灰复燃了呢?

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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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使用的的是已经被废止使用的旧版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

这是拨乱反正后的我国现行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

如图所示。我国现行历史教科书对努尔哈赤起兵的描述是:

“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率军与明朝交战,接连取胜,使明朝的北部受到了严重威胁。”

所以要及时注意新动向,时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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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这种虚无神论,其实我本来是打了很长一段话的,但是在发布之前,我点进这位的主页看了一下之后就全删了,跟这位说太多的话浪费。

民国再烂,也是一个准近代国家,我们共和国的孩子骂几句也就算了。你清有什么脸碰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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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完了是吧?


同一个民族里有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连这个都不明白,还在这里玩弄什么话术?包衣奴和清朝皇帝是一家吗?所以也没有满洲这个民族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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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布的是我国现行初中历史教材的内容,是数十万教师所教授,数千万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你要有本事把他举报废止了,可以,你要再牛一点编本新的出来,我按你编的教。

你算个(),括号内自行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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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么,说穿了就是:历史研究是要去发掘、还原历史真相告诉后人;还是拿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去套所有的历史事件,以显示“真理”的无所不能。

好比“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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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题

阎崇年

明朝封建统治者对女真等族所实行的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政策,必然引起女真人的反抗。所以,明朝后期主昏政暗,国力衰弱,边备废弛,将骄卒惰,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乘机起兵反明。

王钟瀚

过去,国内外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努尔哈赤的兴起,对辽东地区的占有,是背叛明王朝、以下叛上,是“入侵者”、是非正义的。这当然是由于千百年来的汉族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在作祟。同时,帝国主义者为侵占我东北找历史根据,说满族是外来民族,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歪曲历史以进行分裂主义的鼓吹。须知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地说,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是压迫者。明王朝也不例外,明朝末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统一,明王朝出兵干涉,大动干戈,显然,战争的正义性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一方。正如列宁所说:“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只看战争的表面现象,而不问争战双方的谁是谁非,战争的实质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应承认明代女真各部的统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反对明王朝的民族压迫,都是具有正义性质的。

清史学者比较多的用到民族压迫这个概念,而且反复强调清军入关是统一战争。

相比之下,陈梧桐教授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几点认识》是这么写的

有的论者更基于清取代明并进而统一全国是历史必然的观点,否定南明的抗清斗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而把它看成是阻挠统一的非正义行为,这种观点更难以令人苟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清兵入关后进行的战争,不是统一战争,而是“明末以来明清战争的继续,是明清易代斗争全过程的后一部分,是镇压抗清起义和复明运动,大规模推行民族压迫、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同时还必须看到,明末清初几个政权并立局面的形成,是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明朝统治者对女真的民族压迫,导致女真族的反抗和后金的建立。明朝统治者对广大农民的阶级压迫,又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大顺、大西农民政权的建立。满洲贵族入关占领北京,特别是在占领南京后,把它的民族征服与压迫政策推向全国,又导致了几个南明政权的建立。这样,便形成几个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就建立后金的女真而言,他们原是明朝的臣属,其首领世代接受明朝的封号、官职和敕封,后来为反对明朝的民族压迫,起兵抗明,建后金国,才从明朝分裂出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及此前改族号为满洲,以图掩盖女真曾经隶属明朝的历史,但史学界并没有人指责他另立政权、割据一方、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因为它是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同样的道理,明朝覆灭之后相继出现的几个南明政权,它们是为反抗清朝的民族征服与压迫而建立的,属于正义的行动,更不应该被扣上什么破坏中华民族统一的帽子,何况它们并非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有人力图抹煞清朝满族统治者入关前后对汉族实行民族征服与压迫的政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清朝有过“剃发易服”的“具体政策”“错误”。可惜,他们不曾向人们论证满族统治者一系列恶政、暴行为什么不具有民族征服与压迫的性质,而是喋喋不休地责问:满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他们把满族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和是否应该推行民族征服与压迫政策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只要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毫无疑问都有参与角逐全国政权的权利。但是,任何民族,都不应该对其他民族实行征服与压迫政策,否则被征服与压迫的民族就有权进行反抗。“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率领女真人民起兵抗明,建立后金,是正义的行动,而不是什么叛乱和分裂行为。满族有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当权利,汉族同样也有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的正当权利,这个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不应厚此薄彼。
有的论者还指责南明的抗清义士拥护的是几个继承明朝腐败衣钵的南明政权,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的确,明末的明王朝已腐朽不堪,否则广大农民也不会发动起义,用暴力把它推翻。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是发生在汉族内部,并不存在民族压迫问题。而当清朝入关并向西北和江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把其民族征服与压迫推向全国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这时,不仅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损害,广大汉族人民更是遭受双重的压迫,即不仅是作为劳动者遭受压迫,而且是作为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一个民族的劳动者在遭受压迫。由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面能为各个阶层接受的旗帜,来号召和动员全国的广大群众,共同对抗清朝的民族征服与压迫。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在作为国家意识的儒家思想里,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最高代表,在民族斗争中是各方均可接受的一面旗帜。因此,尽管几个南明政权都很腐朽,人们对它并不满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拥戴他们。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是拥护他们的腐朽统治,更不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而是拥戴他们的抗清行动,以他们为旗帜,来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开展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压迫的斗争。至于解决南明政权的腐败问题,则只能留待以后去解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诸多的矛盾之中,要抓主要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大顺、大西的余部,才会调转矛头,联明以抗清。把广大汉族人民以南明为旗帜的抗清斗争说成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中,是典型的双标。”统一即正义。"把唯物史观解读为没有民族矛盾,只有阶级矛盾,或者淡化民族矛盾。

如王瑞明《两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就有结论

宋代民族关系的主流仍是友好交往

如果不是宋朝两次灭亡于异族,我差点就信了。

用民族压迫肯定了努尔哈赤,又用统一肯定了清朝的”统一战争“。(民族压迫的非正义性就这样被无视了),在统一战争光辉的照耀下,打明郑都是统一战争,更何况其他。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就会出现像施琅这样的”郑成功传人“。

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都是出于民族大义。施琅收复台湾,并不是为了报一家之私仇。这正可以说明,施琅之于郑成功,是同一事业的不乐意的合作者,施琅不自觉地成了郑成功的继承人。

如果郑成功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棺材板压不住了。

”既然努尔哈赤可以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那大小和卓为什么不可以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呢?“因为大小和卓破坏了统一,而清朝维护统一时,”民族压迫“它就自动”消失“了,正义性已经完成了从”民族压迫“向”维护统一“的转移,很简单,合则用之。

大小和卓这个例子不太行,应该举这个例子

清朝统治者统一西北、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剿抚并用,为国家统一而战。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是一次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正义战争。

但这场被称为正义的战争,却有着不少黑暗记录。

乾隆帝自认为:以前对厄鲁特降众十分宽大,但他们“反复狡诈,饰词投顺,旋即生变”,故决心严厉处置,将他们“尽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他再三指示前敌将领们:“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从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前事可为明鉴”。“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俟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毋得稍存姑息”。
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

像女真及清朝这样的,进攻一个地方,也并不能完全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去解释。

1406年3月(太宗六年),朝鲜关闭庆源贸易所,对女真人进行经济封锁。庆源贸易所的关闭,断绝了女真人从朝鲜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路径。女真人开始进入庆源对朝鲜犯边骚扰。

兀狄哈金文乃等,寇庆源之苏多老,兵马使朴龄击却之。初,野人至庆源塞下,市盐铁牛马。及大明立建州卫,以于虚出为指挥,招谕野人,庆源绝不为市,野人愤怨,建州人又激之,乃入庆源界抄掠。

古代打仗不是总能用上阶级矛盾去解释,用阶级矛盾去解释一些事情是很滑稽的。

再次小更新

仍然应 @李涵 的要求补充一些东西(不是我要把中华文化和文字狱摆到一块的)第一段是二十五章”康熙盛世“第二段是二十六章”千古一帝“

第四,文化空前融合。中华文化传承。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近百起。康熙朝主要有《南山集》案一起。这是应当批评的。但康熙帝在文化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二万余卷。
第三,中华文化传承。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始于顺治、康熙,发展于雍正,大行于乾隆,约计百起。康熙帝亲政后的重大文字狱,主要有一起即《南山集》案。这是应当批评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其一,确立以儒学为国学,促进汉与满、藏、蒙、维等民族文化的融合。其二,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二万余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下令在熙春园设“古今图书集成馆”,用铜活字印刷了一万卷、一亿六千余万字的《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初,最后完成。其三,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兴修或扩修“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四,引进西学,学习科技,设立被誉为“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等。李约瑟博士称康熙帝为“科学的皇帝”。康熙帝同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等,都有文化往来与交流。

第十九章”文字之狱“,开头是这么写的

今天我讲两个文字狱大案及其几点思考。分作三个题目:一、“明史之狱”;二、《南山集》狱;三、历史思考。

这一章甚至阎崇年写明了是讲两件文字狱及思考。(不是尊崇儒道

康熙帝亲政后,以崇儒重道为国策,以文化作手段,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对于一些怀有民族思想的遗老遗臣,基本上采取怀柔手段一亲 自祭拜孔子,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取士,修纂《明史》等,以笼络汉族名士、化解反清情绪。重视学校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视士人为社会中坚,从而使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与其合作入仕于清朝。

第七章”收揽士心“

怎样收揽民心?清初,大学士范文程谏言皇太极:“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收揽了士心,也就等于收揽了民心。康熙帝深明此道,特别关注收揽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反过来说,吴三桂叛乱没有得到一位江南名士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面对士人不合作的情况,康熙帝采取了多种措施,我今天只讲其中一种。
康熙帝争取民众之心、士人之心、名士之心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开博学鸿词科。
这次举办博学鸿词科,网罗到不少人才,如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王顼龄、高士奇(后赐)等,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这不仅充实了清政府的力量,而且显示了朝廷收揽江南士人的诚意,于那些气节之士也有所触动。对入选的博学鸿儒,从优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职,并命他们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明史》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学士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说到修《明史》,附带说一下王鸿绪。
这次博学鸿词科取士,其政治与文化意义在于对人心的争取。康熙帝通过此次考试,向天下人表明了他重视和优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他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他的宽大胸怀及关切士人的良苦用心,获得汉族士大夫的好评。
康熙帝举博学鸿词科和设立南书房,主要是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同时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民族团结与文化发展。这个贡献应当肯定。

第十六章”康熙字典“

康熙帝一生,不仅喜欢读书、著书,而且喜欢编书、刻书。作为一个满洲人,他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小更新:

@李涵 的要求补充前文

总之,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段出自《康熙帝大传》第十九章"文字之狱"·历史思考(这一章的前两部分别是“明史之狱”和“南山集狱”)

前文就不全部引用了(通篇在讲文字狱,显而易见的是阎崇年在一章里没有提到任何正面的“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结论也是对文字狱而言的,显然阎崇年把这视为康熙帝尊崇儒家政策的一部分,要不就是思维跳跃,前言不搭后语)

什么样的尊崇儒家才能做到“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消磨特定民族的自尊精神)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既有相同的一面——进行思想与文字钳制,以维护皇权统一;又有不同的一面——康熙朝的文字狱案都是因干犯正统意识或是影响到皇权稳固而兴起的,与乾隆朝因只言片语或琐碎细故而小题大做很有不同。……第三,学界存在分歧。清史界对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批判观点。认为康熙朝文字狱开了清朝镇压知识分子的恶劣先例,后来演变为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其实庄廷、戴名世二人著作中,并没有什么严重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是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倾向明朝的视角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予同情。其二,维护观点。认为康熙帝对方孝标、戴名世的打击、处理是正确的、必要的。一个政权存在了七十年,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是不能允许的。无论是满族祖先的谥号、庙号、年号,都得被尊重、被承认,戴名世犯了这些忌讳,当然应该受到处罚。其三,执中观点。认为康熙帝对《南山集》案的处理,有醇有疵,体现了康熙帝的整体形象。康熙帝一生中的一大失误,以文字罪人并予以严厉处理的文字狱案,仅此一起,同后来雍正、乾隆两帝滥兴文字狱比较起来,并不可等同看待。总之,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方面,为维护清帝自身皇权与满洲贵族特权,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防范、打压,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光华,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钳制思想,限制舆论,日后恶果,值得深思。总之,清朝的文字狱,贻祸之烈,悬垂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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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压迫”“反动统治”这是现代政治术语。

这些标签一按,你是哪边的?

为什么要修清史?

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来源。

清朝的疆域被中华民国继承。

中共以军事斗争的方式打败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合法地继承了中华民国的疆域。

这是最严密的逻辑,胜利就是正义。

大小和卓叛乱这是定了性的东西。

其本质是分裂中国。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平反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质疑,就是图谋不轨。

可以不服。

但是有话语权的只有一个物件:枪杆子。

胜利就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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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这种问题就是以前历史这个领域里五朵金花论和民族观还有遵从服务现实政治给历史研究挖的坑,典型双标,越抹越黑。

我也不知这个坑该怎么圆。请那些没事干给我瞎扣帽子的来圆吧。

需要解释统一的时候,你反抗你就是非正义。

需要解释民族的时候,你反抗你就是伟光正。

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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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

中国官方史观是版图国家史观,一切以这个版图的统一为真理。而清廷是代表国家统一的中央政权,所以大小和卓抗清是搞分裂,内地汉人抗清也是叛国。

而且政府不允许在我区的中原王朝历史里使用“民族压迫”的言论,清廷在我区的恶行也不能代表国家和满汉族,必须得用阶级史观。



有些汉族同胞们对清代中原历史往往从汉民族视角看待,他们眼里投清是汉奸抗清才是英雄,甚至视做清朝为异族侵略和殖民灭国史,谁反对就骂包衣逆汉反汉。

而对清代其他族群那就用国家史观,投清是爱国英雄和民族英雄,抗清就是叛国罪和民族败类,谁敢用民族史观那就是分裂分子kb分子。

这是第一部分。


想起很长时间之前与 @李星河 先生的一次不愉快交流

这个煽动性言论是:

记住,历史不是失败者编写的

然后,在这篇问题下面看到很多汉族同胞在说同样的话,不知这些是否也算煽动性言论呢,要不要我们也认为广大汉族同胞与黄汉一伙呢,要不要以后看见汉语就怀疑呢。

这是第二部分


还有某些人更神奇,对其他民族超喜欢阶级史观,搞得好像清国是解放者从不压迫和剥削百姓,而维吾尔族的贵族是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清廷是从维族坏人手中解放了维族百姓的大恩人,而他们的唯一依据就是清国时维吾尔人口增长。他们绝对不会提清廷搞的那些屠城,不会提清廷时税率,更不提清廷军台的奴隶制。谁敢提出来谁就是诋毁中央王朝,反国搞分裂,挑拨民族矛盾。

这是第三部分



维蛮是黄汉和清吹的团结促进剂,详情看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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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一个观点,就是历史是客观的,历史观点却是政治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嘛,毕竟借古讽今和文艺复兴并不鲜见。

体现在我国官史上,就成了为了做个好人而出现我全都要的现象,形成混搭乃至混乱的史观,基本分为三个。

民族史观,人民史观,帝王史观,三个混着用,谁也不得罪。

古代史里人民史观主要体现在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上,官方对农民起义都有详细解释并整体处于肯定赞美态度。不过听说袁腾飞等一批人开始批判泥腿子起义后,社会舆论也确实出现过一阵子逆流。对应在教科书上,一度把农民起义也给消除了不少。

民族史观也很好理解,基本体现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对立上。像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等成了民族英雄代名词,成了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寄托。还有就是时不时地拿东西方比较一下,然后我们领先世界领先西方多少年。

帝王史观就更简单了,我们的教科书内容体系基本就是照着帝王史观走的,里面透露着浓厚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思维。

就像是七大恨的问题,教科书里写的是受到民族压迫,但我们要超出民族史观。这里用的民族压迫更多的是一个表象,可以理解成朱元璋被阶级压迫一样。

背后还是一套帝王天命所归,最终一统天下的主流天命观叙事。然后进入盛世四处扩张,又不断剿灭叛乱维护统一。

把清朝放到其他任一王朝,都是这个模板。只是这次的王朝更替从民族角度看变成了“曲沃代翼”,比同样是阶级视角的屌丝逆袭更让人难以接受。

之所以元明清话题总能吵成一锅粥,还是得让上头背锅。由于历史教育没有形成一套独立自主自信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就东拼西凑搞成了乱炖,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就成了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再加上政治历史分离,不同的政治觉悟和现实掺和其中,使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变得及其复杂混乱,造成几代中产年轻人隐藏在历史诉求下的利益诉求

再回到问题本身就不能简单得出双标,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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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百分之九十五的互殴致死方,都是死者先动的手。

这说明啥?说明只有活着的那方才能把故事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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