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投清诸臣中，为什么洪承畴和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范文程和吴三桂却没有？
明末投清的官员，如洪承畴、李永芳、范文程、吴三桂等人，其历史评价自古至今都备受争议。将他们列入《贰臣传》与否，并非一个简单的“褒贬”问题，而是涉及到历史研究的视角、史料的取舍以及对“贰臣”定义的不同理解。
《贰臣传》的设立与历史背景
首先，需要理解《贰臣传》的由来。这是清朝官方史书《清史稿》中的一个篇目，旨在记录那些在明清易代之际，从明朝投靠清朝的官员。《贰臣传》的设立本身就带有清朝官方的立场，它肯定了清朝的合法性，并将那些“背明投清”的官员视为“贰臣”。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贰臣传》视为绝对的史实评价。它更像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对前朝官员的一种“定性”。因此，我们评价《贰臣传》的记录时，需要结合更广泛的历史语境和不同的史学观点。
洪承畴与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的原因
洪承畴和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在清朝官方的视角下，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
明显的“归降”行为： 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被俘，之后被清朝招降。虽然他后来为清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被俘后“归降”的事实，在清朝官方眼中，是一个明确的“贰臣”标志。清朝的策略是，将这些前朝官员，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被俘后归降的，作为“有功于大清”的证据，同时也是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否定”。
“被俘”与“效忠”的界定： 李永芳更是直接被俘后“剃发易服”，并在清军中任职。这种行为在明朝看来是绝对的背叛，而在清朝看来则是“顺应天命”的体现。将他们放入《贰臣传》，正是要强调他们“背明”的这一面，尽管他们后来对清朝的统治有功。
“表彰”与“警示”的双重功能： 撰写《贰臣传》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揭露”，它也包含着一种“表彰”的意味——即“你看，连这些明朝的重臣都能归顺我大清，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同时，这也对那些仍在观望或者心存反抗的明朝遗臣起到了警示作用。
范文程与吴三桂为何未被列入《贰臣传》？
范文程和吴三桂未被列入《贰臣传》，并非他们没有“投清”或“背明”的行为，而是清朝官方出于政治和策略上的考量，对他们的“定性”有所不同。
范文程：真正的“谋士”与“国师”
主动投靠与早期参与： 范文程与洪承畴、李永芳不同，他并非在战场上被俘后归降。他是在明末社会动荡，对明朝统治失望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投靠后金（清朝前身）。并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将或文官，而是早期为后金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策略的核心人物。
“汉奸”的另一种解读： 虽然从明朝的视角来看，他是典型的“汉奸”，但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他是“先知先觉”的“功臣”。他的地位远高于一般的降将，被视为清朝能够建立帝业的重要“国师”级人物。
“功劳”大于“罪过”： 清朝在确立统治后，更看重的是谁为自己奠定了江山，而不是谁在过程中“背叛”了前朝。范文程为清朝规划制度、招揽人才、制定政策，其贡献是奠基性的。如果将他这样关键性的“谋主”也放入《贰臣传》，反而会削弱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意味着清朝的制度和早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背叛”之上。
“怀柔”与“一体”： 清朝在招降和管理汉族官僚时，采取了“怀柔”政策。对于像范文程这样能够提供长期价值的汉族精英，清朝更倾向于将其纳入统治体系，并将其定位为“有功之臣”，而非单纯的“贰臣”。这样有助于吸纳更多的汉族人才，稳定统治。
吴三桂：“开关放炮”的“功臣”
战略性“招降”： 吴三桂的投降，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是镇守山海关的总兵，掌握着关宁铁骑，他的“开关迎驾”，直接导致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溃败，也为清军入关奠定了基础。
“平定中国”的关键人物： 清朝将其视为“平定中国”的关键人物，是“倾全国之力，然后得之”。他的功劳在清朝统一中国过程中是不可磨灭的。
“功臣”与“恩宠”： 清初统治者非常清楚吴三桂的“功劳”，并且给予了他极大的恩宠和地位。他的行为更多被解读为“率众归附”，而非简单的“背叛”。如果将他列入《贰臣传》，那无异于否定了清朝能够顺利统一中国的关键步骤，也否定了对吴三桂这样的“功臣”的“恩遇”。
政治宣传的需要： 清朝需要宣传“归顺者昌”的理念，吴三桂这样的例子，是最好的宣传材料。将其列为《贰臣传》，会打击这种宣传效果。
史学研究的视角与《贰臣传》的局限性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贰臣传》的记录，虽然反映了清朝官方的政治立场，但它过于简单化了明清易代过程中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那个时代的许多官员，都面临着站队的选择。他们的选择，既有对前朝的忠诚，也有对现实的考量，甚至有对个人前途的盘算。用简单的“忠”或“奸”来概括，往往会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面临的困境。
“贰臣”定义的模糊： “贰臣”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是投降才算“贰臣”，还是主动投靠也算？是战败被俘才算，还是战略性投靠也算？清朝官方的《贰臣传》往往倾向于将所有从明朝“背叛”而来的官员都归入此类，但对关键人物则会网开一面。
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差异： 《贰臣传》是官方史观的产物。而对于后人，特别是汉族史学家来说，看待这些人物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非仅仅停留在“忠诚”或“背叛”的标签上。
总结
总而言之，洪承畴和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是因为他们在清朝官方的叙事中，属于“被俘”、“归降”的典型代表，符合清朝宣传“顺天而降”的策略。而范文程和吴三桂未被列入，则是因为他们对清朝的统治有着更为重要和基础性的“功劳”，清朝官方需要将他们定位为“功臣”或“元勋”，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也是出于政治宣传和招揽人才的需要。
理解这一差异，关键在于认识到《贰臣传》的设立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清朝官方为了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史书编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而应将其置于明清易代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贰臣传》的设立与历史背景
首先，需要理解《贰臣传》的由来。这是清朝官方史书《清史稿》中的一个篇目，旨在记录那些在明清易代之际，从明朝投靠清朝的官员。《贰臣传》的设立本身就带有清朝官方的立场，它肯定了清朝的合法性，并将那些“背明投清”的官员视为“贰臣”。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贰臣传》视为绝对的史实评价。它更像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对前朝官员的一种“定性”。因此，我们评价《贰臣传》的记录时，需要结合更广泛的历史语境和不同的史学观点。
洪承畴与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的原因
洪承畴和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在清朝官方的视角下，主要有以下几点考量：
明显的“归降”行为： 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被俘，之后被清朝招降。虽然他后来为清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被俘后“归降”的事实，在清朝官方眼中，是一个明确的“贰臣”标志。清朝的策略是，将这些前朝官员，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被俘后归降的，作为“有功于大清”的证据，同时也是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否定”。
“被俘”与“效忠”的界定： 李永芳更是直接被俘后“剃发易服”，并在清军中任职。这种行为在明朝看来是绝对的背叛，而在清朝看来则是“顺应天命”的体现。将他们放入《贰臣传》，正是要强调他们“背明”的这一面，尽管他们后来对清朝的统治有功。
“表彰”与“警示”的双重功能： 撰写《贰臣传》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揭露”，它也包含着一种“表彰”的意味——即“你看，连这些明朝的重臣都能归顺我大清，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同时，这也对那些仍在观望或者心存反抗的明朝遗臣起到了警示作用。
范文程与吴三桂为何未被列入《贰臣传》？
范文程和吴三桂未被列入《贰臣传》，并非他们没有“投清”或“背明”的行为，而是清朝官方出于政治和策略上的考量，对他们的“定性”有所不同。
范文程：真正的“谋士”与“国师”
主动投靠与早期参与： 范文程与洪承畴、李永芳不同，他并非在战场上被俘后归降。他是在明末社会动荡，对明朝统治失望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投靠后金（清朝前身）。并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将或文官，而是早期为后金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策略的核心人物。
“汉奸”的另一种解读： 虽然从明朝的视角来看，他是典型的“汉奸”，但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他是“先知先觉”的“功臣”。他的地位远高于一般的降将，被视为清朝能够建立帝业的重要“国师”级人物。
“功劳”大于“罪过”： 清朝在确立统治后，更看重的是谁为自己奠定了江山，而不是谁在过程中“背叛”了前朝。范文程为清朝规划制度、招揽人才、制定政策，其贡献是奠基性的。如果将他这样关键性的“谋主”也放入《贰臣传》，反而会削弱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意味着清朝的制度和早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背叛”之上。
“怀柔”与“一体”： 清朝在招降和管理汉族官僚时，采取了“怀柔”政策。对于像范文程这样能够提供长期价值的汉族精英，清朝更倾向于将其纳入统治体系，并将其定位为“有功之臣”，而非单纯的“贰臣”。这样有助于吸纳更多的汉族人才，稳定统治。
吴三桂：“开关放炮”的“功臣”
战略性“招降”： 吴三桂的投降，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是镇守山海关的总兵，掌握着关宁铁骑，他的“开关迎驾”，直接导致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溃败，也为清军入关奠定了基础。
“平定中国”的关键人物： 清朝将其视为“平定中国”的关键人物，是“倾全国之力，然后得之”。他的功劳在清朝统一中国过程中是不可磨灭的。
“功臣”与“恩宠”： 清初统治者非常清楚吴三桂的“功劳”，并且给予了他极大的恩宠和地位。他的行为更多被解读为“率众归附”，而非简单的“背叛”。如果将他列入《贰臣传》，那无异于否定了清朝能够顺利统一中国的关键步骤，也否定了对吴三桂这样的“功臣”的“恩遇”。
政治宣传的需要： 清朝需要宣传“归顺者昌”的理念，吴三桂这样的例子，是最好的宣传材料。将其列为《贰臣传》，会打击这种宣传效果。
史学研究的视角与《贰臣传》的局限性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看，《贰臣传》的记录，虽然反映了清朝官方的政治立场，但它过于简单化了明清易代过程中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那个时代的许多官员，都面临着站队的选择。他们的选择，既有对前朝的忠诚，也有对现实的考量，甚至有对个人前途的盘算。用简单的“忠”或“奸”来概括，往往会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面临的困境。
“贰臣”定义的模糊： “贰臣”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是投降才算“贰臣”，还是主动投靠也算？是战败被俘才算，还是战略性投靠也算？清朝官方的《贰臣传》往往倾向于将所有从明朝“背叛”而来的官员都归入此类，但对关键人物则会网开一面。
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差异： 《贰臣传》是官方史观的产物。而对于后人，特别是汉族史学家来说，看待这些人物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非仅仅停留在“忠诚”或“背叛”的标签上。
总结
总而言之，洪承畴和李永芳被列入《贰臣传》，是因为他们在清朝官方的叙事中，属于“被俘”、“归降”的典型代表，符合清朝宣传“顺天而降”的策略。而范文程和吴三桂未被列入，则是因为他们对清朝的统治有着更为重要和基础性的“功劳”，清朝官方需要将他们定位为“功臣”或“元勋”，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也是出于政治宣传和招揽人才的需要。
理解这一差异，关键在于认识到《贰臣传》的设立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是清朝官方为了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史书编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而应将其置于明清易代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很简单：乾隆帝钦定了《贰臣传》的标准，只包括在明朝有官职的人，不包括在明朝只有科名而无官职的人。
《清高宗实录》卷1375，乾隆五十六年三月甲午，载有一则上谕：
……张元锡服官本朝，并无劣迹，虽系明季庶吉士，未经授职，与曾任前明清要、靦颜改节者不同。非但不应列入贰臣乙编，并不应列入贰臣传内。乃国史馆臣不加详审，辄与冯铨、龚鼎孳诸人一例编辑，该总裁亦不免存偏袒附和之见。著饬行。该馆从前所办诸臣列传，有身事本朝而在胜国时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均著查明改正，毋庸概列贰臣，以昭信史。……
这一判据后来在《贰臣传》中得到体现。清初入关时投靠清朝诸臣，若在明朝已有职位，则属于“贰臣”；若仅有科名，并未得官，则不计在内。故而李永芳（在明朝为游击）、洪承畴都因此而成为“贰臣”；而范文程在明末仅为诸生，便不属“贰臣”。
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判据，范文程也肯定不会算成“贰臣”，他早已被清朝统治者接纳为开国史叙事的一部分了。事实上，在上述判据正式提出十多年以前，乾隆四十一年《贰臣传》刚刚开馆时，乾隆帝就在上谕中点名范文程、李光地二人，认定此二人均系“纯一无疵者”，并声明《贰臣传》编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让明清鼎革过程中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人，与“纯一无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别”。换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据以前，范文程就已经被确定为并非“贰臣”了。
这个判据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脑门。清前期关照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只不过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鹿鼎记》大家都看过）、卫周胤（明季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继而投清，故入《贰臣传》。（为避免误解，这里废一句话：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这里也可以看到清国史馆处理人物时的江化之处：耿仲明、耿继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贰臣传》、《大臣画一传》、《逆臣传》三处。
至于吴三桂，是因为他入了《逆臣传》（“三藩之乱”之故），就不再选入《贰臣传》。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陈永明：《贰臣传、逆臣传与乾隆帝对降清明臣的排斥》，收入《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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