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现在还有指导意义吗？
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在心理学界乃至社会学界都赫赫有名，却又充满争议的实验，时至今日，依然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人性中复杂而深刻的光芒。说它有没有指导意义，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有”或“无”来回答，而应该说，它的指导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既有对我们理解自身行为的警示，也有对我们构建更公正社会的启示，当然，也伴随着对科学伦理的严肃反思。
首先，它让我们看到了情境的力量，以及个体在特定角色下的易变性。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设计的这个实验，通过极端的情境模拟，赤裸裸地展现了社会角色、权力结构如何轻易地塑造甚至颠覆个体原本的行为模式。那些原本普通、健康的大学生，一旦被赋予了“狱卒”或“囚犯”的标签，并在特定的规则和期望下行事，他们的行为就迅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狱卒们从一开始的略显笨拙，到后来普遍表现出虐待、羞辱和控制的倾向；而囚犯们则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普遍出现情绪崩溃、被动服从甚至麻木。
这个结论，放到今天依然极具指导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角色”的世界里：职场上的领导与下属、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甚至网络上的发言者与评论者。斯坦福监狱实验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将个体的行为简单归因于其内在的品性，而要审视其所处的环境和所扮演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身边那些“不正常”的行为，并非源于人本身有多坏，而是被一种强大的情境所裹挟。理解这一点，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他人不必要的道德评判，甚至在自己身处某种环境时，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其次，它揭示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以及对制度性暴力的警示。 实验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莫过于狱卒们如何迅速地从“管理者”变成了“压迫者”。他们并没有被明确指示要去虐待囚犯，但在这个权力不对等、缺乏外部监督的环境下，滥用权力仿佛成了一种“自然”的反应。这种对权力的趋附和滥用，在后来的许多社会事件中都得到了印证，从监狱中的虐待事件，到职场中的欺凌，再到更广泛的政治权力腐败，都能看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留下的影子。
它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任何权力都需要被制约和监督。 无论是我们自己掌握权力，还是看到他人滥用权力，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透明的规则、健全的反馈机制、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防止权力滑向暴力的重要屏障。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再者，它也引发了对“旁观者效应”的反思，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责任感。 虽然实验本身并没有直接设置旁观者，但其后续的解读和延伸，常常让人联想到群体行为中的冷漠和疏离。当个体身处一个群体，并且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某种行为时，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意愿往往会被削弱。虽然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狱卒”是被动卷入的，但他们的集体性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体动力如何影响个体。
它提醒我们，即便在不利或危险的情境下，个体也应该努力保持独立的思考和道德判断，不被群体所裹挟。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不盲从，不沉默，尤其是在看到不公或不义发生时，勇于发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争议和局限性，这些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对实验设计和执行的伦理反思。 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无疑触碰了心理学研究的道德底线。津巴多教授作为研究者，他的角色和干预方式也备受质疑。他过度投入到“监狱长”的角色中，未能及时叫停实验，这引发了关于研究者责任的深刻讨论。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科学研究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个体尊严和安全为代价。 任何实验，都必须将伦理放在首位。在进行任何可能对参与者造成影响的研究时，都必须有严格的伦理审批流程，充分的知情同意，以及完善的退出和心理疏导机制。现代心理学研究之所以越来越强调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包括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内的历史教训的影响。
其次，是对实验结果解释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研究者对实验的真实性、以及津巴多教授的解读提出了质疑。一些人认为，实验结果可能受到实验者暗示、参与者对研究的期望以及刻意制造的戏剧性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参与者后来也表示，他们在实验中感受到了压力，需要表现出符合研究预期的行为。
这提示我们，对任何一项研究结果，都应该保持批判性的审视态度，避免简单地接受和泛化。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质疑、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应该关注研究方法是否严谨，数据是否可靠，解释是否全面，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在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它的局限性，不应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总而言之，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多维度的，并且伴随着审慎和反思。
它指导我们警惕情境的力量，理解角色对个体的影响，从而更理性地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 它指导我们认识到权力监督的重要性，防范制度性暴力，努力构建更公平的社会。 它指导我们反思群体动力，强调个体责任，鼓励我们保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勇气。
同时，它也指导我们重新审视科学研究的伦理边界，认识到严谨的科学方法和人文关怀同样不可或缺。 它更指导我们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信息，不盲从，不轻信，追求更真实的理解。
所以，与其说它“有”指导意义，不如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提醒我们人性是多么复杂，社会结构是多么微妙，而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多么需要审慎。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在于提出一个令人不安却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身处特定的环境，被赋予特定的角色时，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首先，它让我们看到了情境的力量，以及个体在特定角色下的易变性。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设计的这个实验，通过极端的情境模拟，赤裸裸地展现了社会角色、权力结构如何轻易地塑造甚至颠覆个体原本的行为模式。那些原本普通、健康的大学生，一旦被赋予了“狱卒”或“囚犯”的标签，并在特定的规则和期望下行事，他们的行为就迅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狱卒们从一开始的略显笨拙，到后来普遍表现出虐待、羞辱和控制的倾向；而囚犯们则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普遍出现情绪崩溃、被动服从甚至麻木。
这个结论，放到今天依然极具指导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角色”的世界里：职场上的领导与下属、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甚至网络上的发言者与评论者。斯坦福监狱实验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将个体的行为简单归因于其内在的品性，而要审视其所处的环境和所扮演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身边那些“不正常”的行为，并非源于人本身有多坏，而是被一种强大的情境所裹挟。理解这一点，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他人不必要的道德评判，甚至在自己身处某种环境时，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其次，它揭示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以及对制度性暴力的警示。 实验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莫过于狱卒们如何迅速地从“管理者”变成了“压迫者”。他们并没有被明确指示要去虐待囚犯，但在这个权力不对等、缺乏外部监督的环境下，滥用权力仿佛成了一种“自然”的反应。这种对权力的趋附和滥用，在后来的许多社会事件中都得到了印证，从监狱中的虐待事件，到职场中的欺凌，再到更广泛的政治权力腐败，都能看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留下的影子。
它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任何权力都需要被制约和监督。 无论是我们自己掌握权力，还是看到他人滥用权力，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透明的规则、健全的反馈机制、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防止权力滑向暴力的重要屏障。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再者，它也引发了对“旁观者效应”的反思，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责任感。 虽然实验本身并没有直接设置旁观者，但其后续的解读和延伸，常常让人联想到群体行为中的冷漠和疏离。当个体身处一个群体，并且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某种行为时，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意愿往往会被削弱。虽然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狱卒”是被动卷入的，但他们的集体性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体动力如何影响个体。
它提醒我们，即便在不利或危险的情境下，个体也应该努力保持独立的思考和道德判断，不被群体所裹挟。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不盲从，不沉默，尤其是在看到不公或不义发生时，勇于发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争议和局限性，这些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对实验设计和执行的伦理反思。 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无疑触碰了心理学研究的道德底线。津巴多教授作为研究者，他的角色和干预方式也备受质疑。他过度投入到“监狱长”的角色中，未能及时叫停实验，这引发了关于研究者责任的深刻讨论。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科学研究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个体尊严和安全为代价。 任何实验，都必须将伦理放在首位。在进行任何可能对参与者造成影响的研究时，都必须有严格的伦理审批流程，充分的知情同意，以及完善的退出和心理疏导机制。现代心理学研究之所以越来越强调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包括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内的历史教训的影响。
其次，是对实验结果解释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研究者对实验的真实性、以及津巴多教授的解读提出了质疑。一些人认为，实验结果可能受到实验者暗示、参与者对研究的期望以及刻意制造的戏剧性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参与者后来也表示，他们在实验中感受到了压力，需要表现出符合研究预期的行为。
这提示我们，对任何一项研究结果，都应该保持批判性的审视态度，避免简单地接受和泛化。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质疑、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应该关注研究方法是否严谨，数据是否可靠，解释是否全面，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在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它的局限性，不应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总而言之，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多维度的，并且伴随着审慎和反思。
它指导我们警惕情境的力量，理解角色对个体的影响，从而更理性地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 它指导我们认识到权力监督的重要性，防范制度性暴力，努力构建更公平的社会。 它指导我们反思群体动力，强调个体责任，鼓励我们保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勇气。
同时，它也指导我们重新审视科学研究的伦理边界，认识到严谨的科学方法和人文关怀同样不可或缺。 它更指导我们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信息，不盲从，不轻信，追求更真实的理解。
所以，与其说它“有”指导意义，不如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提醒我们人性是多么复杂，社会结构是多么微妙，而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多么需要审慎。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在于提出一个令人不安却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身处特定的环境，被赋予特定的角色时，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网友意见
这个实验最核心的意义之一在于暴露了“权力”对人性/人格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个问题。且不谈这个实验的细节，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一个过去熟知的人当上领导，有一点权力之后，似乎这个人就完全变了——变坏了、变自私了、变的缺少人性了。我们中一些人把这理解为“拿着鸡毛当令箭”，但这种理解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了个例，没有反映“权力”对“人格”的广泛改变的事实。
总体上看，权力（无论大小）至少从三个基础方面改变人的认知[1]：1）改变人的思维模式；2）改变情绪认知；3)改变行为模式。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权力让人更关注宏观和抽象，并因此更经常地使用“偏见”和“刻板印象”来思考问题。对他人更严苛并更少考虑他人的感受。更自信以至于忽略实现目标的困难。从而积极情绪更多，更乐观，压力感更小。
在这一舒适的情绪环境下，掌控权力者会表现为在行为上更冒险[2]，高估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低估可能的风险，忽视批评意见：
在风险感知上的这种变化，让拥有权力者更倾向于破坏规则会自己谋取利益，而忽视破坏规则可能导致的惩罚，道德感降低。所以那些高社会地位者，更有权力感者，开豪车者，更频繁地违反交规[3]：
权力拥有者在思考问题时更物化其他人，更少引入情绪，其同情心和同理心会大幅下降，也就表现为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4]并增加隔阂感[5]:
当然，“权力”并不是让人变坏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而是通过释放其人性中的“恶”的部分，减少对这一部分的约束来达到改变其行为方式的效果。
在一个组织中, 层级结构式的权力，会让顶层者做出更多错误决策，拉着组织冒更多风险，并降低对低于其层级人群的同情，把他们视为工具而非同等的个体，恶化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让下级产生更多非工作压力[6][7][8]. 也就是说，对组织中的“权力”不加强约束，不仅对其中的掌权者来说意味着人格阴暗面的爆发，对组织也意味着巨大的破灭风险[9][10].
参考
- ^ Sturm, R. E., & Antonakis, J. (2015). Interpersonal power: A review, critique,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41(1), 136-163.
- ^ Anderson, C., & Galinsky, A. D. (2006). 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4), 511-536.
- ^ Piff, P. K., Stancato, D. M., Côté, S., Mendoza-Denton, R., & Keltner, D.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1), 4086-4091.
- ^ Lammers, J., & Stapel, D. A. (2011). Power increases dehumaniz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1), 113-126.
- ^ Lammers, J., Galinsky, A. D., Gordijn, E. H., & Otten, S. (2012). Power increases social dista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3), 282-290.
- ^ Christoff, K. (2014). Dehumanization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some scientific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748.
- ^ Caesens, G., Nguyen, N., & Stinglhamber, F. (2019).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organizational dehumaniz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34(5), 709-728.
- ^ Väyrynen, T., & Laari-Salmela, S. (2018). Men, mammals, or machines? Dehumanization embedded i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7(1), 95-113.
- ^ Taskin, L., Parmentier, M., & Stinglhamber, F. (2019). The dark side of office designs: towards de‐humanization.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4(3), 262-284.
- ^ Craze, G. (202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humanization. In Organizational Neuroethics (pp. 131-146). Springer,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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