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委托人把自己的所有恶行都告诉自己的律师，律师应该如何处理？
当委托人向律师坦陈自己所有的恶行时，这无疑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律师审慎处理的局面。作为委托人的法律代表，律师肩负着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重任，但同时也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以下是律师在此情境下应该如何处理的详细步骤和考量：
第一步：建立信任与保密
强调保密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这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最核心的原则。律师的首要任务是让委托人明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绝对保密的。律师需要明确告知委托人，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况（例如，预防即将来临的严重犯罪），否则这些信息绝不会透露给第三方，包括执法部门、法庭或其他任何人。这种信任的建立是后续一切处理的基础。
倾听与理解： 律师需要耐心地、不带评判地倾听委托人讲述的全部内容。即使内容令人震惊或道德上难以接受，律师也必须保持专业，专注于理解事实本身。此时，情绪化的反应或道德谴责都是不合适的，这只会让委托人进一步退缩。
评估信息的重要性： 律师需要仔细辨别这些“恶行”的性质。它们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还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它们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民事侵权，还是仅仅是违背道德或社会规范的行为？这些区分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律师后续的行动。
第二步：法律分析与风险评估
法律定性： 律师需要根据现行法律，对委托人陈述的每一项“恶行”进行准确的法律定性。这可能涉及刑事辩护（如盗窃、欺诈、暴力犯罪等）、民事诉讼（如侵权、合同纠纷等）甚至其他法律领域。
证据收集与评估（内部）： 律师内部会评估委托人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完整性以及潜在的证据链。虽然律师不能主动协助委托人销毁证据，但对于委托人已经主动陈述的事实，律师需要理解其作为“证据”的可能性，并思考如何应对。
风险评估： 律师需要向委托人清楚地解释，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刑事处罚（监禁、罚款）、民事赔偿、声誉损害、社会影响等。这种风险告知需要具体、诚实，让委托人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步：确定律师的职责与行动框架
职业道德与法律底线： 律师必须时刻谨记自己的职业操守。
不参与、不纵容： 律师绝不能怂恿、协助或鼓励委托人继续犯罪或从事非法活动。
禁止作伪证： 在法庭上，律师及其客户都不能作伪证。如果委托人要求律师在法庭上撒谎或隐瞒关键事实，律师必须拒绝。
义务与限制： 律师的义务是代表委托人，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佳结果，而不是充当道德审判者或执法者。但是，这种代表也存在界限。
应对已发生的罪行：
辩护： 如果这些“恶行”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律师的首要职责是为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辩护。这可能包括：
质疑证据： 寻找控方证据的薄弱环节。
辩护策略： 制定无罪辩护、减轻罪责的策略。
谈判： 与检方进行认罪协商，争取更轻的刑罚。
法律程序： 确保委托人的权利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得到保障。
法律咨询： 律师会向委托人解释，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被定罪，定罪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可能面临的刑期或处罚。
应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犯罪：
阻止犯罪： 这是律师最棘手的局面。如果委托人陈述的“恶行”是正在持续的犯罪，或者即将发生、且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律师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面临“报告义务”（Duty to Report）的困境。
了解管辖区的法律： 律师必须清楚自己所在司法管辖区关于“预防未来犯罪”的报告义务规定。有些地方对律师有更严格的报告要求，特别是涉及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威胁。
劝阻委托人： 律师的首要和最可能的做法是，强烈、明确地劝阻委托人停止其非法行为。律师会解释停止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理由，以及继续下去的严重后果。
有限的报告义务： 如果委托人坚持不停止，且构成法律规定的必须报告的严重犯罪（例如，即将发生的暴力犯罪），律师可能不得不通知相关执法部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也只能报告足以阻止犯罪所需的信息，并且通常会在告知委托人的情况下进行（虽然某些极端情况可能允许秘密报告）。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需要律师对特定法律有深入了解。
法律后果的解释： 无论是否报告，律师都需要让委托人明白，如果继续进行，他将独自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步：与委托人沟通并制定策略
坦诚沟通： 律师需要与委托人就上述法律分析、风险评估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进行坦诚、深入的沟通。
选择辩护策略： 律师与委托人共同商议，选择最适合委托人情况的辩护策略。这可能意味着承认某些事实但否认其他事实，或者完全否认有罪，或者寻求减轻处罚。
明确委托人的期望： 了解委托人希望通过律师的帮助达到什么目的，是完全洗脱罪名，还是尽量减轻处罚，或是其他目标。
设定界限： 律师必须再次重申，自己能够做到的以及不能做到的，例如，绝对不会帮助委托人逃避法律责任，也不会教唆其做不诚实的事情。
第五步：执行策略与持续跟进
代表委托人： 在法庭上或与第三方交涉时，律师会根据商定的策略，代表委托人发言和行动。
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在合法范围内，搜集证据来支持委托人的辩护。
持续的法律咨询： 在案件进展过程中，持续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解释最新的情况和潜在的下一步行动。
避免“积极帮助”犯罪： 尤其在处理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的犯罪时，律师必须时刻警惕，确保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对犯罪的“积极帮助”或“共谋”。
一些具体的例子和考量：
委托人承认了过去的盗窃： 律师会评估这些盗窃行为是否已过追诉期。如果未过，律师会准备辩护，例如，挑战盗窃指控的证据，或者为委托人争取相对轻的处罚（例如，社区服务、罚款而非监禁），甚至可能是通过认罪协议。
委托人承认计划下周抢劫银行： 这是最需要谨慎处理的情况。律师的首要任务是立即、严肃地劝阻委托人放弃这个计划，并详细解释抢劫的严重性以及被捕后的后果。如果委托人听从劝阻，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委托人执意进行，律师就可能面临报告义务。律师需要了解当地法律如何定义“即将发生的严重犯罪”以及报告的条件。
委托人承认多年前的谋杀（且案件早已结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上没有新的义务，律师的保密义务仍然存在。律师不能主动向警方报告。但如果委托人被指控其他相关罪行，律师可以在现有案件的辩护中，利用这些信息（但必须遵守不作伪证的原则）。
总结来说，当委托人吐露所有恶行时，律师的角色是：
1. 倾听者和信任的守护者： 确保保密，建立信任。
2. 法律分析师： 准确评估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后果。
3. 风险顾问： 向委托人清晰阐述潜在的法律风险。
4. 辩护者： 在法律框架内，尽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5. 道德指南（非道德审判者）： 劝阻非法行为，但绝不参与或纵容。
6. 策略制定者： 与委托人共同决定最佳的法律应对策略。
整个过程是对律师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严峻考验。律师必须在维护委托人权利和遵守法律及职业道德规范之间找到一个微妙而坚定的平衡点。
第一步：建立信任与保密
强调保密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这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最核心的原则。律师的首要任务是让委托人明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绝对保密的。律师需要明确告知委托人，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况（例如，预防即将来临的严重犯罪），否则这些信息绝不会透露给第三方，包括执法部门、法庭或其他任何人。这种信任的建立是后续一切处理的基础。
倾听与理解： 律师需要耐心地、不带评判地倾听委托人讲述的全部内容。即使内容令人震惊或道德上难以接受，律师也必须保持专业，专注于理解事实本身。此时，情绪化的反应或道德谴责都是不合适的，这只会让委托人进一步退缩。
评估信息的重要性： 律师需要仔细辨别这些“恶行”的性质。它们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还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它们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民事侵权，还是仅仅是违背道德或社会规范的行为？这些区分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律师后续的行动。
第二步：法律分析与风险评估
法律定性： 律师需要根据现行法律，对委托人陈述的每一项“恶行”进行准确的法律定性。这可能涉及刑事辩护（如盗窃、欺诈、暴力犯罪等）、民事诉讼（如侵权、合同纠纷等）甚至其他法律领域。
证据收集与评估（内部）： 律师内部会评估委托人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完整性以及潜在的证据链。虽然律师不能主动协助委托人销毁证据，但对于委托人已经主动陈述的事实，律师需要理解其作为“证据”的可能性，并思考如何应对。
风险评估： 律师需要向委托人清楚地解释，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刑事处罚（监禁、罚款）、民事赔偿、声誉损害、社会影响等。这种风险告知需要具体、诚实，让委托人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步：确定律师的职责与行动框架
职业道德与法律底线： 律师必须时刻谨记自己的职业操守。
不参与、不纵容： 律师绝不能怂恿、协助或鼓励委托人继续犯罪或从事非法活动。
禁止作伪证： 在法庭上，律师及其客户都不能作伪证。如果委托人要求律师在法庭上撒谎或隐瞒关键事实，律师必须拒绝。
义务与限制： 律师的义务是代表委托人，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佳结果，而不是充当道德审判者或执法者。但是，这种代表也存在界限。
应对已发生的罪行：
辩护： 如果这些“恶行”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律师的首要职责是为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辩护。这可能包括：
质疑证据： 寻找控方证据的薄弱环节。
辩护策略： 制定无罪辩护、减轻罪责的策略。
谈判： 与检方进行认罪协商，争取更轻的刑罚。
法律程序： 确保委托人的权利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得到保障。
法律咨询： 律师会向委托人解释，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被定罪，定罪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可能面临的刑期或处罚。
应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犯罪：
阻止犯罪： 这是律师最棘手的局面。如果委托人陈述的“恶行”是正在持续的犯罪，或者即将发生、且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律师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面临“报告义务”（Duty to Report）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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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委托人： 律师的首要和最可能的做法是，强烈、明确地劝阻委托人停止其非法行为。律师会解释停止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理由，以及继续下去的严重后果。
有限的报告义务： 如果委托人坚持不停止，且构成法律规定的必须报告的严重犯罪（例如，即将发生的暴力犯罪），律师可能不得不通知相关执法部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也只能报告足以阻止犯罪所需的信息，并且通常会在告知委托人的情况下进行（虽然某些极端情况可能允许秘密报告）。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需要律师对特定法律有深入了解。
法律后果的解释： 无论是否报告，律师都需要让委托人明白，如果继续进行，他将独自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步：与委托人沟通并制定策略
坦诚沟通： 律师需要与委托人就上述法律分析、风险评估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进行坦诚、深入的沟通。
选择辩护策略： 律师与委托人共同商议，选择最适合委托人情况的辩护策略。这可能意味着承认某些事实但否认其他事实，或者完全否认有罪，或者寻求减轻处罚。
明确委托人的期望： 了解委托人希望通过律师的帮助达到什么目的，是完全洗脱罪名，还是尽量减轻处罚，或是其他目标。
设定界限： 律师必须再次重申，自己能够做到的以及不能做到的，例如，绝对不会帮助委托人逃避法律责任，也不会教唆其做不诚实的事情。
第五步：执行策略与持续跟进
代表委托人： 在法庭上或与第三方交涉时，律师会根据商定的策略，代表委托人发言和行动。
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在合法范围内，搜集证据来支持委托人的辩护。
持续的法律咨询： 在案件进展过程中，持续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询，解释最新的情况和潜在的下一步行动。
避免“积极帮助”犯罪： 尤其在处理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的犯罪时，律师必须时刻警惕，确保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对犯罪的“积极帮助”或“共谋”。
一些具体的例子和考量：
委托人承认了过去的盗窃： 律师会评估这些盗窃行为是否已过追诉期。如果未过，律师会准备辩护，例如，挑战盗窃指控的证据，或者为委托人争取相对轻的处罚（例如，社区服务、罚款而非监禁），甚至可能是通过认罪协议。
委托人承认计划下周抢劫银行： 这是最需要谨慎处理的情况。律师的首要任务是立即、严肃地劝阻委托人放弃这个计划，并详细解释抢劫的严重性以及被捕后的后果。如果委托人听从劝阻，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委托人执意进行，律师就可能面临报告义务。律师需要了解当地法律如何定义“即将发生的严重犯罪”以及报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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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当委托人吐露所有恶行时，律师的角色是：
1. 倾听者和信任的守护者： 确保保密，建立信任。
2. 法律分析师： 准确评估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后果。
3. 风险顾问： 向委托人清晰阐述潜在的法律风险。
4. 辩护者： 在法律框架内，尽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5. 道德指南（非道德审判者）： 劝阻非法行为，但绝不参与或纵容。
6. 策略制定者： 与委托人共同决定最佳的法律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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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需要分阶段。
如果是审查起诉之后，律师已经可以看到案件材料，最好是先看过案件材料后才去会见，这样对总体案情、当事人如何辩解、大概的辩护策略已经有了初步掌握，问起来也方便一些。
而在审查起诉之前，律师看不到案件证据，案件的信息只能通过询问嫌疑人而得知。那么在会见的时候，律师就得注意一下发问技巧和做笔录的技巧：
1、不要问“你都干了什么”，而是问“你向侦查机关陈述了哪些内容”
2、在具体的发问过程，如果涉及他没说过的内容，可以问他：“如果侦查机关问你XX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3、如果他自己要说案件之外的其他杀人放火的事情，马上制止并告诉他：不要说这些与案件无关的事。
不仅是因为律师保密义务与举报义务可能存在冲突，更因为——你只收了这个案件的钱，凭什么要为他案件之外的其他行为操心。收多少钱做多少事啊。
4、不要过度相信嫌疑人说的话。
有经验之后，对于某一案由，大概都能猜得到公安会问什么，嫌疑人大概会怎么回答或者怎么辩解。需要确定的无非就是数额或者对罪与非罪、此罪彼罪起关键作用的细节而已，需要详细询问的也就是这些细节。
所以嫌疑人说的，听听就好。很多情况下，他告诉你的内容与公安记录在笔录上的内容总是有差距的，可能是他对法律不懂，不知道哪些细节重要，也可能是他有所隐瞒。
5、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基本不会有委托人如此信任律师。真有的话，也早就写在公安笔录里了。
6、真正有很大危险的，是嫌疑人在被抓之前就来咨询：我有一个朋友/亲戚/同学，他干了XXXX事情，这种情况他要怎么做？他要怎么说？
标准答案是：这种单方面陈述的案情，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差别，而且任何案件都是通过证据来确定事实的，在无法确定事实之前，我也给不了什么建议。
如果想显示自己专业，可以告诉他这涉及什么罪名，但是再多的，一个字也别说了。
不要指望他会委托你。很大可能不会委托，就算会委托，也等签了委托书交了费再说。
如果因为双方关系感情信任之类，必须要说，那就约到律所会议室，把手机放前台，一对一地单独谈话吧。能约到泳池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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