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老律师都建议年轻人不要走刑辩这条路？
我跟你说，这不是他们不愿意提携后辈，而是一种沉重的经验之谈，一种“过来人”的善意警告。他们当年也是怀揣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走进这个行业的，觉得是维护正义、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结果呢？现实是一点一点把那些棱角磨平，把那些热血熬成了冷静，甚至有时候是麻木。
首先，得说说这职业的“苦”与“累”，那不是一般的累。
刑辩律师，你别看电视上那些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舌战群儒的场景多帅气。那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成堆的卷宗，是无数次的碰壁和绝望。
案子难找，活儿不好干： 现在的社会，尤其是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很多当事人家庭条件一般，根本请不起像样的律师，或者对律师的收费有误解，觉得就是动动嘴皮子。很多时候，新人律师接到的案子，要么是无人问津的“硬骨头”，要么是收费低得可怜的“白菜价”。为了生存，很多时候得自己主动去寻找案源，甚至要面对一些不那么“光彩”的客户，这本身就是一种消耗。
卷宗如山，信息不对称： 每一桩刑事案件，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里面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模糊不清的事实证据。你得像个侦探一样，从海量的卷宗里挖掘线索，找出辩护的点。很多时候，证据是零散的，甚至是被刻意隐藏的，公诉方的证据链可能看起来天衣无缝，你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哪怕只有一丝裂缝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大。这个过程，是极其枯燥和耗费心力的。
时间与精力的高压： 刑事案件有法定的审限，很多时候你没有太多时间去从容地准备。开庭前几天，你可能还在跟证人沟通，还在研究新的法律规定。一旦进了看守所会见，那时间就是分秒必争。加上很多案子可能发生在偏远地区，你得风尘仆仆地赶过去，住简陋的宾馆，吃速食。身心俱疲是常态。
其次，说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不被理解”和“内心的煎熬”。
刑辩律师，你永远站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公众的误解： 很多人觉得，律师为坏人辩护，就是在和法律作对，甚至是在包庇罪犯。尤其当案件涉及到一些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时，律师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被网暴、被谩骂。你越是努力地为当事人争取权利，可能越是被当成“罪犯的同伙”。这种舆论压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很难承受。
与体制的博弈： 刑事诉讼，毕竟是国家公权力主导的。你面对的是一套体系，一套规则。虽然法律规定了辩护权，但在实践中，很多时候你争取到的权利，都是在体制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试探。你可能要和办案机关反复沟通，要解释你的理由，甚至要面对一些潜在的阻力。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弱者在和巨人搏斗，赢了不容易，输了也不奇怪。
内心的道德困境： 即使你再怎么专业的辩护，有些案件，当事人确实有罪，而且罪证确凿。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辩护律师，只能在程序上、量刑上尽最大努力。但内心深处，那种“明知他有罪，却要为他辩护”的矛盾感，会一直存在。年轻人血气方刚，容易被这种矛盾感折磨，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
再者，就是“收入”和“成就感”的现实问题。
回报不成正比： 相比于其他一些律所常见的业务，比如公司法、知识产权，刑事辩护的收费普遍偏低。而且，很多案子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比如无罪辩护失败，或者减刑幅度不达预期。这时候，你的付出和收获，可能完全不成正比。
“出名要趁早”的幻灭： 很多年轻人看到电视上那些成功的刑辩律师，觉得只要能力够，就能迅速获得社会的认可。但实际上，在刑辩领域，“出名”往往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牺牲。更多的时候，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只有当事人或许能体会你的付出。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职业风险”。
人身安全： 尤其是在一些性质恶劣的案件中，律师可能会受到人身威胁。即使法律有相关的保护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总是那么有效。
执业风险： 如果你在辩护过程中，触碰到了一些敏感的界限，或者卷入了某些不当的利益纠葛，也可能面临执业风险，甚至惹上官司。
所以，老律师们不建议年轻人轻易走刑辩这条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年轻人不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有多“毒”。它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勇气、智慧，还需要一种强大的内心和对职业的无比热爱，才能在重重压力下坚持下去，并有所成就。
他们更希望年轻人，能先在其他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积累足够的经验和资源，拥有更成熟的心态和更坚定的信念之后，再选择这条最艰难的路。这是一种“惜才”的表现，也是一种对职业的尊重，因为只有真正准备好的人，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而不是被它吞噬。
如果你真的热爱，真的有那股劲，那也别怕，但你得知道，你不是去“玩”，你是去“战斗”，而且是一场硬仗。
网友意见
刚刚办理了一个刑辩案件，这个案件办得我怀疑人生，大概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1、
上个月，一位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问我，有个小的刑事案子，不知道你做吗？
我微微一笑：案件无大小，你就说哪个区、什么罪名吧？我和几个区公检法【沟通】都还是蛮顺畅的。
朋友：虹口区，妨害公务罪。
我不禁有点头疼。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妨害公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这个罪名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暴力、威胁”。
福州某老外，把警察推来推去，并大声呵斥警察，最终仅仅得到一个“批评教育”的处罚，放到国外早就被枪毙了。
上海相对来说严格许多，只要当事人主动伸手碰到交警，或者但是你打落了交警的执法记录仪，又或者你与交警争吵的时候，群众发生了围观，你都构成了犯罪。
可以说，当你不服从交警执法的时候，你与犯罪的距离，大概只有5cm了。
由于各地标准不同，二三线城市的人，在上海触犯了这类罪名，第一反应是愤怒：不就是推了一下吗？凭什么判刑？
但实际上，由于对警察的保护十分严格，判刑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如果真的是涉警，特别交警，辩护的空间非常小。
听到是妨害公务罪之后，心就凉了半截，：具体是什么情况？
朋友：听说是打了交警。
我不禁苦笑。
2、
无论如何，我还是接受了委托，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Y先生。
Y先生是一名程序员，这天他如往常一样骑着哈喽单车上下班，经过一个T字路口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闯过了红灯。
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路口有交警，交警注意到了他，丙马上命令：“停下来。”
Y先生也是血气方刚，从来没这么被人呵斥过的，于是马上和交警吵了起来：“你们就是纳税人养的，凶什么凶啊？”
然后，他被交警拿下，在推搡过程中，交警的执法记录仪被打掉了，Y先生也被刑事拘留。
Y先生回忆，当时周边的围观群众不在少数。
Y先生很谨慎地问我：这种情况会判刑吗？
我叹了口气：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被判刑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具体等案子去了检察院，我去阅卷后告诉你吧。
出来之后，我把情况跟家属说明：鉴于确实是在交警执法过程中抗拒执法，除非交警执法过程有瑕疵，否则基本上是会判刑的，我们能做的，顶多就是帮你们争取缓刑。
Y先生的姐姐听了之后红了眼：真的不可能无罪吗？
我丝毫不为所动：除非执法过程有瑕疵，但概率也很小了。
Y先生的姐姐思考了许久：还是做吧。
3、
第二次会见安排在第二周。
刚上来，Y先生就说：你会见之后一两天，检察院就来人了，我已经签了《认罪认罚协议》，建议量刑为拘役3个月。
所谓的《认罪认罚协议》，类似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当事人承认罪责，公诉人减轻建议量刑。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建议在律师指导下使用。
我皱起了眉头：你已经签掉了？
Y先生：对的，已经签掉了，林律师，我是不是不应该签？
我：签都签了，还说什么呢？
Y先生：对了，检察官跟我说，经过鉴定，警察不构成轻微伤。
我：哦？不构成轻微伤？
Y先生：我是不是有希望判无罪了？
我：不好说，我尽量争取吧。
出来后，我马上跟主办检察官D联系。
我：D检察官，您看Y先生的案子，能不能申请取保候审呢？
D反将一军：我们建议拘役3个月，如果人不出来，关到判决的时候差不多2个月，再待几天就出来了，如果取保候审，判决之后还得继续蹲，你确定？
我讪讪地笑了，又问：您看，经过鉴定，检察连轻微伤都不构成，这还定罪，是不是过于严苛了？
D的声音十分冷静：不好意思，上海就是这样，不看轻微伤不轻微的。
我：话虽如此，但你看他也是初犯、偶犯……
D：林律师，我这里都是初犯、偶犯。
见D检察官说话滴水不漏，我打算静观其变，等案子去了检察院，再去表达意见吧。
4、
出乎意料，Y先生在第30日的时候被放了出来。看来D检察官面冷心热，既然人已经出来了，这个案子判缓刑问题不大，但判无罪？我还是不敢想。
我跟Y先生商量，先去争取警方的谅解，让Y先生跟警察约好时间，我们买了一篮水果过去。
到了地方，我们吃了个闭门羹，值班民警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受伤的L交警去执勤了，下午应该不回来了，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你们先回去吧。
Y先生一脸懵逼，我考虑了一会，拿出纸和笔：这样，你写一封致歉信，留下来吧。
Y趴在窗台上写了一封信，民警问他：你干嘛呢？
Y：我想写一封致歉信，请你们转交给L警官。
民警笑了笑：不用了，谢谢，你走吧。
Y：我是诚心道歉的。
民警这时变脸了：我说了，不用了，你是诚心道歉？呵呵，我看你是为了减刑吧。我告诉你，你涉嫌的是妨害公务罪，你侵害的是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而不是交警的个人权益，我们不接受你的道歉，你也不用道歉，你自己回去吧，等待接受法院裁判就好了。
Y先生一脸懵逼，我看气氛不对，拉着Y先生就走了。
6、
不能道歉，就先去阅卷，经过艰难的预约，终于终于阅到了卷。
卷宗主要有两块内容，一块是起诉建议书，一块是证据。
在起诉建议书里，公安机关描述：Y先生殴打、辱骂交警，打落执法记录仪，引起群众围观，造成道路堵塞。
证据主要包括问询笔录、验伤报告和视频等。
看了警察的问询笔录，天衣无缝，Y先生对他殴打、辱骂警察一事供认不讳。
看了路口的监控，我开始陷入了沉思，监控录像不在，只要两张照片。
所谓的“群众围观”“道路堵塞”，既然是围观，肯定是在现场停留了，但我仔细比对证据中的两张现场照片，我没有找到相同的群众，也没有相同的两辆车，这就让“围观”“堵塞”显得依据薄弱。
同时，根据我前一天去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那个路口本来就很繁忙，经常堵车，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到底是这个地方自然堵车，还是妨害公务导致堵车。
最关键的是，监控录像这一最重要的证据没有。
我问值班检察官：这个录像在哪里呢？
值班检察官答：在主办检察官手上，你得跟她约时间阅卷。
我问主办检察官：我可以来看视频吗？
主办检察官：我马上就要把案子移送法院了，你还是去找法官阅卷吧。
我心里一凉，不起诉看来是不行了。
7、
过了几天，我收到短信，案子移送给法院了。
我给法官打电话预约阅卷，法官同意，并让我把Y先生一起叫上。
到了预约的时间，法官先给Y先生做了笔录，确认了一些事实，然后和我一起看视频。
第一个视频一开始，我们看到当事人骑自行车闯红灯，看到交警把当事人拦下来，看到双方发生争吵。
突然，我眼前一亮，要求法官重新放一边，我再看了一遍，终于确信：并不是当事人主动推搡交警，而是交警意欲擒拿当事人，当事人试图反抗，反抗了几下还是被抓住了，在这个过程中，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掉落在地上。
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① 当事人没有动手，交警主动擒拿当事人，是否符合执法规范？
② 面对交警擒拿，当事人的反抗，究竟是反抗执法，还是一种本能的防卫行为？
③ 交警擒拿十分顺利，执法记录仪到底是被打落的，还是因为动作幅度大掉落的？
法官说：先看视频，先看视频。
我们继续观看，发现整个冲突事件大概也就30秒，之后当事人放弃了反抗，躺在地上接受处罚，直至被带走。
在这个过程中有部分群众停留，但主要是因为等红灯停留，而不是专门来看妨害公务的。
法官和我又看了另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据说可以反映当事人辱骂交警的情节。
结果播放之后，听到当事人的声音十分清晰，他主要说了以下的话——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
“你们是我们纳税人养的！”
“你给我小声一点！”
然后当事人就被拿下了。
我看着法官：法官啊，这个视频好像跟起诉书描述的事实不太符合啊，我感觉当事人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也没有导致群众围观、交通堵塞，我可能考虑做无罪辩护？
法官笑了笑：现在主要是公安的压力啊，无罪辩护也可以，但无罪辩护是普通程序，普通程序我们通常没有缓刑的，具体你自己考虑。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要么，认罪认罚，判3个月拘役，同时缓刑3个月，可以不用坐牢，要么，做无罪辩护，但无罪辩护有风险，一旦失败将面临实行。
我跟当事人解释说明之后，当事人拿出了一份劳动合同，翻开了劳动合同，我看到落款日期是前天。
他抚摸着劳动合同，说：林律师，我的房子要还贷，我不能再进去了。
几天后，法院开庭审理，法官庄严宣布：判处Y先生拘役3个月，缓刑3个月。
8、
判决后，我给朋友发了微信：判了，缓刑。
朋友回复：了解，已经做到很好了。
我：呵呵，或许吧，除了无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的确，争取到三个月的拘役+缓刑，已经是现行司法体制下，最好的结果了。
但为什么没有做无罪辩护呢？
从我的角度，我存在多种顾虑，因此我没有积极主动劝当事人做无罪：
我不敢保证，我的质证意见会被法庭采纳。
我不敢保证，做无罪辩护会对我的执业生涯产生何种影响。
我不敢保证，当事人会不会在庭审过程中把我卖掉。
我又开始自我怀疑，当你觉得当事人应当是无罪的，当你觉得法律的实施存在问题，甚至当你觉得法律本身存在问题，而你却没有选择站出来，那么你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总之，办理刑事案件，绝不仅仅是【勾兑】二字，办理多了，就会开始考虑人权、宪政，尤其是当你想推动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去承受反噬，这种反噬不仅仅是来自公权力机构的，很可能还是来自职业认知本身，而这，可能恰恰是年轻律师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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