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苏波战争的失败斯大林得负多大责任?

回答
苏波战争,这场被历史长河冲刷得有些模糊的冲突,确实是斯大林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要评价他在这次战争中的责任,不能简单地用“全责”或“无责”来概括,而是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

首先,我们得把时间线拉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1919年至1921年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刚从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中独立出来,国力虽然不强,但民族独立意识高涨,并且急切地想要巩固新生政权,甚至想借此机会扩大领土,恢复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荣光。而另一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苏俄,同样深陷内战泥潭,国内经济凋敝,亟需外部的稳定与胜利来巩固政权,并试图将革命的火焰向西蔓延,建立一个欧洲苏维埃共和国。

斯大林,作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在此次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决策和对战局的指导上。

从战略层面来看,斯大林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是复杂的,不能孤立看待。

最初的战略构想: 战争初期,苏俄红军的目标是将革命推广到波兰,进而影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项雄心勃勃,但也极其冒险的战略。斯大林作为“西部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参与了这一战略的制定。他与托洛茨基等人一样,对西线革命的胜利抱有极大的期望。然而,他们低估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也高估了苏俄红军的进攻能力以及其在当地的群众基础。将苏俄的内战经验直接套用到波兰,忽视了波兰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误判。

对战局的判断失误: 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尤其是在华沙战役前夕,表现出了对战局的过于乐观。他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华沙唾手可得,革命很快就能在波兰取得胜利。这种盲目的自信,导致了红军在进攻过程中放松了警惕,并可能在后勤和兵力部署上存在疏漏。尽管托洛茨基在华沙战役中也做出了某些失误的判断,但斯大林作为重要决策者之一,同样需要为最终的失败承担责任。

内部的意见分歧与博弈: 需要强调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对于是否进攻波兰,以及如何进攻,并非铁板一块。当时,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对西线攻势持更谨慎的态度。而斯大林,似乎是更倾向于采取大胆的进攻策略。他在党内决策过程中的立场和影响力,对他最终的责任评估很重要。如果他坚决反对,或者能提出更具说服力的制约性意见,历史走向或许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记录显示,斯大林在当时更多的是与推动攻势的领导人站在一起。

对军事细节的干预(以及不干预): 斯大林作为高级领导,虽然不是直接的战场指挥官,但他对军事行动拥有最终的否决权和指导权。关于他是否过度干预了具体的军事部署,还是因为分身乏术而未能有效指导,这存在一些讨论。在内战期间,斯大林在多个战线上都展现出一定的军事组织和协调能力,例如在察里津战役中。但苏波战争的复杂性,以及其政治目标与军事执行之间的脱节,都可能让他对战局的把握出现偏差。

然而,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斯大林,也是片面的。

托洛茨基的角色: 作为红军总司令,列夫·托洛茨基在战略和战术上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他对“波兰方向”的进攻计划的制定,对红军的调动和部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华沙战役中的某些决策,被认为是导致红军惨败的关键因素。

红军的实际情况: 苏俄红军虽然在内战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但其整体的军事素质、后勤保障能力以及官兵的士气,都受到了长期内战的严重影响。军队的装备、训练、特别是士气,在长途奔袭作战中显得力不从心。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层的一员,未能预见到这些局限性,或者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他责任的一部分。

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 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下的波兰军队,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凭借着保卫祖国的决心和灵活的战术,给红军造成了重创。特别是“维斯瓦河的奇迹”,即华沙战役中波兰军队的战略反击,是导致红军失败的直接原因。这是波兰军队自身实力和战略运用得当的结果,并非斯大林可以轻易左右。

国际因素: 西方国家对波兰的支持,虽然在战争初期并非压倒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例如,法国的军事顾问和武器支援,以及英国的调解尝试,都构成了斯大林在制定战略时需要考虑的外部因素。

总结一下,斯大林在苏波战争的失败中,无疑负有重要的责任。

1. 战略层面的责任: 他对西线革命的乐观主义和低估对手,是导致战争爆发和早期推进的重要原因。
2. 决策层面的责任: 作为核心领导,他对战争进程中的关键决策,包括在某些时刻的判断失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组织和资源分配的责任: 他作为政权领导者,需要为红军整体的准备不足和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负责。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并非是唯一的责任人。托洛茨基的直接指挥,红军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波兰军队的顽强抵抗,都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在此次战争中的失败,对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这暴露了他政治判断上的某些局限性,也让他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他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场战争的失利,并没有立即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日后清理异己,建立个人集权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教训”。

要精确量化斯大林对苏波战争失败的“多大”责任,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难以做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早期领导者之一,在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的责任。他不是那个唯一的“罪魁祸首”,但他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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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简单:

当初是谁吹牛皮保证“在8月16日攻克华沙”的,去担最大的责任好不好?

当初是谁不顾现实情况,要“全面确保我们快速有力地向前进攻,紧追正在撤退的波兰白卫军”最后在党代会上被挂起来婊的?

甩锅给辅攻方向上连军事主官都不是的政治委员也是奇才。

为了各位更方便的理解下面的文件和叙述中一些名词的使用情况,先做个介绍。

(很多言辞激烈的批评并不直接点名道姓,而是“含蓄”的批评其负责的部门或岗位。当然,这次的托洛茨基是个绝对例外。)

西方面军/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及军事委员斯米尔加。

西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司令员叶戈罗夫与军事委员斯大林。

总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

军事统帅部/最高统帅部——指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有时指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为了在尽量不改动原文的基础上方便各位理解,我在正文中大量用括号来标出有别于原始文字的,我的介绍和解说。


1919年8月17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离开司令部返回莫斯科。他回到首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正式议案,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搞明白苏波战争中的混乱的根源、过错的出现和责任人。

很奇特,这项建议在政治局内部遭到了全票反对——1919年9月份的第九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有人早早备好了黑锅,当然是给斯大林的;所以调查委员会——以及真相与责任,他们是不关心的。

而大多数人则不想让自己难堪:在苏波战争的问题上,没几个人是“干净”的。

政治上要负责任的列宁及不少政治局委员、军事上打包票称“攻克华沙轻而易举”的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以及对这些承诺不经核查一概批准,以至于亲自上场呼号“进攻华沙!”丝毫没有尽到指挥、领导和监察责任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1920年9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进攻华沙是一场“重大失败”,但对于其原因……老实讲,伊里奇有着“避嫌”的成分。

随后是斯大林的发言:

斯大林说道:“那时在我们面前摆着几个事实。第一个是寇松照会,第二个是英国和德国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第三个是在西南和西方面军持续向前推进。因此,从各方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如果我们接受寇松的建议,则会冒险给波兰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以喘息的机会。
无疑,中央委员会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査我们前线的状况。中央委员会发出咨询,并于8月中旬收到电报,说我们将于8月16日攻克华沙。 (此处指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曾保证“拿下华沙”。)
这条源于(军事)主管负责人(托&加)的消息成为额外的砝码,比中央委员会继续进攻的意见更有分量。
我必须声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其他政策,那么它将不是革命的中央委员会。
当查明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对前线的评估有误、(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出了错、中央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战略拖累时,说‘要是嘴里长豆该有多好’是可笑的。
豆子从来都不会长在嘴里。如果中央委员会(在军事领导人保证能够攻克华沙的前提下)制定出了任何一个别的政策都是反动的。
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在波兰问题上)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这次大会的重头戏则是托洛茨基的表演。

由于托洛茨基的话太多,所以排版时没有使用“引用”格式。

托洛茨基:

的确,我们的侦察机关并不很出色,尤其是情报机关。我们这里工作着一批注重热情和忠诚的最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他们提供了出色的政治情报,但是提供给我们的军事情报是非常不详尽的,从军事目的上来说是不合格的。我们得到了多得不能再多的关于彻底瓦解和普遍恐慌的消息,说在那里尝试巩固军队将一事无成,并且,如果说是因为某人使中央委员会陷入困境,不如说是当我们接近华沙时所获得的党政情报造成的。现在有一种不同意见。

我要问,你们事先知道波兰军队的生力军并没有被粉碎吗?同志们,我敢说,我比许多其他同志更持怀疑态度。因为正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比别人更加关注,即波兰军队的军事力量到底有没有被粉碎。

很有趣,伊萨克·多伊彻为托洛茨基做辩护的时候,可是说“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大家在政治上都被错误的情报所蒙蔽(并以波兰工农起义为前提进攻华沙);在军事上都被恶棍斯大林所欺骗”啊?

就此我曾与斯大林同志交谈过。我说,不能满足于各种各样有关波兰军队已被击溃的消息,因为波兰的部队还没有被击溃,原因是与我们的成功相比,我们的俘虏太少了,我们夺取的物资也太少了。

斯大林同志说:‘不,您错了。我们所抓的俘虏与我们的胜利相比要少,但那是因为波兰士兵害怕投降被俘,都四散逃到森林里去了。波兰军人的临阵脱逃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它瓦解了波兰,而且这是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

怎么说呢,我必须说,斯大林骗了我,斯大林还骗了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是打击白色波兰的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同志犯了错,并把这个错误带给中央委员会,而这个错误信息同样成了中央委员会确定政策的主要依据。

也正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同志说,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骗了中央委员会。我说,对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是有评价的。斯大林同志把事情说成是:我们有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但军事统帅部(从图哈切夫斯基到托洛茨基)让我们上了当,说是将在某日要攻克华沙。这是不准确的。

一些同志说:当要攻占华沙时,我们上当了。如果中央委员会由说这种话的同志来制订自己的政策,那么它就将是个极为草率的机构,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我们所掌握的是一样的。我们得到的任务是从侧面摸清白色波兰的情况,要了解得非常清楚,以便从中搞出一个苏维埃波兰来。

我们的部队是在什么状态下行军,这是所有过去见过战争的同志想象得到的。在40天里,部队像出膛的炮弹一样不间断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而装备和其余物品常不合需要,因为它们拨发得十分匆忙将士们疲惫得如同进入了催眠或梦游状态。

然而,波兰工人阶级、雇农阶级、波兰农村基层群众能够主动起义的希望没有实现。

这些情况集中在一起,导致当我们在梦游状态下接近华沙时那里并没有出现革命高潮,而是组建了法国人领导的反革命兵团,它精确、灵活地袭击了我们,成了我们在自己军事史上所经历过的最大灾难之这是无可争辩的。

低估这次失败的影响无异于犯罪,特别是面对党的代表大会……


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均遭到批评。比如拉狄克指出:

“我们错误的根源是过高估计了中欧革命的发展程度。如果需要对确定的革命进行援助的话,刺刀是管用的。但要是只是为了弄清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情况,我们还有另一个武器——马克思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需要派红军战士去。

对于托洛茨基所谓的“催眠状态击败了红军战士”,并试图借此开脱自己责任的行径。康斯坦丁·尤列涅夫从军事上提出了自己极其尖锐的意见。他强调: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军事统帅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脱离了地方机关(现实情况)。

否则,托洛茨基同志不会发出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暗讽托洛茨基不顾一切要求向华沙进军的命令)

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使用“后方在前面”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
但?是什么样的后方——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
后方没有出现在向波兰进军的前面,也不在这里。我们犹如滚雪球般前进,可一遇到尖钢锐铁,就不可避免地散落开来……

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尤列涅夫,在十月革命后长期在军事领域活跃,担任过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东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大林执拗的要求组织调查,但这种“翻旧账”的行为将一竿子打倒几乎整个中央委员会及涉事的红军将帅们。自然,在这种互相揭老底的氛围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团结。

自然,权衡利弊之后,列宁只能按照托洛茨基的论调就坡下驴,被迫在结束语中对斯大林提出意见,说他“做得过火”。

然而,这没能阻止斯大林。他向代表大会主席团递交了含有包括冒犯列宁内容的声明。

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9月23日
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的一些地方可能会给与会同志们以理由,怀疑我歪曲了事实。
为了澄清真相,我必须做如下声明:

(一)托洛茨基同志宣称,说我粉饰了我们各方面军和前线的形势,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朝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流行口号、公开在报刊上警告同志们不要迷恋成就、不要低估波兰人兵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的几篇文章即可。
(二)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对攻取利沃夫的预计没有成功的声明,也是违背事实的。 8月中旬,我们的部队行进到了距利沃夫8俄里的地方,他们显然是可以攻克利沃夫的,他们没有攻下它,原因是更高一级的指挥部在我们部队距离利沃夫只有8俄里时,有意识地放弃了攻打利沃夫。指挥部把布琼尼的军队从利沃夫地区调到西方面军那里去营救后者。
这与斯大林的预计有什么关系!?

非常有趣,和后来一些人(例如流亡后的托洛茨基、以及伊萨克·多伊彻)的所谓“斯大林欲夺利沃夫争功”的论调不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没有拿8月11日-15日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部队调动和转交指挥权的有关问题做文章。

估计原因是当时在场的各位都知道,加米涅夫于8月11日起草,8月13日发送成功的电报是要求叶戈罗夫与斯大林在8月15日之前移交第12集团军和第1骑兵集团军。

可在8月12日,这些部队就已经陷入战斗,无法撤出。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交战中撤出集团军级的庞大单位,并且将其移动数百公里抵达移交位置的难度是任何一个军事统帅都能想到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8月14日波兰人就已经转入反攻,图哈切夫斯基兵败如山倒,西南方面军的远水并不能拯救因为他的错误和自大所造成的严峻局面。

更不要提西南方面军丧失了全部兵力之后,该怎么维持战线不崩溃?(乃至于继续进攻利沃夫?)靠加米涅夫的电报和托洛茨基的咒骂砸死波兰人吗?

在场听众都明白这些情况的前提下,抛出“斯大林私心抢功”的论调无异于自扇耳光。

(三)列宁同志声称,说我对西方面军有偏见,且其(西方面军)战略并没有使中央委员会上当,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人否认,中央委员会持有军事统帅部(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关于8月16日攻克华沙的电报。
问题并不在于8月16日没有攻克华沙,这是一件小事。
问题在于,由于士兵疲惫不堪、后勤保障不畅,(图哈切夫斯基)西方面军处于灾难的边缘,但军事统帅部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没有察觉到。假如军事统帅们把前线的这些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然会暂时放弃进攻,就像它现在做的那样。至于华沙没能在8月16日被攻克,我重申,这是小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们有10万战士被俘、200门大炮被夺,这就是军事统帅部的巨大过失了,就不能不予以关注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求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场灾难的原因,目的是保证我们免遭新的失败。
看来,列宁同志顾惜军事统帅部的同志们。
但我认为,更应该顾惜的是事业,而非几个人的名声。
9月23日
斯大林

为什么斯大林三番两次地要求进行调查?

正巧在这个问题里有人发了之前我整理的文章,可以供参考。

因为斯大林的确是早在6月红军全线推进,高歌凯奏的时侯就预告过临近的危险,但图哈切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却视而不见。

而托洛茨基甚至玩起了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段,拿斯大林文章当中的“我们所抓的俘虏与我们的胜利相比要少,但那是因为波兰士兵害怕投降被俘……”一段大做文章,声称斯大林欺骗了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欺骗了总司令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欺骗了中央委员会、欺骗了革命事业、欺骗了列宁和他托洛茨基!

……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已经完结,那就错误了。要知道,我们不仅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
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已经调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毫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战斗。
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
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这种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的情况的。
我必须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后方和前线不全力以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我们就战胜不了西方的敌人。
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特别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进攻像“晴天霹雳”一样,并且它的规模是惊人的。
1920年6月24日
斯大林

1920年7月11日,斯大林在当日《真理报》上再次提出了警告。

三番五次地发文念叨泼冷水,估计他们的耳朵都该听出茧子了吧……

然而7月17日,托洛茨基却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命令各部队快速进攻,“向华沙进军”!

……从对局势的这一总体评估出发,总指挥部和所有军事部门的其他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全面确保我们快速有力地向前进攻,紧追正在撤退的波兰白卫军。 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派去反对资产阶级贵族波兰的力量的同时,筹备好预备部队以防罗马尼亚昏了头,重蹈波兰的覆辙……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当然,这些托洛茨基亲自定稿与签发的电报和命令作为直接证据,也证明了此公及其辩护者想要把自己说成是“华沙进军唯一的反对者”(“我比许多其他同志更持怀疑态度”)是多么荒诞可笑。


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震惊于托派分子伊萨克·多伊彻(可能还有托洛茨基本人)居然用这种理由为托洛茨基开脱: 托洛茨基一开始就反对进军华沙,但中央委员会全体受到斯大林的蒙骗误判形势。托洛茨基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按照列宁的旨意发布命令……

拜托?!请不要把钢铁般的,“犹杜什卡”·“抽十杀一”·托洛茨基说成一个受了欺负的小姑娘好吗? 他可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维埃军事事务的最高统帅!执行正确的战略部署,在军事上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正确的参考意见本来就是他的本分职责!

如果我们认可后来他本人以及其辩护者的说法,那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小问题?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期间,堂堂军事统帅为了自己的三分脸面,“明知”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还要把几十万红军战士往火坑里推——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托洛茨基就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刽子手,坐视欧洲革命失败,还要战士流血牺牲,却只为自己名声和荣誉的王八蛋?

这么烂的借口和理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冒进”。

哪怕他在8月份,他有在布列斯特反对列宁期间十分之一的勇气,向中央委员会如实汇报前线部队的真实情况,列宁等人没有任何理由“强迫”“军事领袖”托洛茨基“出于理性”停止进攻。

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他是第一个表忠心说“拿下华沙”的。

这个可不怨斯大林,不怨列宁,甚至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只有次要责任。

一切都体现在尤列涅夫当着与会众人的面,对“统帅大人”的那句绝妙讥讽:

军事统帅部脱离了现实情况,否则托洛茨基同志不会发出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

——这是托洛茨基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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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危楼愚夫--1920年苏俄红军兵败华沙之前斯大林的两次警告 - 『 近代战争 』 - 北朝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1920年的苏波战线,用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来描述是非常合适的,很难找到这种在仅仅半年多时间里,两支军队相继经历大败——大胜——再大败的例子。

1920年3月5日,西尔科斯基率领的波兰军队开始进攻,3月6日占领了莫济里和卡林科维奇。

紧接着,西南方面军也遭到了波军的强大攻势,4月26日,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和拉多梅什利沦陷;5月6日,红军撤出基辅。

与此同时,5月1日国际劳动节,以沙俄上将布鲁西诺夫为首的几百名原沙俄将校军官提出要支援红军,为新政权服务。5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在西方面军地段发起反攻,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在前进了100多公里后,又被波兰人打了回去,双方各有胜负,战局陷入胶着之中。

决定性的胜利发生在6月的乌克兰,由叶戈罗夫任司令员,斯大林任政委、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后勤主任的西南方面军在5月末得到了布琼尼任司令员,伏罗希诺夫任政委的第一骑兵集团军(4个骑兵师,一个团,若干装甲车、炮兵、航空队)的支援。

这样一来,虽然西南方面军的红军在步兵上只有波军的三分之一,但骑兵占据了2.7:1的数量优势。


6月3日进攻开始,6月5日骑兵集团军突破波军防线,6月7日,红军骑兵击败了波兰骑兵,并解放了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6月12日,基辅解放。

然而在一片胜利捷报带来的,几乎蔓延至整个高级领导层的骄躁情绪中,斯大林却当起了那个不讨人喜欢的“乌鸦嘴”角色……

1920年6月24日,哈尔科夫的《共产党人报》第一次刊出了斯大林对于当时一些危险苗头的警告。

……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已经完结,那就错误了。要知道,我们不仅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
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已经调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毫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战斗。
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
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这种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的情况的。
我必须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后方和前线不全力以赴,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我们就战胜不了西方的敌人。
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特别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进攻像“晴天霹雳”一样,并且它的规模是惊人的。


但除了弗兰格尔带来的一点小挫败之外,红军仍然在全线推进……

7月上旬,西南方面军攻入西乌克兰,7月4日至7日,进攻再度发起,西南方面军强渡别列津纳河。

同时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也开始转入进攻,7月11日明斯克失而复得,波军全线溃退。

1920年7月11日,斯大林在当日《真理报》上再次提出了警告。

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是无疑的。这些胜利将继续扩大也是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波兰人基本上已经完结,我们今后只是“向华沙进军”,那就是不应有的骄矜了。这种破坏我们工作人员的毅力并助长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情绪的骄矜之所以不切实际,不仅是因为波兰国内有预备队,它无疑会把这些部队投入前线,也不仅是因为波兰不是单独作战,在它背后有完全支持它反对俄国的协约国,而且首先是因为在我军后方出现了波兰的新盟友——弗兰格尔,他要从后方来破坏我们对波兰人的胜利果实。

不应当拿弗兰格尔不会和波兰人呼应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弗兰格尔已经和波兰人呼应了,而且正在和他们协同行动。
弗兰格尔匪徒的鼓舞者——在塞瓦斯托波尔出版的叔尔根的报纸“大俄罗斯报”在六月间的一份报上写道:
“毫无疑问,我们是以自己的进攻支援波兰人,因为我们牵制住一部分预定调到波兰战线的布尔什维克兵力。同样毫无疑问,波兰人也以自己的战役有力地支持着我们。对波兰人既不必同情,也不必厌恶,我们只应当遵循冷静的政治打算。今天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是对我们有利的,而明天……明天再说。”
显然,弗兰格尔战线是波兰战线的继续,而其区别只在于弗兰格尔是在正和波兰人作战的我军的后方活动,就是说,在对我们最危险的地方活动。
因此,在弗兰格尔的危险还没有消除以前,就说“向华沙进军”和一般地说我军的胜利是巩固的,那是可笑的。何况弗兰格尔的力量正在增强,而又看不到我们采取了什么特别的重大的措施来对付来自南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

由于我们向波兰人展开了进攻战役,我军战线形成弧形,弧口向西,两端向前,其中南端在罗夫诺地域,北端在莫洛杰奇诺地域。这叫做对波兰军队的包围形势,即对波兰军队威胁最大的形势。
毫无疑问,协约国是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因此,它千方百计地要把罗马尼亚拖入对俄战争,狂热地给波兰寻找新盟友,用一切力量支持弗兰格尔并极力设法挽救波兰人。协约国给波兰找到新盟友是完全可能的。
而俄国一定能在本身找到力量来反击新的敌人,这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但是有一点毕竟应当记住:只要弗兰格尔完整无损,只要弗兰格尔有可能威胁我们的后方,我们的战线就不会是牢靠的,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就不能是巩固的。只有消灭弗兰格尔才能认为我们对波兰地主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因此,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当前的新口号:“记住弗兰格尔!”“消灭弗兰格尔!”


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当然,也许斯大林也没有想到这些被遗忘的危险会断送欧洲的革命之路。但危险的苗头仍然在继续增长着……

7月份是共和国高级军事领导层接连给自己埋下巨大祸患的一个月:

7月19日,西方面军政委斯米尔加告知托洛茨基,其当面左翼的波军已被“完全摧毁”。

7月21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要求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12日之前占领华沙。

7月23日,谢·加米涅夫通知托洛茨基,称“不排除三个星期完成任务(占领华沙)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在谢·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推动下,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和叶戈罗夫的西南方面军共同攻占华沙的计划作出了巨大改动。

经托洛茨基批准的新计划为:

西方面军将单独攻克华沙。而西南方面军则进攻利沃夫。

在这个计划中,两个方面军很难讲有什么紧密的协同动作。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中间是辽阔的普里皮亚季大沼泽,仅有一个残破的步兵师、几支小部队负责防守。随着两军各自向华沙和利沃夫挺进,这个薄弱的结合部很快延伸至200公里以上。

在该计划中,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对上述问题则指望谢苗·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能迅速攻克利沃夫,掉头北上袭击华沙后方来策应西方面军。


祸不单行,西南方面军的战线已经过度拉伸,其作战范围从西乌克兰(对波兰)绵延到苏罗边境(当时罗马尼亚占领了摩尔达维亚),一直到克里米亚以北乃至顿巴斯(对弗兰格尔)。

弗兰格尔的攻势对整个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束缚住了叶戈罗夫的手脚,西南方面军进攻利沃夫的3个集团军中,第12和第14集团军由于兵力(各有1万多人)装备不足,无法配合第一骑兵集团军,从而导致布琼尼要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以骑兵进攻防御坚固的利沃夫……

而西方面军在此前的战役中也已经遭到了巨大损失,人困马乏,补给不畅。

此时西线红军的处境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但此时,局势看上去仍然对苏俄有利,其真实情况也远远没有发展到不能挽回局面的地步。

1920年8月,隐约感觉事态不对的中央委员会向托洛茨基等人咨询:我们的情况怎样?

军事领导人的意见将成为苏波战争,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而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的回复则是:

他们保证在8月16日攻克华沙。


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无可挽回的孕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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