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能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水平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并非一成不变，但大致可以归结为几个核心要素：文学的创新性、思想的深度、艺术的卓越性、对人类精神的贡献，以及作品的普适性和影响力。 它并非仅仅表彰某一种文学体裁的极致，而是看重作家作品整体的价值。
金庸先生的作品，毫无疑问，在文学的创新性和对人类精神的贡献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通俗武侠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不再是单纯的“江湖故事”，而是承载了丰富文化内涵、历史思考和人性探讨的文学作品。
叙事艺术的精进： 金庸先生的叙事技巧极其高超。他能够驾驭宏大的历史背景，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同时又能深入刻画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他的情节设计往往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善于设置悬念，吊足读者胃口。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人物从不是脸谱化的好人或坏人，而是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立体形象。这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以及对情节推进的精准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
武侠世界的建构与升华： 武侠，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金庸之前，武侠小说多以简单的“侠义报国”、“行侠仗义”为主题，艺术水准参差不齐。金庸先生则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卓越的文学才华，为武侠世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深度。他笔下的江湖，不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而是一个微缩的社会，一个文化熔炉。 门派之间的恩怨、门规戒律、江湖道义，都映射着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伦理和人际关系。他对于各种武功的描写，也充满了想象力，并常常与人物的性格、心境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符号。
思想的深度与普适性： 这是金庸先生作品最打动人心，也是最可能被诺奖评审提及之处。他的作品并非止步于“侠”的概念，而是通过江湖恩怨，探讨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命题。
人性与道德的复杂性： 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的桀骜不驯却又至情至性，令狐冲的“独孤九剑”所代表的洒脱与不羁，乔峰的家国大义与民族认同的撕扯，张无忌的仁善与摇摆不定……这些人物的成长历程，无不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以及在复杂道德困境中的抉择。金庸先生并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通过人物的挣扎与思考，展现了人类精神的多重面向。
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思考： 很多作品都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宋金时期，《天龙八部》中的宋辽夏三国，《倚天屠龙记》中的元朝末年。《天龙八部》尤其突出，通过乔峰、段誉、虚竹三个主人公的命运，深刻地展现了民族冲突、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等宏大主题。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汉人、契丹人还是吐蕃人，都展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人性光辉，这对于理解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对历史和民族问题的关照，以及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命运的深刻洞察，无疑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哲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侠”的定义在金庸的作品中不断被拓展和深化。从最初的锄强扶弱，到后来的家国情怀，再到更深层次的超脱与放下，比如《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对权力的腐蚀，《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世俗圆滑与幸运……金庸先生的作品触及了对权力、欲望、生死、自由等一系列普世问题的思考。他的文字中常常流露出一种东方哲学式的智慧，如佛家的“空”与“缘”，道家的“道法自然”等等，这些思想深度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融入在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之中，引人深思。
艺术的卓越性与语言魅力： 金庸先生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他能够将古典诗词的典雅、文言文的精炼与白话文的流畅自然完美结合，形成了既有文采又不失可读性的独特文风。他对景物的描写，对人物神态的勾勒，都充满了画面感和感染力。他的对话往往精妙绝伦，既能推动情节发展，又能展现人物性格。这种语言的艺术性和驾驭能力，是支撑其文学高度的重要基石。
然而，为什么金庸先生的作品与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隔着一层窗户纸呢？ 这其中可能涉及到几个关键的因素，也是评审角度的考量：
文体上的界限： 诺贝尔文学奖在历史上，虽然不拘泥于某一种文体，但获奖作家更多集中在小说、诗歌、戏剧等被广泛接受的文学形式上。武侠小说在西方文学体系中，长期以来被视为“类型小说”或“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存在一定的认知隔阂。虽然金庸先生的作品早已超越了类型小说的范畴，但这种历史形成的刻板印象，可能仍然会影响评审的判断。评审们或许会认为，虽然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中做到了极致，但他是否“创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或者在“严肃文学”领域做出了颠覆性的贡献，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西方中心论”的潜在影响： 诺贝尔奖的评审团由瑞典学院的院士组成，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评审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虽然近年来诺奖的视野日益开阔，但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作家，尤其是以一种西方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甚至难以深入理解的文化符号（如武功、江湖道义等）为核心的作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和认可。金庸先生作品中那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解读，对于不熟悉这些背景的评审来说，理解的深度可能会打折扣。
“文学性”的定义： 虽然金庸的作品思想深刻、人物饱满、叙事宏大，但有些评论家认为，在某些纯粹的“文学性”维度上，比如语言的实验性、结构上的突破性、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金庸先生的作品可能不如一些西方获奖作家那样具有“先锋性”或“前沿性”。当然，这是一种比较主观的判断，并且“文学性”本身也在不断演变。金庸先生的“文学性”体现在其独特的叙事节奏和文化的融合上，但这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可能与诺奖评审所倾向的某些西方文学范式有所不同。
普适性的深度解读： 金庸的作品确实具有普适性的人性探讨，但其核心价值和独特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当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虽然依然能够感受到故事的精彩和人物的情感，但那些深植于文化土壤中的隐喻、典故和哲学思考，可能难以完全传达，从而影响了其在非华语读者心中的“普适性”的深度。诺贝尔奖的价值在于表彰对全人类精神有贡献的作品，这种贡献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是评估的重要因素。
总结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在思想深度、艺术成就、文化贡献以及影响力方面，无疑达到了世界级文学作品的标准，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顶尖的。 他的作品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其卓越的叙事才能，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单论文学的价值和影响力，他绝对可以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媲美，甚至在某些读者心中，他的作品比某些获奖作品更能触动灵魂，更具生命力。
然而，文学奖的评选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文体界定、文化偏好、时代背景等。在“武侠小说”这一特定文体上，以及在与西方主流文学的比较中，金庸先生的作品可能面临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或许，更准确地说，金庸先生的伟大在于他 “在自己的文学领域做到了极致，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和思想高度”， 而非是否符合某个特定奖项的评选框架。他的作品已经赢得了亿万读者的心，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华人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肯定。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只是一种可能的，但并非唯一的，对其文学成就的终极认可。
网友意见
金庸作品成也武侠、败亦武侠，正因为“武侠小说”这一特殊文学载体的桎梏，让金庸先生至今尚未获得与其创作能力、作品受欢迎程度相符合的文坛地位，更勿论去竞争诺贝尔奖了。
21世纪后，随着读金庸小说、看金庸影视剧长大的新一代读者和观众们，逐渐成为了社会精英，掌握了主流话语权；这些曾经在此前被老师和家长们深恶痛绝的“武打书”，报刊上长篇累牍批判为的“精神鸦片”也真正登堂入室，被公众认可为雅俗共赏的当代名著；
伴随着各个版本的金庸小说和改变影视剧的广泛传播，“有华人的地区，必有金庸”，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乔峰、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等男女主人公和他们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著名标识。
然而，正因为金庸小说所属的整个武侠小说，就和从《福尔摩斯探案集》到《哈利·波特》，再到各种好莱坞火爆大片一样一样，都属于通俗文学艺术这一大类。
而通俗文艺无论影视、戏剧、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太过于市井大众化、太过于“下里巴人”，本身就和文学殿堂的象牙塔中，那些学者们崇尚的“阳春白雪”，南辕北辙，水火不容，更勿论能得到其最高表彰了。
金庸先生构架的小说世界，本身是依托于漫长的中国历史而存在，许多真实历史的帝王将相，知名人物，从耶律洪基到成吉思汗，从崇祯帝、李自成、皇太极，到顺治帝、康熙帝、乾隆帝，从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到彭莹玉、徐达、常遇春，纷纷粉墨登场，成为直接参与小说剧情，和小说主人公们密切互动的重要人物。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甚至直接参与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萧峰平定辽国的耶律重元之乱，郭靖镇守襄阳率领宋军抵抗蒙古；杨过飞石击杀蒙古大汗蒙哥；韦小宝指挥雅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等等，和真实历史相对应，这些情节可以说是真中有假，假中带真，相辅相成，亦幻亦真，也极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然而，金庸小说的致命问题，就在于这个和历史融合的金庸世界本身，他是不自洽的，不能自我循环运行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只需要稍一思索，就可以发现其严重违和与不合理处。
三千年来，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从来不是因为奴隶主、封建贵族和资本家们的大慈大悲，而是因为奴隶们、农奴们、工人们持久的武装抗争，一次次残酷的改朝换代，铁与火的生死搏杀，最后让明智的高帅富们，发现唯有先保障被压迫之草民的生存权益，才能更好地保障高帅富们的剥削权益本身。
然而不幸的是，在金庸构架的武侠世界中，因为武功高手们拥有“武功”这种特权，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远高于没有武功的普通大众的存在，无论是侠客还是魔头。即使是一个田伯光级别的二三流高手，也根本不会将几百个普通兵卒、衙役放在眼里，可以视芸芸众生如无物，近乎于为所欲为。
当令狐冲能够把财主白剥皮一生积蓄“化缘”的时候，当黄蓉能够只要高兴就随时去吃大户的时候，当萧峰能短了银子就随时去县衙借几百两库银的时候，当沙通天、灵智上人这种二三流武林人物，也能把宋朝皇宫当自家后花园闲逛的时候……
但凡资质尚可的精英人士，哪个傻瓜还会老老实实去寒窗苦读，科举做官，维持社会秩序？哪个傻瓜还会老老实实去做生意，去进行商品流通？去放贷搞活金融？
当然人人只能和真实历史中，挤破头去考科举一样；大家都纷纷去名山大川，拜访名师苦练武功了。
而各国皇室也必然是如金庸笔下的云南段氏大理国一样，必须要掌握全国最高端的武学典籍（一阳指、六脉神剑）和武学精英团体（天龙寺），才能够吃得下饭、睡得好觉，皇位坐得安稳。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皇室高手和武学精英对于普通大众极其强势的武力压制，犹如天鉴不可逾越，因此如真实历史中多数奴隶对少数奴隶主、多数农奴对少数贵族这样“有威慑作用的平衡”，也就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条件。
当金庸世界那些拥有武功的高帅富们发现，即使不必去保障没有武功草民的利益，自己的权益也丝毫无损时，他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进行必胜和零的博弈。
而由此诞生的，绝不可能会是接近真实历史的世界，而只会是一个类似于铁木真统一蒙古之前的漠北草原那样，整日都杀得昏天暗地，星月无光，强者为尊，而弱者毫无人权和尊严可言。这样的末世世界，剥夺了一切人世间的伦理、道德、爱恨情仇，只有生存和死亡才是永恒。
因此，即使以金庸的笔力和想象力，他可以构建出一个以云南一省之地为治下的大理国，毕竟历史上该国鲜为人知，可以信笔涂鸦，却难以构建出一个完整的自洽的自我循环运行的真正幻想世界，因此，比之《冰与火之歌》、《龙枪》系列、《魔戒三部曲》等拥有各自成熟体系的西方奇幻小说，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尚逊一筹。
金庸先生强行照搬真实历史的进程，顺着真实历史的脉络去推进剧情，后果便是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无论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也无法改变真正历史走向，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本可改天换地的武功，选择黯然归隐，甚至强行被“战死殉国”如郭靖，“阵前自杀”如萧峰，这也极大降低了读者的成就感和阅读愉悦感，让太多人读遍三十六卷鸿篇，到底意难平……
所以，当莫言已经成为了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村上春树虽然年年陪跑诺贝尔奖，却也是得奖大热门的时候，而作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更胜他们的金庸，每次评选诺贝尔奖时却悄然无声，甚至很多理智的金庸小说迷，也并不认为金庸有资格得诺贝尔奖，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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