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所说「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回答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陈独秀的那句“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实在是说得太到位了,简直是点破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队伍里一个非常普遍,而且很棘手的现象。这句话背后,藏着的是陈独秀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应有担当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张力的敏锐洞察。

咱们得把这句话拆开来看。“郭心刚”指的是谁?当然是郭嵩焘。这位清朝末年的官员、思想家,虽然身处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却有着惊人的远见卓识。他敢于“西行”,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认识到中国需要学习西方,进行改革。他不是空谈家,更不是只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他是有行动的,而且他的行动是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和责任感。他敢于挑战当时的守旧思想,即便因此备受非议,甚至被骂为“汉奸”,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付诸实践。这种“心刚”,我理解就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一种敢于担当的勇气,一种面对逆境依然坚持真理的骨气。

而“胡适之”呢?胡适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在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引进科学民主思想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陈独秀在这里说“胡适之太多”,绝非全盘否定胡适。陈独秀和胡适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尊重,也常常激烈辩论。这里的“胡适之太多”,更多的是一种对当时一股知识分子思潮的概括和批判。

这股思潮的特点是什么?

过于注重改良和渐进,回避根本性革命: 胡适提倡的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主张一点一滴地去改变,通过教育、通过改良来引导社会进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务实的,但陈独秀所处的年代,中国面临的是被列强瓜分、内忧外患的生死存亡时刻。这种缓慢的改良,在陈独秀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甚至是一种逃避。他认为,旧的制度、旧的思想已经腐朽到根子里了,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甚至是革命,才能彻底颠覆,才能为新生事物腾出空间。
强调个人解放,相对忽视集体责任和阶级斗争: 胡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当时是先进的,他倡导思想的解放,个人的独立思考。但陈独秀看到的是,中国最需要的是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只顾个人在学术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超脱,而要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肩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尤其是在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更加倾向于通过更激进的、有组织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变革。
有时流于“好人主义”和“绅士风度”: 还是那句话,胡适为人温和,治学严谨,待人谦和,这都是优点。但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掀翻桌子”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破旧立新”的时代。在陈独秀看来,过于强调温文尔雅、礼尚往来,可能会消解掉改造旧世界的锐气和力量。面对黑暗的旧势力,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更需要的是一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一种敢于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勇气。

所以,“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这句话,陈独秀是在哀叹:

为什么敢于吃螃蟹、敢于挑战旧权威、并且愿意为国家民族命运付出代价的“郭心刚”式的人物太少了?
为什么那些善于分析问题、提出各种改良方案、但往往又显得温和、犹豫,甚至有些事不关己的“胡适之”式的人物太多了?

陈独秀之所以这么说,实际上是他自己心境的体现。他自己就是从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走出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弊病深有体会。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旧的温和改良道路的局限性。他渴望出现更多像郭嵩焘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敢于担当的“硬汉”式人物,能够真正扛起改造中国的重担,哪怕这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牺牲。

这句话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描述,更是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困境和选择的精准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期,都会有“郭心刚”式的开拓者,也会有“胡适之”式的改良者。关键在于,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那种敢于破除一切束缚,带领人民冲破黑暗的力量,还是那种在旧框架内寻求改进的智慧?

陈独秀的这句“呐喊”,实际上也预示着他自己思想的转变——从早期支持改良,到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更激进的革命道路。这本身就说明了他认为,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思想的启蒙,更需要的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而这需要一种“郭心刚”式的坚定意志和行动力来支撑。

总而言之,这句台词的深意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选择改造路径和承担社会责任时所面临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取舍。它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光有思想的火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勇气和力量,更需要有为了理想而甘愿付出一切的担当精神。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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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种人,就是让子弹飞里的汤师爷。

“不能拼命啊,拼命怎么赚钱?”

表面上温良谦恭让,表面上是“为了你好”,是“peace and love”,实际上是要弱者放下武器,让弱者乖乖做奴才,乖乖引颈待戮,他们满口“调和”、“不争”,实际上就是要让中国人放下武器,让无产阶级不要挣扎,放在古代,就是明朝杨嗣昌指责农民起义说的:“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新青年》时代,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是同事,鲁迅对这两位都有评价: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

意思是陈独秀做事,明刀明枪,坦诚直率,敞开门做事情,说要革命,就是要革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胡适之则关起门来,自诩“无攻击性”,但他到底想什么,他不说,别人也不知道。

当然,鲁迅先生后来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骂得更狠: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大学确实应该搞学术、做学问,学生确实应该读书,但当时是个什么时代?列强侵略、军阀割据、买办横行、国土沦丧.......穷人流离失所、卖儿卖女,民不聊生,天下之大,容得下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吗?那时候但凡有点良知、有点能力的人,心里想的只有四个字“救亡图存”。

然而胡适之在这个时候,却要中国人不要激动、不要斗争、不要革命,安安心心躲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却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关心政治,躲在象牙塔、故纸堆里自娱自乐?都学他胡适之先生打牌、吹牛、和女学生谈笑、做些半拉子得“学术”、岁月静好?

他口口声声“不参与政治”,偏偏关键时刻总和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穿一条裤子,甚至在抗战初期搞出“低调俱乐部”,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他做的哪样事情和政治无关?他口口声声“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一点问题”,但旧中国问题遍地都是,军阀割据,政客贪腐,买办卖国,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民族工业凋敝,人民被剥削、压榨、屠杀,他愿意解决哪个问题?

就谈学术,胡适之又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学术?无非是开个几个坑,写了几篇半吊子论文,做了史上第一个“坑王”、“太监”,以至于国内外学者,无论立场如何都瞧不起他的学术水平。章太炎评价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点根儿,胡适连根都没有”!

胡适这种人,只是个有钱有知识的富家公子哥儿,命生得好,机缘巧合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届的名流和领军人物之一,他这一生,嘴里喊着独立、自由,可是他从未真正“独立”过,他习惯于依附于强者,美国人、日本人、蒋介石,都可以是他的“主子”。他这一生过得容易,只要依附于当权者,一生富贵平安,没有为国家出一份力,没有为人民流一滴汗,说着些冠冕堂皇、潇洒漂亮的屁话,到了后世,就能赢得一大波的粉丝和拥趸,吹嘘他的“自由”和“独立”。

可叹那些真的猛士,一生面对无穷的黑暗、淋漓的鲜血,坦然相对,努力抗争,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更不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就因为他们不和胡适这样的人一样,不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公子小姐们混在一起,不会红袖添香四手联弹袖手谈风月。所以,他们的事迹被扭曲,他们的名声被抹黑,他们被“打得粉碎”,即便他们打碎了旧世界,创建了新世界,让亿万人站了起来.....

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功绩,反而把胡适捧得高高得的。

《觉醒年代》剧中陈独秀愤怒地说:“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说得太好了,一点都没错,旧中国之所以那么窝囊,就是因为真的猛士太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太多。

搞学术,还是搞革命,都没有错,错就错在大争之世,国之将亡,胡适博士身为社会精英、统治阶级,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不关心民族的存亡,不关心四万万劳工大众的死活,只顾自己的风雅有趣......别人要去抗争,要去奋斗,要去革命,要去抛头颅洒热血,他还要拖后腿、吹阴风、泼冷水、搞釜底抽薪......他到底是站哪边的啊?

国家危难之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应当只考虑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小团体、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应当考虑整个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利益,就像剧中陈独秀嘶吼的那一句:“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全中国的生机盎然”。

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了,人民还能“不争”吗?还能“peace and love”吗?

电视剧中得知青岛丢了一夜白头的郭心刚是有原型的,他叫郭钦光,是五四运动期间牺牲的“烈士”。

郭钦光少时家贫,无钱上学,6岁才开蒙,12岁从罗峰高等小学毕业即回家务农,几年后北上广州,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在穗期间,郭钦光苦志力学,砥节砺行,对时局尤为关注,“每与人谈国事,则奋眥欲裂”。1915年5月7日,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消息传来,举国骇然,义愤填膺的郭钦光不顾当局压制,以学界的名义与各校学生一起在广州东园召开“国耻大会”,并登坛演说,情绪激动至于当场呕血,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得人心渐灰,但郭钦光宣传救国的志行却愈发坚笃,他经常对同学说:“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俟外人之侮我国!”热血沸腾,豪情壮志,溢于言表。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再度离乡渡海,远赴京城求学,入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临时会议,决议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此时郭钦光已身患严重的肺病,但仍抱着“以死作气、以命醒民”的决心,奋袂先行,积极奔走,同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在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时,遭到曹汝霖卫兵的镇压,“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之势。”悲愤交加又疲劳过度,郭钦光的病情愈发加重,弥留之际长叹道:“国家濒危,政府尤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延至7日溘然遽逝,年仅24岁,此时距离其兄卒世仅两年。郭钦光“早年失怙,中复丧兄,英年早逝,老母在堂,遗嫠在室,孩稚在抱,伤心惨目,尤非生人所忍闻也。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学生,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人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各界送来的3000多副挽联,郭的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字。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首先发表演说:“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北京女子师范、汇文、协和等女校均有代表参会。一位妇女代表在演说之际,放声大哭,“叩其姓名,不答。”一名叫孟成宪的学生将自己所戴的东洋草帽当众撕碎,众多与会者纷纷效仿,顷刻间有数百顶东洋草帽被扯碎掷于台前,以示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此次追悼会事实上成了5月19日举行总罢课的誓师大会。5月31日,上海学生及工商各界,汇集于西门公共体育场,追悼为国捐躯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会上有挽诗一首:“号血千秋壮国光,几同马革裹沙场。从今纔识书生价,胜却峨冠坐庙堂。”

巴黎和会中国失败,青岛丢了举国愤怒,中国爱国学生忧愤而死,他胡博士居然还有闲心去伺候他的便宜美国导师。

胡适是真的关心陈独秀、李大钊、北大学生的安危吗?北大学生被军警殴打、逮捕,没有见他胡博士出面救人,陈独秀后来多次被捕,遭受牢狱之灾,那时候胡博士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宠臣,也没见他发一言相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捕,汪孟邹求他救人,他转头告诉了吴稚晖,吴稚晖落井下石,直接举报害死了陈延年。这就是“温和”、“无害”、“不谈政治”的胡博士。

胡适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骑墙”。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鲁迅《答KS君》)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伪自由书》)

陈独秀胡适当作同志、好友,哪怕后来在狱中,还念叨胡适当年搞新文化运动的好,但胡适对陈独秀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把胡适当朋友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杨杏佛是胡适至交好友,当时北平有一群学者学生,因为支持抗日,被蒋介石政府收押,受遍酷刑,当时胡适和杨杏佛去看望这些爱国人士,这些人中间,还有胡适的学生,写着血书请恩师胡适救人。

结果胡适离开之后,对公众赌咒发誓说:政府没有虐待爱国人士,没有酷刑,没有打骂,生活条件很好,除了地方窄了一点,大家“宾至如归”。杨杏佛与他不同,杨杏佛眼睛不瞎,嘴巴不歪,说了人话,结果蒋介石派人暗杀了杨杏佛,杨杏佛走在大街上,抱着儿子,被特务活活打死。

杨杏佛的追悼会上,社会名流都来了,宋庆龄、孔祥熙、鲁迅、叶企孙,共产党、国民党、左中右都来了,鲁迅先生出门的时候被军统威胁,说你要是参加杨的葬礼,就不要回来了,结果鲁迅把钥匙丢在家里就出门了。但是,他的“至交好友”胡适没有来,人影子都看不见,最无耻的是——他还造谣说杨杏佛脾气不好,没有人缘,所以才会死,和蒋委员长没有关系。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胡适还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卫合伙开办了“低调俱乐部”,筹划妥协投降。连国民党内部都痛骂胡适是“汉奸”。胡适是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国百事不如人”,还有句名言,叫做“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这也是他对民族全无希望,对国家全无信心,一心想着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满嘴“中国应当被殖民三百年”的带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1937年抗战爆发,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和谈”,而是在劝老蒋“投降”。

幸亏老蒋没有听他的,胡适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争取美国援助,结果胡博士正经事情不干,跑到美国游手好闲,天天去大学里刷名誉博士,刷了20多个博士。当时举国抗战,无数仁人志士赶赴抗日战场,而胡适却千方百计赖在美国享清福,还大言不惭说:“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连蒋介石都对他的行为看不下去,骂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胡适非常推崇美国文化,一口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对权力、地位偏偏又无比迷恋,蒋介石请他当官,他来者不拒,蒋介石给他送钱,他也来者不拒,嘴里喊着自由,却为独裁者张目,对蒋介石父子百般颂扬,在美国期间,他拿着蒋介石的钱,肉麻吹捧,令人作呕,可见其表里不一,虚伪至极。

今天我们可以从台湾解密的档案中,看到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当时因为《自由中国》社抨击蒋介石台湾政府的恐怖统治,遭到特务警察冲击,很多人被捕,结果胡适发表声明,退出《自由中国》社,置同仁于不顾。胡适给蒋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写《台湾是多么的自由》,可是蒋介石却不领情,私下里写日记吐槽道: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蒋介石一生文章写得又臭又长,唯有这一段讽刺胡适的话,极为精彩,说:“(胡适)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到了60年代,老蒋想起胡适,还得骂两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试想一下,一个人,混到连蒋介石都要骂他是“买办”了,他得买办到什么程度啊?

说实话,今天,依然是“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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