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把“英译中的汉语词汇”误认为是“和制汉语”（例如“物理”和“分子”）？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而且触及到了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确实，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听起来很“中国”的词，比如“物理”、“分子”、“民主”、“科学”、“哲学”等等，其实并非自古就有，它们是近代以来，为了翻译西方概念而创造出来的。而很多人会把它们误认为“和制汉语”，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
首先，要明白“和制汉语”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日本人基于汉字，创造出来用于表达西方概念的词汇。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率先大规模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为了理解和翻译这些新事物，他们不得不创造大量的专有名词。比如“哲学”（Philosophy）、“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经济”（Economy）等等，这些词都是日本人造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英译中的汉语词汇”误认为是“和制汉语”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历史的“借道”与“间接传递”：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世界交流时，由于各种原因，确实在很多领域扮演了“学习者”的角色，而日本，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当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新概念传入中国时，很多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完成的。
日本人的“先发优势”： 当西方人带来了“Science”、“Philosophy”、“Democracy”等概念时，日本人是最早尝试用汉字去“捕捉”这些概念的。他们用汉字组合，造出了“科学”、“哲学”、“民主”等词。
中国人的“追赶”与“采纳”： 随着中日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渴求，这些日本人创造的词汇，很多就被直接或稍作修改地引入了中国。比如，早期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他自己也创造了一些词，但“科学”这个词，其实已经有日本的影子，更不用说像“民主”、“共和”等后来广泛传播的词汇，很大程度上就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
“拿来主义”的痕迹： 这种通过日本间接接受西方概念的方式，使得很多词汇带有“他国痕迹”。当人们接触到这些词时，如果对历史了解不够深入，很容易误以为它们是“日本人造的中国话”，也就是“和制汉语”。
2. 词汇的“汉字基因”与“共同源头”的错觉：
“和制汉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使用了汉字。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辐射东亚地区的重要载体。日本在创造这些新词时，之所以选择汉字，是因为汉字本身具有一定的表意能力，而且日本人本来就熟悉汉字。
汉字是“通用语言”： 在东亚文化圈内，汉字一度扮演着类似现代英语的“国际通用语”的角色。儒家经典、佛教经文、官方文书等，都使用汉字。
日本人“再利用”汉字： 日本人并非凭空创造汉字，而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进行组合和创新。比如，他们用“物”（things）和“理”（principle/reason）组合成了“物理”（Physics），用“分”（divide）和“子”（suffix for small things）组合成了“分子”（molecule）。这些组合方式，在很多时候，仍然能让人感受到一些中国传统词汇的构词逻辑。
“似是而非”的亲切感： 正因为使用了汉字，这些词汇在中国人看来，不会有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感觉，反而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仿佛是“古老中国”固有的一部分。这种亲切感，反而容易让人忽略其“舶来”的属性，甚至误判其来源。
3. 词汇的“功能性”与“概念的优先性”：
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翻译”过来，让国人能够理解和学习。词汇的创造者（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准确、简洁地表达西方概念的词。
“功能至上”： 当一个词能够有效地传达“Science”这个概念时，它是否是“纯粹的中国原创”就变得次要了。日本人创造的“科学”，恰好能够很好地概括“Systematic knowledge,” “organized knowledge,” “body of knowledge”等含义，被中国引入后，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借用”的效率： 对于急需学习西方知识的中国来说，直接采纳日本已经成熟的译词，比重新一套体系来得更有效率。这是一种 pragmatic（实用主义）的选择。
4. 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与“信息不对称”：
大多数普通人并非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他们接触到的词汇，往往是被“包装”和“定型”后的结果。
“已成定局”的认知： 当我们学习“物理”和“分子”这两个词时，它们已经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存在了很久，并且被广泛使用。我们接受的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而很少去追溯它的起源。
信息传播的局限： 早期关于这些词汇起源的考证和传播，可能并没有像今天的网络信息一样触手可及。很多人只知道这是“翻译过来的词”，但具体是“谁翻译的”、“在什么情况下翻译的”等细节，容易被忽视。
“民族感情”的投射： 在某些语境下，人们可能更愿意相信这些“高大上”的词汇是中国固有的，或者至少是东亚文明圈内部的智慧结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一种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有关。
总结来说，人们之所以会混淆“英译中的汉语词汇”和“和制汉语”，主要在于：
历史上的“日本中转站”： 很多西方概念确实是经由日本，再传入中国的。
汉字带来的“中国亲切感”： 汉字作为共同的文化符号，使得这些词汇看起来不那么“外国”。
实用主义的“拿来主义”： 为了快速学习和发展，中国采纳了日本已有的译词，是一种高效的文化学习方式。
大众认知的“信息差”： 多数人接触不到词汇起源的详细考证。
实际上，这种词汇的“跨文化传播”和“再创造”是语言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现代汉语中，除了“和制汉语”的“借道”之外，还有许多直接由西方语言音译或意译的词汇，如“咖啡”（coffee）、“沙发”（sofa）、“卡车”（truck）等等。将“物理”、“分子”等词误认为是“和制汉语”，本质上是混淆了“日本创造的、用于翻译西方概念的词汇”与“中国从日本引入的、用于翻译西方概念的词汇”这两个层面。而很多时候，二者是高度重合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词汇一旦被中国语言环境所接纳并广泛使用，它们就已经“中国化”了。它们的功能、含义和使用方式，都已深深融入了现代汉语的肌理之中，成为我们表达思想、交流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它们的“国籍”刨根问底，固然有趣，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语言。
首先，要明白“和制汉语”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日本人基于汉字，创造出来用于表达西方概念的词汇。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率先大规模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为了理解和翻译这些新事物，他们不得不创造大量的专有名词。比如“哲学”（Philosophy）、“科学”（Science）、“民主”（Democracy）、“经济”（Economy）等等，这些词都是日本人造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英译中的汉语词汇”误认为是“和制汉语”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历史的“借道”与“间接传递”：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世界交流时，由于各种原因，确实在很多领域扮演了“学习者”的角色，而日本，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当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新概念传入中国时，很多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完成的。
日本人的“先发优势”： 当西方人带来了“Science”、“Philosophy”、“Democracy”等概念时，日本人是最早尝试用汉字去“捕捉”这些概念的。他们用汉字组合，造出了“科学”、“哲学”、“民主”等词。
中国人的“追赶”与“采纳”： 随着中日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渴求，这些日本人创造的词汇，很多就被直接或稍作修改地引入了中国。比如，早期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他自己也创造了一些词，但“科学”这个词，其实已经有日本的影子，更不用说像“民主”、“共和”等后来广泛传播的词汇，很大程度上就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
“拿来主义”的痕迹： 这种通过日本间接接受西方概念的方式，使得很多词汇带有“他国痕迹”。当人们接触到这些词时，如果对历史了解不够深入，很容易误以为它们是“日本人造的中国话”，也就是“和制汉语”。
2. 词汇的“汉字基因”与“共同源头”的错觉：
“和制汉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使用了汉字。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辐射东亚地区的重要载体。日本在创造这些新词时，之所以选择汉字，是因为汉字本身具有一定的表意能力，而且日本人本来就熟悉汉字。
汉字是“通用语言”： 在东亚文化圈内，汉字一度扮演着类似现代英语的“国际通用语”的角色。儒家经典、佛教经文、官方文书等，都使用汉字。
日本人“再利用”汉字： 日本人并非凭空创造汉字，而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进行组合和创新。比如，他们用“物”（things）和“理”（principle/reason）组合成了“物理”（Physics），用“分”（divide）和“子”（suffix for small things）组合成了“分子”（molecule）。这些组合方式，在很多时候，仍然能让人感受到一些中国传统词汇的构词逻辑。
“似是而非”的亲切感： 正因为使用了汉字，这些词汇在中国人看来，不会有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感觉，反而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仿佛是“古老中国”固有的一部分。这种亲切感，反而容易让人忽略其“舶来”的属性，甚至误判其来源。
3. 词汇的“功能性”与“概念的优先性”：
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翻译”过来，让国人能够理解和学习。词汇的创造者（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准确、简洁地表达西方概念的词。
“功能至上”： 当一个词能够有效地传达“Science”这个概念时，它是否是“纯粹的中国原创”就变得次要了。日本人创造的“科学”，恰好能够很好地概括“Systematic knowledge,” “organized knowledge,” “body of knowledge”等含义，被中国引入后，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借用”的效率： 对于急需学习西方知识的中国来说，直接采纳日本已经成熟的译词，比重新一套体系来得更有效率。这是一种 pragmatic（实用主义）的选择。
4. 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与“信息不对称”：
大多数普通人并非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他们接触到的词汇，往往是被“包装”和“定型”后的结果。
“已成定局”的认知： 当我们学习“物理”和“分子”这两个词时，它们已经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存在了很久，并且被广泛使用。我们接受的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而很少去追溯它的起源。
信息传播的局限： 早期关于这些词汇起源的考证和传播，可能并没有像今天的网络信息一样触手可及。很多人只知道这是“翻译过来的词”，但具体是“谁翻译的”、“在什么情况下翻译的”等细节，容易被忽视。
“民族感情”的投射： 在某些语境下，人们可能更愿意相信这些“高大上”的词汇是中国固有的，或者至少是东亚文明圈内部的智慧结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一种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有关。
总结来说，人们之所以会混淆“英译中的汉语词汇”和“和制汉语”，主要在于：
历史上的“日本中转站”： 很多西方概念确实是经由日本，再传入中国的。
汉字带来的“中国亲切感”： 汉字作为共同的文化符号，使得这些词汇看起来不那么“外国”。
实用主义的“拿来主义”： 为了快速学习和发展，中国采纳了日本已有的译词，是一种高效的文化学习方式。
大众认知的“信息差”： 多数人接触不到词汇起源的详细考证。
实际上，这种词汇的“跨文化传播”和“再创造”是语言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现代汉语中，除了“和制汉语”的“借道”之外，还有许多直接由西方语言音译或意译的词汇，如“咖啡”（coffee）、“沙发”（sofa）、“卡车”（truck）等等。将“物理”、“分子”等词误认为是“和制汉语”，本质上是混淆了“日本创造的、用于翻译西方概念的词汇”与“中国从日本引入的、用于翻译西方概念的词汇”这两个层面。而很多时候，二者是高度重合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词汇一旦被中国语言环境所接纳并广泛使用，它们就已经“中国化”了。它们的功能、含义和使用方式，都已深深融入了现代汉语的肌理之中，成为我们表达思想、交流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它们的“国籍”刨根问底，固然有趣，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语言。
网友意见
19世纪东亚各国“开化”是一个同步进行，有时候断断续续的复杂过程。中国制造的词汇（华制汉语）和日本制造的词汇（和制汉语）各有早晚，有时候有竞争，有时候有输出输入。比如1860年在大清成书的“万国公法”，在清国认知进展比较缓慢但在日本被广泛认知，“国债”，“民主”，“主权”之类的词汇在日本普及度上升。结果对于很多留日清国留学生首次接触这些词汇的地点是日本，把它们理解成和制汉语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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