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中国近代的更多落后原因归咎于儒家身上呢？
咱们先得明白一个基本点：近代中国，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西方列强，带着它们工业革命的成果、坚船利炮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让中国人反思，为什么我们落后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不再是那个令人敬畏的“中央之国”了？
在这种反思的浪潮中，文化和思想自然就成了重要的审视对象。而儒家，作为中国数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它被推到风口浪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一层原因：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僵化”解读和批判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比如强调等级秩序、尊卑有别、注重人伦关系、讲究中庸和谐，在面对西方那种强调个人奋斗、自由竞争、激进变革的文化时，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一种阻碍。
保守与守旧的标签： 儒家推崇“祖宗之法不可变”，讲究传承和稳定。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思想导向让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冲击时，不愿意、不敢轻易改变固有的模式。当西方国家在技术、军事、经济上突飞猛进时，中国社会却似乎沉浸在对过去的辉煌的回忆中，对于学习和吸纳新的事物显得迟疑。
重人伦轻技术/科学的倾向：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侧重于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虽然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其价值，但一些人认为，它导致了对物质技术和科学探索的相对忽视。在近代，当国家生存的关键在于发展工业和军事时，这种“重道轻器”的思维模式就被认为是落后的根源之一。比如，一些官员和读书人更关心科举功名和道德文章，对洋务运动中的技术引进和实践，反而不够重视，甚至带有鄙夷。
“士大夫”阶层的固化： 儒家思想培养了一批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些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和权力。然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和地位，很多人就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抵制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改革。这种精英阶层的保守和短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有关。他们习惯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旦遇到需要他们放弃传统特权、与民争利去发展工商业的情况，往往是心不甘情不愿。
缺乏个体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儒家强调集体、强调服从权威（君臣、父子），这被一些人视为压抑了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在需要敢于挑战现状、突破常规的近代，这种思维模式被认为是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当然，这一点也存在争议，因为儒家经典本身也包含了许多对君主的劝谏和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但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确实是个问题。
第二层原因：历史的叙事和建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时，往往需要一个清晰的敌人或者落后的根源来动员民众。将问题归咎于儒家，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力量： 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它直接攻击了中国社会最传统、最权威的思想符号，旨在破除旧礼教、旧道德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为引入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扫清道路。这种激进的批判方式，虽然有些偏激，但在当时打破思想僵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西学进入提供合法性： 当把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体系描绘成落后的根源时，引入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就显得更加合理和必要。这是一种“必要之恶”的论述方式，是为了实现更宏大的目标——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
历史总结的简便化： 将近代中国的落后简单归咎于儒家，也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简便化。这是一种“一刀切”的解释，方便人们快速理解和传播。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将近代中国落后原因“都”归咎于儒家，是一种过于片面的看法。 儒家文化本身是复杂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经历了许多演变和重塑。
儒家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一成不变： 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法家、道家等诸多思想流派的元素，也经历了汉儒、宋儒、明儒等不同时代的解读。比如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被认为走向了内省、哲学思辨，而对经世致用的关注有所减弱。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儒家体系。
儒家也包含积极元素： 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积极的成分，比如重视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感、推崇仁爱、民本思想等。这些思想在历史上也曾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例如，对“民贵君轻”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制约。
历史的复杂性： 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
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冲击的局面。
政治制度的腐朽： 晚清政府的腐败、低效以及其僵化的政治体制，未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经济基础的薄弱： 长期以来以小农经济为主，缺乏近代工业基础。
科技发展的停滞： 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地缘政治的压力： 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和压迫。
教育体制的落后： 传统的科举制度无法培养适应近代化需求的知识和人才。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近代中国面临转型和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暴露出了其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限性，并且被一些人认为是阻碍变革的重要因素。 这种“归咎”是当时社会反思和变革语境下的一个重要论点，但也需要我们用更全面、更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简单来说，就像一个人身上生病了，找出病因是重要的，但有时候找出的“病因”可能只是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被放大了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儒家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既是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被审视和解构的对象。
网友意见
因为满洲等于满族等于民族团结，民族大团结万岁
所以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是无辜的
不把落后归咎于儒家，难道现在要破坏民族团结吗？自然是不可能的。
儒家消亡了，所以棍子打在尸体上总比打在活人身上好。
清廷上层一开始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封闭，
好比很多精神满洲人津津乐道的康熙大帝的科学碾压眼瞎耳聋的尼堪，
但是要知道万能的康熙大帝西洋知识资料在清代是通过欧洲半官方渠道来的，
跟康熙接触的是受法王路易十四资助的传教士，
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就是在法国皇家科学院受过训的。
法国派遣的传教士与罗马教廷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是接受法王命令前往中国的。比如参与《尼布楚条约》而留下ID的著名的张诚神父这位国际友人，实际上他是法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得益于此，法王路易十四大概是康熙大帝最熟悉的外国君主。
但是要知道的是，这是皇室的垄断，身为被征服者的汉人是无法接触这些东西。满洲入关以后，因为文化和技术上的劣势，但是又无法信任非满洲的尼堪，因此找传教士是为绕开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科技优越感而特意进行的，所以才会有康熙在传教士那里学点数学，回头以此羞辱汉臣为荣。因此这种东西毫无意义，就如同找传教士监造火炮，实际上依旧是全套的本土工匠一样。其无非是对被征服民族表达一种态度：即便没有你们尼堪配合，我一样有办法搞到我想要的，还比你们好、比你们强。
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这套儒学特意留下的后门，在清代被人为封闭掉了。如果尼堪也学会了，满洲出身的皇帝如何再彰显没你你看我也行的优越感呢？这个调子从康熙开始就已经定下来了。
等到了乾隆年，中法交往已经比很多人想象的紧密的多。乾隆十六年，蒋友仁门下中国学生杨德望、高类思前往法国学习，十六年后归国。
然后由于法国大革命，我们大清帝国伟大的十全圣人，得到了他的好基友路易十六同学脑袋落地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清水教教主王伦造反，随之大清的圣人皇帝开始搜捕白莲教，迎来了王聪儿。所以十全在得知路易大王脑壳落地之后，断绝了跟法国的关系，影响了之后的英国使团，然后哇大清就在十全圣人手里跟外国蛮夷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不到50年就鸦片战争了。我大清真正封闭也就这会罢了，并非现在想象的大清对欧洲一无所知。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是：
为什么大清时代，中国跟欧洲人的学术、乃至技术交流仅仅局限在满洲皇室呢？
嗯，这也是怪儒家的对吗？
对的，当然怪儒家！不怪大清尼堪们的自古以来的儒家，难道要怪满洲的现人神们吗？
所以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的，我们怪儒家就对了。皇上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因为分不清家，人，学说的关系。
孔乙己，是儒家。
钱谦益，是儒家。
秦桧，是儒家。
李鸿章，是儒家。
这么一看不怪儒家怪谁。
但显然，这种观点的人逻辑并不好，因为人不等于家。
有一种说法是我党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我们实现的。同样我们更是儒学的继承者，因为我们努力的社会是天下大同的升华版。我们实现了孔夫子，孟夫子的理想。
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必然不适合的。那么儒学等于封建吗？并不是。
但一切事物的变革的开始都必然要求极端，只有极端能鼓舞人心。一个破旧的房屋是修修补补容易还是拆了重建容易？一根大梁，我觉得还能用，你觉得应该换。听谁的？
否定之否定定理，随着马哲的普及，现在开始为儒家正名了。大家开始觉得儒学和马哲并行不悖，儒学现代化或者马哲中国化开始发展。
如果觉得儒学应该特指封建礼教，汉奸昏官，那就当我在放屁吧。您说的都对。
很简单，因为没有几个改良派敢把问题归结于政府身上，所以只能归咎在儒家思想。
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底是儒家改变了中国政治，还是中国政治改变了儒学？很显然是后者，其他评论者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说了。无论是中国的文人还是外国的文人，总有那些没节操的文人，他们遇方则方，遇圆则圆，说句好听的是时代的弄潮儿，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群“妓女”，以圆滑为能事，以钻营为技能。每一个朝代都需要这种的人，为这个王朝鼓吹，他们也需要王朝为他们提供衣食。而有节操的文人，要么是不被青史留名，要么是思想被人更改之后，流传于世。美其名曰“孔夫子思想汉朝化”、“孟夫子思想宋朝化”，创新孔夫子思想的董仲舒，孟夫子思想的程朱，他们更改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更改，“改人者，人必改之”，这很正常嘛！
而董仲舒面对汉武帝的独裁，他是怎么做的呢？董仲舒直言劝谏，被汉武帝打入大牢，要不是命好，恐怕就得和司马迁俩交流感情去了。
你觉得汉武帝很流氓吗？说好的天人感应，“屈君而伸天”，怎么一转眼变成了“最终解释权归皇上所有”了呢？汉武帝只不过是把这种流氓习气不遮不掩地表现了出来，实际上，那些十分羞涩的皇帝大有人在，他们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对于思想家的话，他们只想看他们喜欢看到的，进而将他们改进后的思想变成“官方哲学、主流思想和选官标准”。
那么有没有人想过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统治者呢？有――康有为啊！康有为为了变法写过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有为知道，面对流氓，只能更加流氓，他把主张改革的帽子扣到了孔子的头上，假如你想说我可以用什么什么古籍来证明孔子并不主张改革，那抱歉――《新学伪经考》，你看的书，都是假的，我才是权威。
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也许他真的想说：我可去你二大爷的吧！动不动把我搬出来，是何居心？！
近代史上批判儒学的第一股浪潮应该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是袁世凯尊孔复古，作为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敢骂袁世凯吗？显然不敢，那就骂儒学好啦，那儒学该不该骂呢？我觉得，有些东西的确该骂，比如说被鲁迅骂的体无完肤的《二十四孝》。
提倡孝道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提倡孝道已经忽略了实质而只注重表面，没有质朴却只有肉麻，那反而让人反感。这也是儒学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媚与政权而导致的一种变异，批斗老师的岁月，逼迫老师将衣服脱光，趴在冰面上学习“卧冰求鲤”的时候，表面上是对旧文化的抨击，实际上则是对旧的政治制度和学习制度的反叛，前人造的孽让后人去偿还，实在不应该，但不这样呢？你不让我们造反？还不兴我们指桑骂槐吗？所以，老师变成了这个体制中最无辜可怜而又最无意识造孽的人，因为，宣扬二十四孝的教书先生可能一辈子都不曾想过二十四孝是不对的。就像从那“十年”中走过的红缎带士兵们一样，他们也认识不到自己的思想误区。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你是真的讨厌某某某的思想吗？可能你是讨厌那个人，那个时代，而你却不敢说。
我的看法是，是千百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腐朽的儒家，而不是腐朽的儒家造就了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事实上，两千年后的儒家已经和孔老夫子的儒家有极大不同了。也就是说，假如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孔老夫子被从历史上删除了，也就没有了儒家。那么，在若干年后，汉武帝依然会从诸子百家中选择某一家“独尊x术”。然后又若干年后，这一家虽然名字不同，但思想也被改造成了和这个世界同时期的儒家差不多的东西。然后又若干年后，晚清依然被西方吊打。然后有若干年后，有一个人在知乎上问“为什么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原因归结到x家身上呢”?与此同时，知乎上依然有一位荒木大湿言必称x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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