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江浙一带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思想却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一、 历史的沉淀与文化基因：
江南的千年文化底蕴： 江浙地区素有“鱼米之乡”、“江南水乡”的美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经济的重镇。这里孕育了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尊崇礼仪、注重孝道、强调和谐稳定的价值观深入人心。这种文化基因并非朝夕能够改变，它塑造了当地人民温良恭俭让、安土重乐天的性格特点。
士人阶层的长期影响： 历史上，江浙是科举制度下士人阶层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饱读儒家经典、身居社会上层的文人，其思想体系更是深深烙印在当地的文化基因中。他们对家族、宗族、秩序的重视，以及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使得稳定和传承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虽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早期的江南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地理上相对封闭，信息流通不如现代发达。这种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新思想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
二、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闷声发大财”的传统： 江浙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务实、低调的“闷声发大财”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实干、精打细算、追求稳健发展，而非张扬个性或激进改革。这使得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必然伴随着思想上的激进或叛逆。
家族企业和乡土情结的支撑： 江浙一带大量成功的民营企业，很多都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家族的传承、对本地产业的忠诚，以及与当地社区的紧密联系，都使得人们在思想上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和稳定，以免影响家族和企业的根基。这种乡土情结也体现在对家乡的依恋和对传统习俗的遵循上。
风险规避的倾向： 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波动中，很多江浙的经营者和老百姓更倾向于选择稳健的策略，规避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规避的心态，也可能延伸到思想观念上，对过于激进或挑战现有规则的思潮保持警惕。
“能赚钱就好”的实用主义：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很多人会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不影响生计和经济发展，对于一些非核心的社会和文化议题，可能会持“事不关己”或“随大流”的态度，不主动去挑战或表达激进的观点。
三、 社会结构与群体特征：
重视家庭和后代： 江浙地区普遍存在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的传统。为了给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多家长会更加关注子女的学业、婚恋等人生大事，对可能影响家庭稳定和后代前途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
集体主义的残余： 尽管市场经济发展，但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传统在江浙地区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人们可能更习惯于在集体中寻求认同，对于特立独行、挑战集体规范的行为，可能会感到不适。
年龄结构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江浙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也比较突出。老年人群体往往是传统观念的持有者，他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影响了社会整体思想的保守性。
信息过滤和主流叙事：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主流媒体和公共讨论往往会倾向于强调稳定、和谐和经济发展等议题，对于可能引发争议或动荡的思想，可能会进行过滤或淡化处理。
四、 经济发达与思想解放的并非必然等同：
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思想解放是精神层面： 经济发达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例如教育普及、信息获取便利等，但并非直接导致思想的全面解放。思想的解放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个体认知、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
“温饱思淫欲”的反思：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人们可能转向对精神生活和更高层次的需求的追求，这其中也可能包含对传统价值的质疑和对新思想的探索。然而，这种转变并非是自动发生的，并且在不同的群体和文化背景下，表现形式和速度也大相径庭。
特定领域内的开放与总体保守的并存： 江浙一带在经济活动、科技创新等领域可能表现出相对开放和进取的姿态，但在社会观念、家庭伦理、生活方式等方面，仍然可能保留着相对保守的态度。这种“局部的开放与整体的保守”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总结来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但老百姓思想相对保守，是历史文化基因、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结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之间复杂关系的综合体现。 这里的“保守”并非全然否定，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稳定、和谐、家族传承和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在某些特定领域对风险规避和对传统价值的遵循。这种现象并非江浙独有，在许多经济发达但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都可能存在。要理解这一点，需要跳出简单的“发达=开放”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多重因素。
网友意见
经济自由主义本身就跟社会文化观念进步与否没有直接联系。
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打击与军部集团有裙带利益的官僚资本，大搞新自由主义，放松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推动国企民营化、积极鼓励民企发展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主都纷纷支持正发党，这也不妨碍他在政治与社会文化上疯狂开倒车乃至于彻底颠覆凯末尔留下的世俗化遗产。
你列举的那些风气，那不叫保守，那叫三观正确。
那是江浙一带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兴衰起伏里总结出来的人生之道并加以传承。
那些歪七歪八的风气也不是自由与多元化，而是糊里糊涂过一世的不负责任。
三观正确才可以更好更有效率地创新与开放，歪七歪八即使偶然地带来了虚假繁荣，也会更有可能走入无序混乱，勃兴速败，春梦了无痕。
江浙一带（太湖片旧六府为主）从古到今一直保持了极其强韧的“个体—家庭—土地”的乡土结构，且这种乡土结构是被大家默契的维护着的。
江浙一带古代几乎不存在大量失去土地的游民，战乱灾害较少（受害最大是太平天国，但似乎乡土结构恢复的很快），尽管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但硬是通过改种桑棉作物加工成丝绸棉布这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路径开了挂。
本土乡民在自家土地上种植桑棉，在自家里初步加工，基本可以维持生活，也不超越乡土结构，只有拿到市镇都市上贩卖以更深加工乃至销售的过程可能存在家庭以外的经营组织。
但以江南明清市镇都市之密集，城乡交流之便捷快速，即使在城市这些经营组织中的进城从业者，也并不脱离与乡村家庭的联系，其只是一种半脱离乡土结构的状态。
这种乡土结构在小农经济逐渐消亡，上世纪三次工业化（近代，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后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因为乡村的就地工业化与城镇化得到了加强。
举个例子，近代江南农民要做工大多只能去上海，而改开后的乡村工业化反而使得他们可以就地进厂打工了。且乡村工业化形成了依靠厂房，民房出租获利的群体，而这些又是基于土地的。
乡土结构的保留使得基于小农经济下的，最先用来调整乡村大家族内部人伦关系的儒家思想得以存续，而没有随同工商业对传统大家族的冲击与消解，以及随之带来的市民文化而自然消亡，两者杂糅成独特的江南地方文化。
当然当代江南的城乡社会都已经不存在大家族。古代江南就已经有小家庭化的趋向，乡村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城市繁荣的商业造成的个体流动，都在不断削弱家庭规模。如今，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与严格的计划生育，它更已经坍缩为一种彻底小家庭化，原子化之前的过渡状态，即“两代小家庭”状态。
“两代小家庭”指的是存在“父母—子女”的亲代小家庭与“夫妻—子女”的子代小家庭，其中子女数不超过2个。且在子女成家以后，亲代小家庭依然要对子代小家庭发生影响。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包含了物质，人力与精神上的三重扶持与管制。
为了维持“两代小家庭”结构上的完整，就必须首先实现地理意义上的“在场”，则个体无论求学就业婚恋都自然留在本地，且不愿意与外人通婚，因为后者的亲代小家庭不在本地。这是婚姻观念上的保守。
由于个体成家以前始终处在亲代小家庭中的家长权威之下，且常居住在一起，则其异性交往必然无法过于自由；且即使发生异性交往，也通常要以建立子代小家庭也就是婚姻为根本目的，因为个体逸出两个小家庭的纯粹单身或者恋爱的自由态常被认为是“非常规”的。这是恋爱，性观念上的保守。
两代小家庭的结构必须代代延绵才能始终存在下去，因此纵向的，家长之于子女的物质资源的扶持是异常重要的，这形成重视财富积累，不重纯粹享受，以及重视维护家庭，重视子女成长的理念。这是经济观念，家庭观念上的保守。
由于成家立业，创造财富，教育子女成为主要人生任务，则其他超越伦理性与功利性，也就是世俗意义的人生追求，事业规划就被视为缺乏足够意义而不被鼓励。就业取向上不是为了获取权钱就是追求稳定，以更好供养或者照顾家庭。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保守。
为了给家庭积累更多财富，则夫妻双方，以及各自亲代小家庭的每个成员的财富创造能力，都必须被要求实现最大化。这最终形成一种极度刻板的男女分工模式，即丈夫妻子都必须出去工作养家，且丈夫要多赚钱，多承担家务（这可能是对妻子生育的补偿，或者是为获得一个更富裕的妻子亲代小家庭的经济支持的代价）。这是性别观念上的保守。
由于出了两代小家庭以外，没有别的强有力的联系人际的结构，小家庭成为几乎一切人生意义寄存之所，所以个体之间经济与情感的人际边界非常明确，即使是在同辈亲戚之间（因为他们也在自家小家庭结构以外），人情常十分疏远淡薄，这构成社交观念上的保守。
因为不存在强人际关系，所以弱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必然是以避免冲突与麻烦为目的（否则无法借助以往的深厚人情来缓和），因此强调表面的礼貌客气，实际的周全与留有余地，个体显得表面温和但不热情主动，也留有距离感，整体非常内敛内向，这构成性格气质上的保守。
江浙一带的这种保守，非常类似于美国清教徒精神，本质是儒家思想受到资本主义作用，旧有的乡土结构保留但是基本家族单元坍缩为两代小家庭后的结果，是既传统又现代的，与传统社会带有极强封建性的原教旨的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有重男轻女，贞洁观念，等级压迫等糟粕）是完全不同的。
注：以上地理范围不宜扩大到江苏淮北，浙江东南部地区，文化经济地理上，江苏淮北应与中原合成一部分，浙东南温州应与闽潮沿海地区并列。
看有温州的非要说我不了解家族观念也是醉了！瓯闽潮沿海社会是宗族社会，宗族意识非常强烈，家族亲戚关系当然远远比太湖片密切。我建议你重新阅读各类基础知识以后再来讨论！！
至于淮北的“地主初夜权”则源于这里长期水患贫困又远离中央，良性的乡土结构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民，又缺乏族长士绅群体，各类土豪劣绅巧取豪夺，占据乡村地方权力而形成的豪强社会。淮北的情况恰恰反映了乡土结构恶性崩溃后可能会出现的一种负面结果。
另外，这个概念是南京学者马俊亚提出来的，他提出淮北社会地主初夜权现象，恰恰是要与江南社会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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