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邓晓芒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追求真理？
邓晓芒先生之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追求真理，这并非否定中国古代思想的价值，而是基于他对“真理”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语境下的一个独特理解和批判。他的论点比较尖锐，也因此容易引起误解。要理解他的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他所说的“真理”是什么，以及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观察。
邓晓芒所理解的“真理”：一种柏拉图式的、绝对的、客观的实在
首先，我们要明白，邓晓芒所说的“真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在他看来，真正的“真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绝对性与普遍性： 真理是超越时空、不随个人或群体立场而改变的，它放之四海而皆准。
客观性： 真理独立于人类的意识和经验而存在，是可以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
本体论的实在： 真理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信念，更指向一种终极的、自在的实在，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规律。
认识的终极目标： 追求真理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理解世界的本质，而并非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或政治目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何“不追求”这样的“真理”？
基于上述对“真理”的定义，邓晓芒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论儒、道、法、墨，甚至是后来的佛教中国化，其核心关切点和价值取向都与这种“柏拉图式真理”的追求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像是“实用主义者”或“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具体来说，他的论点可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强烈的实践关怀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中国古代思想，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便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诸子百家提出的思想，大都旨在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政治动荡、民生疾苦等现实问题。
儒家的核心是“仁”和“礼”，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实现“天下太平”。孔子周游列国，并非为了探究宇宙的终极奥秘，而是希望能在现实政治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理论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的政治和统治问题。
道家虽然有对“道”的探讨，但“道”更多地被理解为自然的规律、生存的智慧，以及一种超越世俗烦扰的生活方式。“道法自然”并非去探究一个形而上的客观实在，而是指向一种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政治和治理的策略。庄子虽有玄思，但其最终落脚点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的逍遥。
法家更是赤裸裸的政治实用主义，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君权。
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主张，也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旨在减少社会冲突，增进大众福祉。
邓晓芒可能认为，当思想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改良社会，指导人生时，这种思想就不再是纯粹地“追求真理”了。它被“工具化”了，服务于更高的实践目标。
2. “道”的概念的模糊性与经验性：
中国哲学中的“道”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它不像西方哲学中的“真理”那样，指向一个清晰、可定义、可论证的本体。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本身就表明“道”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是无法被完全言说和认识的。这种“不可言说性”使得对“道”的追求，更像是一种直觉体悟、生命体验，而非逻辑论证和理性认识。
“道”也常常与“德”、“功”、“法”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操作性和实践性。例如，中医的“道”，武术的“道”，本质上是一种技艺、方法论，而非对客观真理的探求。
邓晓芒可能认为，这种模糊性、经验性和不可言说性，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对“真理”的追求，与西方那种以理性、逻辑为基础的“求真”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回避”了这种意义上的求真。
3. 对“性”与“情”的关注，而非纯粹的“知”：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人的情感、欲望、道德品格和社会关系。他们关心如何“安顿人心”、“修身养性”，如何培养一个有德行的人，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与西方哲学中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纯粹探讨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更侧重于“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他们探讨的是“如何做人”、“如何治国”，而不是“世界是什么”、“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这种纯粹的哲学问题。
例如，朱熹集儒释道之大成，其“格物致知”的工夫，也带有很强的修身和体察人心的色彩，最终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不是为了科学的发现。
4.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中国古代思想倾向于将人与自然、宇宙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的是一种融通和感应，而非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去“征服”或“认识”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
在这种整体性思维下，对“真理”的追求，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顺应天道”、“体悟大道”的融合过程，而非一种独立的、纯粹的认识活动。这种过程往往依赖于直觉、体悟、感应，而非严格的逻辑推演。
5. 缺乏科学精神的内在驱动？
邓晓芒的观点也可能隐含着对中国古代思想缺乏独立于实用目的的科学精神的评价。他所说的“追求真理”，带有强烈的科学和哲学探究的意味，即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对事物本质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本身就是目的。
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兴趣点主要在于“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如何让社会更稳定”，而不是“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求知。
总结邓晓芒的观点：
总而言之，邓晓芒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不追求真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智慧、没有深刻的思想，而是他用一个 “西方哲学的、以绝对客观实在为对象的、纯粹的理性认识活动” 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多的是在追求“智慧”、“道术”、“人生境界”、“治世之道”、“生存之道”，这些目标虽然高尚，但它们往往与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并且其最终目的服务于“安身立命”和“天下太平”，而不是那种纯粹的、为真理而真理的探求。
因此，他的批评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上的辨析，一种对不同哲学传统核心关切点的定位。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没能发展出像西方哲学那样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形而上学体系，或纯粹的科学理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思想的“落脚点”不同。
当然，这样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议。许多学者会反驳说，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何尝不是一种对终极实在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宇宙终极真理的体悟？他们会认为，邓晓芒将“真理”的概念西方化了，而忽略了中国思想的独特路径和价值。
理解邓晓芒的观点，关键在于认识到他所使用的“真理”这个词所带有的特定的哲学内涵，并理解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实践性”和“经验性”的强调。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视角：在追求思想价值时，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触及那个超越性的“真理”？
邓晓芒所理解的“真理”：一种柏拉图式的、绝对的、客观的实在
首先，我们要明白，邓晓芒所说的“真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在他看来，真正的“真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绝对性与普遍性： 真理是超越时空、不随个人或群体立场而改变的，它放之四海而皆准。
客观性： 真理独立于人类的意识和经验而存在，是可以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
本体论的实在： 真理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信念，更指向一种终极的、自在的实在，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规律。
认识的终极目标： 追求真理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理解世界的本质，而并非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或政治目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何“不追求”这样的“真理”？
基于上述对“真理”的定义，邓晓芒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论儒、道、法、墨，甚至是后来的佛教中国化，其核心关切点和价值取向都与这种“柏拉图式真理”的追求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像是“实用主义者”或“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具体来说，他的论点可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强烈的实践关怀与“经世致用”的传统：
中国古代思想，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便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诸子百家提出的思想，大都旨在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政治动荡、民生疾苦等现实问题。
儒家的核心是“仁”和“礼”，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实现“天下太平”。孔子周游列国，并非为了探究宇宙的终极奥秘，而是希望能在现实政治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理论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的政治和统治问题。
道家虽然有对“道”的探讨，但“道”更多地被理解为自然的规律、生存的智慧，以及一种超越世俗烦扰的生活方式。“道法自然”并非去探究一个形而上的客观实在，而是指向一种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政治和治理的策略。庄子虽有玄思，但其最终落脚点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的逍遥。
法家更是赤裸裸的政治实用主义，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君权。
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主张，也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旨在减少社会冲突，增进大众福祉。
邓晓芒可能认为，当思想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改良社会，指导人生时，这种思想就不再是纯粹地“追求真理”了。它被“工具化”了，服务于更高的实践目标。
2. “道”的概念的模糊性与经验性：
中国哲学中的“道”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它不像西方哲学中的“真理”那样，指向一个清晰、可定义、可论证的本体。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本身就表明“道”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是无法被完全言说和认识的。这种“不可言说性”使得对“道”的追求，更像是一种直觉体悟、生命体验，而非逻辑论证和理性认识。
“道”也常常与“德”、“功”、“法”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操作性和实践性。例如，中医的“道”，武术的“道”，本质上是一种技艺、方法论，而非对客观真理的探求。
邓晓芒可能认为，这种模糊性、经验性和不可言说性，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对“真理”的追求，与西方那种以理性、逻辑为基础的“求真”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回避”了这种意义上的求真。
3. 对“性”与“情”的关注，而非纯粹的“知”：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人的情感、欲望、道德品格和社会关系。他们关心如何“安顿人心”、“修身养性”，如何培养一个有德行的人，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与西方哲学中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纯粹探讨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更侧重于“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他们探讨的是“如何做人”、“如何治国”，而不是“世界是什么”、“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这种纯粹的哲学问题。
例如，朱熹集儒释道之大成，其“格物致知”的工夫，也带有很强的修身和体察人心的色彩，最终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不是为了科学的发现。
4.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中国古代思想倾向于将人与自然、宇宙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的是一种融通和感应，而非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去“征服”或“认识”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
在这种整体性思维下，对“真理”的追求，可能更倾向于一种“顺应天道”、“体悟大道”的融合过程，而非一种独立的、纯粹的认识活动。这种过程往往依赖于直觉、体悟、感应，而非严格的逻辑推演。
5. 缺乏科学精神的内在驱动？
邓晓芒的观点也可能隐含着对中国古代思想缺乏独立于实用目的的科学精神的评价。他所说的“追求真理”，带有强烈的科学和哲学探究的意味，即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对事物本质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本身就是目的。
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兴趣点主要在于“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如何让社会更稳定”，而不是“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求知。
总结邓晓芒的观点：
总而言之，邓晓芒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不追求真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智慧、没有深刻的思想，而是他用一个 “西方哲学的、以绝对客观实在为对象的、纯粹的理性认识活动” 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多的是在追求“智慧”、“道术”、“人生境界”、“治世之道”、“生存之道”，这些目标虽然高尚，但它们往往与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并且其最终目的服务于“安身立命”和“天下太平”，而不是那种纯粹的、为真理而真理的探求。
因此，他的批评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上的辨析，一种对不同哲学传统核心关切点的定位。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没能发展出像西方哲学那样高度系统化、理论化的形而上学体系，或纯粹的科学理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思想的“落脚点”不同。
当然，这样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议。许多学者会反驳说，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何尝不是一种对终极实在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宇宙终极真理的体悟？他们会认为，邓晓芒将“真理”的概念西方化了，而忽略了中国思想的独特路径和价值。
理解邓晓芒的观点，关键在于认识到他所使用的“真理”这个词所带有的特定的哲学内涵，并理解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实践性”和“经验性”的强调。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视角：在追求思想价值时，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触及那个超越性的“真理”？
网友意见
很容易理解，
因为“真理”是“造物主”的同义词。
讨论“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预设了“有个真理可以给你追求”。
但是“追求”包含“还没得到”的意思嘛，
“还没得到”怎么知道有呢？
你不知道，
但是你“相信”有，
那么你为什么会“相信”呢？
只能是因为“天启”。
天启是整个西哲的重要路径，从苏格拉底的“至善”开始就是，到经院的“上帝”，再到近代的“道德”，再到战前的“存在”，一直到今天的分哲的“元语言”。
而中国呢？
中国约等于没有天启这路子。
也就周公和老子在古典时代很朴素地有过，
并且得出的还是个只能服从、只能顺应，不可互动、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天”或“道”。
然后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让统治者成为“天”的代言人。
至于后人就算了，一个比一个拉垮。
所以并不是“中国思想家们自己不去追求真理”而是“一直就不知道还有个真理可以追”。
所以这锅得甩给造物主，
是祂故意不启我们，～～～（手动狗头）～～～
应该问邓晓芒，什么是“真理”？中国古代就没有”真理“这个词，就像没有”自由“、”权利“等等这些词一样。但我们古代一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丝毫不逊色于西方，而且长期领先世界。
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一些词语而已，其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词语西方传统是没有的，这并不能说明谁优谁劣，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1、我们辩证法诞生比较早。
2、我们的哲学诞生之初就是人本位。
地理环境太温和平淡了。生活安逸缺乏变化。所以中国缺少思想家。
墨子，道德经，孙子兵法里的东西算不算真理？
自然科学，宇宙规则的探讨，兵法探讨算不算真理？
宋朝儒家气理两派讨论的是什么？
朱熹王阳明讨论的又是什么？
王夫之方以智等明末又讨论的是什么？
是说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中国古代哪一样没有讨论过吗？还是说中国古人没有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还是说中国古人不想把宇宙是怎样的搞清楚？
不说别的，屈原天问算不算探究宇宙的思考？
无论从西方角度，还是东方角度，你都不能否认他们讨论的是真理。
邓晓芒这话一说出来，就免不了一个文化汉奸的罪名，而且很可能是不自知的文化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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