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日语汉音中“カ”行(ka, ki, ku, ke, ko)如何对应中古汉语的晓母(ɕi, ɕi̯e, ɕio, ɕi̯u, ɕi̯ɛi, ɕi̯ɛi̯ə, ɕi̯o, ɕi̯ou, ɕi̯u)和匣母(ɦi, ɦi̯e, ɦio, ɦi̯u, ɦi̯ɛi, ɦi̯ɛi̯ə, ɦio, ɦi̯ou, ɦi̯u)的演变,实际上是一段关于语音系统变迁的有趣历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一对一”映射,而是涉及到复杂的语音变化规律以及历史上的不同译音策略。
首先,我们要明白“汉音”指的是日本吸收中国隋唐时期(主要是北朝、南朝以及隋唐时期)汉语发音而形成的日语语音系统。当时的汉语,尤其是以长安为代表的中古汉语,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古汉语的晓母,其声母部分的特点是带有咝擦音(slike)的性质,发音时气流在舌尖和上齿龈之间摩擦,产生一种“嘶嘶”的声音。而匣母,其声母部分的特点则是一个浊的喉擦音(hlike),发音时气流通过声带,然后从喉咙发出,带有一种浊音的嘶哑感。
现在我们来看日语的“カ”行。它的声母发音,无论是 ka、ki、ku、ke 还是 ko,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一个清的软腭塞音(klike)或送气软腭塞音(khlike,在某些音节中)。这个发音与中古汉语的晓母(咝擦音)和匣母(喉擦音)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上,乍一看似乎相去甚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应关系呢?这背后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k”音的普遍性与音系结构。在许多语言中,“k”这个音素都非常普遍,并且常常承担起在音系结构中区分词义的重要作用。当日本僧侣、学者等人从中国带回汉字和汉语音调时,他们需要将这些新的语音信息整合到自己的日语语音系统中。而日语本身已经拥有“k”这个音位,并且它在发音上相对清晰、容易辨认。
第二,早期译音策略的“同源”或“近似”原则。虽然晓母和匣母的发音与“k”不同,但在早期翻译和记录中古汉语时,译音者会倾向于选择其本族语言中发音最接近或者在语音体系中具有相似“位置”的音。这里需要理解一点,中古汉语的晓母和匣母,它们最初的发音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尤其是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古汉语的晓母,尽管有咝擦音的成分,但其“i”韵母前的发音,例如“晓 xiǎo”,有时会更接近于一个腭化的“s”音,或者说是一种带有“i”的滑音(semivowel)的咝擦音。而匣母,尤其是“i”韵母前的“匣 xiá”,其喉擦音的特性,在某些情况下,与日语中“k”之前的一个短暂的滑音(类似“y”音)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产生一种听感上的近似。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中古汉语的晓母和匣母,在面对某些特定的韵母时,它们的舌位和气流控制会发生一些变化。当遇到“i”或“ü”这样的前元音时,晓母的咝擦音可能会腭化,向“ɕ”或“tɕ”等方向靠近;匣母的喉擦音在与这些前元音结合时,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腭化或者音质的改变。
日语的“k”在与“i”或“e”结合时,会发生腭化(palatalization),发音会变得更靠前、更带有“y”滑音的色彩,例如“ki”的发音听起来更像“kyi”,“ke”听起来更像“kye”。这种腭化后的“k”音,在某些方面,确实能够捕捉到中古汉语晓母和匣母在某些语境下,尤其是与前元音结合时,所带有的那种略微“尖锐”或“腭化”的听感。
换句话说,译音者并非直接将咝擦音或喉擦音“翻译”成“k”,而是在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最有效地在日语语音系统中区分这些汉字词汇,并且在发音上相对容易被日本人接受和掌握的音。而“k”行,尤其是其腭化形式,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全”且能够区分意义的选择。
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是语音演变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古汉语发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古籍文献的分析和比较推导出来的,并非百分之百精确。而在历史上,从中古汉语到唐朝后期,再到宋朝,汉语本身的发音也在不断变化。同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汉字发音的理解和模仿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日语汉音中“カ”行对应中古汉语的晓母和匣母,并非是简单的“k”音替换了咝擦音和喉擦音。而是在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一种近似的、符合日语语音系统特点的、能够有效区分词义的策略,将这些发音融入进日语。这种对应关系,是语言接触和语音融合的生动体现,它既反映了古代日本人对汉语发音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如何将外来语音“日本化”。
可以说,“カ”行成为了一个“泛指”的声母位置,用于表示当时那些带有某种“尖锐”或“摩擦”听感的声母,而具体是晓母还是匣母,在最终的日语音值上,往往通过“カ”行的具体形式(如 ki, ku)和整体音节的对应来体现。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系统性的语音对应,而非简单的逐字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