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冲突根源是什么？

叙利亚冲突的根源是：人！民！吃！不！上！饭！了！

叙利亚爆发冲突前的2010年，全国失业率为30%，18~30岁的男青年失业率67%，女青年失业率53%。全国一半的人拥挤在贫民窟里。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与此同时，国际粮食大涨价也冲击到了叙利亚国内，11年初，叙利亚的食品通胀率高达12%，使得国民怨声载道。这都成了滋生不满的土壤。

不仅仅是叙利亚如此，埃及和突尼斯如此。其中，最先开始暴露这个问题的以及最有意思的还是突尼斯。

突尼斯是怎么回事儿呢？一个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了供养七八个家人，去街上摆小摊，最后被城管打了一顿，还被掀了摊子，小贩气不过，一怒之下在z·f大楼门口自焚了。然后这个火星迅速燎原，一下子就绽放了突尼斯的花朵。

这种事儿听着耳熟，毕竟对我们来说都见怪不怪了，但为什么在突尼斯就成燎原之势了呢？因为突尼斯的失业率太高，事发城市失业率高达30%。民众收入低，各种涨价，生活越来越艰难。而且，越是艰难，腐败问题就越严重，而腐败问题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这无疑都增加了民怨，最终民众把矛头都集火在了执政者头上，只用30多天，就把总统阿里赶下台了。

埃及呢？

9000万国民生活在3%面积的国土上，和海南差不多大小。接近1/3的国民生活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首都开罗的青年失业率超过50%，40%的人绝对意义的贫穷。虽然全国有44%的人务农，有自己的地，但人均只有半亩地，全国小麦53%依赖进口，2010年赶上国际粮价上涨，食品通胀率高达15%，民众吃饭越来越难了。

早在90年代，美国伊斯兰问题学者埃斯波西托指出：在建构政治合法性和创造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穆斯林国家的z·f似乎既没有兴趣也不成功，他们更钟情于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当长期沉默的民众终于起来反抗之后，统治者们才发现自己的统治基础已被削弱到何等薄弱的程度。突尼斯的花香一传来，埃及人只用了18天，就把穆巴拉克这个执政30年的政治强人赶下台了。

作为这两个事件主体的18~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最关注的什么呢？

82%的受调查者认为获得一份与自己劳动相匹配的公平工资非常重要。达到65%的人认为拥有自己的住房是第二大关注事项。但是，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让63%的阿拉伯青年倍感压力，54%的受调查者认为这是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42%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是中东国家面临的最大发展障碍之一。

另又根据2010年阿拉伯劳工报告的统计：阿盟22国有3.7亿人，30岁以下人口占了2/3，25岁以下人口占了54%。而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2004～2008年间，埃及国内因无法承受失业压力而自杀的年轻人达1.2万。。年轻人缺少收入来源，喜欢谈论敏感事情，同时教育水平比父辈高，又熟悉网络媒体，不满情绪会迅速的滋生、传播、发酵和再传播。

仅仅是这两个国家吗？多了去了。

1、年前的伊朗骚乱怎么回事儿？29%的年轻人没有工作，食品价格上涨，吃不上饭了。

2、1515这么严酷残忍，还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同样是没有收入，吃不上饭，跟人家打仗给钱，跟着皇协军打仗被扣军饷。

3、占领华尔街是什么人？失业大军。大总统最想做的是什么？提高就业率。

4、为什么这两年加泰罗尼亚想从西班牙独立？因为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失业率接近60%，以至于政府加大了从加泰罗尼亚这个富裕的地方吸血养着全体国民。

我小时候经历过90年代下岗潮，那时候常听到街坊邻居谈论，谁谁谁家下岗了，哪家孩子交不起学费、谁家亲戚看不起病，然后家人偷鸡摸狗，抢劫蹲监，或者全家吃药自杀了的事情，至今都是个童年阴影。

所以，不要以为通胀、就业率和房地产仅仅是个经济数字问题，他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人常讲，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房子，社会怎么可能会安定呢？

而现在的国人，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大规模的失业是多么恐怖的存在，所以把中东的这些冲突的根源归结于所谓的宗教矛盾、派系纠纷、民族冲突、历史仇恨、大国博弈这些原因上。这些问题都是成千上百年了，自古有之。看着是个变量，然而难以改变。难以改变的变量其实是个常量。常量是难以作为问题根本的。他们这些国家真正能够改变的那个变量，也就是根源，就是上面说的：让！人！民！吃！上！饭！

亨廷顿了解一下，老人家在文明的冲突里面，就十分肯定，将来伊斯兰世界会爆发大规模冲突，不是根据什么高深的理由，就是根据人口结构。叙利亚的危机和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回事。

按照书中提供的人口增长曲线和当时的人口结构，在新世纪（21世纪）的十年之后，伊斯兰世界会因为人口爆炸导致大量年轻人失业，同时本地的粮食供应是无法满足那么多人口的，这会让这些地区受到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会大大增加，这些都将大大加剧这些地区的原有矛盾，导致非常可怕的地区冲突。

换句话说，这就是工业时代复现的人口资源矛盾，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农民种不上地了，吃不上饭了，不造反难道等死不成？ISIS里面的年轻人就是那些失业的年轻人，恰如李自成军队中的失地农民。

相信我，大部分平民只要能过好日子，绝不会想着去打仗，问题现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呀。

当然，东方某大国的崛起，对中低端工业产品市场份额的鲸吞，导致了很多后发工业国的中低端工业衰退，夭折；另外，同时，该大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肉类消耗增加，增加了国际整体的粮食需求，抬高了粮价。。。

这些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加剧了他们的失业率，可能对危机爆发也有一点影响吧。

当然，我们不可能承认这一点，自由市场，有赔有赚，是自然之理，我们开门做生意，东西又好又便宜，又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饥荒，还没有输出难民，我们提高了全世界的购买力（东西便宜了）。。。我们是大好人，不是吗？

说正经的，这个世界真是太残酷了，利维坦哪怕不想打那些小家伙，他只是起来翻个身，有的小家伙就要被挤成饼，他还没吃肉，只是吃叶子，长长个头，就有很多小家伙快饿死了。相比大国崛起，我更在乎小民尊严？这是什么傻逼言论，大国崛起时，小国要不够强，人家都没想动手，小国里面的升斗小民都可能被它带起来的风给刮死。

18年4月27日 更新

看在这么多老铁的讨论和点赞，我觉得得补点实在的东西上来，让这个回答不要那么水。

刚刚看了一下，国内关于中东地区人口的中文文献真的非常有限，很多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刚刚找到一篇《国际展望》13年第5期的文章【1】，文章质量怎么样我这个门外汉不清楚，但是有足够多的数据和结论来帮助我们了解中东乱局下的人口问题。

这篇文章开头也谈到了亨廷顿老先生的大预言术（20年前精确到年地预言了中东的乱局，是非常可畏了，不亏是23岁就能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天才。）

事实上，塞缪尔·亨廷顿在大约 20 年前就通过分析伊斯兰世界的人口状况，近乎精准地预言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就全球层次而言，由于不存在区域层次的人口净迁移，因而影响全球范围的人口问题的因素就仅剩两个：出生与死亡。

根据论文提供的数据，中东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人口激增现象，在 1970—1980 年期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4.52%， 1980—1990 年期间为 3.55%， 1990—2000 年期间为 2.6%， 2000—2010 年期间为2.62%。 同学们不是学社科的，可能对这个数据不大敏感，觉得也不是很大嘛，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建国后的人口增长率数据。【2】

请大家注意一下，图片里面的人口增长率是千分比，不是百分比。所以，可以看到，在建国后和计划生育前这段时间内，年人口增长率最高也就是3.35%,普遍没有超过3%（有15年的增长率在2-3%之间），相信大家还记得十几年前，对于我们国家如此之多的人口，整个社会有多么大的压力（动不动就说咱们人均资源不够，地大物薄什么的）。

但是，你要知道，中华的先祖们其实已经为我们这些子孙占据了旧大陆最大最好的一片肥美土地了，就算是这样，我们的人口压力也让这个世界上最强力的政府之一疲于应付了。那你在看看中东的耕地面积与质量，以及他们的政府的集权水平，你就不难想象如此那里各国的人口压力是多么令人绝望了。

截至 2010 年，中东国家的总人口达到 3.71 亿，与 1950 年相比增加了 4—6 倍；其中，人口超过 2500 万的国家有 7 个，分别是阿尔及利亚（约 3458 万）、摩洛哥（约 3162万）、埃及（约 8047 万）、伊朗（约 7692 万）、伊拉克（约 2967 万）、沙特（约 2573 万）、也门（约 2912 万）。

还有什么更加可怕的吗？有！

那就是，这庞大的人口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偏年轻的，仅仅是2010年，中东各国新增劳动力就有7,230,120人，作为对比，我国2010年的新增就业人口为1168万【3】，史上最难就业年了解一下。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工业体量是中东那些可以比的吗？

据统计，阿拉伯世界2007年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时期。由此，导致中东国家日趋走向贫困化。据统计，1980至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年均不足0.5%，低于除撒哈拉以南外的所有地区。【4】

而且，这些年轻人不是那么好哄骗的文盲，还记得那个突尼斯自焚的小贩吗？他是一个标准的大学生，是全家人的希望，结果毕业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街上当小贩，最后被逼迫过甚，一怒之下当众自焚。

中东各国的教育水平并不是太差，除了阿联酋、黎巴嫩和巴林，其他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以上，有12个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

而且，就像大家所知道的，中东那片的产业非常单一，除了石油，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呢？

石油生产对于GDP的贡献率超过40.3%，对政府财政贡献超过70%。大家还记得那个著名的资源陷阱吗？过于丰厚的资源，导致出口资源就可以躺着挣钱，进而拉高了地区的消费和工资水平，对于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国家而言，直接削弱了自身的工业产品竞争力，产业升级如同空中楼阁一般。

而且，这种资源很容易集中到个别的小集团中，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中东国家在2011年的基尼系数普遍超过0.5，最低为巴林，0.58，普遍超过0.65，埃及和黎巴嫩甚至超0.8），同时还增强了反动势力（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集团）的力量，比如，沙特虽然战斗力很差，但是有钱雇佣巴铁的强力雇佣兵来助拳，能从某个穷疯了的大国手里买到快递导弹，还可以漫天撒钱给民众发福利。

大家都觉得中东多土豪，但是从人均GDP来看，事情却很反常，1980-2010年，这三十年里面，中东的人均GDP只增长了258%，低于北美的391%，位于世界七大地区的倒数第二，仅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对比一下，东亚增长率643%。中东的经济基础之薄弱，可见一斑。这些让人看了想睡着的数据，才是中东乱局真正的根源。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东的经济基础，我们就不难想见，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有多么尖锐，而这就给宗教极端势力机会。大家不要觉得某宗教就是坏的，觉得怎么会有人信这种反动宗教，那些人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就是想当然，甚至有点种族歧视的味道了。我们必须明白，无论哪个民族的人，他都是人，必然有相通之处，面对压迫，一定会出现反抗，而不是做安安饿殍。

记住，饥肠辘辘的农民，无论信哪个神，都是要造反的（从爱尔兰到契丹，林登万永存）。

所以，中东的极端宗教势力的扩张，不是因为那些年轻人都突然脑子坏了，而是他们都饿了。那些宗教组织在我们看来，很可怕的样子，他们的信徒充斥着恐暴分子（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宣传也是西方的片面之词），但是，对于那些失业的受苦之人，这些宗教组织，他们“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向民众尤其是穷人提供多种社会福利，包括提供避难所、资助教育、免费或低收费医疗服务、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服务正是许多政府因缺乏能力、工作效率低下或者忽视等原因而没有提供的……所以，伊斯兰主义者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信誉和威望”。（伊斯兰教本身是非常讲究教内平等，有均贫富的理念，这是它在中世能够发展和壮大的根源之一，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

所以，当各个中东的独裁者被推翻之后，人民选出来的都是最保守和反对西方的伊斯兰主义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那些恐怖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纠缠不清，打的旗号带有宗教色彩，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个旗号最得人心嘛，最能拉拢年轻人参加。

大家如果实在不好理解，就把那些打着宗教旗号造反或者“圣战”的势力想成我们汉末的黄巾起义或者元末的白莲教起义就好理解了，宗教只是借口、名号和组织形式，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引起的农民起义。

好了，数据给大家补上了，有点无聊，讲的也是中东，而没有特别讲叙利亚（其实本质上问题是一样的），也缺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城市化率啊、互联网的普及之类的），贻笑大方了。

最后，中东大乱局到了现在，整个地区打到这个份上了，大家觉得乱局结束了吗？

我个人觉得，还差些意思，一个是，人口压力还是在，工业化还是没有开始，原先的祸乱之源，其实没有根除（说起来，最搞笑的是，叙利亚因为内战打的时间最长，人口损失最大，反而人口压力偏小）。

第二个，现在所有推翻了原有政治秩序的国家，比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等等，其实还没有完全摸索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要有民主（这一点是很多中东年轻人看重的，也是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伊斯兰（这是必须的，而且和民主不矛盾），有现代化（特别要有工业化），有中央集权（这和民主也不矛盾，是后发工业国家追赶的利器，也是压制反动派的保证），但是，目前我看不到哪个中东国家做到这一点。有一句说一句，伊朗的那一套其实挺适合中东的，神权加选举，稳得一笔，大学生上街，说碾就可以碾，那个把头巾挂在树上的姑娘长得很不错，非常符合现代传媒吸引眼球的需要，是个好的符号。可惜，当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

第三个，是因为天空中还有一篇乌云，叫库尔德人，这个出了萨拉丁的民族，现在要建立自己的国，他们有吸收了共产主义的又带有民族特色的主义（库工党），有洋人的声援（甚至有实质性的支持，法国总统前段时间决定给库尔德人派军事支援），还有难得的历史时机，他们会是天命眷顾的民族吗，他们可以在现有秩序的夹缝中崛起吗？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民族将会让中东的局面暂时难以平息下来。

第四个，国际的形式，美利坚与俄罗斯的角力，老牌帝国的阴谋暗流，波斯人的纵横捭阖，土耳其的帝国野望，还有远东复苏的汉家儿郎复兴丝路的决心，这一切都不可忽视，在这个旧世界的十字路口，我们这一代人将会看到怎样的大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周意岷. 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J]. 国际展望, 2013(5):115-131.

【2】1949-201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及人口自然增长率_471056421_新浪博客

【3】图表：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68万人

【4】田文林. 中东国家工业化的悲喜剧[J]. 瞭望, 2016(12):54-55.

先提供一个观察框架：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该地区内外因结合作用的后果。

从外因上讲是08年金融危机和09年欧债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从内因上讲是这些国家各自均面临经济结构脆弱、军政府独裁、世俗派与宗教力量撕裂社会、以及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爆炸等问题。

但叙利亚的问题核心在阿萨德家族。

哈菲兹.阿萨德

1930年出生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卡尔达哈城（现在是拉塔基亚省下面的一个人口一万多的山区小县城）。

他的父亲阿里.苏莱曼.阿萨德是当时一个信奉阿拉维派的有力封建主。

1936年，也就是哈菲兹六岁时，阿里.苏莱曼曾参与八十阿拉维权贵上书事件，写信给当时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总理布鲁姆，希望法国殖民者不要把阿拉维斯坦并入大叙利亚，以免阿拉维派受到逊尼派的统治。可见，他的父亲是殖民地时代一个典型的封建主，宁可同帝国主义者合作，也拒绝民族主义者的事业。

1939年，哈菲兹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到拉塔基亚市上学。当时拉塔基亚还是一个逊尼派为主的城市，充斥着信奉逊尼派的权贵。这些权贵大都支持穆斯林兄弟会，鼓吹教权思想。因为出身阿拉维派而受到歧视和攻击的哈菲兹对他们感到反感，跟许多德鲁兹和基督徒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结交。

1946年，在朋友们的吸引下，高中生哈菲兹加入了鼓吹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复兴党（现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前身）。此后，哈菲兹参加了学生运动，成为叙利亚著名的学运领袖，先后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和叙利亚学生联合会主席（1949—1951）。

1950年，哈菲兹从高中毕业。他本想成为一名医生，因此考取了贝鲁特的圣约瑟耶稣会大学。但是，他的父亲不知为何表示没有钱供他到国外念书，所以哈菲兹只好辍学转而考取了位于霍姆斯的军事学院（该校食宿全免），从而参加了叙利亚军队。军事学院的军官通识培训结束后，哈菲兹希望成为飞行员，因此进入了阿勒颇的飞行学校。

1955年，哈菲兹完成了飞行训练，被授予叙利亚空军中尉军衔。同年，他被送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受训六个月。1956年在苏伊士危机中，哈菲兹中尉多次紧急起飞执行国土防空任务。1957年，哈菲兹迎娶了拉塔基亚省地方权贵家族马赫卢夫家的小姐安妮莎，同时晋升为一个飞行中队的指挥官并往前苏联接受新装备（MIG-17S）的培训，前途一片光明。

哈菲兹在军校读书时，军队的权势在独立后的叙利亚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

经过1949年以来的多次连续政变，西沙克里将军在1953年成为叙利亚总统，但又在1954年被推翻。1955年，六年前被推翻的叙利亚首位民选总统库瓦特里又通过民主选举上台，这样一来叙利亚似乎就恢复了文民统治和宪法秩序，军人曾经掌握的权力又回到了政党手中。

不过，此时叙利亚的主流政党已经不再是独立前旧精英控制的民族集团之类，而是新兴的叙利亚共产党、民族社会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等等。这些政党大多数都亲近苏联和纳赛尔的埃及。在这个情况下，作为复兴社会党党员且在埃及和苏联受过训的哈菲兹受到重用也就不足为奇。

1958年，叙利亚共产党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引起了包括复兴党在内的叙利亚其他政治势力恐惧，他们决定让纳赛尔来统治这个国家以避免叙利亚走向社会主义。于是，埃及和叙利亚在这一年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家刚一建立，纳赛尔就派遣埃及军官清洗了叙利亚军队：亲共的军官都被清洗，剩下的人则受到提升。哈菲兹因此被提升为空军上尉，到埃及接受培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未来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然而，纳赛尔的统治没有让叙利亚人感到满意。他一方面推行国有化政策，大大得罪了保守派；一方面又命令所有政党解散，得罪了复兴党人。对此命令，复兴党元老派的阿弗拉克等人默默服从，但少壮派的贾迪德等人则感到不满，转而组织了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哈菲兹参加了这个军事委员会，当选为其负责人之一。

1961年8月，纳赛尔又解散了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叙利亚地方政府——北方行政委员会，转而让埃及人副总统阿密尔作为北方事务部长代表开罗的阿联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叙利亚。结果，这导致了前北方行政委员会领导人的抵抗，整个叙利亚的局势陷入混乱。

9月，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和其他不满埃及统治的军人一起发动政变，宣布叙利亚独立。由于是独立功臣，三十出头的哈菲兹一下子成了运输部长，进入了叙利亚的内阁。
叙利亚再次独立后，保守派的库德西成为总统。

此人是个君主主义者，引起各泛左势力的不满。于是，他们又想起了纳赛尔。1962年，叙利亚的纳赛尔主义者在阿尔万上校指挥下发动政变，被平定。库德西政权趁机宣称哈菲兹等人牵涉此事，因此哈菲兹不得不逃亡到黎巴嫩。同年，哈菲兹参加了复兴党第五次民族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阿弗拉克为首的元老派同意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为中心重建复兴党叙利亚地区领导机构，哈菲兹当选为其负责人之一。

随后，该领导机构开始策划政变。 1963年2月初，复兴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联手自由军官团右翼在伊拉克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团左翼政权。与此同时，叙利亚各地也纷纷发生纳赛尔主义者、复兴党人和共产党人领导的起义，哈马、霍姆斯等地都爆发巷战，东部地区则出现兵变。

1963年3月，复兴党叙利亚地区领导机构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发动政变，推翻库德西，终于在叙利亚建立起复兴党人一手遮天的新政权。在此次政变中，哈菲兹受命攻打大马士革东南40公里的杜迈尔空军基地；而他的这一路部队也是唯一受到抵抗的政变军部队，虽然这个抵抗在一轮炮击后就结束了。

政变成功后，哈菲兹上尉重新回到军队，并被提升为少校来负责叙利亚军队的“复兴党化”。1963年底，哈菲兹又被提升为空军中校，成了叙利亚空军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1964年底，哈菲兹又被越级提拔为空军少将，真除叙利亚空军司令一职。在这个职位上，哈菲兹派其同族、同党兼助手胡里（时任叙利亚空军副参谋长）建立了空军情报局（现在政权军老虎将军出身的机关），并将其变成了叙利亚最高效的特务机关。

1963年9月，叙利亚召开了第一届复兴党地区代表大会，哈菲兹被选为地区领导机构成员。1964年4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其大本营哈马发动了对新政权的大规模叛乱，哈菲兹力主镇压，得到了复兴党左派领袖贾迪德的信任。

1965年，哈菲兹在第八次民族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了民族领导机构。这一时期，他积极支持贾迪德对抗元老派领袖阿弗拉克，并派遣自己的弟弟（后曾任叙利亚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在军队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对阿弗拉克的军官组织。

1966年2月，贾迪德率领少壮派（左派）同阿弗拉克率领的元老派（右派）正式兵戎相见。由于阿萨德兄弟的暗中工作，元老派很快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被迫逃亡到黎巴嫩。然而到了1968年，元老派又在贝克尔（萨达姆的舅舅和养父）领导下在伊拉克成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此前背叛复兴党的伊拉克军头阿里夫兄弟，建立起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导致伊拉克和叙利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贾迪德上台后，重用了同为阿拉维派且又是自己革命同志的哈菲兹担任国防部长。

1966年底，叙利亚宣传部门负责人胡图姆趁贾迪德等人访问苏韦达省慰问德鲁兹人之际发动了一场新政变，但因德鲁兹人长老坚持古老的宾客权利，哈菲兹得以调动部队镇压了胡图姆。因此，哈菲兹又成了贾迪德的救命恩人，从而备受其信任。
但是，这一切都是哈菲兹的伪装，他本人实质上并不同意贾迪德革命的内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支持巴解组织推翻约旦国王），认为其过激；不过他一直隐而未发，相反却在等待时机。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阿萨德领导的空军遭到以色列闪电战袭击而瘫痪，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战争失败后，许多人主张追究阿萨德的责任。然而，贾迪德等人却依然信任着阿萨德，在党内会议上保了阿萨德一马。据说，投下保阿萨德关键一票的就是复兴党国家安全局负责人阿卜杜.卡里姆.琼迪：他拒绝了支持者用自己取代哈菲兹的计划。然而，阿萨德却是这样回报这位大公无私的改革家（琼迪是贾迪德时期的土地改革部长，也是叙利亚土地改革的总设计师）的：

1969年2月，哈菲兹在弟弟里法特的建议下，将军队直接开进了大马士革和其他许多大城市的关键位置，非法逮捕和拘禁了大量支持贾迪德的基层干部，然后威胁支持贾迪德的高级干部如琼迪辞职。琼迪面对这个农夫与蛇的结局，在3月2日愤然自杀。随后，阿萨德完全控制了局面，安排他的支持者以及投靠他的前元老派（这些人是贾迪德派为了团结全国大多数人而在六日战争后释放的）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贾迪德基本上就被架空了。
不过，哈菲兹依旧采取稳健措施，拒绝直接用直接政变的方式推翻贾迪德。

1970年9月，叙利亚对约旦黑九月事件的干涉失败了。贾迪德试图就此事发难，因此在10月召开紧急民族代表大会批判哈菲兹。在代表大会上，来自基层的多数代表强烈谴责阿萨德的内外政策，并且决定解除其一切职务。不过这对于控制了国安部门和军队的阿萨德来说，已经毫无意义。11月12日，大会刚一闭幕，懒得继续给自己戴上民主面具的阿萨德就发动了政变，将贾迪德和支持他的代表们一网打尽，全部送到监狱关押起来。

就这样，哈菲兹通过阴谋手段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贾迪德死于狱中，而逃过一劫的贾迪德派则组建了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复兴党，目前是北叙利亚联邦的参政党之一。

哈菲兹上台后，立即结束了贾迪德的一切内外革命措施，美其名曰“纠正运动”。

在此期间，他释放了大量被贾迪德政权镇压的地主、富农、买办、教士和酋长，授予他们相当多的特权，同时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成为大权独揽的总统（1971年3月）。他取消了复兴党内部的最后一点民主残余，把自己彻底变成了大军事独裁者，而把复兴党变成了他和他支持者的一个权贵圈子。他废弃了复兴党的社会革命叙事，把合法性重新确立在民族主义上面，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纳赛尔（1970年死去）之后的全阿拉伯民族领袖。 为了凸显其政策比贾迪德的优秀，哈菲兹在1973年10月参加了赎罪日战争，试图收复六日战争中丢失的戈兰高地。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五个师的叙利亚军队被以色列北方军的三个师打得节节败退到了距离大马士革不到四十公里的地方，才在伊拉克等国援军帮助下稳住阵脚。

这一失败大大动摇了哈菲兹的权力。1976年起，穆斯林兄弟会趁机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1982年2月，穆斯林兄弟会的暴动达到了高峰：他们将自己在边远地区组织的暴动武装集中到了哈马，发起了夺取这一大城市的总暴动。然而，这一错误盲动反而导致哈菲兹趁机集中兵力将穆兄会武装人员一网打尽。经过一场里法特领导的大屠杀，哈菲兹彻底镇压了穆兄会。那次镇压阿萨德使用了坦克，毒气，杀死了全城三万多人。此后，穆兄会对阿萨德政权的威胁基本上就消失了。

然而，穆兄会一旦消灭。阿萨德政权内部的继承危机又凸显出来。立功无数的弟弟里法特野心开始膨胀，试图在哥哥死后抢班夺权，结果被哥哥哈菲兹所平定，被迫逃往黎巴嫩。不过，这一继承权危机并未就此解决。日后阿萨德家族内部的继承权危机还将以周期性内斗的模式不断上演。

在国内面临穆兄会和家族成员挑战的情况下，阿萨德只能选择一面镇压，一面对外输出危机。

然而挑战以色列进而成为阿拉伯民族领袖的计划已经在赎罪日战争中失败，所以阿萨德将目光投向了邻国黎巴嫩。1975年，他试图利用干涉黎巴嫩内战的机会兼并黎巴嫩，最终建立起一个大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梦想中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大叙利亚。

不过，他的这个计划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最终在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被粉碎了。此后，哈菲兹尝试同以色列瓜分黎巴嫩，但遭到了来自黎巴嫩内部各派势力的不断挑战。不过随着叙利亚军队在1990年击败奥恩将军（现任黎巴嫩总统），叙利亚对黎巴嫩的驻军得以一直维持到2005年。

1980年代，哈菲兹向新成立的神权共和国伊朗伸出了橄榄枝，以共同对抗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伊拉克。为此，大阿亚图拉霍梅尼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叙利亚，在“考察”一番后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的分支。1991年，出于同样的考虑，哈菲兹又在海湾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派兵反对萨达姆统治下的复兴党伊拉克。美国投桃报李，默许了他对黎巴嫩北部的控制权。

尽管如此，阿萨德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有一定成就。通过投靠苏联，叙利亚经济在1980年代获得了很快增长。苏联援建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大大推动了叙利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机械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增长。

然而，由于红利大部分落到了复兴党的官僚资本手中，人民群众并未从这一系列经济发展中取得太大好处，人口的过渡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稀释了这一发展成果。到了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发展红利也就被叙利亚慢慢吃尽了。其中，最糟糕的就是官僚机构的过度膨胀：

1、军事安全机构

军队是阿萨德政权最为忠诚的捍卫者，因为阿萨德自从政以来就深知军队对权力的重要性。贾迪德之所以在政治斗争当中输给他，是因为他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而重视军队的作用也是自古以来中东统治者的「基本国策」，符合古老的「公平循环论」。

阿萨德为了笼络军事安全部门，自执政以来就斥巨资建设自己的军队。阿萨德执政伊始，叙利亚军队的总人数只有8万人，而到了九十年代全国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了43万人，再加上警察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军事安全系统总共雇佣了国家15%的劳动人口。

2、复兴党组织机构

叙利亚是一个宗派林立、部落众多的社会，宗族观念浓厚。虽然在阿萨德时代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社会观念依旧对人民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阿萨德为了整合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力量服务于自己，放宽加入复兴党的门槛，同时把复兴党党员安排到社会各个重要岗位上。像大学、工会、妇联等团体的负责人都是复兴党员，而阿萨德政权也鼓励大量农村人口加入党组织，以增强叙利亚的凝聚力。

3、行政官僚机构

叙利亚推行国家控制经济的政策，有众多的国营部门。通过这种方式，叙利亚政府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九十年代初，叙利亚的政府雇员超过70万人，约占劳动力人口的20%。每一个人只有真正协调好了自己与政府部门、政府雇员的关系，才算真正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

在统治策略上，阿萨德有着自己的「总统集团」，他们由阿萨德家族及其亲信组成，而且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

到哈菲兹去世（2000年）前夕，阿萨德政权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经济发展缓慢，国内大量青年人口失业，相当比例家庭处于赤贫状态，官僚机构腐败不堪，统治家族内斗频繁；同时，所谓世俗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感召力，教权思想从封建余孽向在中下层社会疯狂蔓延，开始把大量国民纳入组织来对抗复兴党政权。这时，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临危受命，从他父亲手中接管了国家。

面对这些困难，他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21世纪头十年的全球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作为一个熟悉西方那一套的人，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方向，但效果却很差

自由化导致

为了推动自己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更稳固地掌握权力，巴沙尔不得不对统治集团中的元老及保守派进行清洗，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及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官员。据估计，巴沙尔上台之后，各级政府、复兴党组织及其议会中60%的官员陆续退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巴沙尔加强了对复兴党的控制，但是却严重削弱了复兴党政权的统治基础。

而且，巴沙尔换上的一些人普遍缺乏治国经验，没能很好处理实际问题。另外，巴沙尔对军方心存芥蒂，废除了军人的诸多特权，引发了军方的不满。巴沙尔通过打破阿萨德体制的方式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了自身的社会基础。最终，为了维护统治，巴沙尔越来越多地依靠阿拉维派，这进一步加深了宗派之间的矛盾。

巴沙尔政府推动经济自由化，促使国有经济私有化，以期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但是这被认为是放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

另外，私有化政策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让与阿萨德家族关系密切的逊尼派大商人和官僚攫取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而广大的乡村逊尼派农民与部落民却没有在生活水平上得到改善。而这些大商人却根本不终于政府，2011年造反主力就是他们；

更有甚者，在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国内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财政日渐拮据。不得已，政府大量削减对公共部门的投入，减少福利开支。这导致失业率猛增，有50%的居民居住在贫民窟，而大马士革则达到70%。

2010年年底爆发了「突尼斯革命」，人民通过社交媒体自发组织起来表达政治诉求，中东国家的威权体制难以继续通过高压的手段维护统治的稳定。而这种新的革命模式自然也波及到了叙利亚。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复兴党政权的统治，要求广泛推进改革，但是换来的是政府的镇压。

在国际干预依旧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反对派逐渐放弃了和平斗争的方法，开始进行武装起义。2011年7月29日，叙利亚变节军人宣布成立「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通过广泛的招募活动，它逐渐成为了反对派当中最主要的武装组织。在获得了大量的外国援助后，他们逐渐占领了叙利亚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

内战爆发了
=====总结阶段（私货时间）=====

旧体系，家族独裁政权和旧王国，毫无有理念，代表了落后的一方。
亲西方派有知识分子，他们空有情怀，手中无枪，也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基本上只能依赖外部力量干预。但西方干预中东，一定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宗教派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们也是抵抗美国侵略的主力，勇气可嘉，但他们无法找出一条不变更伊斯兰旧体系，还能实现工业化的办法。绝大多数伊斯兰政党只是因为下层人民对独裁者的厌倦和对美国的痛恨。依靠抵抗美帝的好名声上台的，至于掌了权之后怎么办，没有人心里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