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美国如何管理国内的媒体既要保证言论相对自由又要不触碰政府能够忍耐底线的?

回答
在美国,管理国内媒体并在保障言论自由与避免触碰政府底线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以下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关键要素:

一、 法律框架:保障言论自由的基石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护言论自由的核心。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 这项原则为媒体提供了强大的法律盾牌,允许广泛的批评、报道和观点表达。

然而,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第一修正案进行了阐释和限制,形成了“政府能够忍耐底线”的界限。主要限制包括:

诽谤 (Defamation): 包括普通诽谤(libel,书面)和诽谤(slander,口头)。媒体不得故意发布虚假陈述,损害他人的声誉。对于公众人物(如政客),证明诽谤成立的标准更高,必须证明媒体“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即知道陈述是虚假的,或者鲁莽地忽视其真实性。这使得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时享有更大的空间,但并非不受约束。
煽动 (Incitement): 媒体不得煽动非法行为,即发布鼓励即刻发生的非法行为的言论,且该言论极有可能导致该行为的发生。例如,号召暴徒立刻攻击某个政府部门可能会被视为煽动。
淫秽 (Obscenity): 关于淫秽内容的传播受到限制,但界定标准非常严格。最高法院设定了“米勒测试”(Miller Test),要求内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被认定为淫秽:
1. 普通人会认为该作品整体上迎合了对性方面的不健康兴趣。
2. 该作品以明显冒犯性的方式描绘或描述了性行为,而性行为是由适用的州法律明确界定的。
3. 该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
煽动仇恨言论 (Hate Speech) 的界限: 虽然美国对仇恨言论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但如果仇恨言论与煽动暴力或其他非法行为直接相关,则可能受到限制。例如,直接威胁某个群体并鼓动立即对其进行攻击,可能触碰底线。
国家安全和军事秘密: 媒体在报道涉及国家安全、军事部署或机密信息时,需要谨慎。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阻止媒体发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但这通常需要极高的证明标准,例如“先期审查”(prior restraint) 在宪法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被允许。

二、 媒体行业自律与职业道德

除了法律约束,媒体行业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自律机制:

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 新闻工作者普遍遵循一套职业道德准则,强调准确性、公平性、客观性和独立性。许多大型媒体机构有自己的伦理指南和内部审查机制。
意见和事实的区分: 媒体会区分新闻报道和评论(专栏、社论、观点文章)。新闻报道力求客观,而评论则允许表达个人观点。这种区分有助于读者理解信息的性质。
更正和道歉: 当媒体报道出现错误时,有责任进行更正或道歉,以维护其信誉。
记者协会和行业组织: 例如美国记者协会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 等组织,提供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指导。

三、 市场力量与公众监督

美国媒体市场高度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媒体的负责任行为:

受众的反馈和抵制: 如果媒体的报道失实或过于煽动,观众和读者可能会选择抵制该媒体,转向其他媒体。这对媒体的声誉和商业生存构成压力。
竞争对手的监督: 媒体之间也存在相互监督。一个媒体犯错,另一个媒体可能会抓住机会进行报道和批评。
非营利组织和研究机构的监督: 一些研究机构和公民组织会监测媒体的报道质量和偏见,并发布报告。

四、 政府与媒体的互动模式

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是复杂且经常充满张力的。政府不会直接审查媒体内容,但会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互动:

信息发布和沟通: 政府部门会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声明、官员采访等方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媒体也依赖这些信息来报道政府活动。
“不予置评” (No Comment) 和信息控制: 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政府官员可能会选择“不予置评”或限制信息的公开程度。
调查和起诉: 如果媒体的报道触犯了法律(如诽谤、国家安全泄露),政府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调查和起诉。但这受到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宪法保护。
施压和舆论引导: 政府官员可能通过公开批评、施压甚至通过亲政府的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但这种行为需要非常谨慎,以免被视为干预新闻自由。
立法和监管(有限制): 国会在某些特定领域有监管权,例如广播电视的频率使用(通过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但这种监管主要集中在技术和公共利益方面,而非内容本身。 FCC 对广播内容有规定,如禁止播出“淫秽”或“亵渎”内容,但这些规定也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严格审查。互联网媒体受到的监管则更为宽松。

五、 政府“忍耐底线”的动态性与模糊性

美国政府的“忍耐底线”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政治环境: 在不同的政府执政时期,对媒体批评的容忍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社会情绪: 在国家危机、社会动荡时期,政府对某些言论的容忍度可能会降低。
具体事件: 某些特定事件可能触发政府对媒体报道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总结来说,美国管理国内媒体的模式是一种“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逻辑下的结果。

核心在于强大的法律保护,将言论自由置于优先地位。 政府干预的门槛很高,且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
政府不主动审查或控制媒体内容。 相反,它提供信息,并依靠法律途径对违法行为进行追责。
媒体行业本身存在自律和市场竞争机制。 公众监督和信誉也是重要的约束力量。
“底线”主要体现在法律明确禁止的领域,如诽谤、煽动等,而非政府主观的好恶。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最大化地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但其挑战在于,如何在保障自由的同时,有效处理虚假信息、极端言论以及对社会稳定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这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和法律辩论的焦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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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挖挖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案例——诚然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美国无法用法律手段直接制裁那些不被官方喜闻乐见的媒体(除非这些媒体违反了其他法律),但仍可以动用一些行政手段削弱其影响,乃至让其噤声。1930年代至二战初期美国名噪一时的“网红神甫”考夫林在媒体界的消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1891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20岁时进了神学院,1916年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1923年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底特律定居。很快,他以其口才在社区讲道中崭露头角,吸引的信众日渐增多。

1926年考夫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把布道的讲坛从社区转移到空中,与底特律WJR电台签了协议,每周进行一小时的播音。最初他播音的重点是谴责3K党,因为3K党奉行的是反天主教、反移民的政策,隔三岔五跑到他的教区去搞焚烧十字架的仪式,而随着底特律汽车工业的崛起日渐壮大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移民则是考夫林的铁粉盘,考夫林自然要代表他们对3K党加以反击。在那个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电台播音是最先进、最热门的媒体,影响力更甚于今天开抖音频道,于是考夫林的声音乘着电波覆盖了底特律周边地区,迅速笼络了大批天主教信众,成了当地快速吸粉的大V。

1929年WJR电台被收购换了老板,这一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听众对宗教话题的兴趣也在下降。于是新老板建议考夫林改弦更张,把话题转移到时政上来,进军键政界。

在自媒体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考夫林一点就通,拿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犹太人当靶子掀起一轮广播攻势,毕竟世道萧条的时候听众都需要个精神上的出气筒,而且他对世道不公的抨击还都能恰到好处地回归到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宣扬上来,说得头头是道,吸的粉于是也不再限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小圈子了。

这次调整让考夫林的影响力走出了底特律的一亩三分地,在全国蹿红。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注意到了考夫林,邀请他进行全国电台播音,让他如虎添翼地又发展了一年多时间。然而,考夫林的广播里夹枪带棒的攻击性言论让CBS这样的全国性传媒公司又产生了顾虑,于1931年要求其提前交广播稿进行内审。

这时的考夫林早已今非昔比,仗着其“电台神甫”的名气哪里还肯向CBS低头,干脆带粉出走自立了门户,自筹资金通过WJR所属传媒集团麾下的另外三十多家电台进行全国广播,其节目“力量时刻”成为黄金强档,听众估计高达3000万人之众(占美国人口的1/5还多)!

这个时期他的知名度高到什么程度?美国邮政系统在他的住所附近专门建了一个邮局,用于接收美国各地寄来的听众来信,平均每周有8万封之多!考夫林自己也有一个人数不少的团队,专门负责拆阅、分拣和回复听众来信。

在整个1930年代,考夫林的政见发生了数次转变。他先是在1932年大选期间大力支持罗斯福,炮制了几个重磅炸弹式的口号“不选罗斯福就毁灭”、“罗斯福新政是基督的新政”,知名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川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知乎上的入关学——你可能不认同其观点,但不可能没听说过这些口号。

然而考夫林呼吁用更激进的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始终未被罗斯福政府采纳,从1935年开始他转为抨击罗斯福及其新政。那年他创办了《社会正义报》并搞了个政治团体“社会正义全国联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实现了付费会员超百万的小目标。

这个时代纳粹已经在大洋彼岸的德国掌权,并开始系统性地实施排犹政策。尽管考夫林对美国内政的观点左右横跳,但其反犹立场是贯穿始终的。1930年代后期考夫林在广播中与纳粹德国遥相呼应,为德国反犹政策辩护。

1938年11月德国纳粹指使袭击犹太教堂和犹太人所开店铺的“水晶之夜”发生后,考夫林在广播节目中反问:“为什么德国会有(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对基督徒迫害在先!”这通言论广播后舆论哗然,纽约电台拒绝再次播出考夫林的广播节目,纳粹德国的宣传系统则以此当作犹太人控制媒体的证据,抨击道“美国不允许听到真话!”

纽约电台的停播没能阻挡考夫林继续通过其他电台向其听众灌输观点,而此前并未干预考夫林言论的美国政府出手了,以“无线电频谱是有限的公共资源”为由,开始要求在电台定期播出节目的播音员申请运营执照,考夫林也交了申请,但却被拒了。

这下“电台神甫”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今天的自媒体大V遇到被封号是什么心情,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考夫林临时的对策是向各地的电台购买播音时段,然后播出预先录好的演说,尽管还能继续发声,但购买播音时段开始花掉他大量的经费。

1939年9月,二战在欧洲爆发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观点迅即分裂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干预主义者主张援助英法甚至参与战争,而孤立主义者主张置身事外。反犹亲德的考夫林自然选择了孤立主义立场,把赞成参战的观点谴责为“犹太人的奸计”,反对修改《中立法案》放松对欧洲交战国武器禁运——因为一旦解禁的话,只有英法能买到美国武器,遭到英国海上封锁的德国则买不到,等于单方面帮了英法,对德国不利。

1939年10月,美国广播行业组织国家广播协会(NAB)通过了一项新的自律法规,严格限制购买播音时段播放争议性政见,播出录音的稿件必须提前交给电台内审,新的录播合同不照此执行的话电台可能会失去牌照。恰逢考夫林购买播音时段的合同将于当月大批到期,新规一出与他合作的电台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随着合同分批到期而放弃考夫林的节目。

以电台播音起家的考夫林这下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然而他还有一本《社会正义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可以不受审查地进行出版,宣扬他的各项观点。只是这样一来他独特的演讲风格和口才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社会正义报》的订户也远远少于电台的听众人数,考夫林的影响力随之一落千丈。

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还非常强大,支持者不仅既包括考夫林,还有美国第一委员会、查尔斯·林白(首位不着陆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同样粉丝众多)、德裔美国人联盟等个人和组织,他们出于反对社会主义、反犹、亲德、法西斯主义倾向等各种诉求主张美国远离战争,在国会里也有大量持孤立主义立场的议员,阻挠援助英法、增强战备的各项法案通过,事实上纵容了纳粹侵略。

例如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征兵法案,但要求应征入伍的义务兵服役不得超过12个月,以此限制军队规模。到1941年夏,德国入侵苏联,很明显这场战争不是一时半会能结束的了,罗斯福总统要求延长义务兵服役期限,结果法案在众议院表决时仅以203:202的一票之差勉强通过;1941年11月,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参战前一个月,民意测验中赞成美国即刻对德国宣战的民众比例仅为26%,反对的比例则高达63%。

1941年12月7日,落在珍珠港的日本炸弹把美国的孤立主义炸了个粉碎,绝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彻底改变立场转为支持战争,次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时仅有一票反对,数日后美国第一委员会经内部投票决定自我解散,其发言人、原铁杆孤立主义者林白甚至志愿报名参加陆军航空队。

然而整个孤立主义阵营中,考夫林仍然头铁坚持原有的意见,冒着“同情敌人”的大不韪质疑美国参战的正当性。1942年初,联邦调查局突袭了考夫林任职的教堂,收缴了他的大量文件。4月底美国司法部长比德尔致函邮政部,要求取消《社会正义报》通过二等邮件投递的特权,以此断绝该报的发行渠道,消除考夫林最后的那点媒体影响力(川普通过邮政系统阻挠邮寄选票的点子看来不是新发明),邮政部决定在5月初举行听证会审理这项要求。

司法部显然对通过邮递渠道打击《社会正义报》的方案还不够有信心,比德尔部长还考虑一旦此法失败,就以1940年通过的《史密斯法案》控告考夫林犯有煽动叛乱罪,不过这样仍有法庭败诉或引起舆论反弹的风险。

很快司法部想到了一个盘外招,找人带了话给考夫林的上级——天主教会底特律教区主教,如果考夫林不再混键政界了,那司法部就用比较克制的方式处理,不多做追究。主教权衡利弊,对考夫林下了封口令。天主教是体制化的宗教,不服从上级的神职人员会被开除出教会,而神职才是考夫林的立身之本,最后他选择了屈服,乖乖回到自己出道的小花社区当一个本分的基层神甫。

1980年代传播学界有学者研究了1931-1942年间美国主流报刊对考夫林的报道和评价[1],做的图表很直观地反映了考夫林的起起落落:实线和虚线分别反映负面和正面报道的比例,可以看出在193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主流报刊(包括天主教内部报刊)对考夫林都是负面评价占绝大多数的,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年代的川普,媒体风评惨不忍睹,但在民间还是有大批拥趸;然而到了1941年,正负两种评价一下子归零了,说明电台广播被切断一年多后,媒体都记不起来有这号人了;1942年他又重返报端,负面报道占压倒性的多数,可能是因为他反参战、亲纳粹太头铁太出格才又重新回光返照了一下。

1966年,考夫林从社区神甫的位子上退休,1979年过世,当时几乎没有媒体注意到这件事。不知在他离世前的那一刻,是否曾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麦克风前呼风唤雨的那段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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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Father Coughlin in the Periodical Press, 1931–1942,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ume: 61 issue: 2: 280-36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07769908406100206?journalCode=jm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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