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社会底层是不是相当于斯巴达的希洛人？
将现代社会底层与斯巴达的希洛人做类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且值得深思的视角。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角度，细细道来。
希洛人：被奴役的多数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斯巴达是一个极端的军事化城邦，它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对数量上远超斯巴达公民的希洛人（Helots）的压迫之上。希洛人是斯巴达征服的当地居民，他们没有自由，被视为国有财产，世代为奴。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耕种土地，为斯巴达公民提供食物和所需的劳役。
斯巴达公民，作为统治阶层，被训练成战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军事训练和参与战争。他们无需为生计操劳，因为这一切都由希洛人代劳。斯巴达人甚至制定了一套残酷的制度来维持对希洛人的统治，例如“克鲁普提亚”（Krypteia），一种秘密的、残暴的镇压行动，旨在恐吓和消灭潜在的反抗者。
用通俗的话来说，希洛人就是斯巴达社会机器的“燃料”，他们被剥夺了绝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服务于斯巴达公民的统治和生活。他们是社会经济的生产者，但却不是社会资源的真正享有者。
现代社会底层：被挤压的群体
那么，现代社会底层，又为何会被拿来与希洛人相提并论呢？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与古代斯巴达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提倡人权、平等和自由，法律体系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存在“奴隶”这种合法存在的阶层。然而，如果我们剥开制度的表象，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体所处的境遇来看，确实能找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1. 经济的“燃料”与被剥削的劳动力：
与希洛人被强制耕种土地一样，现代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是社会经济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他们从事着那些被认为是“低端”、“辛苦”但又是社会必需的工作：流水线工人、快递员、清洁工、建筑工人、服务业基层员工等等。他们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为整个社会的运转提供了基础。
然而，与斯巴达公民的“不劳而获”不同的是，现代社会底层并非“不劳”，而是“劳动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他们付出了大量的体力和劳动，但获得的报酬却难以支撑体面的生活，更谈不上积累财富或实现阶层跃升。他们的工资往往仅够维持基本生存，一旦遇到疾病、失业或其他意外，就可能陷入绝境。
这种“辛勤劳动却难以改善生活”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希洛人辛勤耕种却依然被奴役的写照。他们是经济机器的齿轮，被需要的时刻被高效地运转，但他们的个人福祉和价值，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
2. 被边缘化与话语权的缺失：
希洛人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他们的声音根本无法被听到。而现代社会底层，虽然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更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媒体叙事中。
他们的生活困境、他们的诉求，常常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或者被简化为“懒惰”、“缺乏技能”等标签。媒体可能更关注光鲜亮丽的成功故事，而对那些在底层默默承受压力的人们给予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这种“被看不见”或“被选择性看见”的状态，使得他们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自身境遇。
3. 生存的压力与对“安全”的渴望：
斯巴达公民为了维持统治，将公民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军事训练展开，他们对外是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内则对希洛人进行严密的控制。而现代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压力。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工作，即使工作条件恶劣，报酬微薄。他们对“稳定”和“安全”有着极大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却常常难以满足。一次失业、一次疾病，就可能让他们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底层对“稳定”和“底线保障”的追求，就像是希洛人对摆脱奴役、获得最基本生存尊严的渴望一样，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背后是对某种“安全感”的追寻。
4. “精神上的压迫”：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施加的是赤裸裸的武力压迫和恐惧。现代社会，这种压迫则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心理层面。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功学”和“竞争文化”，往往会强化一种“个人责任”的叙事。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功，那似乎是个人能力不足，而非系统性问题。这种无形的压力，会加剧底层人群的自我怀疑和无力感。他们被教导要“向上爬”，但向上爬的通道却可能异常狭窄，甚至充满了阻碍。
当他们看到社会上充斥着光鲜亮丽的消费主义和阶层差距时，这种落差感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满足。
区别与警示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将现代社会底层与希洛人做类比，并非说现代社会底层就是奴隶，也并非要否定现代社会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的进步。这种类比是为了指出一种潜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一种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个体被压迫感和边缘化。
希洛人是被合法化、制度化的奴役，而现代社会底层则是在一个提倡平等的框架下，由于经济规则、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等因素，导致的一部分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这种类比的价值在于：
它提醒我们，即使在看似进步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它警示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惠及所有人，如果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就可能滋生新的不平等和压迫。
它促使我们反思，当一部分人的生存基本被牺牲来换取另一些人的“优越生活”时，这种社会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公正价值。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底层与斯巴达的希洛人，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制度下，但他们都面临着被剥夺、被压榨、被边缘化的困境。希洛人是被公开的奴隶，而现代社会底层则是在一种更隐蔽、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下，承受着生存的重压和发展的阻碍。这种对比，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如何去关注和守护那些站在社会光谱另一端的人们。
希洛人：被奴役的多数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斯巴达是一个极端的军事化城邦，它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对数量上远超斯巴达公民的希洛人（Helots）的压迫之上。希洛人是斯巴达征服的当地居民，他们没有自由，被视为国有财产，世代为奴。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耕种土地，为斯巴达公民提供食物和所需的劳役。
斯巴达公民，作为统治阶层，被训练成战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军事训练和参与战争。他们无需为生计操劳，因为这一切都由希洛人代劳。斯巴达人甚至制定了一套残酷的制度来维持对希洛人的统治，例如“克鲁普提亚”（Krypteia），一种秘密的、残暴的镇压行动，旨在恐吓和消灭潜在的反抗者。
用通俗的话来说，希洛人就是斯巴达社会机器的“燃料”，他们被剥夺了绝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服务于斯巴达公民的统治和生活。他们是社会经济的生产者，但却不是社会资源的真正享有者。
现代社会底层：被挤压的群体
那么，现代社会底层，又为何会被拿来与希洛人相提并论呢？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与古代斯巴达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提倡人权、平等和自由，法律体系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存在“奴隶”这种合法存在的阶层。然而，如果我们剥开制度的表象，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体所处的境遇来看，确实能找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1. 经济的“燃料”与被剥削的劳动力：
与希洛人被强制耕种土地一样，现代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是社会经济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他们从事着那些被认为是“低端”、“辛苦”但又是社会必需的工作：流水线工人、快递员、清洁工、建筑工人、服务业基层员工等等。他们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为整个社会的运转提供了基础。
然而，与斯巴达公民的“不劳而获”不同的是，现代社会底层并非“不劳”，而是“劳动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他们付出了大量的体力和劳动，但获得的报酬却难以支撑体面的生活，更谈不上积累财富或实现阶层跃升。他们的工资往往仅够维持基本生存，一旦遇到疾病、失业或其他意外，就可能陷入绝境。
这种“辛勤劳动却难以改善生活”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希洛人辛勤耕种却依然被奴役的写照。他们是经济机器的齿轮，被需要的时刻被高效地运转，但他们的个人福祉和价值，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
2. 被边缘化与话语权的缺失：
希洛人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他们的声音根本无法被听到。而现代社会底层，虽然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更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媒体叙事中。
他们的生活困境、他们的诉求，常常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或者被简化为“懒惰”、“缺乏技能”等标签。媒体可能更关注光鲜亮丽的成功故事，而对那些在底层默默承受压力的人们给予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这种“被看不见”或“被选择性看见”的状态，使得他们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自身境遇。
3. 生存的压力与对“安全”的渴望：
斯巴达公民为了维持统治，将公民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军事训练展开，他们对外是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内则对希洛人进行严密的控制。而现代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压力。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工作，即使工作条件恶劣，报酬微薄。他们对“稳定”和“安全”有着极大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却常常难以满足。一次失业、一次疾病，就可能让他们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底层对“稳定”和“底线保障”的追求，就像是希洛人对摆脱奴役、获得最基本生存尊严的渴望一样，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背后是对某种“安全感”的追寻。
4. “精神上的压迫”：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施加的是赤裸裸的武力压迫和恐惧。现代社会，这种压迫则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心理层面。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功学”和“竞争文化”，往往会强化一种“个人责任”的叙事。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功，那似乎是个人能力不足，而非系统性问题。这种无形的压力，会加剧底层人群的自我怀疑和无力感。他们被教导要“向上爬”，但向上爬的通道却可能异常狭窄，甚至充满了阻碍。
当他们看到社会上充斥着光鲜亮丽的消费主义和阶层差距时，这种落差感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满足。
区别与警示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将现代社会底层与希洛人做类比，并非说现代社会底层就是奴隶，也并非要否定现代社会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的进步。这种类比是为了指出一种潜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一种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个体被压迫感和边缘化。
希洛人是被合法化、制度化的奴役，而现代社会底层则是在一个提倡平等的框架下，由于经济规则、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等因素，导致的一部分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这种类比的价值在于：
它提醒我们，即使在看似进步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它警示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惠及所有人，如果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就可能滋生新的不平等和压迫。
它促使我们反思，当一部分人的生存基本被牺牲来换取另一些人的“优越生活”时，这种社会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公正价值。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底层与斯巴达的希洛人，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制度下，但他们都面临着被剥夺、被压榨、被边缘化的困境。希洛人是被公开的奴隶，而现代社会底层则是在一种更隐蔽、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下，承受着生存的重压和发展的阻碍。这种对比，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如何去关注和守护那些站在社会光谱另一端的人们。
网友意见
不相当。
现代的社会底层所面对的压迫与不公有许多种，但被有组织有计划的、受统治阶级认可且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随机屠杀并不包含在内——κρυπτεία（由斯巴达政府组建的专门负责「巡防」的秘密别动队）了解一下？
当然你可以把Helot用作描述现代底层人现状的喻体，但这么做不仅不准确，还会淡化真实历史上斯巴达对Helot恐怖统治的惨无人道程度。
一般来说，我是很反对出于煽动抒情之目的而将任何群体比作「奴隶」的，因为它混淆视听——巴黎的革命家们一边自比斯巴达克斯高喊着「无自由毋宁死」，一边血腥镇压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揭竿而起的黑人奴隶；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敢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乔治三世喊出「我们不做奴隶」，却不愿对近在咫尺的锁链下的奴隶们多看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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