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亥、雍正伪造一个诏书就能当皇帝，那么别的皇子也可以伪造诏书啊，这不就乱套了吗？

你把胡亥和雍正划到同一类去了，这一点我不赞同。目前并没有出现确凿证据能证明雍正是靠伪造继位诏书上位的，所以这个就不深入讨论了。

胡亥能够继位，确实靠的是伪造诏书。但是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其内在实质是李斯、赵高、胡亥这三个当时最接近秦帝国最高权力的人，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只有胡亥取代扶苏，同时除掉蒙恬，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的利益才能被最大化。

嬴政驾崩于沙丘之时，蒙恬与扶苏远在帝国北部边境，他们离权力中心太远。嬴政驾鹤西游，权力的天平毫无疑问已经向李斯、赵高、胡亥这边倾斜了。在一个奉行法家思想的国度里，一道手续完整的诏书必将畅通无阻。

我个人认为胡亥之所以能够通过沙丘政变顺利上位，其最为关键的人物是其法学老师——赵高。赵高作为嬴政的贴身宦官，他有机会在宫廷里得到长期的历练，这让他对人性与权力的认知达到了非常人所能比拟的高度。

赵高是一个权谋高手，他的智力绝对是当时秦庭高层的佼佼者。在嬴政时代，赵高就深受皇帝的宠信，并且被皇帝任命为胡亥的法学老师。秦国本身就是一个以法家思想为主体思想的国家，其法学人才应该是多如牛毛。赵高作为一个宦官居然能够担任王子的法学教师，可见此人法学造诣之深。

沙丘政变要想成功有三大关键要素：其一，胡亥有称帝野心；其二、丞相李斯绝对要配合（极其重要）；其三、扶苏、蒙恬势力必须被消灭。

先来讨论第一点，胡亥有没有称帝野心。算了，这一点不必讨论了，如果我是胡亥我也想上位。

再来聊聊第二点，如何让丞相李斯配合胡亥、赵高的计划。这个看起来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但是让赵高用一招就轻松解决了，那就是威逼利诱。

请看几段《史记》原文：

（一）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

此段对话核心只有一点，那就是赵高让李斯自己掂量一下，蒙恬是不是比李斯更有可能当丞相。李斯想了想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蒙恬确实更有优势。

（二）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赵高更进一步恫吓李斯，让李斯回顾一下秦国被罢免高官的最终下场如何，尤其是要回忆一下像商鞅这样的外来士人的结局。

（三）高曰：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

赵高直接就将话挑明了，如果你不参与我们的政变，扶苏上位后必将用蒙恬代替你成为新丞相，到时候你别说地位不保，我估计你连通候的印信都带不走吧。

在《史记》中赵高说服李斯的说辞有一大堆，但是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打动李斯的也就上面那三段简短的对话。讨论什么国家大义，皇恩浩荡之类的对李斯来说都是废话。李斯想要什么，赵高非常清楚。

请看一段关于李斯人生价值取向的《史记》原文：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从小就立志做一只米仓中的老鼠，从小就希望在最好的环境，最宽广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他鄙视卑贱与穷困，显赫的秦国相位是李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否则他就成为了自己曾经鄙视的对象——“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赵高绝对是一个把握人性的高手，他太了解李斯了，他对李斯的价值取向拿捏得死死的。他用秦相之位来威逼利诱李斯，他告诉李斯合作相位可保，不合作不仅相位必失，财富与人身安全都不会得到保证。李斯也是个聪明人，在他看来谁当皇帝无所谓，只要他的荣华富贵不受影响就好。于是，他就积极地参与了沙丘政变了。

最后，聊聊第三点，如何弄死扶苏和蒙恬。

李斯答应与赵高、胡亥合作后，立即开始了天衣无缝的骚操作，先是伪造一封秦始皇传位给胡亥的诏书，然后马上又伪造一封赐死扶苏的诏书。两封诏书由内庭起草，加盖皇帝印玺，全流程跟秦始皇发布的诏书一模一样。

在秦帝国这样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度里，皇帝的诏令是不允许有半点怀疑的。在法理上讲，皇帝正式发布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上至贵族下至百姓都是畏法、敬法、守法的。扶苏作为嬴政的长子，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法家教育，他对法令的遵守恐怕更甚常人。李斯、赵高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直接给扶苏发了一道“程序合法”的赐死诏书。扶苏接到这封诏书后立即拔剑自杀，一旁的蒙恬拦都拦不住。

总论：这次政变的总导演是赵高，他以超高的驭人之术和深邃洞察力将李斯、胡亥、蒙恬、扶苏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再加之，秦帝国是一个“法”的国度，是一个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所以一道“诏书”的威力才有那么大，才使得我们这些后来的吃瓜群众看了一幕精彩的历史政变大戏。

在秦以后的朝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沙丘政变”这样的篡位操作了，因为儒家化的政权已经没有了这样操作的空间了。

与回答的各位唱个反调，

《清圣祖遗诏》基本可以肯定是被篡改的。

比方说，冯尔康先生著作《雍正传》里就曾经提到过这份遗诏，其中“欲致海宇昇平，人民乐业”中的”人民乐业“就被证明出此四字被压缩写进了只有2个字的空档中。

更多的还有”盖由天下事繁“中的”事繁“、”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中的”亮能“、”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中的”安全“二字也均显示此些二字均被写进只占一字的空档。

而且，冯尔康先生进一步指出：

”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康熙）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

首先，恐怕诸位都不明白的是，康熙帝早在康熙56年就已经写好了遗诏。

下面这篇就是康熙56年版遗诏：

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为国家久违之计而已。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我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灭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遗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痛苦流涕，预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惮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净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
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消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净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厄，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必兼总细务之言乎？
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枉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
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所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备，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后而已之志，今朕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 平日久而人心懈，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至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 。
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祚符端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文，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朕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没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生死，朕之欣喜，岂可言罄！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 。
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及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美谈乎！”初年与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
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履，视富贵如泥沙也。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
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下面这篇遗诏才是雍正继位时用的遗诏。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 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所至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也，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净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以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朝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水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汉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皆小民膏脂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与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惕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从遗诏长短上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56年那份遗诏多达近3000字，而61年这份只有区区1261个字。

而且在这两篇遗诏进行对比中可以看出多达六个疑点。（王锺翰先生观点）

1. 《面谕》版过于简略，不及《实录》版详实。
2. 两份遗诏叙事层次有较大不同。
3. 《面谕》版措辞相比《实录》版更为典雅、官方。
4. 时间不同，两者语气用词亦因之而异。
5. ”时过境迁“，原有今异而不得不为之改动、删削者。
6. 原无今有及新增入的，如《遗诏》一开始用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及末尾的”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等。

而且，56年的那份遗诏上面的一些话也十分值得注意。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

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机，皆由裁夺！每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恐前途倘有一时不讳，不能一言，则吾之衷曲未吐，岂不可惜！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岂不快哉！

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既然圣祖已经公开承认古代帝王的遗诏都是经过文臣们修饰篡改过的（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所以圣祖反其道而行之，”故预于明爽之际，一一言之，可以尽一生之事“。在最后圣祖还坚定不移地表示”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朕言不再“。

这也就说明了圣祖早在崩逝5年前就已经写好了遗诏，并且没有再经过进一步的修改。

况且圣祖崩逝之际也没有留下第二份遗诏，所以可以肯定56年那份遗诏就是圣祖的遗诏。

这份遗诏在创作完成之后就收入了康熙起居注馆内，然而现今整理后出版的《康熙帝起居注》中并没有这篇遗诏的任何记录。

所以，

简单地思考一下就能知道，56年那篇遗诏在康熙驾崩那天被隆科多从起居注馆拿走并进行了删改，重新抄录一份过后用于登基大典了。

而世宗在宣读完被删改后的遗诏之后，原本遗诏也就自然不会交还给起居注馆了。

以上，基本可以肯定雍正帝就是篡位上台的。

至于你们说的满文版诏书，不都说满文肯定没法改动太多吗？要不然容易出破绽啊。

先不说这篇遗诏有没有经过修改，这篇遗诏在发现的时候就是残缺不全的。

（PS：省略号均表示缺失）

满文版遗诏原文就这么多，非常关键的”谁继位“也是残缺的。所以拿满文诏书来证明雍正没篡位的基本都可以肯定是根本没有看过满文版遗诏原文的。

至于评论区以及诸位愤愤不平的知乎er对我的不间断打击，质疑这篇遗诏用所谓的”拉丁字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的挚友 @白雨涂 专门为帮我辟谣而写的一篇回答。

为什么胡亥、雍正伪造一个诏书就能当皇帝，那么别的皇子也可以伪造诏书啊，这不就乱套了吗？

从其他角度也能看出世宗是篡位上台的。

礼部奏，恭上皇太后尊号应行典礼，奉上谕：”钦奉皇太后懿旨：‘予自幼入宫，蒙大行皇帝深恩，备列妃位，几五十年，虽夙夜小心，勤修内职，未能图报万一。钦命予子缵成大统，实非梦想所期。’“

这句话岂不意味着世宗的继位在自己母后的意料之外？更能说明圣祖并没有安排任何一人继位？

再接上康熙56年遗诏看的话，

严格意义上来说圣祖并没有安排任何一个继承人去嗣位。

既然没有安排任何一个人去继位，那么谁坐上去谁就是篡位。

某种程度上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政治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即：

身为规则制定者的最高权力人/机关，如何保证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不被别人盗用？

讲真，意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接触到的全都是在规则框架下的斗争，和统治集团争夺规则制定权的斗争完全不是一回事。普通人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不违法并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法，而统治者则首要保障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能够有效执行。

如何保障呢？一言以蔽之，曰：

暴力。

是的，对于普通人被视为违法的暴力，到了规则制定者手里，反而变成合法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了。

总有人搞不清楚，以为政治斗争也像普通人打官司一样你一言我一语摆证据讲道理，谁掀桌谁败诉。但是，政治斗争争的就是裁决权，要推翻现有的规则制定者，不动手拆解他的暴力机构是不可能的，内一圈的元老大臣，外一圈的禁军，再外圈的地方军队，更外圈的率领底层百姓反了官府揭竿而起，以此类推。

身为统治者，你的暴力机关无法保障你说得算的权力你就输了。

“国家是有组织形式的暴力机关”这句话听着是不是很耳熟？

我们来看一份诏书：

朕恭膺宝位，临驭万方，绥育黔黎，於兹九载。欲使仁惠之政，达於天下；德义之方，孚於宇宙。岂谓莫大之衅，近发萧墙，反噬之恶，灭於天性。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冀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盘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慝，递相驱扇，丑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念兹丑恶，惭恨盈怀。今祸难既除，氛祲澄荡，国步夷坦，政道惟新，思与万民，涤除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申时已前，罪无轻重，已发露未发露，系囚见徒悉原免。凶逆之事，止在二人，自馀徒党，其被诖误，一无所问，各从旷荡。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诛建成元吉大赦诏》

这是《全唐文》中收录的、署名为“李渊”的一张诏书，刨去固定格套的废话，它的内容是这样的：皇太子建成，身为嫡长子，居储君之位，背负着国家的重任和期望，却亲近小人，听信谗言，背弃君父，离间骨肉，密图谋反，简直是个禽兽。齐王元吉，官居宰相，宠信深厚，职务重要，却违背天伦，协助元凶，心境丑恶，一朝尽显无疑。这两个凶徒，犯下了难以计数的罪行，所以报应不久，自取其辱。想到他们的丑恶行径，惭愧和悔恨就充满了我的胸怀。现在祸害既然已经被除掉了，天地也就清静了，国运也就顺当了，于是昭告万民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从现在起军国大事皆受秦王处分。

注意这篇诏书的结尾还是“受秦王处分”：因为玄武门之变后第三天，李渊就又下了一封《立秦王为太子诏》，所以说，李渊在两个儿子死后最多二天的时间里，就痛定思痛，发自内心地数落了他们的罪状，认定这俩人是德不配位，作恶多端，活该被杀，自己也愧疚万分——这反省能力简直杠杠的。

……

可能有人要问：有过“诏书发出去被人识破是假的”的情况吗？这个么，说起来也是有的：

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会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隋书·杨谅传》
先是，文帝与谅约，若玺书召，验视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及是，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屈，竟得归长安。——《新唐书·屈突通传》

隋文帝晚年，在太子杨勇、蜀王杨秀接连被废之后，同为皇子的汉王杨谅愈发不安，隋文帝为了安慰这个小儿子，就与杨谅约定好，但凡发给杨谅的诏书末尾“敕”字上面加一点的才是真诏书。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由于担心杨谅久镇并州权势过大，就假借隋文帝的名义召杨谅回京。然而杨广不知道其父与其弟之间“加点的约定”，所以杨谅收到诏书后，马上就发现了京师生变，于是举旗造反。

不过尽管杨谅发现了真假诏书的秘密，但他还是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当时的国家机关已经认同了杨广为新一代统治者，不加点也是真诏书，而且杨谅手下的暴力军队也没打过中央军。

于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李渊那封痛骂已故二子的诏书是假的？

……

嗯，哈哈，今天天气真好啊。

控制不了暴力机关的挑战者是反贼；

控制不了暴力机关的统治者是橡皮图章。

诏书是建立在你有绝对实力的基础上，诏书只是一份通知，告诉别人，我当老大了。就这么简单。你要服最好，你要不服咱们来干。所以古代太子在考察阶段就要挑选自己的人手，培养自己的圈子，皇上也会为他留下忠心的班底，这样大局在手，那个诏书才有用。

假如一个皇子，除了身边的下人，没财没兵，即使有那个诏书，多半也坐不上那个宝座。

很多答主思维固化了，一说到这个问题，就扯政治，扯阴谋，从技术人员的敏感而论，这个问题首先不是要面对技术和程序问题吗？

假冒伪劣自古就有，古人也发明了许多防伪技术，帝王家怎么可能没有？比如说兵权吧，虎符这东西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除此外，中国古时候还有形制多样的兵符，没有兵符你想调兵？门都没有！诏书同理，古时候圣旨、公文什么的都是要盖章的！这些公章形制多样，管理严格，等级分明，而且古人还发明了骑缝章、半印、堪合、存根、副本、暗记、底纹、编号、封缄等一系列配套防伪技术，圣旨的做工和材质更是稀有。

你想伪造皇帝诏书，你得先搞到正品空白诏书。这个都是有专人管理和存档，多人复核，丢一张都是要掉脑袋的，一般皇子那有这个能量？

好，假设你手眼通天，搞到了这个，还没被人发现，那么皇帝专用的玉玺哪里来？要知道以古人的手工技术，想伪造印章几乎不可能做到以假乱真，更别说玉玺这种稀罕物，更不可能拿给你让工匠慢慢模仿，不然三国演义中，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夺传国玉玺并为此丧命了。而掌印官历来都是要职，比如明朝负责掌管玉玺给圣旨盖章的，就是传说中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些人个个鼎鼎大名，比如汪直、刘瑾、冯保等，哪个不是权倾朝野？

你想，一般皇子能买通这些人吗？就算买通了，历朝颁发圣旨，光皇帝说了还不算！拟诏、复核，都有完整的制度。如唐朝中书省就负责拟诏，门下省负责复核，这套手续自然也要留档盖章的，请问你又如何搞定拟诏和复核的人呢？为什么赵高可以矫诏，因为他就是掌印管！他还买通了丞相李斯，而秦汉的丞相权利又特别大，这才具有了矫诏的条件。因为赵高他只是负责盖章的，光有章，没有拟诏和复核权，那也是不算数无人认可的。

又比如雍正这事，不管真假如何，没有隆科多等权臣的配合，就算雍正改了诏书根本就无人认可！何况康熙的诏书可是有汉、满、蒙三种文字4个副本防伪的，每个上面都有玉玺盖章！而康熙的遗诏按拟诏的规矩，依然是大臣做的，所以就算雍正想造假也难如登天，后世一直争议不断。

造假，得有技术懂规矩呀！

所以矫诏夺位这种诛九族掉脑袋还这么复杂的大事，没有几个权倾朝野斗胆包天的人物谁敢做？你可以去看看历史上的矫诏事件都是什么人干的。而且这事就算做，具有条件的人，也肯定只和一位皇位继承人合作，不可能和多个人做，这从逻辑上就断绝了多个皇子同时伪造的可能。所以矫诏这事，自身的绝对实力和顶尖的合作伙伴才是最重要的，只有顶尖玩家才能资格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