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让汉唐的皇帝和主要文臣武将以宋朝的开局发展 结果会是怎样呢？
咱们先看看宋朝开局是个啥底子。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统一大业虽然基本完成，但边患依旧。北方的燕云十六州还在契丹手里，西北有西夏虎视眈眈，南方则有南唐、吴越等国还在挣扎。宋朝的军事实力，尤其是骑兵，跟之前的汉唐比起来，那可真是天上地下。文官体系倒是健全，但“重文抑武”的国策已经初露端倪。士大夫阶层政治影响力大，但军事上的主导权却不高。
现在，让这帮汉唐大佬们来宋朝开局，咱们逐一分析：
一、军事层面的震动：
赵匡胤的“武官怕我”情结迎来强力挑战。 赵匡胤当年之所以能当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卖给契丹的漏洞，以及当时北方军事力量的衰弱。结果他坐稳了江山，但却对武将提防至极，害怕出现“陈桥兵变”的重演。这下好了，直接来了汉武帝，那可是大破匈奴，开拓西域的硬汉；李世民，更是亲自上阵斩将夺旗，打得东突厥不敢抬头；还有那诸葛亮，虽以智谋见长，但蜀汉的军事成就也不俗。
汉武帝（刘彻）的到来： 汉武帝上来，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开疆拓土，扫荡四夷”。他会把宋朝那点兵力看得跟挠痒痒似的。首先，他对“重文抑武”的政策会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削弱国家力量的愚蠢之举。他肯定会大力发展军队，尤其是骑兵。你会看到他在宋朝的土地上，模仿卫青、霍去病，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直指北方的契丹和西夏。说不定他会直接喊出“不让胡虏南顾”之类的口号，将军事重心完全放在对外征伐上。他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只会是笑话，汉武帝自己就是从军伍中爬上来的，对兵权岂会轻易放手？他会用自己的赫赫战功和绝对的军事权威来压制任何试图干涉军事的文官。
李世民（李唐宗室）的到来： 李世民同样是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看到宋朝北方的边患，肯定也会坐不住。他虽然也重视朝政，但更擅长从战场上解决问题。他会利用宋朝的财力和人力，重新整顿军务，模仿“府兵制”或者更适合当时宋朝情况的军事制度，训练出一支忠诚且强大的军队。他与汉武帝一样，会非常鄙视文官干政，并可能与汉武帝在如何对外用兵的策略上产生碰撞。比如，是像汉武帝那样孤注一掷地北伐，还是像李世民那样更加稳健，先稳定边境，再伺机而动？
诸葛亮（蜀汉丞相）的到来： 诸葛亮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运筹帷幄的智者。他到了宋朝，首先会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他会大力推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提升行政效率。在军事上，他会非常重视后勤保障和军队的训练，强调“治军严明”。如果让他来主导宋朝军事，他不会像汉武帝那样不计成本地打仗，也不会像李世民那样更多地依靠个人武勇。他可能会结合宋朝的优势，比如强大的火器（宋朝的火药技术已经不低了），训练出技术兵种，然后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战术，比如诱敌深入、疲敌之兵，最终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他会非常警惕军阀割据，可能会主动提出一些制度来限制武将的权力，但这与汉武帝和李世民的思维方式会有很大冲突。
其他武将（如李靖等）： 如果有李靖这样的名将也来，那宋朝的军事实力会瞬间拔高。李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是顶尖的，他能将宋朝的军队训练得井井有条，并且善于运用各种战术，无论是对付骑兵还是步兵都有独到之处。
结果分析：
军事改革必然发生： 汉唐的军事强人不会容忍宋朝那种相对被动的防御态势。他们会打破“重文抑武”的藩篱，大力发展军队。宋朝的财政虽然不如汉唐充裕，但经过一番改革，军事实力肯定会比原本的宋朝强大得多。
边患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如果汉武帝和李世民这样的人主导对外战争，对契丹和西夏的威胁会大大增加。宋朝的骑兵劣势可以通过大量训练和引进先进战术来弥补，甚至可能直接收复燕云十六州，让北方边境得到稳固。
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 汉唐的军事大佬们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军事威望，他们会直接挑战甚至改变宋朝原有的文官主导地位。赵匡胤会不会感到被架空？这要看他的政治手腕如何，但至少军事决策权很难再像原来那样完全掌握在文官手中。
二、政治与文官层面的碰撞：
魏征、房玄龄等名臣的加入： 这些人都是辅佐帝王开创盛世的栋梁。他们到了宋朝，会怎么做？
魏征的直谏精神： 魏征绝对不会容忍宋朝任何的弊政。他看到宋朝的冗官、低效的行政体系，肯定会想方设法进行改革。他会盯着皇帝的每一个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惜冒犯君主。如果他遇到一个像唐太宗那样开明的皇帝，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但如果遇到一个像宋朝早期皇帝那样，虽然表面上尊崇文官，但骨子里还是想集权的，魏征的直谏就可能遇到阻力。他可能会建议宋朝采取更精简高效的官僚制度，反对过度的繁文缛节。
房玄龄的治内才能： 房玄龄是典型的“萧何”，擅长规划和制度建设。他到了宋朝，会非常关注经济民生和社会治理。他可能会帮助宋朝建立更完善的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他会非常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官员，并致力于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效率。他可能会看到宋朝士大夫阶层过于安逸，提倡更务实的官场风气。
汉唐皇帝的政治风格：
汉武帝的集权与法治： 汉武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集权主义者，他崇尚法家思想，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国家。他到了宋朝，可能会废除一些宋朝看似“宽仁”的政策，加强皇权，并对官员进行更加严格的考核和监督。他对宋朝士大夫的“清谈”之风会非常不满，更看重实干和能力。
唐太宗的兼容与开放： 唐太宗虽然也是皇权至上，但他更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他善于听取意见，笼络人心，并且对不同文化和思想持开放态度。他可能会与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建立起更良好的关系，利用他们的智慧来治理国家，但前提是他们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空谈。他也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但更注重官员的实际能力和品德。
唐玄宗的前期开明： 如果是玄宗前期，他也会展现出盛世帝王的雄心和对人才的渴求。他会积极任用贤能，推动改革，尤其是在文化和经济方面。
结果分析：
改革与动荡并存： 汉唐大佬们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与宋朝初年的政治生态肯定会产生剧烈冲突。比如，汉武帝的强硬手段可能会引起士大夫阶层的不满和抵制；而魏征的直谏也可能不被所有人接受。
政治改革的方向： 如果汉武帝主导政治，宋朝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但也可能更加集权和严酷；如果唐太宗主导，宋朝可能会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容纳的前提下，实现更有效率的治理；如果诸葛亮主导，宋朝的制度会更加严谨，但可能会失去一些宋朝文官的灵活性。
官僚体系的重塑： 汉唐的优秀文臣武将不仅是个人能力出众，他们更有一套成熟的政治和管理理念。他们会重塑宋朝的官僚体系，提升效率，打击腐败，让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得更加顺畅。
三、经济与文化的影响：
汉唐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对国家经济进行强力控制，为对外战争提供物质保障。李唐时期则有过“均田制”、“租庸调制”等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也有开元盛世时的商业繁荣。
宋朝的经济优势： 宋朝的经济基础非常雄厚，商业发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手工业也领先于前代。它拥有先进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比如交子。
结果分析：
经济模式的融合与冲突： 汉唐皇帝可能会尝试将他们过去的经济政策引入宋朝。汉武帝的官营政策可能会与宋朝已经非常发达的商品经济产生摩擦。他可能会想利用国家的强制力来控制重要物资，这与宋朝商人自由经营的模式格格不入。
唐太宗和诸葛亮的视角： 唐太宗和诸葛亮可能会更加欣赏宋朝的商业繁荣和先进的经济制度。他们可能会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比如进一步鼓励对外贸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或者利用宋朝先进的金融工具来支持国家建设。他们更可能是在宋朝现有的经济基础上“锦上添花”，而不是颠覆性的改革。
文化上的影响： 汉唐的皇帝和文臣武将，尤其是唐朝，本身就对文化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鼓励诗歌、文学、艺术的发展，或者将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化理念引入宋朝。比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可能会让宋朝的儒学地位更加巩固，但同时，李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也可能与宋朝的理学形成有趣的对话和融合。
综合来看，假如汉唐的皇帝和主要文臣武将以宋朝的开局发展，我认为结果会是：
1. 国家实力大幅提升，对外战争能力显著增强： 汉唐的军事将领们会迅速改造宋朝的军队，克服骑兵劣势，可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彻底解决北方边患。
2. 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文武权力重新洗牌： 原有的“重文抑武”政策将难以为继，军权会重新掌握在更强的军事领导者手中。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但更有可能出现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强力政治家。
3. 经济发展可能呈现新的方向： 汉武帝的强力干预和唐太宗的优化发展会与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产生化学反应，可能在某些领域带来新的增长点，但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摩擦。
4. 国家治理的效率和模式会发生改变： 魏征、房玄龄等人的加入，会推动宋朝在制度建设、行政效率和法治方面进行改革，让国家机器运转得更加高效。
5. 最终是走向更强的集权，还是更开放的盛世，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风格和历史的偶然性。 如果是汉武帝或者诸葛亮主导，宋朝可能会变得更像一个强大而严密的帝国；如果是唐太宗主导，则可能在保持强大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和谐与文化的发展。
总而言之，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效应，而是一场激烈的“碰撞”和“融合”。汉唐精英的加入，将极大地搅动宋朝初年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得宋朝的发展轨迹，朝着一个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这会是一个更强大、更具侵略性，但也可能面临更多内部矛盾的宋朝。
网友意见
刘邦在高粱河中了一箭，谈笑风生的说了一句:“虏中吾趾矣”。军心遂安。
李世民在高粱河不会中箭，会一箭把耶律休哥射下马。。。。
赵二在高粱河中了一箭，变身车神，创造驴车世界纪录。。。。。
讨论君臣必须放在历史环境里说。
今天说五代十国和宋是两个时代，那是后人看历史。当时来看，凭什么你宋代就不能是第六代？五代乱像源于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到了五代终于这种状况达到极致。五代是中国秦汉以后可谓中央政府权威最低最低的时候，“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就是那时候的客观反映。在一个个军头眼里，皇权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了，就剩下你这个皇帝能打不能打。能打？你就是带头大哥，底下大小军头跟着你吃肉喝汤，称你一句皇帝；不能打，立马滚蛋，别的人上位。而且皇帝不管能打不能打，都还不敢太得罪下面这些小弟们，你要是想收兵权，重整中央权威，那就是要小弟们的命，大家一起上，你再能打如李存勖也撑不住。而且，这种乱像是愈演愈烈，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当时中国就是层层军政府混合体。
这种军政府混合体是不可能集中国内资源对外的，因此，就算军队战斗力再强，契丹依然优哉游哉发展，依然可以利用中原的内耗去扶持儿皇帝。
所以到了赵匡胤这里，首先要做的事是怎么改变这一乱像，怎么真正统一且重塑中央政府权威，让中国回到郡县制文官政府的路子上。这么做才是让宋代避免成为后周之后第六代，让中国继续在一个虚弱多变的中央政府和一堆割据政权的状态下。赵匡胤确实能打，但是朱温、李存勖、李嗣源、刘知远、郭威、柴荣哪个不能打？一套合理制度建立不起来，那么哪天自己挂了，哪天危机就立刻来了。赵匡胤能通过制度改变这一乱像，才是他真正比五代皇帝们高出一个层次的原因，也是他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历代皇帝中能出类拔萃的原因。
太祖亲自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能把宋祖放在这个并列位置上，自有其不同凡人之处。
所以你把哪个有才能的皇帝放在宋初，都必须走赵匡胤的路子，甚至汉唐绝大部分人操作还未必胜得过赵匡胤。也许换成李世民微操方面会略好些，但大的方面不会变的。五代乱像，根子不在开国皇帝不能干上，而在于制度已经乱了，人心已经散了。
所以，要说宋的问题，不在赵匡胤一套重文抑武矫枉过正政策，这是当时必须的。真正问题在于后续把握机会和制度纠偏没做好。
所谓把握机会，在于制度改变避免五代覆辙的同时，没有利用好宋初的优秀军队，趁机夺回幽燕。如果能做到这个，北宋也就基本可能维持明代的发展模式。
所谓制度纠偏，就是当宋代已经统一内部、稳定发展、中央权威重塑、地方恢复文官政府后，没有进一步改革再次纠正这种过度重文抑武的政策。毕竟赵匡胤的政策对应的是当时客观情况，情况变化，政策也应该变化，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有宋一代始终没有对这一政策做出实质性变化，由着惯性发展反而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问题的锅必须由赵二来背，第二个的锅就是真宗开始的历代皇帝了。
所以如果李二能够穿越，最合适不是穿越到赵大身上，毕竟俩人寿命差不多，等到一边搞制度建设、一边内部统一完，寿命也到头了。要穿越就穿越到赵二身上，趁着开国锐气和骄兵悍将，一举拿下幽燕，平整西北，让后世子孙们就算浪，也能多浪几代。
至于制度纠正这个，基于中期改革难度太大，尤其封建王朝情况下，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涉及立国政策的改革几乎从没有成功过，所以李二就算穿越到后面几位皇帝身上，能不能改变这个政策惯性，还真不好说。
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宋？？？？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
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
宋？？？？
你觉得汉唐拿到宋的开局会怎样？
汉混的天子仪仗不全将相坐牛车，被匈奴搞了个白登，回头练内功把匈奴拍死了
唐被突厥插到首都40里，天子带着6个人去当疑兵争取援军时间，然后回头练内功把突厥拍死了
宋？宋啥时候开局开到天子被匈奴围首都被突厥捣巢？
汉唐直接上宋的开国没白登跟便桥这种事了，匈奴跟突厥啥下场那么契丹就啥下场。
按你说的假如让汉唐的皇帝和主要文臣武将以宋朝的开局发展，那么，汉唐的表现的更强、更好。
其实，汉朝、唐朝的开局形势远不如宋朝的开局形势。但是之后，汉朝、唐朝的表现远强于宋朝。
汉唐明的战马产地，都是汉唐明自己扩张占据的，从异族人、或异族势力手里夺取的。 而宋朝直接篡取的后周的疆域里，有战马产地。但是后来宋朝自己把战马产地丢给了外敌。
折现到同一时期，宋的对手辽、西夏、金弱于汉唐明的对手。
五代时期，幽云地区仍然是心向中原王朝的。 后周-宋初，幽云地区仍然心向 后周-宋。反倒是经过北宋，到北宋后期时，幽云地区对宋的向心力降低了。
幽云（此处指燕云十六州）这事其实怨不了其他朝代，只能怪宋朝自己。
宋朝建国时面对的条件、形势，远好于汉、唐、明建国时面对的条件、形势。（宋朝直接篡取已经统一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宋朝建国时，地盘、人口远大于汉、唐、明建国时的地盘、人口。 而且宋朝面对割据势力都是既军事弱小、又不联合抵抗宋朝的，远不如汉、唐、明面对的那些割据势力强大。 宋朝建国时，外敌辽正处于内讧、衰弱时期。而汉、唐、明建国时，匈奴正崛起强大，隋末东突厥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极盛程度，明面对的蒙元的地盘与势力也远强于辽。 但是之后，汉、唐、明的表现远强于宋的表现。）
其实宋朝接手的条件、形势远好于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
宋朝赵匡胤直接篡取了强大的、已经统一了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其他割据势力又弱（要么军事弱、要么君主昏庸）又不联合抵抗宋朝，外敌辽正是内部3个势力内讧、昏庸的睡王当政、下属各部纷纷反辽的时候。
而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地盘极小，几乎没有地盘，还面对内外众多强敌。（刘邦起兵时地盘很小；李渊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地盘也很小；朱元璋起兵时地盘也很小。都远小于宋初接手的后周。）
有人说宋朝没有幽云、没有产马地。然而，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不仅没有幽云、没有产马地（而宋初有产马地），而且地盘远小于宋初接手的后周。
但是汉、唐、明击败众多内外强敌，扩张占据了幽云，还占据了产马地，还扩张占据庞大疆域。而宋朝却连幽云十几州这中原的一部分都占不了，连统一都没做到。
刘邦起兵时马很少，李渊起兵时临时买的2000匹马，也很少，朱元璋起兵时马仍然很少，都远少于宋初的战马数量。即使在后来明朝在漠北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明朝马匹仍然不多，根据《中国养马史》、《明史》记载，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只有马45080匹，这还是在驱逐蒙古、基本统一之后，才有这些马。
但是汉唐明击败强敌，自己扩张占据产马地，发展马政，马匹数量增多。
而宋初官方掌握的马匹曾超过20万匹，远多于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的马匹数量。
宋朝战马曾经很多，《文献通考》兵考四 记载宋朝：“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
宋太宗之后，《文献通考》记载宋朝：“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宋朝曾有战马数十万匹， 后来宋朝坊监及诸军马曾超过20万匹。然而，朱元璋统一全国、并且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才45080匹马。而宋朝拥有更多的马匹，却连幽云等地这中原的一部分都没能占据。
宋朝本来有战马产地，宋初有灵武，灵武既是战马产地又是输入战马的通道，但是后来宋朝自己犯错误丢失了灵武。
即使这样，宋朝还有河东路和永兴军路等战马产地，
《宋史》兵制马政记载 “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然而宋朝后来自己搞砸了马政，导致缺马。
别拿 游牧、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给宋朝洗地了。在古代，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不一定比匈奴这种汗国强。（何况辽、西夏、金、蒙古并不是严密组织的帝国，没有达到组织严密的程度。）辽这“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被还是部落的金迅速攻灭了。后来金变成“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之后，又被部落的蒙古打垮了。
别吹什么宋朝的对手辽、西夏、金强了。实际辽、西夏、金并不强。
契丹（辽）已经建国之后，雄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辽）开国精锐、全国兵力“空国入寇”，却被小小的李存勖打的惨败。当时的李存勖只有河东一隅之地、马才1万匹、一面还与后梁大战，却仍然把雄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辽）开国精锐、全国兵力的“空国入寇”打的惨败。 可见辽是个什么水平。
而且宋初接手强大的、已经统一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其他割据势力又弱（一些是君主昏庸、其他的是军事弱小）又不联合抵抗宋朝。而辽正是内部3个势力内讧、昏庸的睡王当政、辽下属各部反叛……宋却连幽云也占不了。
后来辽内部多次内讧，宋却因为自己太弱而无力利用。
专业研究宋辽夏金历史的历史学家邓广铭根据史料考证证明了《辽史 兵卫志》里把辽军的数量夸大了10倍。辽军的实际数量只有《辽史 兵卫志》记载的十分之一。
正是宋朝犯错误导致西夏（党项李继迁及其后裔）崛起的。宋初，李继捧把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献给了宋朝。而李继迁只有几十个人奔入地斤泽，还不如个小部落。但是宋朝竟然被小小的李继迁折腾的把五州之地给了李继迁，宋朝又犯错误导致中立以及偏向宋朝的部族投靠了李继迁，李继迁实力上升，攻占宋朝灵州，李继迁坐大，其后裔建立西夏。
但是西夏仍然不强。西夏地小、军队少、缺乏战略迂回空间（不像匈奴那样有漠南漠北广大的战略迂回空间），而且西夏就在中原西北离中原核心太近，大幅降低了中原王朝打击他的难度、距离（不像汉朝打匈奴那样要远征漠南、漠北等地）。
金完颜氏起兵时，还是部落水平，而且诸路兵加起来才2500人，还不如个中等部落。《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第二战的时候，辽国萧糺里、挞不野的步骑十万，10万辽军，竟然被部落水平的、并且只有数千人军队的金人打的惨败。
部落水平的金人，屡次大胜辽，迅速攻灭了那个长期占着幽云这中原的一部分、不称臣于宋还让宋朝无可奈何长期送岁币的辽，又迅速攻灭了北宋。 可见辽、宋多么弱。辽、宋是臭棋篓子下棋、菜鸡互啄。（更奇葩的是，辽被金打的快灭亡了，宋趁机攻辽，结果宋竟然被残辽打的惨败，可见宋的战斗力差到了什么地步。）
别的不说，比较一下羞耻心吧。
汉高祖蒙羞白登后，归来整合国内，子子孙孙知耻而后勇，匈奴被打成两瓣，一瓣内附一瓣外逃。
唐太宗歃血渭桥后，二十年内扫平东突厥，儿子扫平西突厥，都督府一路设到吐火罗斯坦。
宋真宗结盟澶渊后，回来大排筵宴，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花光了他爸爸伯伯存下的所有钱，并且让李德明偷到了灵州。人生最大成就是让姓赵的赵玄朗先生成为了人类始祖。后来靠着兄弟的后代，终于撕破盟约，北上伐辽。结果耶律大石在幽州城下一顿微操，葬送了童贯种师道(还跑了个姚和尚)。然后就是民族团结之天会大捷，又一位丧失生育能力的赵先生去了南方。
就这种家族，难怪开国三代就绝嗣。没卵，真心没卵。
换成汉唐主君，都不用换汉唐武将，公元1000年大宋的狗就从爱尔兰到日本无处不在了。什么契丹党项喀喇汗，吐蕃回鹘葛逻禄，大家都喜迎上国天子羁縻统治。1004年耶律德光就举着天可汗的旗子打到巴格达，让哈里发一起沐浴皇恩了。
【奉狗嘲赵】
大家都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也只有你宋的皇帝会被群众围观得无法脱身，禁卫大臣全都缩卵，最后靠县尉来解围。
真宗礼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数万人，警跸不能进。以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弹压之。即命亟召之。少顷一绿衣少年跃马疾驰而前，群氓大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曰：“我不是官人耶？”《挥麈后录》
这般皇帝，确实不是官人。
我和大部分答案观点有些不同，让汉唐的开国皇帝和主要的文臣武将来到宋初，如果兵还是原来的兵，民还是原来的民，就空降这么几十个人做将帅，他们未必就能比宋太祖做的更好。说的更直接一些，尉迟恭和李世民，是领着唐朝的兵，打着唐朝的天下，才成为了尉迟恭和李世民，如果换到宋初，他们未必就不是石守信和赵匡胤。
汉高祖从起兵到做皇帝，丰沛集团的将帅，比如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等基本上都是紧紧的团结在汉高祖身边的。高祖就是以此为资本，后来收了韩信、加入了彭越、英布，最终九里山一战攻成。丰沛集团对刘氏的拥戴，持续到了高祖宾天许久之后。吕太后主政期间，功臣敢怒不敢言。吕后死后，功臣们也是反吕氏不反皇帝，没有任何一个功臣自认为有威望窥测一下神器，最后也就是立了一个他们以为比较弱势的汉文帝而已。
唐高祖和太宗手下，同样人才济济。但是无论玄武门之变如何，高祖和太宗的手下也没有任何『有异志』的记录，无非是各为其主的厮杀罢了。都承认是李家的天下，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哪个李家上位。
这就叫做君臣名分。上下级之间，虽然也有不满，也有分蛋糕的问题，但是下级不会整天想着自己要把上级推翻了自己做老大，而上级不会整天提防着下级造反。
而宋太祖起自五代之末，当时的传位游戏，继承的是中唐以来藩镇沿袭的规矩。作为藩镇主帅的节度使，和牙兵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从某种意义上，藩镇的节度使是『民粹主义下的皇帝』，只是集体意志的名义代表。一方面，主帅如果顺从了『集体意志』，那么是可以命令牙兵打仗做事和伺候自己的，甚至杀掉个别的牙兵也可以；但是如果主帅违反了牙兵的『集体意志』，主帅自己会被牙兵屠灭满门然后立新人。典型的例子比如导致后唐庄宗死掉的邺城之变，其实闹事的人是一个小兵叫做皇甫晖，先挟持主帅杨仁晸，要杨仁晸参与叛变，杨不从，杀掉；又立一个裨将，裨将也不敢，又被杀；最后想立赵在礼，赵在礼翻墙而走，被扯住脚拉了下来，给他看两个人的首级，赵在礼害怕，就不得不当了这个主帅。
名将大帅，战略战术偏好各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对手下令行禁止，才能谈得上其他。五代能养出来能打的骄兵悍将，五代也让『人人希赏』和『下克上』成为了常态。这样的兵，交给李世民带怕不是也只能先惯着，然后慢慢的纠偏。而在纠偏这方面，宋太祖已经做的很好了。
宋朝后来的弱势在于这一套针对五代时期的纠偏措施，在皇权树立之后，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当然，在一片白纸上创立制度是容易的，但是要改变制度，动利益集团向来是困难的，而太祖太宗之后的皇帝，除了神宗之外，大都是守成令主。而神宗时代让事权集于皇权的努力，本来如果后代子孙中出一个英主，未必不能成就一番灭西夏，收燕云的伟业；可惜，最后却又导致靖康之际俩活宝皇帝的倒行逆施无人能制，最终酿成大祸。
五代十国之所以最后搞成那个样子，说到底是君臣关系和基本政治秩序已经瓦解了。在五代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正常的有着君臣关系的割据集团，所有朝代都是军头上位，然后被手下的军头干掉，如此循环往复，我的皇帝曾经是我的同袍，靠我们兄弟们的支持上位，那我有没有机会靠其他兄弟们的支持上位呢？
这种想法一旦正常化是很可怕的。
考察曹魏、西晋、北齐北周和隋朝，虽然都是臣子僭代，但在发生政权更替之前，开国者都长期作为权臣把持朝廷大权，甚至已经开府建制，形成了“不君而君”的实质君臣关系。
而五代却并非如此，开国者并没有从整体上掌握政权，而仅仅是职业军人集团的领导而已，他对手下的控制不是军令，也不是君臣关系，而更类似一种帮会性质的私人关系。随着中唐以降文武分途，职业军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去干涉国家政治。但政权的迭代是单纯的暴力对抗，而不是在一个政权内部先形成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治团体，然后再建立自己的政权。
换句话说，五代军人皇帝们更像是黑社会老大，靠兄弟们卖面子上位，什么时候兄弟们不卖这个面子了，就当不成老大；而汉魏晋隋唐明都是企业，我老板就是我老板，我不听他的就会被他开掉。
君臣关系的彻底瓦解导致了“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混乱，军队帮会化也导致曾经铸就汉人国家武装基础的军令军法随之废弛。兵骄将悍，军令不行，加上长期内战耗尽了中原的军事实力，于是五代后期汉族割据政权只能向契丹人屈膝，而就在几十年前的残唐，刘仁恭李存勖以绝对劣势兵力把契丹人按在地上抽的亲妈粉碎的景象就再也看不见了。
军政府是腐败无能、内残外忍的代名词，不行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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