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可评价的。
我倒是比较好奇李健熙在弥留之际会如何看待三星集团从卢武铉时代其麾下的经济研究所能够给“参与政府”[1]制定经济政策(诸如“参与政府”提出的“两万美元时代论”、“东北亚中心国家论”)与诱导“参与政府”率领韩国加入韩美FTA、其麾下的金融子公司借助开放国民党[2]政权的《金融产业法》修正案逃脱对它们之前所犯的违法行为的惩罚、其麾下的三星人力开发研究院能够给“参与政府”的公务员进行培训、政权高官不少出自三星集团[3]这种“位极人臣”的地步,沦落到现在家族世袭经营权被剥夺、在文在寅政权施压下被迫结束无工会经营和被迫保障职工“劳动三权”、其经营活动被文在寅政权安插的“三星守法监视委员会”日夜监控、高管因“破坏工会罪”被判入狱,甚至连接自己班的儿子也被检方日夜追着打的这般田地的。
卢武铉政权时代三星的影响力日益膨胀以至于韩国在这个时候有了“三星共和国”的外号,在文在寅上任之前左派小党正义党领袖沈相奵还鞭尸“参与政府”是“三星联合政权”。当然有意思的在于重拳出击三星的文政权其人员来源相较于卢政权似乎并没有啥改变:还是一样的运动圈(NL、PD派)与进步系市民团体(“参与连带”、“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出身的386世代政治人占据政权要职,“亲卢”的旗帜依旧存在——只不过变成了“亲文”而已,被认为对“三星共和国”有连带政治责任的秘书室长文在寅变成了总统。
一套班子,两种政策,另外考虑到韩国这种总统集权主义的政治架构,恰恰说明所谓的“财阀共和国”的政治神话很大程度跟政府对于财阀企业的放任态度有关系(当然这也跟卢武铉政权倚靠的386政治势力当时刚从反建制势力一跃进入政治中心、缺乏制定蓝图和现实对策的实力,以及韩国的自由主义阵营当时围绕亲卢反卢出现分裂导致卢武铉政权自身根基不稳有关),倒不一定是财阀自身实力有多强。
2008年之后伴随次贷危机爆发导致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就是鼓吹强化国家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及强化社会统合的声浪日趋高涨,文在寅政权集中经济权力导致财阀影响力消退只不过是这股浪潮的一个剪影而已。
但是这种国体权力的再强化到底是意味着下层阶级力量的重建、一种更普遍化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还是借助国体权力的再强化进一步的抽空社会保障、剥夺个人与群体的社会与政治自由、进一步建立更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更严厉地弹压劳动者与市民对于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分配正义的诉求、在用国家机器的镰刀疯狂收割反对者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更大规模的以及更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权力向上层阶级进一步再集中[4]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很悲剧的是,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后者的走势似乎更明显一点,尤其那些民主政治与言论空间衰退的国家似乎更是如此,那些口头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们实际上有不少打着的是后者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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