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政府只允许外来人口在本地打工，而不愿意提供基本的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资源分配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现这种“只允许打工不提供服务”的现象，往往有其现实的考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短视且不公平的做法，会带来许多隐患。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多维度的努力。
一、 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与误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不是简单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
财政压力： 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财政收入不高、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在承接流入人口带来的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时，会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增加这些支出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财政预算，而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他们担心 taxpayers 会不满，也担心自身财政无法支撑。
“锦标赛”式的财政竞争： 在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许多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竞争，争夺投资、项目和税收。他们可能认为，吸引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本地的税收和gdp，从而在更高层级的考核中获得优势。如果为外来人口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会增加财政负担，反而可能影响其“竞争力”。
“本地人优先”的观念： 在一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本地人优先”的传统观念。认为公共资源是为本地区居民提供的，外来人口只是过客，不应该“搭便车”。这种观念背后，既有对有限资源的担忧，也有一些群体性排斥心理。
短期行为与短期利益： 政府官员往往有任期限制，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比如经济增长率、招商引资成果。而公共服务的投入，其效益往往是长期且难以量化的，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因此容易被忽视。
户籍制度的滞后性： 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边界。许多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当外来人口在本地长期居住、工作、缴纳社保，但户籍仍在原籍时，地方政府就有了推脱责任的理由。
二、 解决之道：系统性、多维度施策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动摇这种“只进不出”的模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1. 财政体制的改革与转移支付的优化：
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和财政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财政能力的不均衡。中央政府应该通过更大幅度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与人口流入挂钩的转移支付，来帮助那些财政困难地区承接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些转移支付应该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而不是简单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基于常住人口的财政支出机制： 改革现有的财政分配机制，逐步将财政支出更多地与实际的常住人口数量挂钩，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户籍人口来分配。这意味着，一个地方服务了多少流入人口，就应该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
探索多元化的税收来源： 鼓励地方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多元化的税收来源，减轻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而有更多的财力来保障公共服务。例如，可以考虑引入一些新的税种，或者提高现有税种的征收效率。
2. 户籍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与服务均等化：
取消不必要的落户限制： 对于大中城市，可以继续保留一定的落户门槛，但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应该大幅度放宽甚至取消落户限制，让人口自由流入，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推进居住证制度的实质性赋权： 使居住证真正成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凭证，而非一个象征性的身份证明。居住证持有人应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公共服务方面，逐步享有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权利。
推动社保关系转移的便利化和全国统筹： 打破社保的地域壁垒，实现社保关系的顺畅转移和个人账户的全国累计。这意味着无论你在哪里工作，你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都能够连续积累，最终受益。可以考虑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保基金调剂机制，平衡不同地区的社保负担。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清单化”与“可携带性”：
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 必须坚守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保障所有在本地居住的适龄儿童，无论其户籍，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根据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不能以户籍为由拒绝入学。
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结算与保障： 大力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并研究将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到常住人口。
住房保障的倾斜： 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上，除了本地户籍人口外，也应为符合条件的、在本地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的机会。
3. 建立健全的社会共识与法律保障：
加强宣传引导，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 通过媒体、教育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大众宣传外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是保障社会公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让公众认识到，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所有为其贡献力量的人。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边界：
《社会保障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落实与细化： 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保障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并设定相应的法律后果。
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保、劳动权益方面的权利： 在劳动合同、社保缴纳等方面，应依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其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鼓励社会参与和监督： 鼓励工会、行业协会、NGO等社会组织参与到保障外来人口权益的监督和倡导中来，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监督力量。
4.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人力资本的重视：
从“招商引资”转向“人才吸引与留存”：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单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将发展重心放在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以及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上。
发展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城市规划和管理应该考虑到所有常住人口的需求，包括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等，而不是只为本地户籍人口服务。
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 鼓励和督促企业按时足额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举个例子来说明：
设想一个小城市A，经济不发达，财政困难，但吸引了大量周边农村来的年轻人在当地的工厂务工。这些年轻人为城市贡献了劳动力和税收，但当他们的孩子需要上学时，却面临学额紧张、择校困难的问题；生病了，异地就医结算不方便，报销比例也低；等到退休了，之前缴纳的社保关系转移困难，未来养老金的领取也会受影响。
如何解决？
中央层面： 加大对A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专项用于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对A市为常住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社保投入给予补贴。
省级层面： 协调A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推动社保关系的转移便利化，制定省级层面关于保障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指导性文件。
市级层面（A市政府）：
在财政预算中，将“为流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列为重要支出项，并根据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动态调整。
改革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持有当地居住证、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实行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条件的入学安排，增加学校学位供给。
积极推进与外地的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并加大本地医疗资源的投入，满足基本医疗需求。
在住房保障方面，可以划拨一部分公租房或廉租房指标给符合条件的在A市稳定就业、纳税的外来务工人员。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
通过媒体宣传，营造对外来人口更加友好的社会氛围。
总结来说，解决“只打工不服务”的问题，核心在于打破资源分配的壁垒，实现财政支持与人口流动的有效对接，并将户籍身份的束缚逐渐解除，让所有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层面的决心、制度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 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与误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不是简单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
财政压力： 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财政收入不高、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在承接流入人口带来的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时，会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增加这些支出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财政预算，而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他们担心 taxpayers 会不满，也担心自身财政无法支撑。
“锦标赛”式的财政竞争： 在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许多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竞争，争夺投资、项目和税收。他们可能认为，吸引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本地的税收和gdp，从而在更高层级的考核中获得优势。如果为外来人口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会增加财政负担，反而可能影响其“竞争力”。
“本地人优先”的观念： 在一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本地人优先”的传统观念。认为公共资源是为本地区居民提供的，外来人口只是过客，不应该“搭便车”。这种观念背后，既有对有限资源的担忧，也有一些群体性排斥心理。
短期行为与短期利益： 政府官员往往有任期限制，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比如经济增长率、招商引资成果。而公共服务的投入，其效益往往是长期且难以量化的，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因此容易被忽视。
户籍制度的滞后性： 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边界。许多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当外来人口在本地长期居住、工作、缴纳社保，但户籍仍在原籍时，地方政府就有了推脱责任的理由。
二、 解决之道：系统性、多维度施策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动摇这种“只进不出”的模式，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1. 财政体制的改革与转移支付的优化：
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和财政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财政能力的不均衡。中央政府应该通过更大幅度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与人口流入挂钩的转移支付，来帮助那些财政困难地区承接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些转移支付应该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而不是简单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基于常住人口的财政支出机制： 改革现有的财政分配机制，逐步将财政支出更多地与实际的常住人口数量挂钩，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户籍人口来分配。这意味着，一个地方服务了多少流入人口，就应该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
探索多元化的税收来源： 鼓励地方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多元化的税收来源，减轻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而有更多的财力来保障公共服务。例如，可以考虑引入一些新的税种，或者提高现有税种的征收效率。
2. 户籍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与服务均等化：
取消不必要的落户限制： 对于大中城市，可以继续保留一定的落户门槛，但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应该大幅度放宽甚至取消落户限制，让人口自由流入，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推进居住证制度的实质性赋权： 使居住证真正成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凭证，而非一个象征性的身份证明。居住证持有人应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公共服务方面，逐步享有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权利。
推动社保关系转移的便利化和全国统筹： 打破社保的地域壁垒，实现社保关系的顺畅转移和个人账户的全国累计。这意味着无论你在哪里工作，你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都能够连续积累，最终受益。可以考虑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保基金调剂机制，平衡不同地区的社保负担。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清单化”与“可携带性”：
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 必须坚守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保障所有在本地居住的适龄儿童，无论其户籍，都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根据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不能以户籍为由拒绝入学。
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结算与保障： 大力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并研究将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到常住人口。
住房保障的倾斜： 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上，除了本地户籍人口外，也应为符合条件的、在本地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的机会。
3. 建立健全的社会共识与法律保障：
加强宣传引导，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 通过媒体、教育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大众宣传外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是保障社会公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让公众认识到，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所有为其贡献力量的人。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边界：
《社会保障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落实与细化： 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保障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并设定相应的法律后果。
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保、劳动权益方面的权利： 在劳动合同、社保缴纳等方面，应依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其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鼓励社会参与和监督： 鼓励工会、行业协会、NGO等社会组织参与到保障外来人口权益的监督和倡导中来，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监督力量。
4.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人力资本的重视：
从“招商引资”转向“人才吸引与留存”： 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单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将发展重心放在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以及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上。
发展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与管理： 城市规划和管理应该考虑到所有常住人口的需求，包括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等，而不是只为本地户籍人口服务。
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 鼓励和督促企业按时足额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举个例子来说明：
设想一个小城市A，经济不发达，财政困难，但吸引了大量周边农村来的年轻人在当地的工厂务工。这些年轻人为城市贡献了劳动力和税收，但当他们的孩子需要上学时，却面临学额紧张、择校困难的问题；生病了，异地就医结算不方便，报销比例也低；等到退休了，之前缴纳的社保关系转移困难，未来养老金的领取也会受影响。
如何解决？
中央层面： 加大对A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专项用于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对A市为常住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社保投入给予补贴。
省级层面： 协调A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推动社保关系的转移便利化，制定省级层面关于保障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指导性文件。
市级层面（A市政府）：
在财政预算中，将“为流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列为重要支出项，并根据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动态调整。
改革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持有当地居住证、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实行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条件的入学安排，增加学校学位供给。
积极推进与外地的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并加大本地医疗资源的投入，满足基本医疗需求。
在住房保障方面，可以划拨一部分公租房或廉租房指标给符合条件的在A市稳定就业、纳税的外来务工人员。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
通过媒体宣传，营造对外来人口更加友好的社会氛围。
总结来说，解决“只打工不服务”的问题，核心在于打破资源分配的壁垒，实现财政支持与人口流动的有效对接，并将户籍身份的束缚逐渐解除，让所有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层面的决心、制度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网友意见
如果这一点不解决，公民的迁徙自由将大打折扣，也极大地阻碍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阻碍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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