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建国后要把许多的城市地名重新命名？
建国后城市地名的大规模重命名，是一项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其背后有着多重历史、政治、文化和现实考量。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新中国在建立一个全新国家过程中，对过往进行梳理、对当下进行定位、对未来进行展望的集中体现。
一、 破除旧的象征，确立新的认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塑
这是最核心、最直接的动因。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了彻底与旧时代、旧政权、旧思想做切割，清除其残留的政治符号至关重要。
反帝反封建的体现： 许多被重命名的城市，其原名往往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侵略、封建统治紧密相连。例如，一些以外国侵略者命名的街道或地名（虽然不一定是城市名，但逻辑相通），或者是过去为纪念封建王朝帝王、官僚而设的名字，都成为清理的对象。重命名这些地名，就是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旧势力，表达人民掌握国家主权、拒绝外来干涉的决心。
革命精神的彰显： 新的地名往往与革命的里程碑、革命领袖、革命事件、革命根据地相关联。例如，许多城市被赋予了如“红旗”、“解放”、“建设”、“团结”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或者以重要的革命城市（如延安、井冈山）命名，以此来纪念和弘扬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新国家建设的指引。
统一思想，巩固政权： 在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统一的政治话语和象征符号是巩固政权、凝聚力量的重要手段。通过统一命名，可以消除旧的地域割裂感，建立起全国人民共享的政治叙事。
二、 消除历史遗痕，构建全新国家形象：历史观的调整与重塑
新中国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更加强调阶级斗争、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并对某些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
“剥去”封建糟粕： 许多地名可能源于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文人雅士的题名，或者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破四旧”等运动中，这类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文化符号，在新的历史观下被认为是需要被革除的，以构建更符合“人民性”的城市形象。
突出人民主体地位： 如果旧地名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或者容易让人联想到特定的统治阶层，那么重命名就是为了让地名更加“大众化”，突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历史贡献。
纠正“歪曲”的历史叙事： 在某些情况下，原有的地名可能被认为是对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歪曲”或“不公正”的评价。新政权试图通过更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命名来“纠正”历史叙事。
三、 现实需要与便利性：行政管理和地方特色的考量
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一些地名重命名也出于实际的行政管理和发展需求。
避免重名，方便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地区，可能存在同名或近音的地名，给邮政、交通、行政管理带来不便。重命名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信息的清晰化和标准化。
体现地方特色与发展： 一些新的地名并非全然摆脱历史，而是试图从地域的地理特征、物产、历史文化传承中寻找新的灵感，赋予城市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一些曾经是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可能会用与其工业发展相关的名字来命名。
与新经济、新生活对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旧的地名可能已经无法反映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例如，一些农耕文明时期的地名，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可能需要更具现代感的名字来体现城市的活力。
四、 运动化的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重命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建国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受到当时社会运动的强烈影响。
革命热情与“破旧立新”： 建国初期，全国上下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人们渴望与旧时代彻底决裂，因此对一切象征旧时代的符号进行清理，包括地名，具有高度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在“文革”时期，这场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对地名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冲击。大量带有“帝、王、公、侯、将、相、士、农、工、商”等封建色彩，或者被认为带有“迷信”、“剥削”、“修正主义”色彩的地名，被强制更名。例如，许多城市或街道被改为“东方红”、“卫星”、“红星”等。
具体案例的思考：
“苏联红军街”到“胜利路”： 这种转变，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历史功绩的铭记，但同时也隐含着对苏联影响的反思和独立自主的强调。
“太平路”到“中山路”： 太平往往与旧的秩序、和平的幻想有关，而中山路则直接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联系，代表着走向共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历程。
“龙王庙街”到“解放街”： 这种转变，是将迷信的、封建的色彩剥离，换上代表人民解放的政治符号。
总结来说，建国后城市地名的大规模重命名，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观、社会运动以及现实管理等多重力量交织下的产物。
它既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宣言。通过改变地名，新中国试图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建立起一个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崭新国家形象，凝聚人民的认同，指导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场大规模的地名变迁，深刻地烙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之中，成为理解那个时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 破除旧的象征，确立新的认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塑
这是最核心、最直接的动因。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了彻底与旧时代、旧政权、旧思想做切割，清除其残留的政治符号至关重要。
反帝反封建的体现： 许多被重命名的城市，其原名往往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侵略、封建统治紧密相连。例如，一些以外国侵略者命名的街道或地名（虽然不一定是城市名，但逻辑相通），或者是过去为纪念封建王朝帝王、官僚而设的名字，都成为清理的对象。重命名这些地名，就是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旧势力，表达人民掌握国家主权、拒绝外来干涉的决心。
革命精神的彰显： 新的地名往往与革命的里程碑、革命领袖、革命事件、革命根据地相关联。例如，许多城市被赋予了如“红旗”、“解放”、“建设”、“团结”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或者以重要的革命城市（如延安、井冈山）命名，以此来纪念和弘扬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新国家建设的指引。
统一思想，巩固政权： 在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统一的政治话语和象征符号是巩固政权、凝聚力量的重要手段。通过统一命名，可以消除旧的地域割裂感，建立起全国人民共享的政治叙事。
二、 消除历史遗痕，构建全新国家形象：历史观的调整与重塑
新中国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更加强调阶级斗争、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并对某些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
“剥去”封建糟粕： 许多地名可能源于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文人雅士的题名，或者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破四旧”等运动中，这类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文化符号，在新的历史观下被认为是需要被革除的，以构建更符合“人民性”的城市形象。
突出人民主体地位： 如果旧地名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或者容易让人联想到特定的统治阶层，那么重命名就是为了让地名更加“大众化”，突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历史贡献。
纠正“歪曲”的历史叙事： 在某些情况下，原有的地名可能被认为是对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歪曲”或“不公正”的评价。新政权试图通过更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命名来“纠正”历史叙事。
三、 现实需要与便利性：行政管理和地方特色的考量
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一些地名重命名也出于实际的行政管理和发展需求。
避免重名，方便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地区，可能存在同名或近音的地名，给邮政、交通、行政管理带来不便。重命名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信息的清晰化和标准化。
体现地方特色与发展： 一些新的地名并非全然摆脱历史，而是试图从地域的地理特征、物产、历史文化传承中寻找新的灵感，赋予城市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一些曾经是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可能会用与其工业发展相关的名字来命名。
与新经济、新生活对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旧的地名可能已经无法反映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例如，一些农耕文明时期的地名，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可能需要更具现代感的名字来体现城市的活力。
四、 运动化的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重命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建国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受到当时社会运动的强烈影响。
革命热情与“破旧立新”： 建国初期，全国上下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人们渴望与旧时代彻底决裂，因此对一切象征旧时代的符号进行清理，包括地名，具有高度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在“文革”时期，这场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对地名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冲击。大量带有“帝、王、公、侯、将、相、士、农、工、商”等封建色彩，或者被认为带有“迷信”、“剥削”、“修正主义”色彩的地名，被强制更名。例如，许多城市或街道被改为“东方红”、“卫星”、“红星”等。
具体案例的思考：
“苏联红军街”到“胜利路”： 这种转变，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历史功绩的铭记，但同时也隐含着对苏联影响的反思和独立自主的强调。
“太平路”到“中山路”： 太平往往与旧的秩序、和平的幻想有关，而中山路则直接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联系，代表着走向共和、推翻帝制的革命历程。
“龙王庙街”到“解放街”： 这种转变，是将迷信的、封建的色彩剥离，换上代表人民解放的政治符号。
总结来说，建国后城市地名的大规模重命名，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观、社会运动以及现实管理等多重力量交织下的产物。
它既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宣言。通过改变地名，新中国试图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建立起一个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的崭新国家形象，凝聚人民的认同，指导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场大规模的地名变迁，深刻地烙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之中，成为理解那个时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网友意见
基本上建国以后改名的相比于没改名的其实算少了，都是沿用古名。不得不承认，徽州改为黄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例子，不过这种也只是个例而已。很多人都是受到之前什么“最悲催城市名”的误导，以为咱们国家给城市取名都土里土气的，相关的科普贴也出现过，可是没人看。我就再汇总一下，免得大家又误解了：
渝州改为重庆：渝州是隋朝时期设立的，后又经过多次改名，一直到宋朝光宗时期，改名为重庆，直到今天。
汝南改为驻马店：事实上汝南县如今还在，而且驻马店的名字也由来已久，最早的说法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兰陵改为枣庄：同上，兰陵县现在还存在，而且古代枣庄和兰陵其实是两个区域概念，另外，枣庄唐宋时期已有。
奉天改为沈阳：沈阳这名元朝就有了，在清朝时期才在沈阳加设一个奉天府。
当涂改为马鞍山：这个倒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设立的，不过马鞍山名字，至少在明代已有，这座山传说是项羽坐骑乌骓的马鞍幻化而成的。
陈仓改为宝鸡：这个改名是唐朝时期改的，意为宝鸡殷鸣的吉祥之意。
归德改为商丘：这个必须说明，商丘这名字早归德N年。商朝开国君主汤的祖先阏伯，他的坟墓叫“商丘”。
庐州改为合肥：肥通淝，取东淝河和南淝河交汇处的意思，合肥这名字汉朝就存在了，原属于庐州郡/府，后庐州废府，合肥就成为省会了。所以，我们是用原庐州府的治所来作为现安徽省的省会。
琅琊改为临沂：琅琊的情况跟庐州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城市名，而是行政区域名，临沂是沂州/琅琊郡的治所，以原琅琊郡的治所作为现山东省的地级市而已。
长安改为西安：唐朝设置京兆府，领长安等二十二县，元朝改京兆府为安西路/奉元路，明朝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之名由此而来。
牧野改为新乡：牧野压根就不是啥城市名，是“城郊”的意思，新乡始于西汉的新中乡，隋朝设新乡县。而且，新乡有牧野区。
常山改为石家庄：常山这个名字随同常山郡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被废止了，石家庄的名字源于明代，民国时期设立石门市，解放后又改回石家庄，以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对其的称呼。
九原改为包头：九原这名字现在还有用，包头市底下的九原区。九原在汉朝时又改名为五原，北魏改名怀朔之后就没再使用了。包头是清朝时期出现的，名字由来说法比较多，不在此列出了。
矩州改为贵阳：宋朝改矩州为贵州，明朝贵州立省，贵阳建府。
广陵改为扬州：“春风十里扬州路”，这可是唐朝杜牧的诗句，自汉朝起，早就叫扬州了，而且，扬州市现在仍然有广陵区。
月港改为漳州：漳州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有漳州郡了，月港只是清朝时期漳州的一个港口而已。
幽州改为保定：幽州是州的行政区域名，而且宋辽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北宋设置保州，元朝设置保定路，保定一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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