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文革的几十年，为什么资本家明明觉得日子难过，有些也有条件出国，但仍有很多留在中国？
一、 政治压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与压力：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虽然初期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最终目标是实现公有制。资本家们深知自己的身份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是不被推崇的，甚至被视为剥削阶级。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改造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以适应新的政治格局。
政治运动的常态化与风险： 建国后到文革前，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资本家及其家族在这些运动中往往成为重点关注对象，面临被审查、被改造、被批判的风险。这种经历让他们对政治环境保持高度警惕，也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有能力离开，也可能因为财产或政治牵连而受到阻碍。
改造后的“新身份”与“赎买”： 虽然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保留了“定息”等形式的经济收益，并在企业中担任职务（如副董事长、副经理等）。这种改造后的“新身份”和名义上的“参与”，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也存在一种希望通过积极改造，融入新社会的心理。他们可能认为，留下来接受改造，是赎买自己过去“剥削”行为的一种方式。
宣传与教育的影响： 政府通过媒体、学校等渠道，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持续的宣传和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也可能让一部分资本家，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内心深处产生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或者至少是接受现实的无奈。
二、 经济因素与利益考量：
财产的“冻结”与转移的困难： 即使有些资本家有能力“出国”，但他们在中国积累的巨额财产，尤其是实物资产（如工厂、房产、股票等），在当时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下，往往难以合法、顺利地转移到国外。政策可能限制大额资金的兑换和携带，使得转移财产成为一个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任务。
国内仍有生活保障与收益： 在公私合营后，许多资本家虽然失去了所有权，但仍能获得定息（通常是年利5%）以及一些工资和生活补贴。这保证了他们和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仍可视为相对优渥。相较于在国外可能面临的重新创业、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等挑战，留下来继续享受这种“旱涝保收”的生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更稳妥的选择。
子女的教育与发展： 对于有子女的资本家来说，他们会考虑子女在中国接受教育和未来发展的问题。即使出国，子女也可能面临语言不通、学业衔接困难等问题。如果在国内，虽然政治环境复杂，但至少子女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并有机会在体制内找到一份工作，融入社会。
对国内发展前景的期盼： 一些资本家可能对新中国的发展前景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建设者，对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也可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或者相信中国最终会走向繁荣。
三、 社会情感与故土难离：
故土情结与民族认同： 许多资本家是深耕中国多年的企业家，他们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归属感。他们的事业、家庭、人脉和社会关系都根植于这片土地。故土难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情感，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变迁后，这种情感可能更加浓烈。
家族历史与责任： 一些资本家家族在中国已经传承了数代，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维系家族的根基，照顾家族成员，并维护家族的声誉。离开中国可能意味着与家族历史的割裂。
社会网络与影响力： 尽管地位有所变化，但一些资本家在国内仍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可能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而对陌生的异国他乡感到不安。
对“他乡”的不确定性与排斥： 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使有能力出国，也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以及他们是否会真正接纳自己感到担忧和不确定。他们可能觉得在中国至少还能找到熟悉的生存方式，而在国外则可能面临更大的未知和歧视。
四、 无法完全精确的“条件”判断：
“有条件出国”的界定模糊： “有条件出国”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这里的“条件”可能指的是拥有一定的海外关系、能够兑换少量外汇、或者有移民配额等。但即便具备这些条件，也需要考虑到转移财产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在国外重新开始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日子难过”的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的区分： 资本家们觉得“日子难过”是客观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难过”与国外可能面临的“生存危机”相比，孰轻孰重，每个人心中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
总结来说，建国后至文革的几十年，许多资本家选择留在中国，是政治压力、经济利益考量、社会情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方面感受到旧有经济模式被颠覆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寻求在变化中生存和发展。对于他们而言，留在中国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可能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决定，亦或是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深情。他们的选择，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心态和生存智慧。
网友意见
真实情况是根！本！跑！不！了！
以下补充了各种跑路方案和成本。包括轮船，飞机铁路，陆路，以及50年代如何投奔自由世界。
诸多答主吹流弊说祖上有多阔气时，忽视了当时出逃的巨大成本。事实上大多数所谓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买不起一张船票。
先说船票。不说远了，从上海到台湾的太平轮，票价大概20条小黄鱼。当时上海一套花园洋房的价格是3条小黄鱼，石库门一栋房子1条小黄鱼。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你家祖上凑不凑得齐20条？凑齐一个人的，家里其他人怎么办？
有的答主说家里在上海有门面的，呵呵，倾家荡产一个人都别想送走。
再说机票。一张解放前的机票存根显示，1945年12月21日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从重庆飞往上海，单程票价102000元。同样在1945年12月，上海启明纱厂总经理的月薪只有7700元（也是法币），重庆明伦中学校长的月薪只有2000元，坐这么一回飞机，得花掉一个总经理一年的薪水，或者一个中学校长半辈子的薪水！
这还是1945年的，到了1949年，机票你有钱都买不到。大把多军政要人都只能把家人丢在大陆，还轮得到那些小资本家？
至于出国以后的生活，很多人在国内很阔气，但是出国以后连维持普通人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就算李宗仁这样的人物，从美国回北京的机票都是别人赞助的。以为出国以后就安全了？
只能呵呵。
顺便补充一下火车跑路的成本。首先，如果你要去香港，呵呵，去广东的铁路是没有的。
那路上的价格呢？看看这些票根。这个路程大概相当于从丰台到北京吧。现在慢车是半个多小时，0.85个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在200多。
这还没有所有人蜂拥出逃时的飞涨。
至于铁路之间陆路的盘缠，就自己考虑吧。就算没遇到土匪，民国的治世，徐悲鸿在路上都要靠卖画凑盘缠，呵呵。
很多人以为今天四处旅游理所当然，其实完全不了解那个时代，听长辈吹当年的风光。
没啥风光，只是大点的草芥而已！
评论区有人列举了50年代张爱玲如何去香港的。所以我也给加一个50年代的跑路指南。
首先当时大部分小资本家并没有这么多现金，就必须出卖产业。可是产业都收去了，现金从哪里来？出外的介绍信从哪里来？
去前面一些答主所说，当时的名流待遇是很高的，他们可以走，然而普通人呢？
实际上，在1949年前，除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其他的资本家已经被官僚和美国资本弄到濒临破产。例如某位带头进行公私合营的大资本家在当时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最大的债主就是继承了原国有银行的新政府。（在抗日战争前，四大家族就差点把它搞破产，只是有些老资格的国党前辈拉了一把，才苟延残喘下来。）
他们拿什么出走，更何况海外还有将他们逼到这种地步的四大家族盯着，他们出国去送人头吗？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正面例子，一个是反例。
估计看过这两个例子，就能明白了。
第一个例子，是我在影视行业认识的一个老前辈，祖籍苏浙一带的香港人，恕我不便透露他的名字。
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即1950年9月前后，奉其伯父之意，到香港定居。
当时他的父亲因为生病，很年轻就过世了，他帮他的伯父操办业务，解放前已经成家了，有妻子、以及情人（没成为正式的侧室的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9月的时候，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把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打败了。新中国中央政府、新华社立即都对外发出通电、通讯，做出了要保卫北朝鲜政权的态度，即大家都熟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伯父一边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是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私下里决定，让次子留在身边，让侄子（就是我这位前辈这位）趁国内形式还没紧张起来，赶紧去香港，投奔已经在那里的长子。
澳门的何赌王，管他叫阿弟弟；还有那个以梳辫子为标志的女富翁，以前在世时搞一些融资、收购的大项目，也曾多次从他找关系弄资金。地位很不一般的。
我和这位前辈有三次单独的交往，能比较安静的坐在一起，回忆些事情。说到当初他伯父的意图，他用略有得意的口气，可以总结几条：
1、多路投资。资本家善于投资，在对待自己的家族传承上也如此。生了几个儿子，分别给他们安排不同的发展路线，在大陆的有，在香港的有，在欧美的、跑到台湾的、去东南亚的，都有。多线投资，降低风险，哪怕一条断了，还有其他几条，能保证自己的血脉后裔传承下去。
所以说，不要光看到留在国内的，他们很可能只是这场“繁衍投资”事业中的一个项目而已。包括著名的荣氏家族在内，你会发现，在50~70年代，这个家族既有在国内的一只血脉，在海外、香港照样生根发芽。
2、退热返冷。资本家除了善于投资，政治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对社会变迁的感觉都很迅速。
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政治上可能不太正确的话：打刘邦建立汉朝杀功臣开始，每个朝代刚建立的时候，开国之君都是马上天子，都要折腾一顿，有点“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思，但不会持久，到了后续帝王那里，就会恢复到中庸、平和的状态去了。
“老G不会永远闹革命，早晚有一天，也要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大意是说他原本以为到了他孙子成家、他重孙子出生时就能盼到了；没想到了“吾还没得死，吾老就看到了”。
3、在新中国，有个特殊的地方叫香港。在冷战时代，特别是我们和美国、台湾国民党紧张对峙的50~70年代，香港是新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口岸。
香港的繁荣，就主要得益于这种时代特殊性，涌现了一批红色资本家；同时，这些大陆奉行多路投资的国内资本家，只要在香港、东南亚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哪怕在文革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因为他们的这根海外关系，有重大利用价值。
这个正面的例子我讲完了，接下来是个反面的例子。
在第一个照片上，手握鲜花的这个人叫姚乃炽，他出身一个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家族，他的父亲是“水泥大王”姚锦林。第二张照片，是上海西郊宾馆里一座很别致的别墅，当初就是姚乃炽从西方留学回来后，依照西方一些前卫的建筑风格为参考，主持修建的。
在民国时，这个家族相当有地位，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建中山陵，承建第一期工程的就是姚锦林和他的企业，堪称是“民国第一包工头”。
在49年后，姚家子弟是在国内，姚乃炽也是表现的爱国民族资本家的样子，在随后50年代展开的公私合营时也很积极，但是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想法（特别是政府把这个别墅给占了，对他刺激比较大）。1956~57年，借着一次去香港的机会，他不辞而别，转头去了台湾，而且被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当成了一个“脱离匪区，重归正义”的宣传工具。“副总统”陈诚还亲自会见他。
中央社报导：中共江苏政协委员、中国水泥公司总经理姚乃炽投奔抵台，三工商团体联合款宴。
这样一来，让大陆方面特别被动。处在大陆的立场上，姚乃炽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而且因为事先是宋庆龄曾为他担保，说姚乃炽这次去香港，一定还回来，结果他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
到了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大陆改革开放，恢复政策。姚乃炽曾回国，他的哥哥叫姚乃煌，一直在大陆。这次回来，大陆有关方面也落实政策，表示把这个别墅等产业归还给他。但是，姚乃炽头上诸如“叛逃”的这个历史帽子不会摘掉，不存在给他平反、正名的可能性。
按照有关体制内的声音解释，就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没经受住考验，没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
两个例子我都讲完了，我想诸位应该能从我的陈述里找到答案了。
有错别字的话，明天、后天抽空再改，我先睡觉了~~
这个材料上面的人都贴了很多了，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文革时期，很多大知识分子，大资本家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相当不错，比如钱钟书下牛棚，月收入也在百元以上，在当时中国妥妥中产，平时吃个鱼吃个肉也极其正常。（以至于后来还有人批评杨绛，本以为我们都是下乡的知识分子，没想到你竟然也黑我们“狼崽子”）
文革影响最大的是高级干部和普通的知识青年，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本来妥妥的接班人，一下子全部靠边站（不过物质待遇还算可以，只是心理落差受不了），而普通知识青年下乡工资低，日子苦。（不过他们也没钱留学）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有几个日子好过的？当时欧洲刚刚打完二战，百废待兴，每天都担心美国或者苏联把他们灭了，换你你敢去？日本更穷，更不敢去。算来算去，当时看着蒸蒸日上的国家也就苏联和美国了。
去美国也有很多先例，胡适怎么样，著名学者，还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论社会关系在美帝吃得开吧，他在美国日子如何？穷困潦倒。
黄仁宇算著名学者了吧，他还是剑桥明史的作者，怎么样？一度失业在家
张爱玲总是著名作家吧，她在美国一度也吃不开，结婚后跟着老公生活才好些
李宗仁总是著名政治家了吧，他在美国一度只能靠自己的房子收租金（多亏他当年在美国买过房子，也多亏他从大陆带出去那么多钱）
以上都是极其著名的中国人吧，在美国尚且吃不开，你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普通资本家，是有什么自信带点钱出去，就能在美国混的顺风顺水，成为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呢？
1964年的一项工资调查显示，全国月薪300元以上的1004人中，937人出自上海。而这一统计实际是很保守的，有别的材料显示，当时上海的高薪阶层人数远超这个数字，且月薪1000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对比当时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62年的平均年薪是684元，满师的技术工人月薪40元，1968年以后全市统一为36元。
现居海外的上海人张大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位他称作“华伯伯”的朋友在1963年说的一番话，大意是虽然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等运动，他现在已不工作了，但是仍有一栋房子，拿的定息这辈子是吃不完的。这位退休的资本家有一次甚至拿了五万元送给张，说是根据星象学，他六十四岁要遭殃，倘或此卦成真，请他这位年轻的忘年交届时照顾一二。1966年“文革”事起，是年六十四岁的华伯伯果然“遭殃”， 不过最后仍挺过“文革”。1969年张结婚时，他的姑丈送给新婚夫妇一万元作贺礼，姑丈原为资本家，送礼给张时称自己“就是现在也还是个有钱人”。
大隆机器厂老板也有同样的感慨，就是有钱没有地方用。1962年外汇紧张时期，他一次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当工程师的小儿子作零花钱。那年国庆时，他在国际饭店顶楼开了十七桌，每桌人民币一百元，用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我看差不多是一桌价值一万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一个朋友开玩笑让他国庆节请客，他就订了十七桌。当时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年薪还不足以付这顿饭的一半价钱。他家的花园在江苏路、愚园路一带，占地五千平方米，现在还在，一直是私产。他喜欢在家里聚会，常在开舞会前打电话到街道派出所，居高临下地打个招呼：“我家里今天要举行舞会，叉叉麻将，关照你们一声。”虽然早在1952年8月，政府就明令禁止打麻将。
以上摘自http://groundbreaking.cn/lishi/jianwangzhilai/2015/0912/3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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