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等大作家在建国后没有什么佳作？

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建国后）的创作确实普遍不如建国前那样被认为是代表性的“佳作”，或者说他们的创作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其中的原因复杂而深刻，涉及了社会变革、政治环境、作家个人经历、创作观念的转变等多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详细阐述：

一、社会变革与时代精神的巨大转变

意识形态的重塑与文学的“新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观。文学不再被视为纯粹的艺术表达或个体抒情，而是被赋予了教育人民、宣传新社会、歌颂革命的政治使命。这使得以描绘日常生活、个人情感、乡土风情为主要特质的作家们，面临着巨大的创作压力和方向调整的挑战。
“脱胎换骨”的要求与作家们的适应性：作家们被要求“脱胎换骨”，与过去的“旧时代”划清界限，拥抱新的社会现实和思想体系。这对于那些在旧社会成长起来，创作风格已经定型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思想，理解新的社会关系，并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和创作。有些人能够较好地适应并找到新的创作路径，而有些人则感到力不从心或难以突破。
题材的限制与转向：建国初期，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集中在革命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工农兵的生活等方面。这些题材与沈从文（湘西乡土风情）、老舍（北京市民生活）、巴金（家族叙事、青春与反抗）、冰心（母爱、儿童、人道主义）等作家擅长的领域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他们也尝试写新题材，但可能难以找回昔日创作的灵感和韵味。

二、作家个人经历与政治运动的影响

政治运动的冲击与创作的“自我审查”：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1957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等，对知识分子和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作家因言论、立场或作品而受到批判、改造，甚至遭受迫害。
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被调到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文物研究。虽然他后期仍有散文和随笔创作，但其文学创作的重心已从小说转向了史料研究。他曾因其在旧社会的作品被批判，这无疑对他继续进行小说创作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和顾虑。他的散文作品如《从文自传》虽然是他在建国前完成的，但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建国后的他，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产量和影响力自然下降。
老舍：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创作了话剧《方珍珠》等反映时代的作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含冤去世。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他已无法进行自由、不受干扰的创作。他在文革前的一些作品，如《茶馆》，虽然是建国前创作的，但已带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显示出他对时代变迁的敏感。但“文革”彻底中断了他的创作生命。
巴金：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坚持创作，写下了《春天里的一家人》、《第四病室》等作品，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了冲击和迫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作品被禁，个人生活和创作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他在文革后恢复了创作，并以《随想录》等形式表达了对政治运动的深刻反思，但其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已过，且《随想录》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梳理和批判，与他早期的文学巨作在形式和体裁上有很大不同。
冰心：冰心在新中国成立后，也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和少年读物，如《吉林速写》、《小港的夜晚》等。她一直以温婉的笔触歌颂母爱、儿童和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与老舍和巴金相比，她的作品在政治批判性方面较弱，也受到了一些关于其作品“软弱”、“脱离现实”的批评。虽然她的作品数量不少，且仍保持着一定的艺术水准，但在那个强调革命现实主义的时代，其作品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也被认为难以超越其建国前的代表作《寄小读者》等。

创作心态的转变：政治运动的经历、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很多作家在创作时会更加谨慎，甚至产生“自我审查”的心理，担心作品的用词、题材、思想可能触犯政治禁忌，从而束缚了创作的自由和灵感。

三、作家创作观念与艺术风格的挑战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建国前，不少作家更注重个体生命体验、内心世界的探索，例如巴金早期作品中浓厚的个人情感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建国后，倡导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个体的情感表达需要服从于宏大的叙事。这使得一些作家的创作理念与时代要求产生冲突。
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创作方法的难题：虽然新中国文学强调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往往是“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深入表现社会变革的宏大进程和新人新事。对于以细腻观察和心理刻画见长的作家而言，如何在新框架下找到自己的艺术表达，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他们可能难以找到新的艺术语言来承载新的时代内容，或者固守旧有的风格，难以与时代精神产生强烈的共鸣。
语言风格的适应与创新：新社会的语言体系也发生了变化，革命的口号、新的政治术语层出不穷。作家们需要适应并巧妙地运用这些新的语言元素，同时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学风格，这对很多作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四、身体状况与年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家大多在建国后进入了晚年，身体状况和创作精力都有所下降。这自然也会影响他们的创作产量和质量。例如，老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法再创作。

总结来说，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等作家在建国后“没什么佳作”并非绝对否定他们建国后的所有创作，而是相对于他们在建国前创作的那些影响深远、艺术成就极高的经典作品而言。建国后的社会巨变、政治环境的严酷以及作家们自身经历的跌宕起伏，都共同作用，使得他们难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创作出与之比肩的“佳作”。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向了学术研究，一些人则在政治风暴中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另一些人则在适应新时代的过程中，虽然坚持创作，但其作品的风格和影响力未能达到其创作生涯的巅峰。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在建国后并非毫无建树。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老舍在建国后仍有重要的戏剧作品；巴金后期创作的《随想录》以其真诚的反思和深刻的思想价值而备受瞩目；冰心则以其持续的散文创作和对年轻一代的启迪，保持了其影响力。这些作品虽然不被视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但在各自的领域和特定历史时期，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评价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作品，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全面而客观地进行考量。

网友意见

第一，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到新中国建立后，都已经过了黄金创作期。并且，由于他们在现代文学上的较高成就，在建国后大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或组织职位，创作的空余时间和动力都比较少。

第二，建国后中国的文艺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这一时期文艺工作的核心思想。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强调的是文学的教育价值，而不是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此同时，由于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文学的创作手法、阅读门槛等都必须降低，作家很难进行多元化的尝试。

在建国前三十年的文艺创作中，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作家的核心任务是以自己的创作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如此一来，这些作家就面临着两个比较大的困难：一、这些作家在民国年间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关注，而建国后他们年龄都已经上了五六十岁，这时候他们的思想观念都已经定型，的确很难按照硬掰过来按照“为工农兵服务”的思路去进行创作；二、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大量的非专业人士参与到了作品的创作中，很多时候政治标准取代了艺术标准，自然也会导致作品质量的下降。

第三，基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时期文学评价的标准也有了极大的变动，沈从文、张恨水等部分作家也遭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责和定性，许多人也不得不封笔。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明眼人自然也知道提问者想表达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沈从文、老舍等人在建国后的遭遇，也还需要客观看待。诚然，建国初期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强调严重制约了作为艺术的文学的发展，导致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出现什么艺术领域的佳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要对文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予以极度重视。因为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中，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外显化，而在建国初期我国国民教育和文化普及任务艰巨的背景之下，文学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或者说，当时领导者看重文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超过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因此无法完成这一转型的沈从文等人自然也就没有了进行自主创作的可能。

不过，在当代文学史上，虽然受限于政治原因，从1949到1976年的这20多年里，很多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丧失了自由创作的空间，但在80年代，却有很多在民国时期以及50年代成名的作家开始了新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归来者”。按照当代文学史的定义，“归来者”包括了这么几类人：

“归来”在这个期间，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诗歌主题。这里称为“归来”(或“复出”)的诗人的，主要有这样几部分：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诗人，如艾青、公木、吕剑、苏金伞、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周良沛、孙静轩、高平、胡昭、梁南、林希等；在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罹难者，如牛汉、绿原、曾卓、冀汸、鲁藜、彭燕郊、罗洛、胡征等；因与政治有关的艺术观念，在50年代陆续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陈敬容、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穆旦、蔡其矫等。

此外，在50年代已经颇有名气的王蒙等人，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佳作迭出。巴金在这一时期虽然未创作小说，但写作了《随想录》，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

PS：

关于建国初期的文艺体制问题，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情况去理解。严格来说，按照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家体制的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内并不存在作家，只存在“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价值是向全体劳动人民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与此同时，在国有制的体制之下，作家协会就是作家们的“组织”，而作家们的“工资”则是来源于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因此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也必须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什么叫做实用主义呢？比如说《白毛女》和《雷雨》这两部戏剧，哪一部的艺术成就更高？这个问题不用想也知道，《雷雨》才是中国近代戏剧最高成就的代表。但是，对于改造国家来说，哪一部作品更有价值呢？显然是《白毛女》。你给被地主欺压的亿万普通老百姓看《雷雨》，他们会觉得“这不就是后妈跟儿子搞破鞋吗”？但如果是《白毛女》，他们就会觉得“黄世仁该死”、“我们村的地主也干过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所以，虽然《白毛女》的艺术价值远逊于《雷雨》，但对于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来说，其实用价值又远远大于《雷雨》。

再比如大多数人小时候都看过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地雷战》和《地道战》实际上是“军事教学片”而不是“故事片”，里面加入故事情节只是为了让观众有兴趣看下去，这些片子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电影教会群众如何挖地道、埋地雷等等。你要说《地道战》、《地雷战》有多高的艺术价值，那显然是没意义的。

最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文艺思路的作品，是所谓的“主旋律”作品。虽然大多数人一听这三个字就不喜欢，但“主旋律”亦有其作用。如《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等，这些作品在激发国民自信心、增加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价值，比诺兰、黑泽明等人的作品要大得多得多。

总的来说，在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在文艺作品应该更注重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社会价值”。这种偏向，对于大多数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特别是非左翼作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就如上面所说，中国共产党对《白毛女》的看重远胜于《雷雨》，但你让曹禺去写一部《白毛女》一样的作品，他肯定觉得太low了，而且也写不来。与此同时，注重“社会价值”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社会价值”的评价因素是多维度的，因此为大量的非专业人士参与到创作中提供了可能。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文学积淀的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很可能因为看着其中的某个角色不喜欢，就要求创作者改变人物和剧情，丝毫不考虑这种改动会不会损伤作品的整体逻辑。换句话说，这种对“社会价值”的强调会导致外行指导内行创作。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有些疑惑，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如此看重文学艺术对社会的改造价值？

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左翼的理论学者看来，文学艺术领域是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之一，艺术政治化是对抗政治审美化的最有力手段。什么叫政治审美化呢？这个名词是布莱希特等人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国内的变化而提出来的。很多军事爱好者都知道，德军的军装是二战中最好看的，很多路子走偏了的“德粉”也是因为一开始着迷德军的军装、勋章等而入坑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纳粹在建构其理论的过程中，也顺带着搞出了一套贯彻其意志的审美体系。这套审美体系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想要对抗纳粹以及资产阶级的这个行为，就必须将艺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呼唤起他们进行抗争。

这个理论说起来有点绕，但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比如，前两年票房和口碑都不错的《我不是药神》，其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讲好一个故事，这部作品背后是有呼唤医疗体系改革的诉求的。再比如韩国电影《素媛》以及因此而诞生的所谓“素媛法案”，也是以艺术作品来介入公共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把某些社会问题和事件拍成电影，用以推动社会改革，你支持不支持？我想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你的这种支持，所看重的其实也是影视作品的社会价值，艺术作品也成为公共政治领域表达的一种工具。

所以，艺术政治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年艺术政治化的度没有把握好，并且也没有给非政治化的艺术留下表达空间。这也使得很多很有潜力的创作者在建国前30年间并没有创作出有更高艺术成就的作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另外，关于建国初期的文艺体制问题，我不知道某些人是否留意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文艺体制和作品，作家群体关注和批判的比较多，但相声演员、戏曲演员等批判的就比较少。之所以会有这个区别，是因为虽然作家与演员等同为“文艺工作者”，但他们对这套体制的认可度其实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作家等对这套体制的认可度更低，而演员等群体对这套体制的认可度更高。这是因为在民国时期，很多作家其实都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一些人也还是大学教授等高层次人群，而大多数演员的社会地位较低。所以，在建国后，很多相声演员对“文艺工作者”这个身份是感到光荣的——因为在过去，相声演员就是个摆摊卖艺的，相声也不是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如今相声演员却有了编制、能吃到“皇粮”，自然无比高兴。与此同时，相声演员本就来自老百姓，他们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如作家一样必须要教育人的诉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们接受起来其实并不困难。

反之，对很多著名作家来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观念。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作家，都是有比较高的学历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用作品去教育读者，让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其实是有些困难的。从文学史来看，十七年时期的大多数著名作家，或者如赵树理这样在建国前就已经习惯了“为工农兵服务”，或者如杜鹏程、曲波等本身就是“工农兵”的一部分。而由于赵树理、杜鹏程等人的学历和知识水平不高，也不善于探索文学创作的技法，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很好地完成了“为工农兵服务”的任务，但整体的艺术成就却不高。

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在公众号上，很多作家在自媒体上的发言总是与公共政治议题相关，动不动就想教育人。而大多数相声、影视剧演员，发的基本上是吃喝玩乐以及跟观众互动。这也是“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区别。

高华教授在南京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里，对1949年之后的文化改造和知识分子改造，做过具体分析。

简而言之

1、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因此文化层面的改造，也是配合着新制度，全面革命。

2、新话语体系的建立。这对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来说，是全新的。在这种新话语体系下，原来的作家，都是失语的。他们不是闭口不谈，而是不知道怎么说。这就像1980年代，开始接触欧美话语体系，一下子失语，后来拿几个概念来说事类似。旧社会过来的作家，对批判武训传，以及批判的用语，都是陌生的。背后的方法论也是陌生的。

3、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是非常早的，这些改造，对聪明一点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快就看懂了。大作家，也是很快就看懂了。曹禺自我批判了那么多，怎么可能再写呢？张爱玲干脆找机会走人。

4、1949年后，要建立新意识形态新秩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好、坏、善、恶全部重新解读。先改变知识分子、作家，再更大规模教育教育人民。通过大破大立，来完成这一新秩序的建立。

时代变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作家。

一堆靠百度活着的文盲，但凡百度搜着点啥如获至宝，隔三差五跑这么个回答下碰瓷。

文盲还非得TM瞎杠，我是真的烦——你们跟我杠，我就拉黑，就这么简单。

一堆缺乏基本的查阅资料和阅读理解能力的X，张嘴“地摊文学”闭嘴胡扣帽子。

招魂招到X都没了，一个个还真以为自己能骑到墙上呢？

我感觉我某个内容基本引用的回答套到这种问题上，可以做个公式性质的回答。

逼乎上各种拿着帽子乱喷的，普遍美化且扭曲了知识分子建国后某一漫长时期的境遇。

另外加一句，评论区各路大手子出没，我也不敢掺和啥。不过某些文盲张嘴党史、地方志、党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的报告文学都是“地摊文学”“厕所读物”，接着自己一张键盘创造地摊文学的，这地摊文学可真是“自由心证”了。我对这种实在是怼一句的欲望都没有。

友好的回复一下，这里的相关报告文学旧书网上淘淘也就十块二十块的，当然，估计各位也是没这个闲钱买这些书的，毕竟键盘随便敲个“地摊文学”多轻松。所以像《巴蜀女知青》这种党史文献在万恶的知网上都是免费下载的，《文史参考》随便上人民网都能看的，求求你们读读书吧。

顺便问一句，赵树理是怎么没的来着？

还佳作，佳个粑粑。

“WG”十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WG”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文史参考》第18期）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年出版）

　“WG”期间，全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案件，当时统称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这是在“WG”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案件，这类案件成为当时法院审判案件的重点之一。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

1977年，全市处理的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案件共188件206人，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案件达38．35%。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职权、地位以及女知识青年所处的特定环境，乘机对她们进行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对犯有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罚。在处理的案犯中，原系基层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占13．59%，农民和工人分别占62．14%和9．71%。

（《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审判志·第三编刑事审判·第五章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审判·第五节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中收录的《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尘劫·知青畅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一般情况下, 下乡知青在劳动锻炼了两年以上就有了被“三招” 的可能, 而支边知青由于待遇与下乡知青不同, 在边疆劳动锻炼时间多在七八年以上。 1976 年全国掀起返城高潮, 支边知青因返城无望终于在 1978 年底爆发了云南十万知青返城大罢工( 截至 1977 年底, 四川在云南的支边知青实有 31126 人, 其中男 17792 人, 女 13334 人) 。 从1958 年至 1980 年, 四川省下乡和支边青年累计达 148.7 万余人, 其中女知青约占一半。

据1971 年初对 17 个地、市、州的不完全统计, 下乡女知青被强奸、诱奸、逼婚、诱婚的案件就有 729 起。在司法部门严厉打击下, 情况有所好转, 至 1974 年这类案件又有所抬头, 1—5 月全省发生 457 件知青案件中, 摧残迫害女知青案件达 420 件, 占 91.1 %, 以后亦时有发生。在全省推广集体安置经验后, 此类案件逐步减少。

1979 年四川省公、检、法、妇联等部门对女知青案件进行了一次联合大调查, 案件种类很多。如有 :( 1) 逼婚后不堪虐待自杀身亡。( 2) 有的基层干部借照顾为名, 诱奸、骗奸女知青。( 3) 暴力强奸女知青, 此类情况较少。 ( 4) 有的女知青长相漂亮倍受凌辱。( 5) 极少数国家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南充军分区原副参谋长袁侯新在地革委任生产组长时, 以安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 90 余人。后袁侯新关死在狱中。云南兵团独立一营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女知青 700 余人, 教导员蒋小山利用职权在 1970 年至 1973 年间强奸女知青 20 余人, 猥亵侮辱者上百人。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在职 3 年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 其中数人多次堕胎, 以至女知青听到树叶响或喊“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 1974 年, 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 批准判处蒋小山、张国良等 4 名罪犯死刑, 立即执行。（《巴蜀女知青》，《四川党史》1998年03期）

上山下乡中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在各级地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等专业志中有不少记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具体的数据。由于相关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者而言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关于案件的数量和类型，据浙江省 1979 年年底的统计，到上山下乡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2942 起，其中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 2557 起，受迫害人数为 3248 人，占案件总数的 86.9% ；二类案件 385 起，其中杀人 38 起，毒打迫害 118 起，偷盗、诈骗 167 起，打击报复 10 起，纵火放毒 4 起，贪污 8 起，教唆 40 起。湖北省从 1968 年至 1973 年上半年，判处了“强奸、迫害下乡知识青年”案件罪犯 453 名。 1973 年，中央要求各地严查迫害知青问题，当年全省判处 544 名此类案件的罪犯，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 1974 年该省判处此类案件罪犯 683 名，又超过了 1973 年。 1970 年到 1973 年 8 月，陕西省发生迫害下乡知青案件 621 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占 88% 。 1970~1973 年，吉林省共处理强奸女知青案件 726 起，判处罪犯 596 名。1969~1972 年，北京市农村郊区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76 起，其中奸污迫害女知青 71 起，捆绑吊打 3 起。上述各省市的数据显示，在迫害知青的案件中，涉及迫害女知青的案件占绝大多数。

各地方志中还有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其他案件的信息。 1973 年，辽宁省在对安置经费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国家下拨的 22011 万元经费中有 817 万元被侵占、挪用、贪污和私分，其中 479 万元是知青安置经费。 到 1973 年，国家下拨给湖北省汉阳县的知青安置经费 236.3 万元，被贪污挪用 38.2 万元。“WG”期间，广东省沿海地区有许多知青“偷渡”到香港，据《惠州市志》记载， 1971 年春季有 1120 人“偷渡”，其中知青 862 人，占 77% 。惠阳、东莞、博罗等县“偷渡”的人员中知青占 80% 。虽然省委要求坚决遏止，但收效不大。

关于涉案人员被判刑情况及其身份，在湖北省 1974 年判处的 683 名案犯中，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及无期徒刑的有 20 名。这些案犯中包括农民 303 人、基层干部 118 人、国家工作人员 62 人，等等。吉林省在 1970~1973 年判处的 596 名案犯中，其中判处死刑 14 名、死缓 5 名、无期徒刑 15 名、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43 名、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171 名、监外执行 148 名，此外还批评教育处理了 148 名案犯。 1970~1978 年间，安徽省共审结了 4357 件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判处了 4562 名案犯，其中死刑 34 人（ 1973 年最多，判处死刑 9 人）。案犯中农村社员最多，为 901 人；其次是基层干部 593 人、国家工作人员 385 人、工人 348 人、“五类分子” 44 人；等等。在浙江省发生的 2557 起一类案件中，案犯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有 241 人、基层干部 669 人、工人 427 人、社员 892 人、其他 406 人，合计 2635 人（其中党员 718 人）； 385 起二类案件中，案犯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有 9 人、基层干部 54 人、工人 43 人、社员 198 人、其他 140 人，合计 444 人（其中党员 38 人）。一类、二类案件共涉及 3079 名案犯，其中判处死刑 28 人、死缓 27 人、无期徒刑 13 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322 人、 6~9 年有期徒刑 460 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592 人、缓刑 98 人、管制 259 人、党纪行政处分 638 人、其他 642 人。有些县志中也有相关材料，如广东省《海丰县志》记载， 1973 年查处奸污女知青案件 14 起， 14 名案犯中国家干部 8 人、大小队干部 3 人、群众 3 人。此外还有逼婚、诱奸案件 4 起。从案犯的身份来看，农民或称农村社员居于首位，其次是基层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

上述资料显示，在 1973 年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加大了对迫害知青案件的打击力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判处过重的现象呢？《安徽省志·司法志》写道：“由于存在‘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思想，一度出现多判重判的倾向。”虽然没有列出具体数据，却透露出有关知青案件的判处存在过重的偏差。这类叙述在地方志中并不多见，但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光耀，金大陆。2015年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

举个例子吧，老舍的：

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女店员》1959年初上演后，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二十六条修改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西城区商业局提意见说：“用女店员代替男店员，把男店员调去支援生产，并不是一个方向。”东城区百货大楼、隆福寺商场书记提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书记出来做了什么？”市委财贸部长也同样认为：“党的领导表现无力，戏里三个女青年在她们决定去向的过程中似乎和党没有联系，戏里看不到这几个年轻人本身的思想斗争和变化……对男售货员小陶的处理有些过，过了就会起副作用，有些地方显得流气，如跪下求婚……最后一场戏乱，不集中，唱个歌就结束，很松，不过瘾，使戏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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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外行给内行提意见，以政治正确为纲的条件下，想写出好作品实在是太难了。

有些高赞的答主，变着法的要证明，不是新社会不支持文艺工作，是这些作家自己的问题，因为国家不幸诗人幸，所以民国他们才写的出好文章。而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国家这么幸福，他们创作上的灵感可能相对就削弱了，没有那么具有震撼性的作品出现了。

甚至有人为了粉饰太平，用老舍的《茶馆》说事，证明新中国的文艺“很开放”，“很自由”，那些人写不出这么高级的作品怪他们水平，不怪国家。

这种人一看就是完全不知道《茶馆》是在什么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为了保持艺术的独立性，老舍为此又得罪了多少人，否则按当时官方提的意见来写，这基本是一出革命戏。（具体详情可参考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

这样说话的不是蠢坏，就是借着爱国的旗号在骗赞。

他以为自己是在帮那个时代的政府说话，却把人民群众的智商都给侮辱了。

群众的智商是在代代提高的，以前认几百个字就算是有基本文化基础了，高中毕业简直是高材生。今天连专科毕业的都被认为是低学历。因为受教育越来越多，所以人就没那么好骗了。哪怕看抖音评论区的时候还是会感慨，可我还是相信大部分群众的智慧。

在这样的新社会，你用这么简单的理由，就能把各种繁琐的审查，以及写完之后不一定会惹出什么祸的政治风险都一笔抹杀了？这是那个年代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了没什么，不承认还找借口，才有问题。

事实上，与港台相比，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就是一直在文艺作品上是远远落后的，这没什么可不能说的。而核心原因就是政治审查。这不是抱怨，而是事实。

因为当时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精神世界是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我国是工人跟农民居多，尤其是那个年代，是不讲究太多娱乐活动的。

同样是六十年代，腐朽的香港在拍什么？

《独臂刀》。以及左派电影公司出的《云海玉弓缘》。（但虽然是左派，内地一样不让看）

左派的电影公司领导们都傻吗？他们为什么不把同时期内地的样板戏以及《艳阳天》这类阶级斗争电影拿到香港给劳苦大众们享受享受，反而要拍这么腐朽落后的武侠小说故事？

因为谁都知道，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

仓廪实而知荣辱，那时候我们大陆还处于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并不是最主要的，小说，戏剧，还是以宣传为第一要务。毕竟是刚刚建国，需要在群众当中广泛普及一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当时文艺管制的厉害，导致了名作家跟名导演束手束脚，搞不出好东西，这也无妨。都过去了不是么？更何况闻一多还被蒋介石杀了呢，有这样一个例子可说，新中国对创作者已经算是宽宏大量。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流，这是领导者决定，也是他底下的人民决定。其实不怪政府，正是人民选择了看这种电影，这是当时人民的选择，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得来的革命成果，代表了他们自己。

政府有政府的无奈，你可以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但不要忽略基本的逻辑常识。自己感觉像是在替政府说好话，把政府当成偶像爱豆一样爱护，一点瑕疵不能有，必须全方位吊打美蒋港英，哪怕是与民生无关的文艺事业，也得是作家们跟导演们自己不上进，没灵感，才耽误下来的。

这跟追星的脑残粉有什么不同呢？你以为你懂历史，所以拿些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来糊弄大众，这如果算是懂历史，那脑残粉都是电影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因为她们帮哥哥们打击对手时候干货满满。

当然，我也不建议因此说政府的坏话，因为政府就是政府，也不是你我有资格去妄断的。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文化开放，吃喝不愁的年代，就不要过于计较以前的往事。你可以知道，但无需在意。这会让你自己很累。

因为你太在意，要抱怨，那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好，文艺越来越多样，自由。那你抱怨的不觉得亏心吗？岂不是成了令人不耻的“公知”？

二是国家发展不好，文化倒退，变成跟当年一样，看样板戏了。那你抱怨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好好赚钱，爱岗敬业，面对历史一笑置之，日子还得往前走，我觉得中国应当会越来越好，当初的无奈之举，不该粉饰吹捧，但也不必记恨于心。

全文完。

这重类型的问题答案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因为另一边的答案很多都发不出来。。。懂了吧

高赞答案将这些作家建国后没有佳作的原因归结为审查制度，并声称一些没有从这点进行分析的答主是“畜生”，是“骗赞”

这样说话的基本全是畜牲。而且也不爱国，是借着爱国的旗号在骗赞。
他以为自己是在帮那个时代的政府说话，却把人民群众的智商都给侮辱了。

然后这位转头开始怒吹港台，指出：

事实上，与港台相比，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就是一直在文艺作品上是远远落后的，这没什么可丢人的。而核心原因就是政治审查。这不是抱怨，而是事实。

这就让我非常费解，因为台湾的政治审查在当年比内地可过分多了。别人是畜生，是骗赞，是侮辱人民智商，然后自己一扭头，开始为审查制度更糟糕的台湾发声了。你说你吹香港我就忍了，吹台湾我就完全不能理解——所以要么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没有审查制度的台湾，要么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审查制度非常优于内地的台湾，所以我不妨把台湾在文艺方面的一些成就列出来，让大家品鉴品鉴。

话说49年老蒋歼敌一亿转进台湾，转进之后痛定思痛，心想老子外有美援枪炮内有黄金百万，怎么就打不过TG一群泥腿子呢？于是再三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盲生终于发现了华点：共产党这左翼文艺力量着实厉害！老子当年忽视了这点，在舆论上吃了亏。

大家都知道，先总统蒋公那是擅长日记内省之人，既然搞懂了自己在文艺战线上出了问题，那么显然就要大力提倡反共战斗文艺。

至今回忆检讨，痛定思痛，我们在文化与文艺战线上的失败，乃不能不说是‘一掴一条痕’的切身的经验教训。^[1]

于是党国一方面禁绝左翼文艺作品，大力逮捕进步文人，大搞白色恐怖，一方面掏钱让大伙搞创作，真金白银地砸了下去。50年代台湾人口规模不过千万左右，然而有多少人在专门搞反共文艺创作呢？

从事反共文艺生产的作家成长至一千五百至两千人左右，以人口的比率来观察，这个数字十分庞大^[2]

那么花了这么大力气，成效如何呢？

效果非常惊人，搞出了无数垃圾作品。1951年，台湾当局优中选优，选中了《阿里山风云》和《恶梦初醒》两部反共巨制，准备送往戛纳参加评选——然而在1952年，这两部片子因为达不到日本电影放映的最低标准而被日本各大电影院集体抵制放送。

而同样是50年代，内地电影已经拍出了《南征北战》、《我这一辈子》、《上甘岭》、《祝福》、《永不消逝的电波》、《五朵金花》、《青春之歌》等一系列足以永载史册的电影。其中拍摄于1950年的《我这一辈子》在三十多年后被送到了法国都灵，参加“中国电影回顾展”，日本影评家佐藤忠男赞曰“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电影都是这个德性，文学作品就更不堪入目了。1950年台湾伪文协成立，理事长张道藩老先生当头一炮，发表《论当前文艺创作的三个问题》，明确指出：

唯有反共抗俄作品才可消灭共产主义毒素

然后党国大力补贴反共文人，又是秧歌又是戏地搞了好几年，最后搞到走火入魔。这些人挖空心思地把TG都描述成一群魔鬼，有人在作品里公然宣称“同情穷人是一种情感上的错误”，更有如《重阳》这样的神奇作品把共产党员描述成了一个X欲惊人的魔头，在武汉X遍男女老少，上到九十九，下到不会走，一个都不放过——所以说为什么最初台湾的网络文学能搞出来一大堆情色X玄幻的作品啊？人家那叫家学渊源！最后党国自己都看不下去，悄没声地把经费给削了，张道藩老先生自己不得不承认

（反共作品）都有点儿公式化，老是那一种形式，那一种调儿，那一种风格，读十篇同读一篇是一样的感觉……读者的兴趣反而愈淡^[3]

先总统蒋公对反共文艺创作非常关心，经常亲自过问相关文艺作品创作情况。金马奖怎么来的知道么？1956年开始，伪教育部电影事业辅导委员会每年推选上年3~5部“富有民族观念；富有教育价值；富有反共抗俄意识”的国语片进行颁奖，后来慢慢演变成了金马奖。1962年日本大映（角川映画前身）觉得我之前拍了个《释迦》效果不错，打算玩个大的拍个秦始皇，于是找到台湾中影表示咱们一起合作一下呗，台湾当局表示没问题，国军全力配合，只有一点，这片子的主题必须是

偏重揭发秦始皇暴政，来反映今日大陆上的共党命运^[4]

这片子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看看，比魔幻还魔幻。到了60年代，老蒋一看我去，内地文革了！那我必须反着来啊，你破四旧，我就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号召大家多拍古装片，然而旧瓶装新酒，味儿还是那么冲。

所以说内地的政治审查也就图一乐，真搞政治审查还得看蒋公的。射雕英雄传因为名字里有“射雕”俩字，被台湾当局认定为与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禁！武侠小说？那是以隐喻方式为TG宣传，禁！60年代中期连《宝莲灯》和《武松》都被禁了，理由是啥你肯定猜不到：

中共篡改地方戏曲的主题，含有共产思想毒素与足使战时的民心士气消沉^[5]

可以说在80年代之前，台湾的文艺界基本上是一片荒芜——仅有的几个亮点一是描述思乡情结的，老蒋拐了那么多人到台湾，多地域文化激烈碰撞后只找到了这么一个出口，有佳作非常正常；再有就是描述台湾本土与外省来客族群团结的作品。琼瑶为什么能在台湾火起来？因为搞对象比较稳妥，不那么容易被禁。60年代开始，由于越南战争打起来了，台湾开始吸纳外资从美国人手里拿到了大量订单，新的文艺幼芽总算是逐渐萌发了，然而真正爆发还要等到80年代，这代人成长起来才行——不是说政治审查才是佳作寥寥无几的根本原因么？我咋怎么瞅都只有钱才是出佳作的最大动力呢？

所以你要是觉得内地的政治审查极大地摧残了文艺作品的发展，却反而认为台湾不存在政治审查、或者台湾的政治审查有助于文艺作品的发展，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顺便我把某青同志对《闪闪的红星》提出的审查意见列上来，大家自己看这些出自最高层的审查意见都是什么：

冬子在树权上喊椿伢子时，视线是平的，是向远处看，而椿仔子来得很快，就在树下，视线不对。补椿伢子应声的镜头。椿伢子上树的时候冬子可拉他一下，注意要接得上。
冬子看到潘行义去找红军时，说话声音太大。补冬子给父亲悄悄说话的大全景，和椿伢子在一旁注意听的近景。
在地上的银元、珍珠等物，光太暗，把银元擦亮些，有点反光。
给小战士(李志玺)两个近景，很多戏有他，导演没有给他一个近景。要给他几个近景，这个人物就出来了。
片歌要分两段，前段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政治上才完整。
冬子父母话别时，室内应挂些辣椒、生了绿芽的姜和油菜，要有红绿和中间色。色彩要集中，不要分散。
歌声不像母亲唱的，声音、口型都不对。
冬子想念红军时，不要闭眼。应是睁眼向前凝视，慢慢出神，然后叮咚声，化开。幻想完以后，仍回到凝视出神。
“我就是党的孩子”说得不像孩子的语气，应该是“那我就是党的孩子啦！”还有冬子说：“吴大叔说的，不能等！”语气太轻，没有分量。
“严禁盐米进山”的木牌，看不清，看不清就没有悬念。一定要看清，甚至可推进。
宋大爹的竹寮里光都太亮，比屋里还亮，没有光源，可从小窗进来侧光。^[6]

顺便高赞还扯什么

左派的电影公司领导们都傻吗？他们为什么不把同时期内地的样板戏以及《艳阳天》这类阶级斗争电影拿到香港给劳苦大众们享受享受，反而要拍这么腐朽落后的武侠小说故事？

我都要笑死了，1951年香港永华债务问题爆发，香港政府将组织罢工的左派领袖驱逐出境，52年初先后有两批左派电影人都被驱逐出境了，人家直接降维打击；然后台湾还在香港组织“反共大联盟”，同年台湾搞《电影事业辅导方案》的时候把香港电影视同“国片”，对“具有配合总动员或加强反共抗俄宣传意义之影片”进行资金扶持。54年台湾甚至提出可以为港片每部贷款3万港币——前提是必须先进行政治审查，确定内容“须有‘反共抗俄’意识”。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当时台湾是什么？那就是自己的饭碗啊！政治审查算个屁啊，有钱不挣王八蛋，哎，不是说好了“文艺作品落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政治审查”么？？

就这，凤凰还在64年顶着压力跑到内地取景，拍了《金鹰》，拿了百万票房创下了当时的卖座记录。实际上假如台湾和内地一起开放市场进行竞争的话，台湾根本不是内地的对手——比如说李翰祥。这位65年在台湾拍了《西施》，投资高达两千万台币，叫好又叫座，最后一算账——赔了。台湾市场体量太小，撑不起来这种大制作。后来这位来了内地，拍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言归正传，你说巴金老舍冰心这些人在建国后有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那当然有；这些冲击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创作，那回答也是肯定的。可问题在于冰心49年之后还写出了《再寄小读者》、《小桔灯》等一系列作品，80年代之后更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作高潮——咱这么琢磨，假如政治冲击是一些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冰心可以在冲击之后迎来创作高潮，但是有些人就不行了呢？是不是也说明了他们的创作黄金期已经过去了呢？

当然，现在说这种话都属于脱了裤子放屁，都是咱们在这臆测。我个人本身就受到审查之苦，一些作品因此无法出版，而且我也同样认为建国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对许多作家的创作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可能一些原本能与我们见面的作品因此无源面世。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要是因此就说内地的审查不行，台湾的审查行，我就呸。台湾当年搞白色恐怖搞到震惊中外，1000万人的小岛，到58年又130万人被传讯和调查过，最后搞到美国人都看不下去要亲自过问的地步，戒严能搞出来一个世界记录，就这还要吹台湾的创作环境

PS.关于某人在评论区里提出的几个问题，在此进行一点回应。

1.我对高赞回答的批评焦点在于“吹台湾”么？

不是，我批评的焦点在于一方面他认为别人不从审查制度的角度考察建国后部分作家创造力下降的话就是“畜牲”，是骗赞，而自己却对台湾地区当时的审查制度视而不见，本质上，我批评的是双标。

文艺作品的形成和接受是十分复杂的，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审查制度影响，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作为一个回答，从某个单一角度作为切入点来进行回答当然OK，但以此就认为别人从别的角度回答就成了“畜牲”，相反自己却对台湾地区的白色恐怖视而不见，甚至将其当作是百花齐放的典范来与内地进行对比，我就呵呵。

2.至于武侠小说，呵呵，这是近代以来海峡两岸三地可能是唯一的一次针对单一文体进行的文化扫荡，这也要洗，我就很费解。

据1960年2月18日《中华日报》第三版看在，警备总部于当月15至17日，于全盛各地同步取缔所谓的“共匪武侠小说”，一天之内，就取缔了97种12万余册至多，许多武侠小说出租店，几乎“架上无存书”，显见此一行动，持续颇久。事实上，武侠小说在前述所谓的“赤黄黑三害”中，或多或少都有干连，其中“黄”所指的“煽情”描写，在武侠小说中较不常见，但个别作家偶尔会触犯到；“黑”所牵涉的黑社会暴力、目无法纪、则是武侠小说经常受到指摘的部分；但恐怕“赤”才是其中最关键的。有关这点，在《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早已明文规定“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著及匪伪之出版物一律查禁”，而内政部则早在1959年9月11日以“台（48）内警字第16428号”致台湾省新闻处代电的补充说明中，就具体指出：
　　一、匪酋计费干作品翻译以及匪伪机关书店出版社发布与出版之书刊，不论内容如何，一律查禁。
　　二、附匪及陷匪份子在所在地沦陷一线出版之作品与翻译，经过审查内容无问题，且有参考价值这，可将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装。
　　三、民国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工具书，其编辑者如属委员会行使，其名单中有附匪陷匪份子，可不比略去其姓名。……
　　所谓的“匪酋”、“匪干”、“附匪”、“陷匪”，几乎一网打尽了当时未遂国民党政府迁台的文人。尽管后两者可以“未减”，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版，且“旧派”武侠作家多半属之，似可援例得到宽容；但一则武侠小说向来不被正统文人所重视，再加上武侠小说严重“商品化”现象，屡成舆论集矢攻击的镖靶，自然连“具有参考价值”都谈不上。因此，早在1952年就有了查禁的实例（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女侠夜明珠》、《黑蚂蚁》，王度庐《新血滴子》，郑证因的《矿山喋血》等，分别以违反出版法、戒严法查禁），至1959年则大张旗鼓，全面扫荡，规定远较前者更为严格：“匪酋匪干及附匪份子之著作及译作，以及匪伪书店、出版社出版之书刊”、“概予查禁”。如此这般，武侠小说就轰轰烈烈的成为“暴雨”摧残下的牺牲品了。

参考

^ 蒋介石在“第一次全国文艺会谈（1968年）”上的训词
^ 朱双一. “反共文艺” 的鼓噪与衰败——兼论 50~ 60 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J]. 台湾研究集刊, 1994 (1): 93-101.
^ 朱双一. 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M]. 九州出版社, 2010.
^ 黄建业《跨世纪台湾电影实录（1898—2002）》，台北：文建会2005 年版
^ 劉現成：《台灣電影, 社會與國家》. 台北:揚智文化 1997
^ 丁亚平.《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这文学问题最后又成了键政问题，出现在知乎推荐中，推的还是帽子批发大户。

先看这位——

竟然给沈从文扣上了“地主文人”的帽子。当年地富反坏右里，还没这款帽子。所谓地主文人，是说他出身地主，还是为地主服务？提问中那些文学家中基本比他家庭背景好，他家在当地算地位高，可那是当时的湘西，和其他几位家庭相比还是乡巴佬。可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谁还歌颂农民？

说他依附权贵软骨头、拍马屁，大概是因为他和战国策学派的关系？沈从文在方法上和他们虽有区别，却基于爱国主义，开始支持国家主义，这不是扣帽子的人需要的吗？1937年9月15日，他回复他大哥沈云麓：“为国守土，牺牲自属当然之事。” 他以参加国军抗战的弟弟沈荃为原型，创作小说《动静》：“大家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忍受。为国家前途，忍受。为个人出路，忍受。”其他几位文学家，在大后方都没这样吧？

至于某些私生活，郭沫若乃至某些大人物不更过分？怎么就成了伟大的牺牲？匿名大佬专业打脸：为什么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等大作家在建国后没有什么佳作？

之所以双标来黑沈从文，只是因为他另一个和其他文学家不同之处。建国后，其他文学家都有了官职，沈从文却守着他的象牙塔，而他弟弟虽然起义了，还是被镇反了。可见，凡是不紧跟他们的，都是反动的，所以他们也给海子扣上类似的帽子，话说当年庄子、陶渊明都还没被扣过。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