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句话什么意思?

回答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句话,读起来颇有些像文言文的味道,细品之下,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语境下。这句看似简单的断语,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社会思潮或者思想流派的连带与演变关系。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得先拆解其中的几个关键点:

“申韩”: 这里指的“申韩”并非简单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韩非子这两位法家代表人物,而是代指以他们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其核心在于“依法治国”,强调君主集权,严刑峻法,以法度来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它注重功利,务实,不谈仁义道德,只讲赏罚分明,以达到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为目标。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兴盛,正是因为其解决当时社会混乱、诸侯争霸的迫切需求。

“其上”: “其上”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在……之上”,或者“作为……的根源”、“作为……的上位者”。如果把“申韩”理解为一种显性的、公开推行的治国方略,那么“其上”可能指的是一种更根本、更底层的社会心理、文化基因,或者是更早期的思想萌芽,为法家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其下”: “其下”则可以理解为“在……之下”,或者“作为……的衍生物”、“作为……的下游”。如果“申韩”是某种显性的治理模式,那么“其下”可能指的是在法家思想影响下,或者在法家思想的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更为隐晦、更为潜移默化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甚至是人们的生存方式。

“必佛老”: “佛老”在这里合而称之,指的并非单指佛教或道教,而是泛指“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大学派,融合了道家(以老子为代表)和部分法家思想,尤其推崇“无为而治”,但其“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不去妄为,让人民自然发展。同时,黄老之学也吸纳了法家的某些“因势而导”、“因人设法”的原则,强调君主应“因其所以然”,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来施政,而不是过度干预。在汉初,黄老之学曾一度盛行,成为统治者重要的思想指导。

现在,我们把这些元素串联起来,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

“那些将法家思想(申韩)推崇到极致、作为上位指导原则的人,其内心的深处,或者其思想发展的最终归宿,必然会转向黄老之学(佛老)。”

这话的含义可以从几个层面去解读:

1. 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与循环性:

矫枉过正的趋向: 法家思想的特点是刚猛、严厉,极度强调外在的规章制度和君主的绝对权威。然而,任何一种过度的、极端的主张,在长期实践后,往往会暴露出其弊端。当严刑峻法带来的压抑、恐惧以及可能出现的僵化和反弹显现时,人们自然会开始寻求一种更为温和、更为宽松、更能体现人性自由的精神寄托。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恰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解脱和平衡。
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的互动: 法家思想的推行,往往是基于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力量的极端追求,这可能会压抑个体的自由和自然情感。当外部的强制性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内心的自由渴望和对精神安宁的需求就会被激发。黄老之学提供了一种回归内心、顺应自然的哲学,能够满足这种内在的需求。
从强制到顺导的转变: 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是外在的强制。而黄老之学则更侧重于“因势而导”,是顺应自然的引导。这句话可能是在说,当统治者或思想家认识到纯粹的强制性治理难以长久维持,或者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大时,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更为柔和、更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黄老”之道。

2. 历史实践的例证:

秦朝的灭亡与汉初的黄老: 秦朝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其严苛的统治导致了快速的灭亡。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推行了以黄老之学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似乎印证了“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的逻辑。
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变,常常是儒家(代表仁义礼智信)、法家(代表制度、秩序)和道家(代表自然、自由)三者相互激荡、相互转化的过程。法家提供了治理的骨架,而道家则提供了柔软的血肉和精神的滋养。这种互补性,使得许多政治和思想实践,最终会寻求一种平衡。

3. 哲学上的辩证统一:

“无为”与“有为”的辩证: 法家的“有为”是积极的、强制性的作为,而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是遵循规律的作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更深层次上,可能是一种辩证的统一。高明的治国者,能在“有为”的法度框架下,注入“无为”的顺应自然,实现更为长久的稳定和发展。
极端与中庸: 法家走向了以法为尊的极端,而黄老之学则更贴近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句话或许是在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从一个极端滑向能够制衡它的相对极端的思想,是人性或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举个更通俗的例子来解释:

想象一下,一个家庭,父母对孩子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学习计划,任何违背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有点像法家)。这种管理方式在初期可能让孩子成绩突出,生活有条理。但长期下来,孩子可能会感到压抑,缺乏创造力,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这时候,父母可能会反思,开始调整策略,变得更“宽松”一些:允许孩子有更多的自主安排,更注重引导而不是强制,鼓励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这有点像黄老之学)。父母也可能认识到,过度强调规则只会逼出反抗,而真正的培养,是让孩子在规则的框架内,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所以,“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句话,是在揭示一种思想或者治理模式的内在演变规律:当人们过度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和严苛的规则(申韩)来解决问题时,最终往往会因为其带来的压抑和失衡,而转向一种更注重内在的、顺应自然的、柔和的哲学(佛老,即黄老之学)来寻求平衡与出路。这是一种从“强硬”到“柔和”,从“外治”到“内观”的哲学倾向,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刚柔相济”的智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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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自明代的王夫之,当然说得很精准,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社会。这句的意思是,统治者如果采用法家式的高压态势治理国家,那么民众就只能从道家和佛家里寻找心理安慰了,也就是道家和佛家为专制权力之下的人提供了一种虚假的逃避方式。那么我这里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道家思想非常适合做这件事。

首先,道家处处都在强调保全身体和活命的重要性。《道德经》有言: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意思是说,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不应该太表现自己、张扬自己,否则就会被他人消灭和铲平,所谓”曲则全,枉则直”,就是说只有委屈自己才能保全自己,直接的人容易被消灭。所以好的社会就是老百姓能满足温饱,不要有别的欲望和知识,因为这些都是可能引起波动让自己吃不饱的: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认为,柔弱是比刚强要更智慧的做法,直接地刚是一种不聪明的表现,因为“刚”的东西最后都死了,而柔弱的东西反而活了下来,这就是评判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庄子·人间事》里面也讲了两个保全躯体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匠人路过一棵巨大的树,周围的人都感叹它的巨大,而这个匠人却头也不回地离开,徒弟问匠人为何要离开。匠人回答:那木头是无用之物,做成船会沉没、做成棺材会腐朽,歪歪扭扭的也不适合做成柱子,正因为它不能成才,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没有人会砍伐它,它才能长寿。庄子感慨:高明的人就像这不成才的木头啊!

第二个故事说,有一个名叫支离疏的人,他是一个有严重残疾的人,有多么残疾呢?下巴隐藏在肚脐下,双肩高于头顶,后脑下的发髻指向天空,五官的出口也都向上,两条大腿和两边的胸肋并生在一起。这样的人不是会生活的很悲惨吗?然而,也正是由于他有残疾,所以能够躲避国家的征兵以及差役,最后没有死于战争,反而活到老年。所以庄子感慨:人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之用啊。

现在我们来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些思想非常适合提供一种心理安慰。首先,道家的这种“只有自我压缩才能生存”的观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来的一种“生存智慧”。“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教人明哲保身的俗语非常之多。它实际上剥夺和消解了你去争取生存以外的任何权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你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为了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或精神理念而奋斗、付出和牺牲,在道家看来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你连身体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么统治者也非常乐于消解这种合法性,在统治者看来,假如民众拥有不怕死的勇气,那么我就没法用枪来威胁了,也就是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样就没有办法管了,所以说要努力强调保全身体的重要性,不要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理念和自由去牺牲,因为这种像动物一样的人是最好操控和控制的,只要有饭吃,他们自己就会说服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美好的社会,听到权利和尊严这些词就紧张,生怕一旦追求这些东西会导致自己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样的社会会形成一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虚假的逃避呢?首先,为了保全躯体可以牺牲一切是非和正义的思想,最后往往连自己的身体也保全不了。因为假如一个人只想着保存身体,就无法建立起对世界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模型,也必然会损失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对现实的把握能力,正如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说:谁没有勇气冒生命的危险去争取自由,谁就理应是奴隶。

第二,这种思想其实是将一切罪恶和不公正给合理化为一种“自然规律”,但这不能改变这其实是人为造成的。比如庄子从那个身患残疾却也因为残疾而免于战死的人身上总结出了“弱的东西才能活下来”的自然规律,但这个规律难道不是很偶然吗?在历史上经常出现青壮年为了躲避战乱灾祸跑路,而老弱病残没法跑路并因此饱受战乱之苦,是不是能说明弱者死得更快呢?所以这都是没有什么必然性的意见。真正支配这些人生死的是国君的专制权力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规律,但似乎道家直接把这一点当成一种不可改变也无法改变的“背景”,也正因为如此,道家虽没有像儒家那么积极入世,但与统治权力并无实质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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