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84 周年纪念日，日本记者发推称：在日本很少有人提「 7 月 7 日」，反映了哪些问题？

最简单的一句话：日本法西斯还没有被清算，这个国家的战败国化处理还没有到达德国的程度——虽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高不到哪里去。

当西太平洋的不速之客被驱逐出去以后，我们对法西斯的清算可以更进一步，让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在日本得到更好地落实，这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

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地前进。

首先第一步，就是指出那些打民族主义牌的失败者，在战后背叛人民、勾结法西斯的劣行。

到了8月20日，冈村把亲自订立的对华处理要纲通知各地日军，主要内容如下：日本倾全力支持中国，奠定尔后日本重建及东亚复兴的契机；尊重中国方面规定（武器则只可交给中央军），确保治安爱护人民。但为自卫使用武力时，应采取断然行动；不可在秩序转换之间，予中共机会；中共军若有抗日侮日行为，断然施以惩罚。对冈村如此坚决的反共立场，蒋氏十分高兴。乃于9月10日由何应钦接见冈村，以一份中国政府的派令交给他，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赋予指挥权。且在另一日，蒋氏亲自接见他，坦然说："以后我们的剿共任务很艰苦，美国的支持不足以解决，我们正需要你这一位军事家"云云。从此日起，这一位接任大日本帝国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八个月期间，攻占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占领四个省会、摧毁了一百多座城市、七个重要空军基地、三十六个机场，使中国军付出了死伤六十万牺牲的侵略军总帅，变成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顾问。且在全国人民一致的抗议声中被判无罪送还日本。

回日后的冈村，就个人而言感激蒋氏不杀之恩，以一个旧帝国将领而言，以其专长的战略视野评估战后亚洲的可能走向，重新思考蒋介石所提为中日共同反共而互相协力的建议，乃于1949年间，制订了"义勇军招募工作要领"一份，呈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有： 方针：集结多数反共意志坚定之旧日军将校为核心，参加民主集团反共前哨的中国作战，以确保台湾，进而反攻大陆，并谋东西反共联合态势之确立；名额：三千名。做为种子部队动员台湾壮丁混合编成十个师；进度：以1950年8月底以前为准备期。其他具体规定甚详。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试行招募"一项中，规定由著名的右翼团体"玄洋社"负责。不过本计划案因技术性困难太多，后经蒋氏否决。最后，才提出"助台第二案"，便是大规模的日本地下军事顾问团案。1950年7月间，经蒋介石亲自核定成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阎锡山于 8月30日晚回到太原。第二天即亲往日军司令部会见日酋澄田睐四郎，再次主动提出了他所主张的“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设想。由于事关重大，澄田一时不敢给予明确的答复。次日，澄田睐四郎回拜阎锡山，就“寄存武力”问题作出如下答复：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大可能，如留一部，可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
阎锡山闻言大喜，为掩人耳目，双方立刻商定如下“应付办法”：一、所有在山西境内的日军，一律集中于铁路沿线，名义上说“准备遣返日本”，实际上担负铁路沿线的“守备”及铁道两侧“扫荡”任务。二、上述日军原有武器一律仍由日军掌握，但须立即将武器上的“菊花”标志去掉，在原位置上打上晋字钢印，以此证明这种武器是晋绥军为防各八路军袭击，而临时“借给”已解除武装的日本人“自卫”用的。

能反映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列强侵略国”和“被列强侵略国”对历史的认知和态度，是不可能一样的。

这就和实施性犯罪和被实施了性犯罪的人，对施暴的看法完全不同一样。

在一部分日本人积极反战和反战败的同时，像在日常生活中和各种日本文艺作品里表现的那样。另一部分日本人，也在不断试图以日本特色的历史价值观，去美化甚至“神圣化”日本曾经犯下的种种罪行（即俗称的“洗地”），像它们在“游就馆”里表现的那样。

同时，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并不太遥远，且过程十分恶劣，各种史料和文物遗迹历历在目，所以作为中国人能从日本的历史态度中感受到“极大不适”。

然而仅仅纠结于此，对现实的国际关系，也并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

“对历史的反省”，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牌”，代表一种“态度”和“立场”的变化。就像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这一跪，不是让“德意志”站了起来，而是因为只有“已经站起来了”的德意志，才可能有做出这种行为的机会和选择。

而回看近现代历史，历代所有列强霸权国的手上，都是“血债累累”，有些是本国少数民族的，有些是邻国百姓的，有些是千里之外的亚非拉美原住民的，还有些甚至还是同文同种“自己人”的。

在列强国的视角里，争霸和侵略时，人命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赌局上的代价和筹码，“侵略”和“争霸”是一个“游戏”，打赢了就是我“正义”我“文明”，打输了是我“菜”，愿赌服输，列强彼此间愿打愿挨，不服就干。

这就是“文明国家”之间“大国博弈”时的逻辑基础，“赢者通吃”“愿赌服输”。

然而对于非列强国家和“落后民族”，这种列强间“赢者通吃”“愿赌服输”的彼此认知态度，就没有这么“敞亮”和“坦诚”了，就像《霍元甲》里那个日本商人试图通过打垮霍元甲来打垮中国人精气神而串联各国商人时那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并不单指日本人，而是指所有列强国家里有权有势的人。

所以在日本等国眼里，日本对美英等欧美列强发起的“太平洋战争”是一回事，而日本对中国发起的“侵华战争”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两部分同属“二战”范畴之内，但“争霸”和“侵略”，“亲疏”还是分得门儿清。

对于日本来说，反思前者还能“追忆往昔”地卖个惨，反思后者作甚……是自讨没趣，还是给“境外势力”们“递刀子”？

英国打鸦片战争，在中国人眼里是强盗逻辑和国耻，但在英国人眼里，这只是一场闹到最后打起来了的“贸易纠纷”，英国人甚至还感觉“英国人不吃这一套！”“大清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大英说话！”

英法火烧圆明园在中国人眼里是“丑陋野蛮的侵略行径”，但在英法的眼中却是“文明开化”的胜利，这叫“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窃书不算偷”，“文明国家”做的事情，能叫“侵略”吗？

所以，在这一逻辑下，西班牙人不会对美洲原住民仁慈，英国人法国人不会对非洲人和印度人仁慈，美国的欧洲移民不会对印第安原住民和华工仁慈，纳粹德国人不会对犹太人仁慈，昭和日本人也不会对华人仁慈，一脉相承。

甚至美国侵占巴拿马运河的行为，还要自定义为“正义事业行动”。

一切都是“本活动一切解释权归主办方（列强）所有”。

一切只和“利益”有关，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只和《2012》里能上船的那些人的利益有关。

就像现在美国人自己的“黑命贵”，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歧视”和血统种族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相应的，列强国内的国民，对侵略战争和争霸战争的态度，也会大致分成中文互联网上标准的“白左”和“极右”，具体到日本人身上来说，可以简单地分成“宫崎骏”（“白左”）和“石原慎太郎”（“极右”）。

但落实到国际关系操作上，事实却并不是“宫崎骏”们是中国的朋友，而“石原慎太郎”们是中国的敌人这么简单。

现实中的宫崎骏，对中国曾经有过“原罪感”和“歉疚感”以及相应的反思，对中国也有过“迷之向往”和“理念/阶级认同”，但也对后来的中国，有过“被背叛的感觉”，像那句“当得知中国学生们将美国社会当作理想时，我为他们的理想之浅薄而惊愕！”和更广为人知一些的“我的书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过，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知道我，熟悉我的作品？”他自我认知是一个“不想当日本人的日本人”，却也明白要把“（自己）幻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分开。

而现实中的石原慎太郎，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却是“日本可以说不！”，其思想和言论，基本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的原版，具有十分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深深以自己是日本人和亚洲人而骄傲，并竭力摆脱美国对日本的束缚。

那么，在现实中的国际关系运用上，究竟是“宫崎骏”们更像是中国的“朋友”“同志”一些，还是“石原慎太郎”们更像是中国可以团结、拉拢的“盟友”“友邦”一些？

所以，现实中，究竟是七月初“毫无历史观念”正准备过“七夕”的日本人和中国更亲近，还是念念不忘“卢沟桥事件”的日本人和中国更亲近？

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并没有那么难分清。

说个将来时的东西。以后，也许再过20年，我们的年轻人会认为，日本这么弱的一个国家，竟然在100年前把中国打得头破血流？

而日本年轻人也会在想，中国那么强大，日本以前真的打过侵华战争？还占领过中国的大部分土地？

很有可能，我国的发展速度会超过日本的认错速度，我国抓住日本经济的命根的那一天，来得比日本认错的那一天要早。

日本并没有对战争做出反省。日本现在是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加上日本那种习惯推卸责任的文化，出现今天的局面很正常。日本可以给全世界带来核污染的灾难，而且丝毫不脸红，没有任何羞耻感，那也不会为自己在84年前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有任何感觉，一亿玉碎？只是说说而已。

真正能够让日本记住7月7日的，只有我们替代掉美国，将日本踩在脚下时，日本将会无比的听话，每年都会在7月7日，抗战胜利日向我们道歉，做出我们所认为该有的姿态。

7月7号在日本是七夕，日本把所有我们农历的节日都直接挪到公历过了，所以他们1月1号过年的习俗其实和国内差不多，（管我们的春节叫旧正月就是这个原因），这天日本的习俗是在竹竿上挂许愿条，我家楼每年都会征集小朋友写的摆在大厅里。

日本学校里这个又压根不教，最多可能提句卢沟桥事变，就算学过你指望日本人记得日子就属于想多了，而且年轻人只想当情人节过（划掉）

挂许愿条的竹竿一般长这样（顺带一提每年写世界和平的小朋友不少 ，推特上最多的愿望一般都是现充爆炸）

今天的热推之一就是七夕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