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起来唐朝实行科举没有受到阻力？
唐朝科举制度的推行，表面上看似乎一帆风顺，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但如果真的要说“没有受到阻力”，那就有些片面了。更准确地说，是唐朝的科举制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整体上能够被广泛接受和推行，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当时社会最核心的痛点，并且提供了一个当时来看最能解决这些痛点的方案。
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剖析这个问题，试着剥离那些宏大叙事，看看其中的实际逻辑和各方博弈。
一、 士族门阀的“失势”与“诱惑”：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适应
要理解唐朝科举为何能顺利推行，绕不开的就是当时已然式微但仍有余威的士族门阀。为什么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强力地抵制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世袭特权的制度？
时代洪流：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已深入人心。 汉末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主要取士标准，导致选官标准日益僵化，官场充斥着裙带关系和家族垄断。平心而论，即便是士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中下层”士族，他们同样渴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上升通道，而非仅仅依赖祖辈的荫蔽。科举制虽然打破了门阀，但也为有才华的士族子弟提供了新的“赛道”。
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洗礼。 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乱，曾经显赫的士族家族在战火中已经遭受了不少损失，许多家族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汉族士族的绝对垄断地位已经受到挑战。到了隋唐，很多曾经的大家族要么已经衰败，要么已经主动与新兴的统治者融合，失去了以往那种抱团对抗的集体力量。
“怀柔”与“拉拢”的智慧。 唐朝统治者，尤其是李唐家族，本身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顶级士族，而是关陇集团中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士族的排挤。因此，他们推行科举，一方面是巩固自身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愿意归附的士族进行“拉拢”。科举为士族子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继续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分享权力。这就好比一个新公司上市了，老股东即便不完全满意，但也因为公司前景看好，并且自己仍能获得股份和分红，所以不会拼死反对。
“入仕”的吸引力永远都在。 无论制度如何变化，成为官员、掌握权力、获取财富，始终是士人阶层最根本的追求。科举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途径，对于那些想要进入权力中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比任何政治上的抵抗都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二、 开明统治者的政治远见与制度创新
唐朝的科举制度，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统治者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去推行。
隋朝的“奠基石”。 实际上，唐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开创性成果。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就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分科考试，选拔人才。这为唐朝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时期，进一步完善了考试科目，特别是设置了“明经科”和“进士科”，其中“进士科”以其考试内容更侧重于文学才能和对时政的见解，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科目，为唐朝科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广者”。 唐太宗时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不仅继续推行科举，而且对此高度重视。最著名的就是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亲自策问，录取了很多出身寒微但有才干的士子，如魏徵、房玄龄等。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的威望和吸引力。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科举来打破关陇集团的垄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制度化”与“常态化”。 经过太宗的推广，科举逐渐成为选官的主流途径。高宗时期，虽然有一些政治斗争，但科举制度的运行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武则天时期，更是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她大力发展科举，扩大取士规模，甚至亲自主持殿试，将科举的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她提拔了大量寒门士子，如狄仁杰、张柬之等，这些人后来成为唐朝中后期的栋梁，也使得科举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开明开放的社会氛围。 相较于前朝，唐朝的社会氛围更加开放和包容。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这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容易接受一种更广泛的人才选拔机制。
三、 科举制度本身的“吸引力”与“合理性”
抛开外部因素，科举制度本身也具备了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内在逻辑。
“唯才是举”的理想色彩。 尽管现实操作中并非绝对公平，但科举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以才选官”，这在当时是对九品中正制一种颠覆性的革新。它为那些没有显赫家世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广大渴望上升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考试内容的“实用性”提升。 虽然“进士科”侧重诗赋，但这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诗赋的创作往往需要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员应具备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深度，可以间接培养出具有一定分析和表达能力的官员。更何况，科举也包含经义、策论等科目，直接考察官员对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理解和应对能力。
打破地域与阶层隔阂。 科举制度打破了地域和门阀的限制，理论上全国各地、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极大地拓展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也使得政府的官员构成更加多样化，更能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
四、 “阻力”并非消失，而是“转化”与“融合”
我们说“没有受到阻力”，更多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实际上，科举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士族遗老的抱怨。 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士族家族，对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肯定是有不满的，他们认为这削弱了他们的世袭特权，导致“贱人当贵，良家子弟不得入仕”。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们的集体力量已经不如前朝，而且许多人也看到了科举的“诱惑力”，选择了适应。他们的抱怨，更多是零散的、口头上的，并未形成足以撼动制度的强大阻力。
对考试内容的质疑。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进士科”对诗赋的侧重，也出现了一些对考试内容“不务正业”、“空疏浮华”的批评声音。比如，一些人认为过于注重辞藻而忽视了实际的政治才能。但这些批评，更多是对科举“内容”的改进建议，而非对科举“制度本身”的根本否定。
“舞弊”与“不公”的持续存在。 任何考试制度都难以避免舞弊和不公的问题。在唐朝，也存在着行贿、徇私等现象。这些“阻力”并未导致科举制度的废止，反而促使统治者不断完善考试流程和监督机制。这些问题是伴随科举制度始终的，但它们更多是制度执行层面的瑕疵，而非制度本身的致命缺陷。
总结一下：
唐朝科举制度之所以看起来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主要原因在于：
1. 历史的必然性： 隋朝奠定的基础，以及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弊端，使得社会普遍渴望一种新的选官机制。
2. 统治者的推动： 隋唐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和武则天，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价值和巩固统治的作用，并积极推行和完善。
3. 士族力量的削弱与转型： 经历了长期动荡，士族家族的集体对抗能力下降，并且许多士族选择融入新的制度以获得利益。
4. 科举制度自身的吸引力： 它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具有“唯才是举”的理想色彩，并且考试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
5. 阻力的转化： 对科举的质疑和反对，更多表现为对制度执行和内容层面的批评，而非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并促使制度不断得到改进。
可以说，唐朝科举的顺利推行，是历史、政治、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并非毫无波澜，而是在多方博弈中，以其强大的适应性和解决社会痛点的能力，最终成为了主流的选官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
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剖析这个问题，试着剥离那些宏大叙事，看看其中的实际逻辑和各方博弈。
一、 士族门阀的“失势”与“诱惑”：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适应
要理解唐朝科举为何能顺利推行，绕不开的就是当时已然式微但仍有余威的士族门阀。为什么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强力地抵制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世袭特权的制度？
时代洪流：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已深入人心。 汉末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主要取士标准，导致选官标准日益僵化，官场充斥着裙带关系和家族垄断。平心而论，即便是士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中下层”士族，他们同样渴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上升通道，而非仅仅依赖祖辈的荫蔽。科举制虽然打破了门阀，但也为有才华的士族子弟提供了新的“赛道”。
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洗礼。 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乱，曾经显赫的士族家族在战火中已经遭受了不少损失，许多家族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汉族士族的绝对垄断地位已经受到挑战。到了隋唐，很多曾经的大家族要么已经衰败，要么已经主动与新兴的统治者融合，失去了以往那种抱团对抗的集体力量。
“怀柔”与“拉拢”的智慧。 唐朝统治者，尤其是李唐家族，本身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顶级士族，而是关陇集团中的一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士族的排挤。因此，他们推行科举，一方面是巩固自身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愿意归附的士族进行“拉拢”。科举为士族子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继续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分享权力。这就好比一个新公司上市了，老股东即便不完全满意，但也因为公司前景看好，并且自己仍能获得股份和分红，所以不会拼死反对。
“入仕”的吸引力永远都在。 无论制度如何变化，成为官员、掌握权力、获取财富，始终是士人阶层最根本的追求。科举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途径，对于那些想要进入权力中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比任何政治上的抵抗都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二、 开明统治者的政治远见与制度创新
唐朝的科举制度，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统治者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去推行。
隋朝的“奠基石”。 实际上，唐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开创性成果。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就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分科考试，选拔人才。这为唐朝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时期，进一步完善了考试科目，特别是设置了“明经科”和“进士科”，其中“进士科”以其考试内容更侧重于文学才能和对时政的见解，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科目，为唐朝科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广者”。 唐太宗时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不仅继续推行科举，而且对此高度重视。最著名的就是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亲自策问，录取了很多出身寒微但有才干的士子，如魏徵、房玄龄等。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的威望和吸引力。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科举来打破关陇集团的垄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制度化”与“常态化”。 经过太宗的推广，科举逐渐成为选官的主流途径。高宗时期，虽然有一些政治斗争，但科举制度的运行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武则天时期，更是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她大力发展科举，扩大取士规模，甚至亲自主持殿试，将科举的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她提拔了大量寒门士子，如狄仁杰、张柬之等，这些人后来成为唐朝中后期的栋梁，也使得科举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开明开放的社会氛围。 相较于前朝，唐朝的社会氛围更加开放和包容。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空前繁荣，这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容易接受一种更广泛的人才选拔机制。
三、 科举制度本身的“吸引力”与“合理性”
抛开外部因素，科举制度本身也具备了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内在逻辑。
“唯才是举”的理想色彩。 尽管现实操作中并非绝对公平，但科举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以才选官”，这在当时是对九品中正制一种颠覆性的革新。它为那些没有显赫家世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广大渴望上升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考试内容的“实用性”提升。 虽然“进士科”侧重诗赋，但这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诗赋的创作往往需要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员应具备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深度，可以间接培养出具有一定分析和表达能力的官员。更何况，科举也包含经义、策论等科目，直接考察官员对政治制度、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理解和应对能力。
打破地域与阶层隔阂。 科举制度打破了地域和门阀的限制，理论上全国各地、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极大地拓展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也使得政府的官员构成更加多样化，更能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
四、 “阻力”并非消失，而是“转化”与“融合”
我们说“没有受到阻力”，更多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实际上，科举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士族遗老的抱怨。 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士族家族，对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肯定是有不满的，他们认为这削弱了他们的世袭特权，导致“贱人当贵，良家子弟不得入仕”。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们的集体力量已经不如前朝，而且许多人也看到了科举的“诱惑力”，选择了适应。他们的抱怨，更多是零散的、口头上的，并未形成足以撼动制度的强大阻力。
对考试内容的质疑。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进士科”对诗赋的侧重，也出现了一些对考试内容“不务正业”、“空疏浮华”的批评声音。比如，一些人认为过于注重辞藻而忽视了实际的政治才能。但这些批评，更多是对科举“内容”的改进建议，而非对科举“制度本身”的根本否定。
“舞弊”与“不公”的持续存在。 任何考试制度都难以避免舞弊和不公的问题。在唐朝，也存在着行贿、徇私等现象。这些“阻力”并未导致科举制度的废止，反而促使统治者不断完善考试流程和监督机制。这些问题是伴随科举制度始终的，但它们更多是制度执行层面的瑕疵，而非制度本身的致命缺陷。
总结一下：
唐朝科举制度之所以看起来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主要原因在于：
1. 历史的必然性： 隋朝奠定的基础，以及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弊端，使得社会普遍渴望一种新的选官机制。
2. 统治者的推动： 隋唐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和武则天，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价值和巩固统治的作用，并积极推行和完善。
3. 士族力量的削弱与转型： 经历了长期动荡，士族家族的集体对抗能力下降，并且许多士族选择融入新的制度以获得利益。
4. 科举制度自身的吸引力： 它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具有“唯才是举”的理想色彩，并且考试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
5. 阻力的转化： 对科举的质疑和反对，更多表现为对制度执行和内容层面的批评，而非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并促使制度不断得到改进。
可以说，唐朝科举的顺利推行，是历史、政治、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并非毫无波澜，而是在多方博弈中，以其强大的适应性和解决社会痛点的能力，最终成为了主流的选官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
网友意见
唐代选人任官制度分为三大类：科举制，门荫制，流外入流。
其中，科举制是针对普通的地主阶层及底层的百姓；而门荫制是针对高级官僚阶层；流外入流是针对小吏及一些技能型人才。三者各有侧重点，高级官僚阶层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剧烈损失时，一部分家族成员也可以通过科举制进入仕途，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要反对。
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神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
-----新唐书·选举志
唐代门荫入仕，一般需要先担任职役，再通过考核才能真正为官，职役主要有：太庙斋郎、郊社斋郎；三卫；千牛备身；殿中省进马；入弘文馆、崇文馆；入国子监。
当然，随着科举制特别是进士制的兴旺（科举包括明经、进士、制科、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以及其他），门荫就开始下滑；有人就针对唐玄宗及以后的宰相的出身进行了分析归纳：
这里面唐玄宗时期的，进士出身有郭元振、卢怀慎、魏知古、源乾曜、宋璟、张九龄、韦见素、苏颋；门荫的只有薛讷（薛仁贵之子）、萧嵩（后梁萧氏，母京兆韦氏）、裴光庭（闻喜裴氏、裴行俭之子）、李林甫、李适之、宇文融；流外入流，牛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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