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发生政变，美军不管吗？
在韩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两次较为显著的军事政变，但并不是“总发生”。这两次政变分别是：
1961年朴正熙的五一六军事政变： 由朴正熙少将领导，推翻了民选的张勉政府。
1979年全斗焕的十二月十二日军事政变： 由全斗焕少将领导，也推翻了当时韩国的军事戒严时期政府。
关于美军在此期间的态度和行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且不能简单地说“美军不管”。美军在韩国的驻扎是基于《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
以下是更详细的解释：
1. 美国在韩国的角色和立场：
战略盟友： 韩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韩战后，美国为了稳定地区局势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在韩国长期驻扎了大量军队，并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关系。
控制权与监督：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韩战刚结束不久，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监督和影响。这是为了确保韩国军队的有效作战能力，并防止其被用于非共同防御的目的。
对民主的期望： 尽管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韩国的威权政府（如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但美国一直公开或私下表达对韩国民主进程的期望。
2. 1961年朴正熙政变与美军：
初期信息不透明： 朴正熙政变发生时，美国对政变的准备情况了解不多，政变发生时感到意外。
艰难的抉择： 美国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它支持韩国的稳定和反共立场，朴正熙的军事政府声称要打击腐败、恢复秩序和加强反共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是民主的倡导者，对军事政变本身持保留态度。
事实上的承认与合作： 尽管美国最初对政变持批评态度，并曾考虑过是否要撤军或施加压力，但最终美国选择与朴正熙政府合作。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确保韩国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更为重要。美国向朴正熙政府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政变的一种“默许”或事实上的承认。美国驻韩司令部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曾访问韩国，并在事后与朴正熙会晤，这被视为一种外交姿态。
关注稳定而非政体形式： 在那个时期，美国更关注的是韩国的稳定和它作为对抗朝鲜和苏联的盟友的角色，而非严格的民主制度形式。
3. 1979年全斗焕政变与美军：
更为复杂的背景： 1979年的政变发生在朴正熙总统被暗杀后，韩国正处于政治真空和高度不确定时期。全斗焕领导的“国事犯逮捕扫荡委员会”（又称“双十二事件”）逮捕了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并控制了军队。
美国的强烈反对（初期）： 与1961年相比，美国对全斗焕的这次政变表达了更强烈的反对和担忧。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人权和民主非常重视，并且对韩国的民主运动有所支持。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军事强硬手段表示不安。
施加压力与警告： 美国曾公开警告韩国军方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暗示可能暂停军事援助。当时驻韩美军司令斯塔维尔曾与全斗焕会晤，并表达了美国的担忧。
最终的妥协与合作： 然而，尽管有初期的反对和施压，最终美国在全斗焕上台后，也只能选择与其合作。原因是：
朝鲜的威胁依然严峻： 在全斗焕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权力后，美国认识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依然紧张。全斗焕政府表现出强大的反共姿态和军事决心，这在美国看来仍然是重要的。
美国在韩国的利益： 美国在韩国有着重大的军事和战略利益，撤军或与韩国政府关系破裂的后果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有限的制约能力： 尽管美国在韩国驻军，但其对韩国内政的直接干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涉及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控制方面。
“被动接受”与间接影响： 随着全斗焕政府的巩固，美国虽然仍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示关切，并对全斗焕的强硬手段有所批评，但为了维护整体战略利益，美国最终接受了事实，并继续与韩国军政府进行军事合作。美国对全斗焕政权施加了“人权方面的压力”，并鼓励其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但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
总结来说，美军在韩国的政变中并没有采取“不管”的态度，但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力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地缘政治优先： 在冷战时期，对抗朝鲜和苏联的战略利益往往优先于对韩国民主制度的直接支持。
有限的干预能力： 作为盟友，美国虽然有驻军，但不能像占领国一样随意干涉韩国的内政和军事行动。
外交与军事工具： 美国主要通过外交施压、暂停或恢复军事援助、以及与韩国领导人沟通来表达其立场和施加影响。
现实主义考量： 在政变发生后，美国往往会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与新上台的政府进行合作，以维护其在地区的长远利益。
可以理解为，美国在韩国的政变中，始终处于一种“施压与合作并存”、“关切与妥协并存”的复杂状态。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稳定的韩国，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军事和战略因素。
在民主化进程之后，韩国政府逐渐收回了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特别是金大中总统时期，军事的政治干预大大减少，美国的这种“监管”或“影响”角色也随之淡化。
1961年朴正熙的五一六军事政变： 由朴正熙少将领导，推翻了民选的张勉政府。
1979年全斗焕的十二月十二日军事政变： 由全斗焕少将领导，也推翻了当时韩国的军事戒严时期政府。
关于美军在此期间的态度和行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且不能简单地说“美军不管”。美军在韩国的驻扎是基于《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
以下是更详细的解释：
1. 美国在韩国的角色和立场：
战略盟友： 韩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韩战后，美国为了稳定地区局势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在韩国长期驻扎了大量军队，并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关系。
控制权与监督：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韩战刚结束不久，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监督和影响。这是为了确保韩国军队的有效作战能力，并防止其被用于非共同防御的目的。
对民主的期望： 尽管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韩国的威权政府（如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但美国一直公开或私下表达对韩国民主进程的期望。
2. 1961年朴正熙政变与美军：
初期信息不透明： 朴正熙政变发生时，美国对政变的准备情况了解不多，政变发生时感到意外。
艰难的抉择： 美国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它支持韩国的稳定和反共立场，朴正熙的军事政府声称要打击腐败、恢复秩序和加强反共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是民主的倡导者，对军事政变本身持保留态度。
事实上的承认与合作： 尽管美国最初对政变持批评态度，并曾考虑过是否要撤军或施加压力，但最终美国选择与朴正熙政府合作。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确保韩国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更为重要。美国向朴正熙政府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政变的一种“默许”或事实上的承认。美国驻韩司令部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曾访问韩国，并在事后与朴正熙会晤，这被视为一种外交姿态。
关注稳定而非政体形式： 在那个时期，美国更关注的是韩国的稳定和它作为对抗朝鲜和苏联的盟友的角色，而非严格的民主制度形式。
3. 1979年全斗焕政变与美军：
更为复杂的背景： 1979年的政变发生在朴正熙总统被暗杀后，韩国正处于政治真空和高度不确定时期。全斗焕领导的“国事犯逮捕扫荡委员会”（又称“双十二事件”）逮捕了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并控制了军队。
美国的强烈反对（初期）： 与1961年相比，美国对全斗焕的这次政变表达了更强烈的反对和担忧。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人权和民主非常重视，并且对韩国的民主运动有所支持。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军事强硬手段表示不安。
施加压力与警告： 美国曾公开警告韩国军方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暗示可能暂停军事援助。当时驻韩美军司令斯塔维尔曾与全斗焕会晤，并表达了美国的担忧。
最终的妥协与合作： 然而，尽管有初期的反对和施压，最终美国在全斗焕上台后，也只能选择与其合作。原因是：
朝鲜的威胁依然严峻： 在全斗焕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权力后，美国认识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依然紧张。全斗焕政府表现出强大的反共姿态和军事决心，这在美国看来仍然是重要的。
美国在韩国的利益： 美国在韩国有着重大的军事和战略利益，撤军或与韩国政府关系破裂的后果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有限的制约能力： 尽管美国在韩国驻军，但其对韩国内政的直接干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涉及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控制方面。
“被动接受”与间接影响： 随着全斗焕政府的巩固，美国虽然仍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示关切，并对全斗焕的强硬手段有所批评，但为了维护整体战略利益，美国最终接受了事实，并继续与韩国军政府进行军事合作。美国对全斗焕政权施加了“人权方面的压力”，并鼓励其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但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
总结来说，美军在韩国的政变中并没有采取“不管”的态度，但他们的行动和影响力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地缘政治优先： 在冷战时期，对抗朝鲜和苏联的战略利益往往优先于对韩国民主制度的直接支持。
有限的干预能力： 作为盟友，美国虽然有驻军，但不能像占领国一样随意干涉韩国的内政和军事行动。
外交与军事工具： 美国主要通过外交施压、暂停或恢复军事援助、以及与韩国领导人沟通来表达其立场和施加影响。
现实主义考量： 在政变发生后，美国往往会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与新上台的政府进行合作，以维护其在地区的长远利益。
可以理解为，美国在韩国的政变中，始终处于一种“施压与合作并存”、“关切与妥协并存”的复杂状态。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稳定的韩国，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军事和战略因素。
在民主化进程之后，韩国政府逐渐收回了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特别是金大中总统时期，军事的政治干预大大减少，美国的这种“监管”或“影响”角色也随之淡化。
网友意见
朴正熙、全斗焕什么的，都是低级军官政变上台，而且独裁统治，显然和美国价值观不符，为什么美国会放弃自己扶持的前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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