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将生育率纳入地方考核来推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就像将环保纳入考核一样？
将生育率纳入地方考核，并像环保一样进行“量化”和“激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它试图用一种我们熟悉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思路来应对当前严峻的低生育率挑战。我们不妨把这个设想掰开揉碎了聊聊，看看它是否真的能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或者说，它又会带来哪些不曾预料的“副作用”。
核心思路的逻辑：为什么会想到“考核”？
环保纳入地方考核，核心在于它是一项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战略的基石。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环境的恶化都会侵蚀发展的成果。而生育率，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类似的“战略性”和“根本性”意义。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经济活力、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都与当前的生育水平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将生育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纳入地方考核，似乎有其内在逻辑。
具体来说，这种考核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总量指标： 最直接的，就是总和生育率（TFR）。这是衡量一个地区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考核可以设定不同梯度的生育率目标，例如，达到或超过某个基准线，给予奖励；低于某个警戒线，则需要接受问责或采取措施。
结构性指标： 仅仅看总和生育率可能不够全面。还可以纳入一些结构性指标，比如：
新生儿性别比： 过高的性别比依然是社会失衡的隐患。
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了解真实情况，而不是只看结果。
婴幼儿数量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反映生育活力。
出生人口质量指标： 例如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这与生育的健康度和医疗保障密切相关。
配套措施达成度： 就像环保考核会看“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样，生育率考核也应该看地方在推动生育方面的政策落地情况：
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 例如，托育服务是否充足、普惠？生育津贴、育儿假是否落实到位？住房支持、教育公平的改善程度？
工作环境对生育友好度的改善： 例如，企业是否提供弹性工作制、哺乳室？职场性别歧视是否得到遏制？
社会观念的引导和改善： 例如，对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的营造，反对“生育羞辱”。
“环保模式”借鉴的几个关键点：
1. 量化与分解： 将一个宏观的“生育率问题”分解成可操作的、可量化的指标，并将其层层分解到具体部门和地方。就像“空气质量指数（AQI）”一样，将空气污染具体化、数值化，方便监测和评估。
2. 责任主体明确： 每个地方政府、甚至下属的区县、街道都需要有明确的生育率“责任人”或负责部门。
3. 激励与约束并存：
激励： 对于生育率回升、政策落实到位、生育环境改善显著的地方，可以给予财政补贴、项目倾斜、荣誉称号等奖励。这就像环保达标有“绿色信贷”、“生态补偿”。
约束： 对于生育率持续低迷、政策落实不力的地方，可以进行约谈、挂牌警示、限制某些项目的审批，甚至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这类似于环保不达标的“环境影响评价不通过”、“环保问责”。
4. 信息公开与监督： 生育率数据、政策执行情况需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就像环保监测数据一样，让公众了解情况，形成舆论压力。
设想的美好愿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可能带来什么改变？
如果真的将生育率像环保一样纳入地方考核，理论上可以带来以下积极效应：
提升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 生育率不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或社会学现象，而是会变成一个需要地方一把手亲自抓、亲自负责的“硬任务”。这将直接驱动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资源、更大力度地去研究和解决生育问题。
政策落地更有保障： 过去，很多生育支持政策可能只是停留在文件层面，执行效果不彰显。纳入考核后，地方政府为了达标，会更有动力去设计、执行、评估和优化具体的生育支持措施，从税收优惠、购房补贴到普惠托育、产假延长等，都可能因此更加扎实有效。
形成良性竞争： 各地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可能会争相出台更具吸引力、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一种“生育友好型”政策的竞赛，最终惠及育龄家庭。
引导资源配置： 政府资源可能会向生育支持、儿童福利、家庭服务等领域倾斜，解决育龄家庭在养育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生不起”、“养不起”、“没人带”等痛点。
推动社会观念转变： 考核体系的建立本身，就在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生育是一件重要且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情。这有助于改变过去对生育问题存在的漠视或“甩锅”现象。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为什么会让人“捏一把汗”？
然而，将生育率“环保化”的考核模式，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甚至可能比环保问题更为棘手，需要我们极其谨慎地对待：
1. “指标”的内在局限性——生育意愿的复杂性：
生育意愿是高度个体化、内隐化的： 环保污染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但生育意愿受到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体验、经济压力、未来预期等无数复杂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几个量化指标，很难完全捕捉和反映真实的生育意愿，也难以“一刀切”地要求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大幅扭转。
“重指标轻原因”的风险： 为了追求考核分数，地方政府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些“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甚至可能出现“数据造假”或选择性呈现数据的情况。比如，过度强调催生，而忽视了解决育儿的真实困难。
“生育指标”与“生活品质”的矛盾： 如果考核压力过大，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提高生育率”而忽视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就业机会、教育公平等更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人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有再多的补贴，也很难真正提升生育意愿。
2. 操作上的难题——如何公平有效地考核？
基数差异与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的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婚姻观念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设定公平的考核目标？一个经济发达、高压力的城市可能生育率较低，一个相对不那么发达但生活节奏慢的地区可能生育率反而相对高一些。简单地设定一个统一的“生育率目标”可能并不合适。
考核指标的选择与权重： 哪个指标最重要？如何科学地设置权重？是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数，还是新生儿性别比？如果权重不当，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只关注某个单一指标，而忽略了其他重要方面。
“谁来监督”的问题： 环保有专业的监测机构，但生育意愿的“监测”和“评估”更加困难。地方政府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可能是数据的提供者，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评估的客观性？
问责的边界： 如果一个地方的生育率长期低迷，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吗？还是与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如何界定和追究责任？
3. 潜在的负面影响与伦理困境：
“逼生”的风险： 过度的考核压力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些非市场化、甚至带有强制色彩的“催生”措施，例如强制生育奖励、过度宣传生育的好处而忽视其艰辛，甚至可能出现对不生育家庭的隐形歧视或压力。
加剧社会不公： 即使有补贴和支持，如果最根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没有解决，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反而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公。例如，只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能真正享受到生育支持带来的好处。
侵犯个人选择权： 生育是个人及其家庭的私密决定，受到《宪法》的保护。将生育率纳入政府考核，虽然目的是好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潜意识中传递一种“国家让你生你就得生”的信号，触碰到个人自由选择的底线。
对女性的额外压力： 无论怎样，生育和养育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如果考核压力传递给女性，可能会加剧她们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压力，甚至出现“用生育率绑架女性”的风险。
更具智慧的路径：如何吸取经验，规避风险？
鉴于上述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具智慧和灵活性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环保考核的模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更侧重“环境营造”而非“任务下达”： 考核的重点应该放在地方政府是否积极主动地在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简单地看生育率的数字。评估的标准可以包括：
政策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是否出台了真正解决家庭痛点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际落地效果如何？
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普惠托育、儿童医疗、家庭教育指导等公共服务是否健全？
社会观念的引导和改变： 是否在积极倡导性别平等，减轻职场育儿歧视，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的氛围？
儿童发展环境的优化： 包括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安全保障等。
建立“结果导向”与“过程评价”相结合的体系：
结果导向： 保留对生育率关键指标的关注，但将其作为综合评价的一部分，而非唯一决定因素。
过程评价： 更重视地方政府在解决生育难题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例如政策的持续投入、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社会反馈的改善等。
差异化考核与分类指导： 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和目标。鼓励先行先试，推广成功经验。
加强跨部门协调与合作： 生育问题涉及人口、经济、民政、教育、卫生、妇联等多个部门，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突出“支持”与“服务”导向： 将考核的出发点定位为如何更好地支持和赋能育龄家庭，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引入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除了政府部门内部的评估，还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评估，增加评价的客观性和透明度。
长远视角与战略耐心： 生育率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考核体系的设计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避免急功近利。
总结来说， 将生育率纳入地方考核，借鉴环保模式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注入新的动力，提升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行动力。但是，它绝不是万能药。生育意愿的复杂性、操作上的技术难题以及潜在的伦理风险，都要求我们在设计和执行考核体系时，必须审慎再审慎，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和实际需求，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先，以营造一个真正能够让家庭安心生育、快乐养育的社会环境为根本目标。否则，生硬的考核，很可能适得其反，制造更多新的社会问题。
核心思路的逻辑：为什么会想到“考核”？
环保纳入地方考核，核心在于它是一项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战略的基石。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环境的恶化都会侵蚀发展的成果。而生育率，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类似的“战略性”和“根本性”意义。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经济活力、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都与当前的生育水平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将生育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纳入地方考核，似乎有其内在逻辑。
具体来说，这种考核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总量指标： 最直接的，就是总和生育率（TFR）。这是衡量一个地区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考核可以设定不同梯度的生育率目标，例如，达到或超过某个基准线，给予奖励；低于某个警戒线，则需要接受问责或采取措施。
结构性指标： 仅仅看总和生育率可能不够全面。还可以纳入一些结构性指标，比如：
新生儿性别比： 过高的性别比依然是社会失衡的隐患。
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了解真实情况，而不是只看结果。
婴幼儿数量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反映生育活力。
出生人口质量指标： 例如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这与生育的健康度和医疗保障密切相关。
配套措施达成度： 就像环保考核会看“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一样，生育率考核也应该看地方在推动生育方面的政策落地情况：
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 例如，托育服务是否充足、普惠？生育津贴、育儿假是否落实到位？住房支持、教育公平的改善程度？
工作环境对生育友好度的改善： 例如，企业是否提供弹性工作制、哺乳室？职场性别歧视是否得到遏制？
社会观念的引导和改善： 例如，对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的营造，反对“生育羞辱”。
“环保模式”借鉴的几个关键点：
1. 量化与分解： 将一个宏观的“生育率问题”分解成可操作的、可量化的指标，并将其层层分解到具体部门和地方。就像“空气质量指数（AQI）”一样，将空气污染具体化、数值化，方便监测和评估。
2. 责任主体明确： 每个地方政府、甚至下属的区县、街道都需要有明确的生育率“责任人”或负责部门。
3. 激励与约束并存：
激励： 对于生育率回升、政策落实到位、生育环境改善显著的地方，可以给予财政补贴、项目倾斜、荣誉称号等奖励。这就像环保达标有“绿色信贷”、“生态补偿”。
约束： 对于生育率持续低迷、政策落实不力的地方，可以进行约谈、挂牌警示、限制某些项目的审批，甚至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这类似于环保不达标的“环境影响评价不通过”、“环保问责”。
4. 信息公开与监督： 生育率数据、政策执行情况需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就像环保监测数据一样，让公众了解情况，形成舆论压力。
设想的美好愿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可能带来什么改变？
如果真的将生育率像环保一样纳入地方考核，理论上可以带来以下积极效应：
提升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 生育率不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或社会学现象，而是会变成一个需要地方一把手亲自抓、亲自负责的“硬任务”。这将直接驱动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资源、更大力度地去研究和解决生育问题。
政策落地更有保障： 过去，很多生育支持政策可能只是停留在文件层面，执行效果不彰显。纳入考核后，地方政府为了达标，会更有动力去设计、执行、评估和优化具体的生育支持措施，从税收优惠、购房补贴到普惠托育、产假延长等，都可能因此更加扎实有效。
形成良性竞争： 各地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可能会争相出台更具吸引力、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一种“生育友好型”政策的竞赛，最终惠及育龄家庭。
引导资源配置： 政府资源可能会向生育支持、儿童福利、家庭服务等领域倾斜，解决育龄家庭在养育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生不起”、“养不起”、“没人带”等痛点。
推动社会观念转变： 考核体系的建立本身，就在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生育是一件重要且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情。这有助于改变过去对生育问题存在的漠视或“甩锅”现象。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为什么会让人“捏一把汗”？
然而，将生育率“环保化”的考核模式，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甚至可能比环保问题更为棘手，需要我们极其谨慎地对待：
1. “指标”的内在局限性——生育意愿的复杂性：
生育意愿是高度个体化、内隐化的： 环保污染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但生育意愿受到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体验、经济压力、未来预期等无数复杂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几个量化指标，很难完全捕捉和反映真实的生育意愿，也难以“一刀切”地要求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大幅扭转。
“重指标轻原因”的风险： 为了追求考核分数，地方政府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些“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甚至可能出现“数据造假”或选择性呈现数据的情况。比如，过度强调催生，而忽视了解决育儿的真实困难。
“生育指标”与“生活品质”的矛盾： 如果考核压力过大，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提高生育率”而忽视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就业机会、教育公平等更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人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有再多的补贴，也很难真正提升生育意愿。
2. 操作上的难题——如何公平有效地考核？
基数差异与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的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婚姻观念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设定公平的考核目标？一个经济发达、高压力的城市可能生育率较低，一个相对不那么发达但生活节奏慢的地区可能生育率反而相对高一些。简单地设定一个统一的“生育率目标”可能并不合适。
考核指标的选择与权重： 哪个指标最重要？如何科学地设置权重？是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数，还是新生儿性别比？如果权重不当，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只关注某个单一指标，而忽略了其他重要方面。
“谁来监督”的问题： 环保有专业的监测机构，但生育意愿的“监测”和“评估”更加困难。地方政府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可能是数据的提供者，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评估的客观性？
问责的边界： 如果一个地方的生育率长期低迷，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吗？还是与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如何界定和追究责任？
3. 潜在的负面影响与伦理困境：
“逼生”的风险： 过度的考核压力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些非市场化、甚至带有强制色彩的“催生”措施，例如强制生育奖励、过度宣传生育的好处而忽视其艰辛，甚至可能出现对不生育家庭的隐形歧视或压力。
加剧社会不公： 即使有补贴和支持，如果最根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没有解决，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反而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公。例如，只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能真正享受到生育支持带来的好处。
侵犯个人选择权： 生育是个人及其家庭的私密决定，受到《宪法》的保护。将生育率纳入政府考核，虽然目的是好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在潜意识中传递一种“国家让你生你就得生”的信号，触碰到个人自由选择的底线。
对女性的额外压力： 无论怎样，生育和养育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如果考核压力传递给女性，可能会加剧她们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压力，甚至出现“用生育率绑架女性”的风险。
更具智慧的路径：如何吸取经验，规避风险？
鉴于上述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具智慧和灵活性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环保考核的模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更侧重“环境营造”而非“任务下达”： 考核的重点应该放在地方政府是否积极主动地在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简单地看生育率的数字。评估的标准可以包括：
政策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是否出台了真正解决家庭痛点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际落地效果如何？
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普惠托育、儿童医疗、家庭教育指导等公共服务是否健全？
社会观念的引导和改变： 是否在积极倡导性别平等，减轻职场育儿歧视，营造全社会支持生育的氛围？
儿童发展环境的优化： 包括教育公平、医疗保障、安全保障等。
建立“结果导向”与“过程评价”相结合的体系：
结果导向： 保留对生育率关键指标的关注，但将其作为综合评价的一部分，而非唯一决定因素。
过程评价： 更重视地方政府在解决生育难题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例如政策的持续投入、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社会反馈的改善等。
差异化考核与分类指导： 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和目标。鼓励先行先试，推广成功经验。
加强跨部门协调与合作： 生育问题涉及人口、经济、民政、教育、卫生、妇联等多个部门，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突出“支持”与“服务”导向： 将考核的出发点定位为如何更好地支持和赋能育龄家庭，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引入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除了政府部门内部的评估，还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评估，增加评价的客观性和透明度。
长远视角与战略耐心： 生育率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考核体系的设计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避免急功近利。
总结来说， 将生育率纳入地方考核，借鉴环保模式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注入新的动力，提升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行动力。但是，它绝不是万能药。生育意愿的复杂性、操作上的技术难题以及潜在的伦理风险，都要求我们在设计和执行考核体系时，必须审慎再审慎，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和实际需求，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先，以营造一个真正能够让家庭安心生育、快乐养育的社会环境为根本目标。否则，生硬的考核，很可能适得其反，制造更多新的社会问题。
网友意见
我认为不行。因为生育根本就不是政府能管的。
我说一个观点。。。
中国人口出生断崖式下降，出现在2012年。也就是90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但是与此同时，也是1955年出生的女性年满55周岁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懂的自然懂。
在2012年以前的几千年，甚至一直到现在，女性一直是抚育新生儿的主力。这个是客观事实。也是世界主流的现实。不是一句男女平等就能推翻的。尤其是在中国，家中老人，尤其是老人女性帮忙带隔辈人是2012年以前的客观事实。因为男性的平均寿命本来就比女性短，退休年龄还比女性大。而相差的这几年，也恰好是孙子孙女出生的时候。
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女性年满55周岁，事情发生了变化。。路边出现了大量的广场舞大妈。。旅游区出现了无数的中老年旅行团。这些原本在2012年之前，都是在家里帮忙带隔辈人的老人有了新的幸福生活。
但是这种老人的幸福生活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的中国，养孩子就三个模式。。
第一个是普通家庭模式。。两个大人上班挣钱。。老人帮忙照看。。
第二个是王健林模式。。家庭中有一个大款，要么出钱让孩子他妈在家里照顾孩子。要么雇保姆。。
第三个就是玩不下去模式。。就是两个大人上班挣钱。。老人一不出力，二不出钱。跳广场舞，参加中老年旅行团。生了孩子也没人管。。那就是生不出来。
最后：我从来没有说老人到了退休年龄不带孙辈就是有错啊。我就是指出这个因果关系。老人可以选择到了退休年龄不带孙辈，但是这就是会导致子女因为要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时间带孩子。因此上选择不生。
没有老人帮忙，当一个女性产假结束，需要上班。单位不可能让她把一个几个月大的幼儿带到单位，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的。更不用说，提前下班完成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上下学接送。这种事情政府管得了吗？？
引用一句评论区的话：
现在这个社会搬起砖就照顾不了家，照顾家就搬不了砖。
顺便说一句，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这部剧火了以后，又出现了一部电视剧叫延禧攻略。经济学人针对这两部电视剧有一个非常恶毒的评论。Only eunuch can survive。一开始我看了这个评论还不屑一顾。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胡言乱语。现在看起来只能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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