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人大社会学教授潘绥铭对于中国“红灯区”的研究？
潘绥铭教授研究的背景和方法：
首先，需要了解潘绥铭教授的研究背景。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中国的性现象、性观念以及与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了“红灯区”这一特定空间。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性产业在一些地区悄然滋生并发展，成为一个复杂且敏感的社会议题。
潘绥铭教授的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他强调深入到一线去了解真实的社会情况。具体来说，他的研究方法可能包括：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他和他的团队深入到一些被认为是“红灯区”的场所，与性工作者、管理人员、顾客、甚至当地居民进行长时间的交流和访谈。这种方法能够获取到大量一手、真实的数据和信息，了解个体的生存状况、工作经历、内心想法等。
问卷调查： 在一定的样本范围内，进行定量分析，了解性工作者的特征、工作模式、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数据。
案例研究：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揭示“红灯区”运作的机制、参与者的故事等。
文献分析： 梳理国内外关于性产业和“红灯区”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形成理论框架。
潘绥铭教授研究的核心观点和主要贡献：
潘绥铭教授对中国“红灯区”的研究，通常会触及以下几个核心观点，并由此带来重要的贡献：
1. “红灯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潘绥铭教授的研究挑战了将“红灯区”简单污名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所谓的“红灯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们可能表现为：
隐性与显性并存： 有些区域可能相对公开，而更多的是隐蔽在普通生活场所中。
形式多样： 从街边站街到按摩店、洗浴中心、发廊等各种场所，性交易的形式和环境差异很大。
层级分明： 在“红灯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等级的性服务提供者和经营模式，收入和风险也随之不同。
2. 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与社会成因： 这是他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他通过深入的访谈，揭示了大量性工作者并非出于“自愿”或“放荡”，而是往往处于社会和经济的底层，是被迫或被诱导进入这个行业的。他强调：
经济压力： 大多数性工作者来自农村或贫困地区，由于缺乏技能、教育背景，难以找到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因此将性交易视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家庭因素： 家庭变故、父母疾病、子女教育等经济负担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社会排斥： 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社会对失足女性的歧视，使得她们在失去其他机会后，更容易被边缘化并进入性产业。
人际关系和网络： 有些女性是被熟人或男友诱骗、甚至胁迫进入性行业的，存在着“皮条客”和中介链条。
3. “红灯区”的运作机制和利益链条： 潘绥铭教授的研究也揭示了“红灯区”背后的运作机制，包括：
权力与腐败的交织： 在一些情况下，“红灯区”的形成和存在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基层官员的默许或参与有关。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利益链条。
中介和管理： 性交易活动往往有中介（“妈咪”、“老板”）进行组织和管理，他们负责提供场地、招揽顾客、分配收入等。
顾客的构成： 顾客群体也十分多样，包括单身男性、已婚男性、甚至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等。
4. 对现有政策的反思和批判： 潘绥铭教授的研究往往带有对现有政策的批判性反思。他指出，简单化的“扫黄打非”政策虽然能暂时清除一些明显的场所，但并未解决性工作者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问题，反而可能将她们推向更隐蔽、更危险的境地。他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人道和现实主义的政策视角：
decriminalization (非罪化) 或 legalization (合法化) 的讨论： 他虽然不直接提出立刻合法化，但他的研究成果为对这些政策选项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即承认性工作的存在，并思考如何管理和规制以降低风险。
关注性工作者的权利和健康： 他强调应该关注性工作者的基本权利，如健康权（性病防治、堕胎等）、人身安全、以及减少歧视。
社会福利和转型支持： 对于希望离开性行业的女性，应该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和职业培训，帮助她们实现社会转型。
评价潘绥铭教授研究的优缺点和局限性：
优点和贡献：
开拓性： 在中国社会学界，对性产业和“红灯区”进行如此深入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他打破了社会对性问题的禁忌和沉默。
现实主义： 他的研究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揭示了性产业的复杂成因和性工作者的真实处境，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人文关怀： 他的研究充满了对底层人群的同情和关注，强调了性工作者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政策启示： 他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制定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局限性和可能的争议点：
研究对象的敏感性： “红灯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社会议题，研究过程中可能面临伦理、安全和法律上的挑战。如何平衡研究的深入性和伦理规范是一个持续的考验。
样本代表性： 尽管潘绥铭教授努力进行实证研究，但要完全覆盖中国所有形式的“红灯区”和所有性工作者在样本量和地域分布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做出普遍性的结论。
对“红灯区”定义的争议： “红灯区”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同研究者对其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同，这也会影响研究的比较性。
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深化： 虽然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但有时也可能被批评在理论构建上可以更加深化，例如更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理论视角来解释性产业的结构性问题。
可能引发的误读： 由于社会对性问题的普遍敏感性，其研究成果有时可能被误读，甚至被用来合理化不道德行为，但这更多是社会认知和媒体传播的问题，而非研究本身的问题。
对合法化/非罪化讨论的定位： 虽然他的研究支持更温和的政策，但具体到是否支持合法化或非罪化，他本人可能更倾向于“管理”而非直接的“法律调整”，这使得他在政策光谱中的具体位置需要进一步辨析。
总结：
总体而言，潘绥铭教授对中国“红灯区”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学研究。他以严谨的实证方法，深入揭示了“红灯区”现象的复杂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困境和社会根源，并对现有政策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性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同时带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
尽管研究存在样本代表性、理论深化等方面的潜在局限，但其开创性、现实性和对性工作者权利的关注，使得他的研究在中国性学研究和相关社会政策讨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他的研究进行评价，应首先肯定其价值和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其研究过程和结论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进行理解。
网友意见
很感谢大家进行了评论，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的重点在于，一个女性一旦成为性工作者，她依旧拥有按照自主意愿进行性活动的自由，而这些活动依旧可以基于其女性的身份，而不是性工作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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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师的书我只读过一本，很多年前的，
书中潘老师向他的学生问了一个问题，同样也是向读者问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性工作者在性交易的时候是不收钱的?”
有的学生说，有不收钱的。因为我的朋友／同学／同事遇到过不收钱的。
潘老师说，性工作者在性交易的时候没有不收钱的。
因为她如果不收钱，说明她并没有把这次性行为当作性交易。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做一个女人愿意做的事情。
潘老师还说，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是性工作者，就抹杀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本质。仿佛只要她是性工作者，所有的性行为都是交易。漠视了她的喜怒哀乐和自主选择。
“她不收钱，说明这不是交易，她就不是妓女”。
以上。
看来看去，无论小姐还是嫖客，总之是一样的一群情感残缺、个人认知和能力残缺的可怜人呗。
反对卖淫嫖娼合法化，卖淫嫖娼跟挖煤可不是一样的。不能多重视重视人性，多重视重视家庭，推崇人人健康成长吗？缺爱的嫖客去小姐那里找温暖，请问，这么做的时候，考虑过妻子、孩子没有？如果这样的父亲有个女儿，女儿会不会缺父爱？会不会因为父母关系不和谐缺家庭的关爱？会不会因为感受不到家庭的爱也去做妓女，到社会上去找畸形的爱意与安全感？不关注人的健康成长，而泛泛地从表面合法化卖淫嫖娼，真的能保护这些嫖与被嫖的可怜人吗？一群连正常的情感、责任是怎样的人们，能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怎样，该怎么自保吗？我们合法化嫖娼业，而没有将这些人从重拯救出来，做一个正常的人，就是对这些可怜人真正的保护了吗？
真正的平等看待，应该是把这些残缺不全的人看作跟普通人一样的，可以获得健全人格，正当职业谋生能力，爱与被爱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才对，而不是将他们看成天生的娼妓与嫖客，立法去“保护”他们。
作为后辈的性学领域研究者来补充一小波。
1. 如何看待潘教授的研究。
潘教授的研究方法上来说是正规典范的。态度上来说是科学严肃的。研究成果从世界范围上来说都能算得上progressive的。这并不是说潘教授的研究就是完美无缺的。不要说社会科学，哪怕是自然科学，也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敢说自己的方法或者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潘教授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最好。
何况，潘教授在做的，是一个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可能随时夭折的学科的研究。在这种起步阶段，有时候就只能稍微粗糙一点的。不是不想要精致，是很多问题太不清楚，只能模糊的去跟着感觉走。
2. 如何看待红灯区的问题。
我偷偷的猜想潘教授会不会很烦别人问他这个问题，就正如我的导师特别烦别人问他如何看待A片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红灯区问题或者A片问题就是个“是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比如是不是阶级固化，是不是男女不平等，要不要解禁）。对我们来说真不是。我们的研究是牵涉到很多方面，很多变量，很多复杂的模型的。而且一个R-square能达到0.3，0.4的模型就已经是个很不错的模型了。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也只能解释30%-40%的数据。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导师，A片到底好不好。我导师都说：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很多A片对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认知，态度，行为是没有害处的。但是在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情况下，有一些A片对有一类人的某些方面的认知，态度，行为害处是非常大的。。。。这样的回答，一是能绕晕人，二是很多人觉得回答了和没回答一样。
同理，红灯区问题也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没有阶级固化，有没有重男轻女因素的影响，肯定有。但是这个影响有多大，具体怎么影响的，那一定是个复杂的问题。
3. 为什么潘教授不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做研究
看到有几个回答质疑潘教授，你研究这些有什么用，为啥不研究点更有用的，为啥不去致力于解决这些性工作者的问题，为啥不致力于卖淫合法化。
各位是不是没弄清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区别。当年我进研究生的第一门课，那位distinguished professor就和我们强调，社会科学有什么用，社会科学没有用，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用。自然科学向自然提问，社会科学向社会提问，我们希望研究某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求解答，如此而已。社会科学一定有用，但是去用的人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家。这就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肯定很有用，但是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绝对既不是为了造火箭，也不是为了造飞船。
所以很多社会科学家，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建议和意见，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一些潘教授都已经做了。但是社会科学家不一定会那么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法律制定当中，不一定是因为不愿（虽然有时候是不愿意，比如我），更有可能是不能。不能是因为，社会的改变，法律的制定，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的能力范围内的问题。比如我研究A片，我能研究出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A片对青少年的影响。但是你要说，如何去改变这个文化环境，法律制定上要怎么权衡各种利害关系，我真的就不懂了。所以潘教授已经力所能及的去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了，至于去非常积极的参与，那并不一定是他的研究范围，也不一定是他的研究初衷啊。
记得在人大那会，曾经努力想去选潘老师的课，结果根本抢不上，太火了。
如今看这篇文章，我深深敬佩潘教授治学的方法。社会学真正的价值往往都在于治学的实践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它的结论并不是那么「出人意料」，会让不了解社会学的大众产生一种蔑视：社会学屁用没有，因为研究了半天就得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但其实真正的功夫恰恰就在于这个研究的实践里面，一个关于「红灯区」的研究，首先你敢不敢做？其次你能不能做？再次你怎么做？解决这些问题的睿智，艰辛，付出和风险，是只关注研究结论的大众们难以想象的，导致很多社会学者一辈子都无法收获与之研究匹配的尊重。但同时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每一个愿意投身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学者，无一不是纯粹的学者，因为那些追名逐利的学者根本不会放下身段去做这种研究。
这里，我总结了我对潘老师治学实践的一些想法，希望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参详。
先来看看潘老师怎么开始这个研究的。这个研究的主题，「红灯区」，可以说是最难做的那种，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之前的研究可以借鉴，所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要靠自己搭建。更惨的是，由于国内的政策，这种研究不可能获取任何官方资源的支持，甚至网络信息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必须要深入到第一线去做田野调查，拿到第一手资料才行。
于是潘老师开始绕开官方，发动自己的人脉来寻找研究的引路人。这时他的哥们，一所东莞医院的院长主动邀请潘老师过去，这就克服了研究的第一个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潘老师虽然在这里轻描淡写，但我想事实绝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咱们可以注意到，潘老师的谈吐都是大白话，不要小看这种谈吐，这说明潘老师放下了教授的架子，在用社会化的语言和他的朋友交流。这是有效的田野调查的必备技巧。如果潘老师和人聊天说「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感觉立刻就拘束了。你要融入到一个群体里，就需要学会用这个群体的语言去和他们沟通，你要是把自己的身段还放在一个教授的架子上，谁也不会去搭理你。
其次，潘老师的哥们怎么就知道潘老师在做「红灯区」的研究呢？说明潘老师是一个主动宣传自己研究的人。你端着架子不去宣传，鬼知道你在做什么项目，更别提提供任何帮助了。
最后要注意到，潘老师这哥们可是主动愿意帮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认为潘老师是一个值得他帮忙的人。这就是人品和口碑的积累。潘老师的人品绝对没话说，这在社会学里叫做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更进一步，帮这种忙有没有风险？必须有啊！但人家就愿意帮助潘老师，这种信任太难得了。所以说这种研究如果换一个青年教师去做，他做不到这种程度，因为他没有时间积累出的社会资本。
综上，别看在潘老师口中这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哥们做介绍人的事，换别人真的很难有这样的进展，尤其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上。
有了引路人并不意味着就能直接做研究了，你要思考如何开展这个研究。注意，这里有一个大坑：你是不是应该装作是嫖客去接近小姐们？没有经验的研究者基本都会选择伪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最自然的接近方法。但是潘老师指出：
来之前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你假装嫖客来，根本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根上就错了。你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可这还需要你了解么？你问谁谁都知道。你如果假装去嫖她，那你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跟模特、电影演员一样。你看见的根本就不是她。
这里我要敲敲黑板：同学们，这就是研究水平的差距！一个牛逼的研究和一个平庸的研究的差距在哪里？就是这种认识！你要是没有这种认识，哪怕费了千辛万苦找到引路人接近妓女，最后得出的数据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深入到她们的生活里。但这个坑太隐蔽，以至于大部分研究者可能都绕不过去，潘老师的这种认识肯定也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这种认识背后，就是一个社会学学者的洞见和睿智，却很难被大众知晓并理解。
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要给自己一个定位：你不做嫖客做啥子？潘老师这时的定位是：观察者。但这不算完，你自己是理解了，你还要说服你的观察对象理解你。小姐们哪里会知道这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思考，她们关心的是你为啥来，来干啥，能不能信任。你要是不能给你的观察一个合理的理由，研究照样做不下去。
潘老师的理由是，不是警察，不是记者，就来看看，光看不干。潘老师自己是这么解释的：
那你来这地方干嘛？这个问题第三天就解决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给你解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诶他们就抓住了，说，“你只看不干”。这他就都通顺了，接受你了。
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她主要判断的是你会不会害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你就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同学们，到这里为止，潘老师克服了三个研究中的困难：引路人，研究者定位，建立信任。说着容易，但其实每一个困难都非常艰巨，而克服这些困难，就是社会学学者做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真的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些贡献，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有决心和勇气去实践这样一个研究。
接下来又是一个困难：怎么说服小姐们接受自己的故事被写到书里？潘老师的解决方法是：
怎么打消顾虑？这太简单了。一年以后我再去，把书给她送了一本。她高兴了，翻着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是我”。还散发给台湾老板看。
这里我要再敲敲黑板：同学们，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研究伦理。咱们有多少学者做完研究后还能想着回去送出一本书？潘老师的人品就在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里：我再去。你一个教授啊，再去就是为了送这些小姐们一本书，说明你念着她们，说明你重视你的承诺。现在咱们知道为啥潘老师的哥们愿意冒着风险帮忙了吧，没办法，这就是人品，不佩服都不行。潘老师觉得简单的事，却是太多学者根本做不到的事，这中间的差距，真的不是智商可以弥补的。
在之后的观察中，潘老师发现小姐们的生活狭窄，他是咋做的呢？
我就在那跟她们聊聊天，玩玩牌啊，给她们算命，看手相。
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你作为观察者，可以是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能够主动给你的观察对象给予一些不影响研究的帮助，绝对会让你的研究受益匪浅。因为潘老师做的研究的基础，其实就在于信任二字上。但是建立信任太难了，好多青年学者（包括我），也许英文不错，但是在象牙塔里太久了，真正「入世」的经验和潘老师差老远了。然而这种互动的细节，很多时候却是一项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这真的需要洞察世情的双眼和长时间的历练，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小姐当人看。
说着容易，但潘老师自己都承认，这个道理是他很晚才悟出来的：
把小姐当人看，我一直这么强调。但开始也没这么自觉拿出来讲啊，这个认识比较晚。我一共写过六本关于小姐的书。大概是在第三或者第四本书的时候，才悟出来的。
一个牛逼的社会学研究，真的需要太多生活的智慧。很多东西说穿了一点不稀罕，把小姐当人，这话真的不值钱，但难得在于实践。你作为一个教授，能放下身段给小姐看手相，这才叫做知行合一。
说完了上面的困难，再看潘老师提出的最大的研究风险：最怕小姐爱上你。看到这句话时，我就觉得大部分网友肯定会想歪，因为太多人无法理解这句话背后说承载的复杂感情。
这种爱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酸楚。
我有时候在想，中国这个社会，有很多巨大的悲哀，都被一层光鲜亮丽的膜包裹着，你不去动手揭开这层膜，你就只会看到光鲜亮丽，甚至你去动手揭开了，别人也看不到，因为这悲哀是需要一份同理心去承载的。也许别人有别人的悲哀，但是没有同理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觉得别人是光鲜的。
同理心怎么建立呢？潘教授说了，就是以心换心。
不是光这个啦。人跟人讲的是以心换心，你去了，不能有那么多隐私。我在东莞的时候，帮我调查的妈咪打电话跟我夫人聊天，那时候打长途多贵呀，她打了三次，都是半个多小时。我夫人直劝她，我给你打吧。不行，还是要她打。后来我走了，她也走了，还记得打电话告诉我。
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走出潘教授早年的思维误区：二元对立的格局。潘教授自己评价自己第一本书，觉得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传统的：
一个是只看到小姐的悲情，忽略了她们的自主选择；没有想到，对于她们来说，这虽然不是唯一选择，可还是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是建构出一个嫖客和小姐的对立；在小姐和老板之间又建构出一个对立。你不会明确这么想，但是你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这二元对立的东西很容易就露出来了，完全是不自觉的。
我理解，这样的误区是我们不成熟的社会学者都经历过的。我们的研究不够透彻，不够深入，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把自己摆在一个客体的位置上客观记录一些可能违背我们常识的事实。潘教授当年的研究中提出的对立性存在吗？当然存在？但是他没有指出对立性的背后是统一性，统一性的背后是必然性。而这些统一性和必然性是怎么揭示的呢？只有深入做下去才能揭示。
后来我觉得还是重点研究红灯区，它怎么运行的，这才是社会学。可是一路做下来，你发现其实跟一般的商业区没什么大区别。我们把当地跟小姐有联系的人全都调查了，学术上叫做“关联旁人”，什么开报亭的、送外卖的、卖药的、看门的，就连一般居民也调查了，就是想搞清楚红灯区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结果呢，除了四川的开发区，别的地方其实就是普通的商业区，一扫黄就是失败的商业区，真没什么大的差别。
研究就是这样，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潘教授做到最后，看山还是山，因为他已经从太多特征中总结出了共性。这种总觉恰恰是一个研究的深度所在。
我老跟学生说，12年做下来，到现在越来越觉得没什么做头了。你越来越发现，都是共性，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他们跟别的人越来越没有区别了。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我记得当年去采访中国水网的傅涛老师时，他也这么对我说过，他当年在清华大学水政策研究，也是觉得做这块没啥做头了，因为他觉得核心的那一套都是类似的。所以他后来从学者转型为企业家，创立了中国水网。
潘老师的研究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哲学的层次：性的伦理性是如何构建的？为何性和钱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不道德了呢？潘老师做不下去，其实也是因为他在本学科内已经积淀到了一定高度，现在需要的是跨学科的合作和解读。问题是不分学科的，在红灯区的问题上，社会学以一己之力是无法给出一个深刻的答案的。我想任何研究做到深处都是需要打破学科的局限，让研究成为跨领域合作的摇篮，这是未来红灯区研究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是打破地理的局限，做一些跨国比较研究。
综上，我谈了我对于潘教授研究的一些看法。我没有评论他的观点，因为我理解他的观点争议性很大。但无论赞同或反对潘老师的观点与否，他治学实践中展示出的种种经验，技巧和心得，却是所有社会学研究者都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潘绥铭：研究中国红灯区最大的危险是被小姐爱上_网易新闻类似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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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们总教育女性要学会自我保护，却从不教育男性不要强奸”的说法，这是一种非常尖锐但也触及了社会现实痛点的一种批评。它直指了在面对性暴力问题时，社会资源和教育重点分配不均，责任归属出现偏差的现象。要评价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深入剖析。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句话的“击中痛点”之处： 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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