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啥时候能达到发达国家?

回答
“中国何时能达到发达国家”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争议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也取决于“发达国家”的定义。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会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等多个维度。

一、 “发达国家”的定义与衡量标准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发达国家”通常包含哪些要素。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官方的“发达国家”名单,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普遍来看,以下几点是核心的衡量指标:

1. 经济指标:
高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这是最常用的经济指标之一。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GNI或GDP达到一定水平(如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是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 13,846美元及以上,但这个标准也在动态调整)是重要标志。
经济结构高度发达: 服务业占GDP比重高,工业部门技术先进且附加值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低。
高水平的工业化和科技化: 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在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经济周期波动较小,金融体系稳健,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冲击。
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低失业率。

2. 社会发展指标:
高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综合性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在健康(预期寿命)、教育(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人均GNI)三个方面的平均成就。发达国家通常HDI排名在前列。
高教育普及率和质量: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入学率高,教育体系能够培养创新型人才。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人均寿命长,婴儿死亡率低,医疗资源充足且可及性好,医疗保障体系完善。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能够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机会: 基尼系数较低,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社会流动性强,阶层固化不严重。
良好的生活质量: 城市化水平高且有序,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信、能源等),环境质量好,公共服务水平高。

3. 技术创新能力:
强大的科研投入和产出: 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高,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
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在核心技术领域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受制于人。

4. 制度与治理: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和健全的法治体系。
完善的产权保护。

二、 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与挑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然而,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1. 经济指标方面:
人均GDP: 虽然持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23年中国GDP总量为126万亿元人民币(约17.5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1.27万美元,虽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标准),但与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距离。
经济结构: 服务业占比在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信息技术、专业服务等)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仍有提升空间。制造业虽然体量巨大,但在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方面存在“卡脖子”问题。
科技创新: 研发投入巨大且增长迅速,在某些领域(如5G、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汽车等)已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但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半导体、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专利数量虽多,但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发明专利仍需加强。
经济质量和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有待提高。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2. 社会发展方面:
人类发展指数(HDI): 中国的HDI排名在“高人类发展”组别,但与一些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收入分配: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基尼系数相对较高。虽然有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但“共同富裕”仍是长期目标。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但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地区差异仍需提升。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体系的改革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教育和医疗: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创新人才培养仍是重点。医疗体系存在优质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环境质量: 尽管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空气、水、土壤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任务依然艰巨。

3. 制度与治理方面:
市场化改革: 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护各类产权。
法治建设: 健全法治体系,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水平,是构建稳定预期和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

三、 可能的时间线与预测

基于以上分析,预测中国何时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存在多种观点,且高度依赖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trajectory 和政策选择。

乐观派观点: 一些观点认为,如果中国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并有效解决上述挑战,可能在 2030年至2050年 之间,甚至更早,在某些关键指标上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设定,也暗示了在这些时间节点前后可以实现部分或全部发达国家特征。
谨慎派观点: 另一些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全方位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 本世纪末甚至更久。他们强调,发达国家不仅是经济体量,更是制度成熟度、创新能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意味着人均水平的提升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某些方面提前实现“发达”目标,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保持其独特性。

具体时间节点的考量因素:

1. 经济增长率: 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非速度至上?
2. 科技突破: 中国能否在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并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3. 结构性改革: 能否成功推进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4. 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等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
5. 全球经济环境: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因素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
6.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能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距离成为一个在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全方位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还有一段路要走。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现有的挑战,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并有效解决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那么 在未来10到30年内(即2030年至2050年左右),中国很有可能在人均GDP、科技创新能力、部分社会发展指标等方面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或以上水平。

然而,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内涵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可能需要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持续的努力。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也可能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与其聚焦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不如关注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的具体进展和所面临的挑战。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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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发达国家不知道,但今后世界如何发展,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值得参考。

ps:另外文章里提到的几篇文章,也值得去看看。

【美國】【國際】2022年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作者:王孟源

发布时间:2022/01/25 11:39:37

去年年初,我曾寫下《新年的回顧和展望》,對2021年的國際局勢做了估算、評論和建議。到了年中,又寫了《美國制華歷程分析及對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建議》,專注於未來十年的長期發展。因爲這兩篇所預測的大局方向和推薦的戰略主軸,都依然有效,請讀者先復習舊文,這裏一方面復習一些重要結論,一方面針對新年度所帶來的環境背景變化做若干補充。

美國

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建制派爲了避免仇視財閥的Bernie Sanders在初選中勝出,强行整合了所有可控的勢力(參見前文《美國大選中的危險人物》),捧出最不得罪人的Biden為總統候選人。其後他們雖然嚴重低估了右翼民粹的力量,卻依舊靠著新冠疫情而在大選中橫掃白宮和國會兩院。然而Biden幹了一輩子的職業民代,習慣於空打嘴炮、一事無成,既無才華氣略,也無識人之明,再加上他有意避開2016年Hillary Clinton曾預先搜羅的民主黨内頂級人才,結果執政的幕僚團隊素質極差,對内欠缺人脈、毫無手腕,對外幼稚無謀、一廂情願,以致在至關重要的任期首年就耗盡政治能量,提前跛脚。

Biden在内政上的失誤有兩個層面:首先在政策方向的選擇上,輕重不分、本末倒置,專注在白左議題和社會福利,完全忽略了貿易和經濟供給面的嚴重問題;至於金融貨幣方面的通膨壓力,更是反正道而行,拼命火上加油。其次在執行上,政黨紀律在參議院徹底崩潰,反而被叛徒Manchin吊足胃口,虛耗了一年,立法成果卻只有兩個各一萬多億美元的刺激方案,都是反對黨原就想要的;到年底還遭受Manchin的公開決裂羞辱,連面子都沒有保住。

但是在外交上,Biden居然設法犯下更糟糕的錯誤:這裏的基本原因在於他所任用的國務院和國安會官員,都是讀死書的教條主義者,既不知彼也不知己,還貪婪無饜,處處想要占盡便宜再賣乖。以伊朗去核協議爲例,既然當初是美方主動撕毀條約,那麽照理伊朗可以要求額外的補償;再加上原協議談判至今已有六七年,美國的國際地位持續下降,恢復原文已經是最佳脚本,再加上從中東抽身、專心遏制中國崛起是美國的大戰略方向,就算爲了國内輿論而必須要求伊方做出讓步,也應該只是裝飾性的條款。然而Blinken不但不接受任何妥協,反而基於Trump極限施壓的最後通牒上另加要求,連在Biden任期内不做反復的承諾都不肯給;所以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其實比Trump政權還要貪心、過分得多。

這種吃乾抹净的心態,應用在中美博弈之上,就是白左外交體系所鼓吹的“Selective Engagement Strategy”。這裏的重點,既不是“Strategy”,也不是“Engagement”,而在於“Selective”;換句話説,他們和Trump的目標完全一致,亦即要將中國的發展進程打成倒退,所不同意的只在後者的全面敵對策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在他們眼中是下下策;連減免關稅原本就是兩利、在通膨威脅下尤其有利美方,他們都錙銖必較,務求多占便宜。Blinken和Sullivan心中的理想手段是讓“盟友”下場和對手廝殺,然後自己出面交涉斡旋,從雙方都榨取額外的利益,然後另找新炮灰,周而復始。所以像是氣候政策之類的“合作”對話,絕對不是什麽友善示意的“交流通道”,剛好相反,其用意是爲了在炮灰盟友和中國廝打的過程中能保持適當距離,以方便見機用力捅刀。

然而美國哄騙炮灰的藉口雖多,不論是地緣戰略,如針對日本、印度和台灣,或者是“民主人權”,如對德國和捷克,又或是同盟義務,例如立陶宛和澳洲,最終引發的衝突都是同一類,也就是從外交下手,孤立並挑戰中國,間接影響貿易實利;其基本原則在於打擊中方弱點,同時保護美方自己的罩門。中國的對應之道,自然應該在對炮灰做出足夠的懲罰以儆效尤之後,反過來針對美國的軟肋另開戰綫;不過在詳細探討合適的新戰綫之前,讓我們先對2022年的世界環境,預先做出評估。

除了Biden政權對内提前跛脚,對外招式用老之外,2022年的美國還有什麽可以事先預期的發展呢?當然,年底的期中選舉,由Trump主導的共和黨右翼民粹勢力基本可以確定會奪回國會,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反復警告過的通膨壓力正在持續惡化,迫使美聯儲終於在2021年12月決定加速縮減貨幣增發(Accelerate the Taper),以便在2022年三月結束量化寬鬆,並且可能隨後就開始加息。然而過去幾年史無前例的美元濫發,已經把美國金融體系的每一個角落都吹出歷史性的泡沫(這個現象被稱爲“Everything Bubble”),一旦銀根被抽,必將有骨牌效應,由於美國國内不再有可以泄壓的安全閥,唯一的出路是把災難轉嫁到金融財政體系更虛弱的國家去,例如土耳其、南非和拉美;然後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演化爲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在新冠疫情已經讓許多政府疲於奔命的背景下,這場經濟危機傳染到若干國家的政治層面是無可避免的。

英國

這些可能發生政治危機的國家,也包含了英國。在三年前我已經詳細解釋過,脫歐是少數英國土豪(尤其是媒體財閥)在2016年為了逃避歐盟新立法的反避稅指令(ATAD)而加緊推動的,其後Theresa May基於國家利益和經濟常識,試圖選擇沒有逃稅功效的軟脫歐,自然受到幕後的權力階級全力抵制,最終只能黯然下臺。其後Boris Johnson之所以被推舉出來,正是因爲他人格卑下、自私自利,又向來有小丑的娛樂性,很受保守黨選民歡迎,非常適合作爲硬脫歐的推銷員。但是硬脫歐有極大而且立即的危害,在過渡期結束之後必然會明顯化,那麽Johnson當然也必須爲此背鍋、引咎辭職,然後再等一段時間(媒體財團需要足夠時間來對選民洗腦,來為現任首相製造光環,又不能拖太久,否則新首相很難把各種施政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前任身上,最佳的折衷是一年半左右)進行大選,以便讓保守黨再度組閣、繼續圖利幕後的財主。當然,在新首相的蜜月期立刻召開大選,也是可行的時段選擇,但這裏的前提是反對黨必須自願落入陷阱,如同2019年那樣;這是因爲英國在2011年修過法,之後要提前大選必須由國會2/3同意。

既然英國的下一場大選時間定在2024年前半,那麽原本替換首相的理想時段就是2022年底;這一點也可以靠解讀英國國家年度預算來做出印證:財政大臣Rishi Sunak是首相備選人物之一,爲了爭取選票,他在黨内初選之前的最新一個預算必然會多方設法減稅以討好保守黨選民,然而2021年3月版的預算卻反過來大幅增稅,顯然他當時預期Johnson下臺是在2022年3月之後的事,所以提前一年增稅特別方便在2022年度減稅。然而出乎意料的,Johnson在2021年12月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醜聞,雖然本質上是無關緊要的小事(在封城期間聚會喝酒),但因爲直接譏嘲己方選民的愚昧(派對正歡時,發言人開玩笑假裝對新聞記者撒謊撇清),並且被錄下來公佈,後果反而格外嚴重,屢經貪腐案而不動如山的民意支持率忽然崩塌,提早半年多將替換首相提上日程。然而幕後的實權階級並沒有準備好,例如舉足輕重的Rupert Murdoch到去年底才選定外務大臣Liz Truss為下一任代理人,宣傳造勢剛剛開始(可以簡單從Murdoch系媒體的政評文章看出來);此外預定在2022年5月5日舉行的地方選舉(Local Election,即鄉鎮級)很可能會是慘敗,特別需要Johnson來背鍋。因此雖然敵對勢力(尤其是有私怨的,例如前任首席幕僚Dominic Cummings)正在全力試圖擴大醜聞,依舊有不少權力人物希望他至少撐到5月才下臺,然後再由Truss或Sunak(他有非Murdoch系媒體財閥的支持)繼任首相。

Truss和Sunak的人品和才能並不見得比Johnson高明,作爲財閥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也不可能真正改弦易轍,扭轉政策方向,所以換首相這件事,並沒有什麽直接意義;這裏值得探討的,在於保守黨高層更替所可能引發的間接效應。2021年5月的區域選舉,主張獨立的蘇格蘭國家黨如我所預料的掌控了蘇格蘭議會,事後卻因爲統獨民意差距不大,沒有把握獲勝,也就不急著舉辦公投。前面所談的,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在鄉鎮級選舉大敗、首相引咎辭職、脫歐持續損害經濟、再加上美聯儲加息等等負面因素,可能足以推倒民意平衡,促使蘇格蘭在2023年或2024年獨立(公投的準備工作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MI6素來是顔色革命的主要黑手之一,英國外宣更是白左外交的基礎(所以在BBC裁員時,可以仿效RT趁機雇用一些英語外宣人才),聯合王國的崩解將是對昂撒霸權集團的重大打擊,因此也是造福人類社會的一大幸事。

歐盟

最近幾年,歐盟在Merkel和Macron的領導下,不再盲目追隨昂撒集團,轉而自主維持與中方的互惠關係以及歐俄邊界地帶的穩定。Merkel在去年的退休,不但使歐盟損失了理性的決策核心,給予東歐小國主動鬧事的空間,也顛覆了德國政壇自二戰後的健康傳統,首次出現三黨聯合政府;尤其一個極端政黨(綠黨)得以掌控外交部,隨即執意忽略國家利益,專心遵從白左宣傳洗腦的宗教性教條,使得這個執政聯盟先天就充滿矛盾、極爲脆弱。相對的,今年春天法國總統大選中對Macron威脅最大的Valérie Pécresse在經濟、貿易、外交等議題上並無重大的政見差別,我們可以預期法國的對外政策將得以延續;因此中方對歐外交努力的重心,應該適度從德國轉向法國。

在經貿方面,歐盟體量大,又有歐元作爲防護,對美元金融危機有較强的免疫力,然而歐洲的經濟成長長期低迷,屢屢錯失新興工業的契機,整體處於慢性衰退狀態,體質並不强壯。2020年代最重要的新舊工業更替,將是電動車取代内燃機的過程,預期在今年進入高檔期,在中國和歐盟市場都應該會超過25%的級別。中國在過去十多年,成功培養了一批世界級的電池製造商,獲得全球技術先進地位,從而促成當前國產電動車百花齊放的局面,並具有很强的國際競爭力。歐盟對減碳特別熱衷,是中國電動車企搶占額分的重點市場;不過汽車製造剛好是歐盟的頭號消費性工業,德國的BMW和意法的Stellantis都沒有及時投入電動車的研發,可以預見這些大型車企面臨困難之後,會試圖將保護主義政策提上臺面,中方有必要準備好預案,及早應對可能在明後年出現的挑戰。

日本

日本經濟對汽車製造業的依賴,更甚歐盟;後者的頭號車企大衆汽車至少在幾年前的柴油排放作弊醜聞爆發後,就轉向投資開發電動車,所以短期内沒有掉隊的危險。相對的,日本的豐田雖然曾經是Tesla的原始投資人,卻在2013年徹底放棄電動路綫,全力投入氫燃料電池技術,一直到2021年下半,大勢已去,才三心兩意地試圖亡羊補牢。未來幾年,中國電動車企所獲得的新額分,必須來自舊有的汽車品牌,其中日本廠家落後最遠,將是最大的輸家。剛好RCEP生效,東南亞市場成爲低垂的果實;中方除了加緊談自貿協議以幫助產商進入拉美亞非之外,也應該準備好應對日韓的保護主義措施,他們很可能會早於歐盟出手。

汽車是所有製造業中的最大宗,它在任何一個國家繁榮發展,都足以推動其整體經濟的快速成長,最終步入先進工業國之列。日本在二戰後40多年的經濟起飛,靠的正是汽車工業支持機械、冶金,再加上消費性電子產品推動半導體。然而到了1990年代,美國出手以政治手段消滅了日本的半導體設計和晶圓製造產業,把市場額分搶來和台灣、南韓瓜分,以致於當前日本的經濟產出和生活水平,高度依賴汽車製造和出口。電動車在未來幾年迅速取代内燃機的同時,日本經濟也會面臨釜底抽薪、無以爲繼的尷尬場面;換句話説,中國官方不必出一指之力,自由市場競爭自然就會永久性地解除日本所構成的戰略威脅。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雖然木訥呆萌,卻能主動提議“新資本主義”,想要以規範市場經濟、而不是濫發福利的手段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顯示出若干智慧和務實性。有智慧並務實的政治人物,向來是適合中方合作的對象。既然日本在未來5到10年就會面臨經濟、財政和人口結構的斷崖,即使政壇動蕩,又換上絕對仇中的領導,也不會構成重大危險。所以雖然岸田政府正在和美國談判,想要加入對華科技禁運,但這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亦即化整爲零,獵取技術人才),因而日本仍然值得中方考慮積極爭取,以充分發揮RCEP下的經濟互補性。

俄國

和中國經濟互補性最强的,還屬俄國。中俄之間“Better than Allies”的關係,將是中國在美國全力打壓之下,繼續和平崛起的堅實保障。但是由於中方過去幾年一直不聼我的勸,把應該專注在儲能技術的科研資金浪費到毫無實用可能的核聚變之上,未來30年對天然氣仍然會有高度的依賴,因此有必要積極建設新的管道,一方面減低己方能源進口面對海上封鎖時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也賦予俄方和歐洲買家交涉的底氣。

正因爲俄方是資源出口國,和美國也沒有貿易上的相互依賴,所以Putin在2014年之後,得以逐步和歐美脫鈎,然後采行“Strategy of Tension”,亦即以美國之道還施彼身:既然當年美國靠著施加軍事、經濟、宣傳、外交等全面壓力,逼迫誘惑蘇聯采納自殺性政策而贏得冷戰勝利,現在俄國就反過來主動維持或甚至升級英美所製造的國際緊張態勢,直到霸主疲於奔命、吃不消爲止。中國的國情不同,對全球貿易體系依賴很深,不適合模仿俄方和美國做全面公開的決裂對抗,但Putin對美戰略的基本思路還是值得借鏡的。換句話説,既然Biden政權的外交戰略,是選擇性地尋找中國的弱點來作爲重點打擊方向,中方的最佳對策,也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針對美國的軟肋來做反擊。

美元

當前美國的軟肋就是對美元金融霸權的過度依賴:冷戰結束後,美國經濟迅速虛擬化、金融化,財政基本依賴美元來對世界做收割。至今美元仍然占有全球貨幣交易/儲備的60%額分,而美國本身的進出口貿易占比只在10%的級別,這個6:1的杠桿,正是美聯儲能在過去兩年憑空增發5萬多億美元的底氣所在。只要美元超發依舊由全球買單,那麽不論美國的金融和財政如何胡搞,總是能夠簡單地靠多印鈔票解決問題。美國霸權的其他體現,包括軍事、外交、文化、科技、企業、宣傳等等,即使腐化、低效,也都可以靠撒錢來支撐,所以美元才是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的真正基石。

但是如果美元超發導致全球金融體系的過度飽和,那麽原本的正面作用就會有反轉的危險,先是出現通脹,使得國際用戶有替代美元的動力,如果美國無法阻斷這個進程,那麽美元的國際額分就會開始降低,減低其購買力,從而進一步加劇通脹,接著迫使利率飆升,資金短缺,經濟停滯,最終成爲滯脹,然後惡性循環不已,由金融吹出的强大國力假象迅速泄氣消縮。這不但是美國霸權終結的最可能脚本,也是最理想的版本,因爲它是一個完全和平的過程。許多人空談要複製20世紀英美霸權和平交接,卻不明白當年大英帝國之所以心甘情願地讓出霸主寶座,正是兩次大戰和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被美方把握機會、反復在財政金融上落井下石的結果。

所以對美博弈的關鍵,在於減低美元的國際額分。這裏最基本的第一步,是中方自己的進出口貿易,應該立刻盡可能去美元化(但不一定須要改用人民幣;國際通用性成長需要時間,如果在當前國際情勢下緩不濟急,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也可以暫時接受)。第二步,是和俄國中央銀行深度合作,定下預案,以便在美國陷入下一場金融危機之時,能及時高效地保護自己、削弱美元。第三步,以美元超發和通脹為嵌入點,和中東產油國商談解決他們手中美元財富的縮水問題,盡可能拓展人民幣計價的能源交易額分。第四步,以東盟和俄國為起點,設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改進版Bretton Woods體系,然後持續挑選對外貿易平衡的新合作夥伴,逐步擴張,徹底清除美元對這些經濟體的影響力,加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結語

俄方在當前的烏克蘭危機中,展示出震驚歐美的强硬姿態,因此媒體普遍描述為“攤牌”。然而Putin顯然並不能指望立刻根本性地解決衝突,剛好相反,他的戰略考慮是基於俄方在經貿和軍事上的敵我對比還在繼續改善,所以當前的階段目標只在於劃下紅綫、實質凍結北約慢性侵蝕的進程,以待2025年之後俄方以更强大的戰略優勢來獲取更優惠的新國際格局。中俄的國情不盡相同,所以不能也不必照抄這種主動維持軍事緊張的策略,但長期局勢的演進方向一樣是時間有利己方,那麽采納類似的戰略思維也就理所當然。這裏最重要的第一步,是連外交層面都應該誠實地接受美方有無可化解的敵意這個事實,避免讓對手所謂“選擇性接觸”的友善假象成爲中方自縛手脚的藉口,這是有效劃下紅綫、立即止損的先決條件。

【後註一】這篇正文寫於兩周前,因爲是特定管道的邀稿,只專注在宏觀戰略分析,尤其是我倡議已久的政策建議(博文一般會避免老調重彈,但政策建議是例外,只要還沒有被采納,就必須不斷復述)。然而當前的烏克蘭危機是2022年國際局勢的一大變數,卻不適合在正文中細加著墨;以下是我在留言欄做過的兩個評論,放在【後註】以方便讀者一並參考。首先是在2021/12/08,討論了烏克蘭和俄國的決策考慮:

Zelenskiy治下的烏克蘭,因爲沒有無限印錢的選項,在過去幾年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的持續惡化,已經被迫把反對黨關起來(西方媒體當然完全無視),然而還是眼看著要全面崩盤,剩下唯一可抓的稻草是對東烏用兵,希望憑藉軍事勝利來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今年三四月間,他就已經準備動手,結果Putin立刻陳兵邊境;當時Biden政權剛上臺,還處於狀況外,趕緊叫停,只有英美外宣體系出面聲援,渲染俄國“準備侵略”。

過了半年,國際上出現能源短缺危機,Putin手裏的能源牌更加强勢,烏克蘭内部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也更大,眼看著Zelenskiy很可能拖不過這個冬天。所有的跡象顯示,在過去兩三個月,他和美國的國安外交情報和宣傳體系達成共識,計劃要在明年初(冬奧可能曾經是個被優先選擇的節點)用兵,所以雖然俄軍並沒有大幅調動(上次事件緩和之後,俄軍把重裝備留在邊境附近,部隊回歸原駐地,原本就可以很快反應,不必在前綫等待),英美媒體開始無中生有、反復報導俄國的“侵略”計劃和動作。

因爲軍事上早就準備完善,Putin現在可以簡單在外交上做出絕對强硬的警告,甚至要求北約簽約保證不再擴張。這當然不可能被接受;Putin的用意,在於提醒Biden政權裏的那些白左蠢蛋,他們手裏根本無牌可打。而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絕對戰略優勢,正是自2014年之後,根據己方利害考慮,主動選擇脫鈎方向的成果。現在不但俄國的銀行金融業完全不懼被踢出SWIFT系統,能源業有中國作爲替代顧客,高科技和軍工產業轉向東亞零件供應商,甚至連農業都徹底獨立重建;這都是忍受了幾年極大痛苦才換得的長遠利益,也是我所倡議的針對性、選擇性脫鈎戰略的最佳示範。

【後註二,2022/01/24】這裏針對俄、美、德、烏四方博弈,做了較完整的解釋:

因爲當前烏克蘭局勢剛好是美英霸權的典型操作,所有昂撒媒體必須統一口徑、全力推動假新聞,結果不但人在國外的讀者往往面對洪水般的謊言,習慣照翻美國國際新聞稿的地區如台灣,更加是胡扯蛋的重災區,所以我上周和史東做《八方論壇》,特別選的題目就是討論此次美俄對峙的幕後真相。最近幾天又有一些新消息(主要是Scholz的決策),我正準備再做另一期訪談來追加評論;這裏只簡單提出事實的綱領。

首先,Putin絕對沒有主動打烏克蘭的意圖,任何拿著《NYT》或《Washingtong Post》文章指指點點的人,必須先回答兩個基本疑問:1)打烏克蘭對俄國有什麽好處?2)即使你假設Putin是個衝動的蠢蛋來回答前一個問題,那麽爲什麽去年春天不打、夏天不打、秋天不打、現在隆冬期間反而升級衝突?並且還遲遲不真正出手,平白賦予美方做外交和軍事準備的時間?英美宣傳機構欺負自己國民智商低、容易忽悠,所以編出來的謊話漏洞百出也不成問題;旁觀者如果也接受那些明顯的胡扯,就太辜負父母賜給的腦子和師長辛勞的教誨了。

當然,這個事件即使忽略全球地緣戰略態勢的大局背景(亦即中國崛起、霸權交替),只看局部的互動,也是4方(俄、美、德、烏)博弈的問題,有相當的先天複雜性,所以光知道美英宣傳不靠譜並不保證正確認知會自動浮現(參考當前充斥大陸網絡的胡猜,更別提所謂智庫的分析)。還好博客這裏已經反復解釋過其中三者(俄、美、烏)的戰略考慮和決策習慣,先簡單為大家復習一下。

Putin對自己的戰略意圖和戰術運作一直很公開、直白,沒有什麽猜測的必要或懷疑的餘地:他的目標是短期内遏止北約東擴、長期則試圖收復若干被侵占的勢力範圍,而所選用的手段則是所謂的Strategy of Tension(這真的是俄方自己的用語),亦即既然美英靠製造事端來打擊對手,俄方在終於補好所有罩門之後,可以反過來維持或甚至提升衝突緊張的態勢,讓美方承受不住自己引發的麻煩。

美國的霸權伎倆我更是已經討論過幾百次,總結起來就是忽悠“盟友”當炮灰。這裏又分第一綫的軍事外交炮灰,和第二綫的經濟貿易炮灰:先讓前者挑起事端,然後見死不救,再鼓動後者去做傷人傷己的制裁,美國作爲“仲裁者”,可以從中多方揩油。體現在對俄方向,烏克蘭是前者,德國則是後者。這套伎倆固然無本萬利,但必須有一、二綫炮灰都配合才運作得起來;這一點正是理解這個事件脈絡的關鍵。

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美俄博弈的成敗,取決於德國的選擇。2014年Putin在烏克蘭失手,落入美國的陷阱,被迫出兵。當時Merkel受到外交和輿論的多重壓力,又兼被BND(德國聯邦情報局,那份報告後來被泄露出來)忽悠,說只要配合美國做全面經濟制裁,CIA會夥同俄國的Oligarchs發動政變推翻Putin,於是她咬著牙忍痛接受德國企業的巨額損失,結果卻是Putin的民意支持率衝破90%,權力更加穩固。到了2015年,她已經明白自己上當,於是特別訪問Moscow,和Putin進行了一場秘密會議(這裏所謂的“秘密”,指的是她下令摒棄所有德方的幕僚、助手和翻譯,獨自和俄方會談幾個小時,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他們談了,卻誰也不確定談的是什麽),然後德俄之間隨即有了兩個公開的外交發展,一個是NordStream II上馬,另一個是Minsk協議,要求烏方容許東烏高度自治以換取和平。

其後的七年裏,Merkel一直是棄車保帥,不求取消對俄制裁,不圖貫徹Minsk協議,只求建成NordStream II。這裏我認爲是她人單勢孤,在美國全面滲透掌控德國政治、情報、宣傳體系的背景下,連和幕僚討論的餘裕都沒有,只能獨自默默地為解除這些桎梏做最間接隱性的努力(德國政治人物誠實討論戰略議題的空間,可以從昨天海軍總監只説了兩句客觀評估就被迫辭職看出來)。她的第一優先考慮,自然是預期美國會重施故技,利用烏克蘭挑起衝突,再次强迫德國去當經濟炮灰,而NordStream II是讓德方能置身事外的關鍵前提,只要有它作爲備用,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就不受東歐局勢制約,可以獨立選擇理性的外交政策。

所以烏克蘭之所以又在2021年發生衝突,並且一路拖延惡化到2022年,是烏、美玩弄敲詐的老把戲,卻沒有想到俄、德都已做好準備,願意奉陪的結果。上周我上《八方論壇》討論這件事的時候,還不能確定Scholz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延續Merkel的策略,過去幾天的一系列新聞,徹底解除了我的疑慮。例如昨天Blinken和俄方會面,居然是空手到,拿不出承諾的Counter-Proposal,只能要求延展日期;這裏的幕後機制,是美方原本對Scholz做了三點要求:1)譴責俄國侵略;2)軍援烏克蘭;3)公開承諾將發動新制裁;結果被德國全部否決。雖然博客讀者應該看得出,Scholz若是同意了,反而等同為Zelensky開一張空白支票,導致戰爭必然發生,但在當代歐美的民選體制下,出現有基本常識的領導人,依舊算是一個驚喜,畢竟不但日本和澳洲做不到,連Biden政權原本都自信滿滿,沒有意料到德方會有自保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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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发展梯度差异很大的大陆,是个包罗万象的东亚文明体,普通印象中均衡的发达国家水平很难达到,也不必达到。

别混沌地想象中国,把她看成是包含了一个沿海发达地区的日本,中部地区的东欧,西部地区的南美,就容易理解一些。

梯度压力差,管理好了也可以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和经济内循环的泵;率先发达地区先行试点的社会管理措施,也可以有序扩散;差异化导致多样化,在另一个层次上实现选择自由与创新。

这样一来,富有活力地发达过程,比死水一潭坐等衰落的发达,更有弹性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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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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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发达国家的前提,就是让国民摆脱掉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还能搞到足够的钱进口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来满足国民需要。国民在摆脱掉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其生活仍然要用到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下到牙刷脸盆玩具上到手机电脑汽车。有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可以直接卖资源挣钱换这些产品进口,比如石油土豪国。至于发达国家嘛,除了卖自然资源外,主要通过以下方法挣钱:1.凭借技术优势占据产业链上游,获得产业链收入的技术大头(比如一辆汽车,发达国家负责生产发动机电子表盘,这是上游,而其他不重要的或者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让第三世界的劳工来做,比如生产外壳和组装汽车,这就是下游,最后汽车卖出的收入里头发达国家分走技术分成);2.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去直接投资(比如雇佣海外国家的劳工生产产品然后卖掉挣钱)或者间接投资(比如入股其他跨国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本土企业获得股份分红),获利获得投资分成,然后带着利润回国。

而这里嘛,要让十几亿人摆脱掉劳动密集型产业后,需要多少高端核心技术和投资资金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进口海量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以满足国民的需要呢?

打个比方,现有的发达国家人口撑死也就10亿,就算让这里拥有所有发达国家的核心高科技和投资资金,也只能让这里成为入门级发达国家,这里和印度实现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究竟何时呢?大概全世界都能实现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劳工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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