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商鞅李斯不爱国？
拨开历史的迷雾：商鞅李斯，真的是“不爱国”的叛徒吗？
每当提起商鞅和李斯，历史课本上总会勾勒出他们变法图强的身影，以及最终的悲惨结局。然而，在某些解读中，这两位功勋卓著的人物，却又被扣上了“不爱国”的帽子。这顶帽子，似乎来得有些刺眼，也来得有些轻易。我们不妨放下刻板的印象，仔细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背负了这样的罪名，又是否真的站得住脚。
要讨论“爱国”二字，首先得明白在那个时代，“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国时期，国家概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那时候，忠诚的对象并非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君主、具体的诸侯国。人们的生存、利益、荣辱，都紧密地与他们效忠的君王和所在的国家绑在一起。因此，将“爱国”的现代概念直接套用在商鞅和李斯身上，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时代错位感。
商鞅：忠君报国，还是为虎作伥？
商鞅，一个来自卫国的庶民，却凭借其过人的才智和远大的抱负，在秦国得到了重用。他为秦孝公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废井田、开阡陌，到奖励耕战、统一货币，再到严刑峻法，每一步都充满了颠覆性的力量。这些改革，无疑为秦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商鞅对秦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没有像其他纵横家那样，仅仅是为了个人名利而奔走游说，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长远的改革事业中。他的目标，就是让秦国变得强大，让秦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让秦国在列国争霸中脱颖而出。这难道不是一种“爱国”吗？他对秦国的贡献，是对秦国君民福祉的直接提升，是对秦国国家实力的根本性增强。
然而，为何有人会指责他“不爱国”呢？
出身与动机的质疑： 商鞅出身于卫国，一个在列国争霸中早已式微的小国。他的变法，与其说是出于对“卫国”的深厚情感，不如说是出于对“强者生存”的深刻理解。他看到了秦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也看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这种“选择性忠诚”，在一些人看来，便是缺乏对故土的坚守，是一种“背叛”。
严刑峻法的代价： 商鞅的变法，最令人诟病的是其严苛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他甚至能够对自己的公子（秦惠文君的儿子）进行惩罚。这种“法不容情”的做法，虽然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和民间怨恨。一些人认为，如此不近人情的手段，是对人性关怀的漠视，并非真正的“爱民”。
个人野心的揣测： 变法成功后，商鞅获封商邑，成为一方诸侯，权倾朝野。一些人认为，他的变法，更多的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爱国”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旗帜。当秦孝公去世后，他立刻遭到新君的猜忌和打击，最终车裂而死。这种结局，似乎也印证了他并非真的“忠心耿耿”。
李斯：权力游戏的玩家，还是大秦帝国的设计师？
李斯，出身于楚国，和商鞅一样，也是一个“外来者”。他的人生轨迹，更是充满了戏剧性。从一个普通小吏，到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再到参与制定各项制度，最后却因为赵高而被腰斩。
和商鞅一样，李斯对秦国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极大地巩固了秦朝的统治，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筑师。
然而，李斯同样无法避免“不爱国”的指责：
“斯欲以其所长，事秦而已”的功利论： 《史记》中曾有这样一句评价：“李斯者，楚之闾巷人也。为秦丞相，死。” 这种评价，似乎暗示了他的行动并非出于深厚的爱国情怀，而是为了施展自己的“长处”，仅仅“事秦而已”。这与商鞅的情况有些相似，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
焚书坑儒的罪责： 作为丞相，李斯在“焚书坑儒”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诸子百家学说阻碍了统一，因此提倡“以史为证”，烧毁除秦史、医药、卜筮、农事之外的诸子百家书籍，并坑杀了一些儒生。这种做法，在后世看来，是对文化传承的巨大破坏，是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也让他的“爱国”行为蒙上了阴影。他是否是在“保护”秦国的统治，还是在“扼杀”思想的自由？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了自保的权力斗争： 在秦二世继位后，李斯卷入了与赵高的权力斗争。为了自保，他未能坚守原则，最终成为了赵高的牺牲品。有人认为，他在关键时刻的软弱和屈服，暴露了他对权力的依附，而非对国家的真正忠诚。
“爱国”的边界在哪里？
将“不爱国”的帽子扣在商鞅和李斯头上，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了今天的立场，用今天的道德和价值观去审视古人。
“国”的性质不同： 在那个君权至上、国家概念模糊的时代，他们忠于的是君王、是强大的秦国，是实现统一和富强的理想。如果说他们“不爱国”，那他们到底“爱”什么？是那个已经衰落的故土？还是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抽象“国家”？
“忠诚”的解读： 他们的忠诚，是为君主效力，为国家富强而变法。他们将自己的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秦国，为秦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忠诚”，在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时，难道不比什么“爱国”更实在吗？
历史的局限性： 变法必然伴随着阵痛，统一的建立也需要强权。他们的某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用现代的宽容和人道去苛责他们，是否过于苛刻？
结论：
与其简单地将商鞅和李斯定义为“不爱国”，不如说他们是那个时代背景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商鞅 是一个不畏艰难、勇于革新、以实现国家强大为己任的政治家。他的“爱”，体现在对秦国实力的提升和对秦国人民福祉的改善上。他虽然手段强硬，但其核心目标是为了秦国的长远发展。
李斯 是一个具有宏大视野的帝国设计师。他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为秦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他的“爱”，体现在对秦国统一和巩固的贡献上。虽然他在权力斗争中失足，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他为大秦帝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或许，我们不该用“爱国”这样一个单一的标签来概括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行为，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超越时代的远见。他们是否“爱国”，与其说是一个是非题，不如说是一个如何理解“忠诚”、“国家”和“历史”的辩题。与其一味地苛责，不如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认识到他们为国家强盛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从更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去评价他们。他们是为秦国的崛起和统一而奋斗过的历史巨人，他们的名字，不应仅仅被“不爱国”这样的标签所遮蔽。
每当提起商鞅和李斯，历史课本上总会勾勒出他们变法图强的身影，以及最终的悲惨结局。然而，在某些解读中，这两位功勋卓著的人物，却又被扣上了“不爱国”的帽子。这顶帽子，似乎来得有些刺眼，也来得有些轻易。我们不妨放下刻板的印象，仔细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背负了这样的罪名，又是否真的站得住脚。
要讨论“爱国”二字，首先得明白在那个时代，“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国时期，国家概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那时候，忠诚的对象并非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君主、具体的诸侯国。人们的生存、利益、荣辱，都紧密地与他们效忠的君王和所在的国家绑在一起。因此，将“爱国”的现代概念直接套用在商鞅和李斯身上，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时代错位感。
商鞅：忠君报国，还是为虎作伥？
商鞅，一个来自卫国的庶民，却凭借其过人的才智和远大的抱负，在秦国得到了重用。他为秦孝公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废井田、开阡陌，到奖励耕战、统一货币，再到严刑峻法，每一步都充满了颠覆性的力量。这些改革，无疑为秦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商鞅对秦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没有像其他纵横家那样，仅仅是为了个人名利而奔走游说，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长远的改革事业中。他的目标，就是让秦国变得强大，让秦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让秦国在列国争霸中脱颖而出。这难道不是一种“爱国”吗？他对秦国的贡献，是对秦国君民福祉的直接提升，是对秦国国家实力的根本性增强。
然而，为何有人会指责他“不爱国”呢？
出身与动机的质疑： 商鞅出身于卫国，一个在列国争霸中早已式微的小国。他的变法，与其说是出于对“卫国”的深厚情感，不如说是出于对“强者生存”的深刻理解。他看到了秦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也看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这种“选择性忠诚”，在一些人看来，便是缺乏对故土的坚守，是一种“背叛”。
严刑峻法的代价： 商鞅的变法，最令人诟病的是其严苛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他甚至能够对自己的公子（秦惠文君的儿子）进行惩罚。这种“法不容情”的做法，虽然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和民间怨恨。一些人认为，如此不近人情的手段，是对人性关怀的漠视，并非真正的“爱民”。
个人野心的揣测： 变法成功后，商鞅获封商邑，成为一方诸侯，权倾朝野。一些人认为，他的变法，更多的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爱国”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旗帜。当秦孝公去世后，他立刻遭到新君的猜忌和打击，最终车裂而死。这种结局，似乎也印证了他并非真的“忠心耿耿”。
李斯：权力游戏的玩家，还是大秦帝国的设计师？
李斯，出身于楚国，和商鞅一样，也是一个“外来者”。他的人生轨迹，更是充满了戏剧性。从一个普通小吏，到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再到参与制定各项制度，最后却因为赵高而被腰斩。
和商鞅一样，李斯对秦国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极大地巩固了秦朝的统治，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筑师。
然而，李斯同样无法避免“不爱国”的指责：
“斯欲以其所长，事秦而已”的功利论： 《史记》中曾有这样一句评价：“李斯者，楚之闾巷人也。为秦丞相，死。” 这种评价，似乎暗示了他的行动并非出于深厚的爱国情怀，而是为了施展自己的“长处”，仅仅“事秦而已”。这与商鞅的情况有些相似，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
焚书坑儒的罪责： 作为丞相，李斯在“焚书坑儒”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诸子百家学说阻碍了统一，因此提倡“以史为证”，烧毁除秦史、医药、卜筮、农事之外的诸子百家书籍，并坑杀了一些儒生。这种做法，在后世看来，是对文化传承的巨大破坏，是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也让他的“爱国”行为蒙上了阴影。他是否是在“保护”秦国的统治，还是在“扼杀”思想的自由？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了自保的权力斗争： 在秦二世继位后，李斯卷入了与赵高的权力斗争。为了自保，他未能坚守原则，最终成为了赵高的牺牲品。有人认为，他在关键时刻的软弱和屈服，暴露了他对权力的依附，而非对国家的真正忠诚。
“爱国”的边界在哪里？
将“不爱国”的帽子扣在商鞅和李斯头上，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了今天的立场，用今天的道德和价值观去审视古人。
“国”的性质不同： 在那个君权至上、国家概念模糊的时代，他们忠于的是君王、是强大的秦国，是实现统一和富强的理想。如果说他们“不爱国”，那他们到底“爱”什么？是那个已经衰落的故土？还是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抽象“国家”？
“忠诚”的解读： 他们的忠诚，是为君主效力，为国家富强而变法。他们将自己的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秦国，为秦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忠诚”，在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时，难道不比什么“爱国”更实在吗？
历史的局限性： 变法必然伴随着阵痛，统一的建立也需要强权。他们的某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用现代的宽容和人道去苛责他们，是否过于苛刻？
结论：
与其简单地将商鞅和李斯定义为“不爱国”，不如说他们是那个时代背景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商鞅 是一个不畏艰难、勇于革新、以实现国家强大为己任的政治家。他的“爱”，体现在对秦国实力的提升和对秦国人民福祉的改善上。他虽然手段强硬，但其核心目标是为了秦国的长远发展。
李斯 是一个具有宏大视野的帝国设计师。他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为秦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他的“爱”，体现在对秦国统一和巩固的贡献上。虽然他在权力斗争中失足，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他为大秦帝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或许，我们不该用“爱国”这样一个单一的标签来概括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行为，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超越时代的远见。他们是否“爱国”，与其说是一个是非题，不如说是一个如何理解“忠诚”、“国家”和“历史”的辩题。与其一味地苛责，不如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认识到他们为国家强盛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从更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去评价他们。他们是为秦国的崛起和统一而奋斗过的历史巨人，他们的名字，不应仅仅被“不爱国”这样的标签所遮蔽。
网友意见
民族国家是近代才产生的，就商鞅、李斯的时代背景而言，他们都是大周的子民。各路诸侯在法理上也都是大周的地方官。
在大周的地界上，他们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再说了为什么要爱诸侯国呢？那一群诸侯值得爱吗？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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