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的海外贸易不如前代的原因是什么?完全是因为政府海禁吗?

回答
明朝的海外贸易发展确实不如宋元时期那般蓬勃,而提到原因,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海禁”。但要说完全是因为政府的海禁,那就有些以偏概全了。海禁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背后的逻辑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的交织,才是更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

首先,我们得承认,明朝政府确实实行了相当严厉的海禁政策,尤其是在早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防止海盗和倭寇的侵扰,也为了巩固政权,颁布了一系列禁海令。这不仅仅是禁止普通民众私自出海贸易,甚至一度限制了官方出海活动的规模和性质。这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国内稳定,扫除沿海的威胁。然而,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严厉的海禁,就像一道无形的墙,直接扼制了民间对外贸易的活力。那些想要通过海上贸易致富的商人,失去了合法的出路,大量的商业机会就此被压制。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海禁”这个表层,就忽略了很多深层的原因。

首先,明朝在建立初期,其国家战略重心和发展模式与宋元时期有了显著的不同。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帝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发达以及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和开放态度紧密相关的。而明朝,特别是开国之初,更看重的是巩固统治,恢复农业生产,建立稳固的陆权。它更像是一个刚刚经历动荡、需要休养生息的帝国,对外贸易并非其首要任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潜在风险。

其次,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民间海外贸易的空间。虽然朝贡贸易在形式上是国家间的交往,但其本质也包含着经济往来的成分。然而,这种贸易模式更强调的是“德化四方”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非纯粹的市场交换。朝贡国被要求向中国进贡,而中国则给予回赐,同时允许朝贡使团携带少量商品进行贸易。这种模式有其局限性,它不像民间自由贸易那样能够灵活适应市场需求,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商品流通。而且,朝贡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到朝廷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影响,不够稳定,也限制了其辐射力。

再者,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提起海外贸易,很容易想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但宋元时期之所以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也与当时东南亚、印度洋乃至更远区域的相对和平与繁荣以及各方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有关。到了明朝,虽然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崭露头角,但整个国际贸易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明朝的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错失了与新兴海上力量接触并融合的机遇。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并非完全“闭关锁国”。在一些时期,朝廷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对外贸易,比如允许部分沿海地区的居民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或者在特定条件下发放“勘合”进行合法贸易。这些“例外”和“变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海禁带来的影响,但也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复杂性和执行上的难以绝对统一。同时,即便有这些有限的合法贸易,也难以与宋元时期相对开放、自由的市场环境相比。

总而言之,明朝海外贸易不如前代,并非单一的海禁政策所能完全解释。它是明朝特殊的国情、发展战略、外交理念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海禁固然是重要的一环,它限制了民间商人的活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明朝的整体发展方向与宋元时期有所不同,其对海外贸易的定位和重视程度也有所差异。这使得即使在一些非海禁的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未能达到前代的辉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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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海外陆地上有连续堆积,包含各个不同时代瓷器的遗址的考古和统计,是研究不同朝代海上贸易兴衰演变最科学的方法。(沉船的偶然打捞,只能说明相应时期有海上贸易,而不能做到和其他时代的总体规模比较)

目前最完整涵盖中国从唐到清各个朝代的不同外贸瓷的遗址,能够形成高质量的统计意义的,包括(1)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考古,和(2)东非肯尼亚的考古

本文总体介绍:

紧接着的段落,则将介绍考古客观情况的:

(一)数据

(二)结论

(三)主要外销瓷器所属的朝代

(四)对个别经不起推敲的论据的反驳

一)数据

首先,是埃及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的关键在于,其自9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繁荣的商贸城市,完整保存了从唐到清各个时期的外销瓷,因此具有极高的朝代出口规模统计比较的价值。

参考文献:

上图文章中列出的各种瓷器的统计数据:

其中关于白瓷的争议较大。而根据弓场纪知《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晚唐至宋代白瓷》一文,可知:

2069片白瓷中,包括:139片唐代邢窑白瓷、数百片北宋初(11世纪前半)广东窑白瓷(数量少于同时期越窑青瓷)、1片宋代定窑白瓷、300片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其余千余片则白瓷应为元明时期白瓷。

根据上图瓷器统计列表所做柱状图(可清晰看出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为海上贸易低谷)

然后,是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肯尼亚的斯瓦西里沿岸,是自9世纪以来整个环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同样完整保存了从唐至清各个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风风雨雨”,具有极高的比较各朝代瓷器出口规模的统计意义。

参考文献:国家重点项目,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瓷器考古

下面是文中披露的各个时期的瓷片统计数据:

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

南宋末期到明代初期

明嘉靖到天启

根据上图瓷器统计列表所做柱状图(可清晰看出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为海上贸易低谷)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两篇报告都没有很好的区分元、明龙泉青瓷。

第一篇是因为当时明代龙泉青瓷还被错误断代,第二篇是因为没有详细披露。

不过,肯尼亚格迪古城的挖掘结果,里面披露了元代和明早期的统计数据,而格迪古城是肯尼亚各遗址中最大最重要的之一。

参考文献:北京大学

上图文章中披露各时期瓷器数据:

根据上图瓷器统计列表所做柱状图

格迪古城出土年代较为明确的龙泉青瓷统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明代瓷器出口市场的重心逐渐从中东地区转移至欧洲,欧洲人喜欢的青花瓷在明中后期逐渐占据海外市场的主导。但国内无论容像画,宦迹图,宫廷绘画,风俗画,艺术绘画中看,龙泉青瓷直到明末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还是大于青花瓷。

明代后期容像画(注意龙泉青瓷)

明嘉靖年间宦迹图(注意龙泉青瓷大罐)

明嘉靖之后艺术绘画,十八学士图(旧传宋)

明万历年间宦迹图

出警入跸图


(二)结论

以上为数据,这里发结论。

首先,是结论一:从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是中国海上贸易低谷。这已经是20多年来的学界公论,在学术界没有任何争议。

日本 弓场纪之《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和宋代相关的最大宗外销瓷为越窑,基本上就到宋代中期的11世纪,北宋中期之后就衰落)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年第3期

日本 弓场纪之《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

南宋海上贸易衰落

北京大学 秦大树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

北京大学 秦大树

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在东亚地区的近海贸易也远远比不上后来的高峰时期

之后,是结论二: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几个高峰包括

北京大学 秦大树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至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在东亚地区的近海贸易也远远比不上后来的高峰时期

然后,是结论三:过去认为明初是中国瓷器出口的空窗期(Ming Gap),是因为将大量明代的龙泉青瓷错误断代为元,甚至南宋。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息!!!!!!!!!!!!
在另一篇文章《从宋代五大窑的伪概念,看被全面抹杀的明代制瓷》,笔者将分析清朝篡改艺术史,与明代瓷器被大面积抹杀的联系,以及明代绘画,瓷器等艺术被大面积抹杀对经济史发展认知产生的严重扭曲作用。


下面先展示旧观点
旧观点:日本 弓场纪之《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2001年)
福斯塔特出土龙泉青瓷大多数都是元代的(旧观点)



旧观点:明初是一个瓷器输出的空窗期(Ming Gap),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瓷发现很少
日本 弓场纪之《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2001年)

以上是以往在明代龙泉青瓷被抹杀的情况下的旧观点,下面我们看明代龙泉青瓷被发现之后的新观点。

台北故宫:明代龙泉青瓷在处州官窑遗址发现之前,长期被错误断代


北京大学 秦大树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2018年)


学界以往有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质疑:


实际上郑和的航海是和经贸活动相伴的


清宫藏画录《石渠宝笈》将几乎所有无款的明代工笔画全部错题为宋画。这极大扭曲了中国古代的艺术史,而艺术的环环相扣,使得许多这些被错题绘画上的明代瓷器,以往也被认为是宋代瓷器。

扭曲的艺术史在20世纪助长了抬宋贬明的歪风,1974年的钧台窑考古,研究人员居然用一枚明显伪造的“宣和元宝”钱范,来证明高质量最漂亮的钧瓷是宋代的(其实是明代的“官钧”)。

明人(嘉靖之后) 十八学士图(石渠宝笈旧传宋人)(注意其中的龙泉青瓷和钧瓷)








至此,上面所展示一切数据,和参考文献,已经清晰论证了三个主要结论:

1. 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为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低潮期。

2. 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高峰包括:唐代晚期到北宋早期,元代,明初,明代中晚期,清代。

3. 明初过去被认为是海上贸易空窗期(Ming Gap),是因为大量明代龙泉青瓷被错误断代为元甚至南宋。


当最重要的事实已清晰后,下面,我们在简单介绍一下:(三)主要外销瓷器所属的朝代;(四)对个别经不起推敲的论据的反驳。

之后,我们会从外销瓷考古结论,引申到海上贸易对于宋、明贸易的经济意义的分析。


(三)主要外销瓷器所属的朝代(不想看细节的可以跳过)
这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吹捧宋代海上贸易的总要拉上“唐宋”,“宋元”。
因为不拉上唐和元,宋就没什么了
逐一列举和宋代相关的外销瓷,除青白瓷是如假包换的宋代时期特色的外销瓷之外,其他大多数,要不就是唐代兴起,宋早中期海上销售衰落,如四组合(越窑,长沙窑,北方白瓷,广东窑)。要不就是南宋还很少,大多数外销都是元明时期的(龙泉青瓷)。

至于外销瓷的种类其实就那几种,相信各位很容易掌握的。


唐到明主要外销瓷行销时期:


一个一个来:

北方白瓷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



长沙窑(9世纪)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



越窑(9-11世纪中叶)
秦大树 《早期海上贸易中的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讨论》



广东窑(9-10世纪)



龙泉青瓷(元明为主)


青白瓷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够代表宋代的外销瓷也就是青白瓷。

然而从上文中的统计数据还可以得到,青白瓷在海外的数量远远低于元明的龙泉青瓷,远远低于元明青花瓷,甚至低于唐代到北宋初期的越窑青瓷,北方白瓷等等。

因此,宋代中期到南宋末期无疑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低谷。


(四)对个别经不起推敲的论据的反驳

正如上文所述,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是海上贸易低谷已是学界公论,在学术界并没有太多的反面声音。

至于网友,反对这个结论,主要有三个论据:

1、论证宋为海上贸易低谷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印度洋沿岸,如果考虑近海贸易,宋未必是低谷。

2、南海一号打捞上来的瓷器足以说明宋代不是海上贸易的低谷。

3、也门舍尔迈(Sharma/Sharmah)遗址出土中国瓷器以宋代为绝大多数,这是宋代不为海贸低谷,甚至是海贸高峰的证据。

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拆解:

第一个反对论据:

论证宋为海上贸易低谷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印度洋沿岸。如果考虑近海贸易,宋未必是低谷。

我们的回应:

首先,环印度洋贸易,与近海东亚东南亚贸易共同组成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规模。如果少了其中半壁江山,基本可以判断总体也是低谷。

其次,环印度洋沿岸长期在阿拉伯,土耳其等文明的控制下,较东南亚有更多发达经济体。

最后,上面两条其实没有必要说。宋代在近海的东亚地区,海上贸易规模也比不上后来的高峰期:

下面是第二个反对论据:

南海一号打捞上来的瓷器足以说明宋代不是海上贸易的低谷。

笔者的回应则是,沉船的打捞只能说明该时期有海上贸易。因为只要有海上贸易,就有可能产生沉船,沉船是局限于一个朝代的遗迹,上面的文物仅限于一个朝代,无法和其他时期进行统计比较,对于跨时期的,有连续堆积的遗迹的考古和统计,是研究各朝代海上贸易兴衰变迁最科学的方法。

换句话说,宋朝的沉船打捞上的当然是宋朝的瓷器咯,难不成还能是清朝的?(手动滑稽)

北京大学 秦大树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南海一号沉船的货物情况:


接下来是第三个反对论据:


也门舍尔迈(Sharma/Sharmah)遗址出土中国瓷器以宋代为绝大多数,这似乎是宋代不为海贸低谷,甚至是海贸高峰的证据。

北京大学历史系 Dang宝海《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与也门》


笔者的回应则是,舍尔迈和上文中提到的福斯塔特以及肯尼亚斯瓦西里地区不同,它不是一个长期以来维持的,跨越多个朝代的,贸易中心或者枢纽,而就是一座建立于公元980年,废弃于公元1180年的港口。

980-1180,这本身就是一座宋代时期的遗迹,它里面发现的瓷器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宋代的


局限于宋代,不是有连续性的,跨时代的遗迹,因此对于跨越朝代的海上贸易兴衰变迁没有参考意义。

然而,有网友指出Sharma遗址中也有少量元代瓷器(47片元代瓷器),因此认为Sharma不是仅限于宋代,也是跨时期,有连续堆积的遗址,可以作为不同朝代海上贸易兴衰变迁的依据。

其实,Sharma废弃后,后续有零星的人类活动带来少量瓷器,与Sharma作为贸易枢纽局限于980年到1180年没有矛盾。Sharma没有持续的连续堆积,不能作为兴衰变迁的参考本来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不过为了彻底解答网友心中的疑问(为什么元代瓷器能穿越到宋代遗址),笔者找到了当时法国人这次考古研究相关的专著:

《Sharma: Un entrepôt de commerce medieval sur la côte du Ḥaḍramawt (Yémen, ca 980-1180)》


笔者拿到书就要去找为什么宋代遗迹中会出现少量的元代瓷器。但是,这是一部接近600页的法文书...


幸好,我找到了出版社对该书的英文简介,里面明确提到元代的再利用是“有限的”。

打开目录,可以看到第IV/1章节是专门讲元代时期的再利用的。

为什么宋代遗址上会有元代瓷器的谜底揭开:


最后,用这本书里清晰明确的总结:

完成了对该论据的反驳。


至此,关于海上贸易整体兴衰变迁的客观证据和学界结论基本总结完毕。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是古代海上贸易的低谷,明代的海上贸易量之前是如何被低估,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

下面,关于宋、明贸易对经济的意义,我决定用一幅简明扼要的图象,清晰的展示出来:


在明代经济和贸易中,最难理解的是明太祖 “民得其利则利源通” 的思想,和明代早期国家垄断的海上贸易之间的矛盾。其实,经济活动都有外部性。在地方割据势力(倭寇)可能通过巨额利润做大,前期需要大量财政的情况下,明早期垄断的海贸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政策。就像扶持小微企业的同时,对于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还是要采取控制的措施一个道理。而上楼图片显示出的,则更多反应明代中后期的情况。

更多关于明太祖经济思想的内容,请参见这篇文章:《朱元璋的商业思想:民得其利则利源通》

最后,关于宋代海上贸易发达的很多资料,其实基本都是在说明宋代强调进口博买垄断获取财政,基本印证了上边的那幅图。

各种文献中提到的宋代海贸,主要都是在描述进口,博买,奢侈品。这意味着逆差、铜钱外流,和生产的关系并不大。


也有网友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客观环境上出发,试图说明宋朝的远洋海贸仅仅只是受到外部战争波动的影响,却忽略了上文对论据一的反驳中提到宋朝海贸在近海部分也是低潮。

需知,宋代到明初的海上贸易基本以以物易物为主,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不能说有多先进,发行的铜钱总价质量也不高,生产用于出口的货物与产品小于进口又令宋朝不得不使铜钱外流,造成宋代钱荒进一步加剧,这便是宋代海贸中的贸易逆差。而若是大力发展纸币,在古代社会缺乏现代货币经济理论和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失败。

而明朝社会生产力更为发达,明代的生产出口可以做到大于甚至远远大于进口,另外明朝时国际上白银开采规模的大幅扩大和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客观上也帮助明朝解决了宋代以来铜铁钱总量价值小,制约商业规模的问题。输入的白银结合明代长足发展的手工业,造就了明代中后期大额的贸易顺差,而将白银作为交易的媒介,又进一步助推了商业规模的扩大。至于白银作为民间贸易输入而不是官方发行所造成的财政新挑战,就是明朝乃至清朝需要去面对的事了。

最关键的,还是用宋代的海上贸易规模来硬套明朝的海贸政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宋朝没有大规模的私人海贸出口,国内生产力也不及明代发达,根本不需要应对私人海贸出口威胁国家政治与安全的问题(有苗头也会受到打击,宋朝也不是完全没有海禁)。而目前最大的错觉在于很多人认为明朝隆庆开关前的民间海贸没有得到正式允许,由此得出明朝海禁压制民间海贸发展的结论,再往前一看发现宋朝的海贸政策,就想当然的认为宋朝海贸更加发达,忽略了明朝海贸的出口规模与国内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至于明朝海禁,本质就是国家垄断海上贸易。明代总体经济政策是鼓励私营(可见《朱元璋的商业思想:民得其利则利源通》,另外中国古代部分私营手工业超过官营就是在明代产生),但海上贸易作为其中一个经济部门,其特殊性(地方势力的做大和国家财政的需要)需要明朝政府在此进行垄断,该项举措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之后明朝强化西南与南洋的控制(如平定交趾、设立旧港宣慰司等)足以说明明初对官方海贸的重视,上文中也提到明初为历代海贸的巅峰之一。随着明初对大量财政收入需求的减少,宣德之后官营海贸逐渐减小。从印度洋瓷器出土统计看,宣德到成化是明代瓷器出口的一段小低潮。成化之后,私营为主的出口又迅速回到了一个高峰,开启了明代白银的大量流入。隆庆开关前明面上的海禁并没有使海贸停止,对做大了的海商甚至海寇则会予以打击。而隆庆开关之后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以至在明末形成了诸如郑氏家族这样强大的海商集团,明清两朝的白银帝国也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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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海外贸易不如前代的原因是什么?完全是因为政府海禁吗? - MT1000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8550456/answer/2223477832

首先,所谓宋代1300片里面,900多片是越窑。越窑不是单宋代的,是唐末到宋初的。北宋中期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北宋中期到南宋末期是低谷。

其次,2400片龙泉青瓷里面,现在已经知道其中很大部分(一半左右)是被断错代的明代中前期龙泉青瓷。

因而,最终的数据是,唐代到宋初3000多片,北宋中期到南宋300多片,元代1000多片,明代3000多片,清代5000多片。

最后,由于941片五代到宋的越窑青瓷无法明确区分,2000多片龙泉青瓷也没有明确区分元明,研究者自己也无法区分五代末宋初的越窑,元末明初的龙泉窑,所以信誓旦旦能列出各朝具体明确数字的,都笑笑即可。

作为外销产品的瓷器数量与年代最能说明问题。至于造船技术啥的擦边球,也就忽悠一下不懂的人罢了,倒不如想法子证明宋代手工业生产能比明代更加繁荣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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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警方通报「昆山砍人案」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体现了怎样的法律依据?“昆山砍人案”(也称“昆山龙哥案”或“反杀案”)是一起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其核心在于对被告人于海明行为的定性——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警方事后的通报,明确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这一认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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