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哲学家没有孔子儒家，那么强的官瘾？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耐人寻味。它触及到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在价值观、社会结构以及个体角色认知上的深层差异。要说“官瘾”，这词儿带点戏谑，但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对权力、地位和社会责任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表现形式。
简单来说，西方哲学家普遍没有孔子和儒家那么强烈的“官瘾”，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1. 思维范式的根本不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与等级秩序
西方哲学：对“自我”的关注与个体自由的追求。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就非常强调对“我”的探究，对个体理性、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尊重。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理念论强调精神世界的超越，亚里士多德对个体德性和幸福的追求，乃至启蒙运动时期对个人权利、自由和主权的强调（洛克、卢梭），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个体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这种思维范式使得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在思想、学术、艺术等领域寻求自我实现和价值肯定，而非必然通过进入官僚体制来实现。他们更看重“内在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外在职位”的获得。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关系、责任与“修齐治平”。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护。儒家强调“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五伦关系，认为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人的价值和德行需要在履行社会角色和义务中得到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理想的完整路径，其中“治国平天下”就是通过参与政治、担任官职来实践儒家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的重要途径。对儒家士人来说，能够入仕为官，实现“兼济天下”，是最高的人生价值体现之一。不入仕，则是一种“独善其身”，虽然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儒家体系中，其价值上限不如“兼济天下”高。
2. 权力与知识的定位差异：权力为工具vs.权力与知识的界限
西方哲学：知识（理性）高于权力（政治）。 在许多西方思想传统中，知识、真理或理性被置于一种更高的地位。哲学家通过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来探究世界的本质，追求智慧。政治权力固然重要，但它往往被视为实现社会秩序、保护个体权利的工具，而非哲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哲学家常常批判甚至挑战现有政治权力，例如苏格拉底之死就体现了这种冲突。他们相信，真正的智慧和启蒙可以指导甚至修正政治。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本人，就曾尝试过将自己的哲学理念应用于政治实践（如在叙拉古的经历），但其结果并不总是那么“顺利”，且他本身也更看重理念世界的建构。即便是一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其关注点也是如何有效运用和理解权力，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权力本身。
儒家思想：政治权力是实现“仁”与“道”的“平台”。 在儒家语境下，政治和伦理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统一的。儒家认为“道”需要通过“政”来推行，而“政”需要有德之人来掌握才能实现“王道”。因此，对于怀有政治抱负的儒家士人而言，官职不仅仅是地位或薪俸，更是他们践行仁政、改良社会、教化百姓的“平台”。他们并非纯粹为了追求权力，而是为了实现其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这种对政治角色的高度重视，使得“为官”成为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上的必然追求。
3. 社会结构与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同
西方：政教分离、思想市场、学术自由（相对）。 历史上，西方社会经历了政教分离、学术机构的独立发展，以及不同思想流派的竞争。虽然历史上也存在 patronage（赞助）和权力中心的吸引力，但更多时候，思想家可以在大学、沙龙、甚至独立思考中获得认可和影响力。他们的成功更多依赖于思想的创新、辩论的胜利和学术声誉的建立。即便他们与权力层有联系，那也常常是咨询、辩论、甚至批评的角色，而非必然成为权力体制内的执行者。
中国：中央集权、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的吸纳能力。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机器的运转高度依赖于庞大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的建立，更是将知识分子群体大规模地吸纳到官僚体系之中。这种制度设计天然地鼓励那些有才华、有知识的人去追求功名利禄，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获得社会尊崇和影响力。儒家学说与科举制度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不进入官僚体系，很多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才华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甚至可能被边缘化。因此，与其说是“官瘾”，不如说是这种制度设计和社会环境，使得入仕成为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和抱负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4. 对“德性”与“责任”的理解角度
西方：德性是内在的、个体性的。 西方哲学中的德性（virtue）更多指向个体的内在品质，如智慧、勇气、节制、公正等。追求这些德性是为了个体的完善和幸福。虽然这些德性也会在社会交往中体现，但其根本落脚点是“个体”。
儒家：德性是关系性的、社会性的。 儒家所讲的德性，如仁、义、礼、智、信，都强调与他人的关系。仁是爱人，义是宜，礼是规范人际关系，信是取信于人。这些德性的养成和体现，必须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承担社会责任来完成。对于儒家士人来说，他们的“德性”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升华，而“治国平天下”正是检验和升华德性的终极舞台。
举例说明：
想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构想了一个由哲学家国王统治的理想城邦。这听起来像是哲学家要当官，但柏拉图的重点在于“国王是哲学家”，强调的是统治者必须具备哲学智慧和德性，而并非鼓励所有哲学家都去争夺权力。他所说的“哲学王”是一种理想化的统治者形象，是一种对统治者品质的要求。
再看看中国古代，一个读书人寒窗苦读，参加科举，高中状元，然后被任命为地方官，再一步步升迁。这整个过程都被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本身，而是为了通过担任公职，去“化民成俗”，去实践他所学的儒家之道。
总结来说：
西方哲学家没有孔子儒家那么强的“官瘾”，并非因为他们不关心社会或不追求影响力，而是因为：
1. 思维模式不同： 更侧重个体自由和内在价值的实现，而非必然通过外在的政治职位。
2. 权力与知识的定位不同： 知识和理性往往被置于更核心的地位，权力是工具而非终极目标。
3. 社会结构和制度导向不同： 西方社会有更多元化的思想传播和影响力实现途径，而中国古代集权官僚体制则高度吸纳知识分子进入仕途。
4. 对“德性”和“责任”的理解角度不同： 儒家强调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参与来践行德性，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
所以，与其说西方哲学家没有“官瘾”，不如说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实现途径更多元化，并且在根源上，他们对个体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的看法，与儒家思想有着显著的区别。
简单来说，西方哲学家普遍没有孔子和儒家那么强烈的“官瘾”，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
1. 思维范式的根本不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与等级秩序
西方哲学：对“自我”的关注与个体自由的追求。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就非常强调对“我”的探究，对个体理性、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尊重。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理念论强调精神世界的超越，亚里士多德对个体德性和幸福的追求，乃至启蒙运动时期对个人权利、自由和主权的强调（洛克、卢梭），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个体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这种思维范式使得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在思想、学术、艺术等领域寻求自我实现和价值肯定，而非必然通过进入官僚体制来实现。他们更看重“内在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外在职位”的获得。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关系、责任与“修齐治平”。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护。儒家强调“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五伦关系，认为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人的价值和德行需要在履行社会角色和义务中得到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理想的完整路径，其中“治国平天下”就是通过参与政治、担任官职来实践儒家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的重要途径。对儒家士人来说，能够入仕为官，实现“兼济天下”，是最高的人生价值体现之一。不入仕，则是一种“独善其身”，虽然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儒家体系中，其价值上限不如“兼济天下”高。
2. 权力与知识的定位差异：权力为工具vs.权力与知识的界限
西方哲学：知识（理性）高于权力（政治）。 在许多西方思想传统中，知识、真理或理性被置于一种更高的地位。哲学家通过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来探究世界的本质，追求智慧。政治权力固然重要，但它往往被视为实现社会秩序、保护个体权利的工具，而非哲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哲学家常常批判甚至挑战现有政治权力，例如苏格拉底之死就体现了这种冲突。他们相信，真正的智慧和启蒙可以指导甚至修正政治。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本人，就曾尝试过将自己的哲学理念应用于政治实践（如在叙拉古的经历），但其结果并不总是那么“顺利”，且他本身也更看重理念世界的建构。即便是一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其关注点也是如何有效运用和理解权力，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权力本身。
儒家思想：政治权力是实现“仁”与“道”的“平台”。 在儒家语境下，政治和伦理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统一的。儒家认为“道”需要通过“政”来推行，而“政”需要有德之人来掌握才能实现“王道”。因此，对于怀有政治抱负的儒家士人而言，官职不仅仅是地位或薪俸，更是他们践行仁政、改良社会、教化百姓的“平台”。他们并非纯粹为了追求权力，而是为了实现其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这种对政治角色的高度重视，使得“为官”成为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上的必然追求。
3. 社会结构与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同
西方：政教分离、思想市场、学术自由（相对）。 历史上，西方社会经历了政教分离、学术机构的独立发展，以及不同思想流派的竞争。虽然历史上也存在 patronage（赞助）和权力中心的吸引力，但更多时候，思想家可以在大学、沙龙、甚至独立思考中获得认可和影响力。他们的成功更多依赖于思想的创新、辩论的胜利和学术声誉的建立。即便他们与权力层有联系，那也常常是咨询、辩论、甚至批评的角色，而非必然成为权力体制内的执行者。
中国：中央集权、科举制度，官僚体制的吸纳能力。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机器的运转高度依赖于庞大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的建立，更是将知识分子群体大规模地吸纳到官僚体系之中。这种制度设计天然地鼓励那些有才华、有知识的人去追求功名利禄，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获得社会尊崇和影响力。儒家学说与科举制度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不进入官僚体系，很多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才华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甚至可能被边缘化。因此，与其说是“官瘾”，不如说是这种制度设计和社会环境，使得入仕成为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和抱负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4. 对“德性”与“责任”的理解角度
西方：德性是内在的、个体性的。 西方哲学中的德性（virtue）更多指向个体的内在品质，如智慧、勇气、节制、公正等。追求这些德性是为了个体的完善和幸福。虽然这些德性也会在社会交往中体现，但其根本落脚点是“个体”。
儒家：德性是关系性的、社会性的。 儒家所讲的德性，如仁、义、礼、智、信，都强调与他人的关系。仁是爱人，义是宜，礼是规范人际关系，信是取信于人。这些德性的养成和体现，必须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承担社会责任来完成。对于儒家士人来说，他们的“德性”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升华，而“治国平天下”正是检验和升华德性的终极舞台。
举例说明：
想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构想了一个由哲学家国王统治的理想城邦。这听起来像是哲学家要当官，但柏拉图的重点在于“国王是哲学家”，强调的是统治者必须具备哲学智慧和德性，而并非鼓励所有哲学家都去争夺权力。他所说的“哲学王”是一种理想化的统治者形象，是一种对统治者品质的要求。
再看看中国古代，一个读书人寒窗苦读，参加科举，高中状元，然后被任命为地方官，再一步步升迁。这整个过程都被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本身，而是为了通过担任公职，去“化民成俗”，去实践他所学的儒家之道。
总结来说：
西方哲学家没有孔子儒家那么强的“官瘾”，并非因为他们不关心社会或不追求影响力，而是因为：
1. 思维模式不同： 更侧重个体自由和内在价值的实现，而非必然通过外在的政治职位。
2. 权力与知识的定位不同： 知识和理性往往被置于更核心的地位，权力是工具而非终极目标。
3. 社会结构和制度导向不同： 西方社会有更多元化的思想传播和影响力实现途径，而中国古代集权官僚体制则高度吸纳知识分子进入仕途。
4. 对“德性”和“责任”的理解角度不同： 儒家强调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参与来践行德性，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
所以，与其说西方哲学家没有“官瘾”，不如说他们的价值追求和实现途径更多元化，并且在根源上，他们对个体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的看法，与儒家思想有着显著的区别。
网友意见
因为西方哲学家基本都是贵族。
贵族不需要考试就有富足的生活。
并不是儒家有官瘾，而是有官瘾的人会去学儒家，因为他们考试考这个。
也就是说，想当官的人，别人考什么他读什么。
比如在国外，要当议员就要演讲，议员老婆就从事慈善什么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你要从事一个行业，需要你本来没有的能力和个性，就有些人会装出这种能力和个性出来。
你的问题，存在逻辑和认知上的错误。
一，对比主体不合适。
儒家弟子，学的就是入世的学问，学的就是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本领，不当官干什么？？
苏、柏、康、尼等，更专注于哲学。
儒家弟子能干好官员的工作，苏、柏。。等那就不一定了。
二，说儒家官瘾大，是本末倒置。
官员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环节，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官应该有客观的认识。
自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确立了儒家思想治天下的地位，那么，选拔官员是不是要用懂儒家思想的文化人？
表面上看是当官的都是儒家弟子，实际上是想当官就要学儒家文化（学了儒家文化自然就是儒家弟子）。
是统治需要儒家思想，而不是儒家弟子官瘾大。
三，对“想当官”的认知有问题。
想当官可耻吗？
封建社会，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底层人民要想往更高层次爬，可以有四种途径（大概总结一下）：读书当官、搞文学艺术、经商、造反。
文学艺术，家境不好搞不了。
经商，没头脑、没资本搞不了。
造反，风险大，成功率低。
读书当官，最稳定。即使当不了官，弄个秀才、举人，也有社会地位。
读书人想当官，和现代人想发财，是一个道理。想发财可耻吗？
四，以偏概全。
范进之流，先不说经过艺术加工，就说这样的人有多少？占所有读书人的比例是多少？？
范进中举的作者吴敬梓，和范进也差不多，他自己考了几次科举，不如意，写了这样的文章讽刺科举制度。。。比起来，范进还中了举人呢。。。
五，孔子官瘾大吗？
中国一直是官本位国家，很多理想和抱负，只有直接或间接通过当官或当官者来实现。离领导近，更容易让领导看到自己的才能。
所以，孔子当官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实践、推行自己的思想理论。
说孔子官瘾大，何以见得？
孔子是周游列国，在好几个国家任职过，但是最高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这个官大吗？
如果是为了当官，来回跳槽，可不利于职业发展。
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
六，孔子思想影响后世2000多年，后世尊称圣人，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你偏偏记住孔子当官？
儒家弟子是中国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怎么偏偏纠结人家当官？
你说的苏、柏、康、尼之流，他们虽是著名的哲学家，但也只是某一派别的代表，个人成就高，但是若论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四个加起来，恐怕都没有孔子的大。
暂且想到这么多。
任何事情，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更不能这样比较。
毕竟西方没有统治者没有剥削者嘛。
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会剥削，只有孔老二及其传人维护统治。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中国这边古时候读书就有可能当官呢？
西方那边读书也不给你当官，因为完全是继承制的？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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