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存在贬低汉译本的言论？
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对汉译本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涵盖了翻译的本质、哲学文本的特殊性、译者自身的专业素养、以及中文与西方语言在表达上的根本差异。更深层次地，这还牵涉到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对原典的尊重，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要求。
首先，我们得承认，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面对哲学这种高度抽象、概念密集、思想深邃的领域。 哲学的语言往往是经过千锤百炼、蕴含特定历史语境和作者思想的。一个词汇，可能承载着作者数年甚至一生的思考，它的精确性、细微差别，对于理解哲学家的论证至关重要。
西方哲学文本的“原汁原味”是许多研究者心中的一座神圣殿堂。 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原文，就是为了能够直接与作者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不经过任何“中间商”的转译。一旦翻译出现偏差，哪怕是很小的出入，都可能导致对原意的误解，进而影响到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解。
导致贬低汉译本言论的第一个核心原因，是“翻译中的失落”。
概念的差异与移植的困难： 许多西方哲学概念，例如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萨特的“自在存在”（êtreensoi）和“自为存在”（êtrepoursoi）、康德的“先验”（a priori）和“后验”（a posteriori），在中文里并没有完全对应、能够精准捕捉其内涵的词汇。译者需要进行大量的创造性工作，或者采用音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方式。而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举个例子，对于“此在”，虽然“此在”的译法已成为学界惯例，但它是否足以传达海德格尔所描绘的那种“存在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独特存在的境况，就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或许更侧重于“在世存在”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动态性和关联性。
又如“理性”（reason/Vernunft）。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中，“理性”的含义边界并不完全相同。中文的“理性”是否能完全涵盖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logos），或是康德“理性”中包含的先验能力，这是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
语言结构的根本不同： 德语、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句子结构、语法逻辑与中文有着显著差异。例如，德语中长句的嵌套结构、从句的运用，其逻辑推进方式与中文的线性叙述不尽相同。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意的同时，适应中文的表达习惯，但在这个过程中，原句的某些复杂关系或微妙的逻辑连接，可能就会被简化或改变。
想象一下，将一个包含多个层级修饰语、动词后置的长篇德语句子，翻译成流畅自然的中文，必然需要拆解、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原文中那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思辨节奏，就可能难以完全复制。
语境和历史的丢失： 哲学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往往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一个词汇的含义，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科学发展水平、前人的学术争论密切相关。翻译在努力保留词汇本身的含义时，也可能无意中丢失了与之相关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
例如，理解柏拉图的“理念”（idea/eidos），需要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形式”、“形相”的探讨，以及当时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如果翻译仅仅提供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没有对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有所暗示，那么理解的深度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译者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标准。
译者水平参差不齐： 翻译哲学作品，绝非仅仅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更需要译者本人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理解、扎实的功底，以及对原文作者思想体系的清晰把握。
一些译者可能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或者对原文的细微之处把握不准，导致译文出现逻辑不清、概念模糊甚至误导性的情况。
有些译者可能更侧重于“意译”，即用相对通俗易懂的中文来解释哲学思想，虽然易于理解，但可能牺牲了原文的精确性和思想的力度。而另一些译者则可能过于“拘泥”原文，导致译文生硬晦涩，反而不利于理解。
翻译目的和受众不同： 不同的译者在翻译时，可能有着不同的目的和预设的受众。
面向学术研究者的译本，会更注重忠实于原文的词汇和句式，即便牺牲一些流畅性，也要力求精确。
面向普通大众的译本，则可能更倾向于通俗易懂，会适当进行解释和简化。
当研究者面对的是后一种译本时，自然会因为其“不够精确”而产生不满。
不同学派和译者之间的“对话”： 哲学研究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和讨论。不同学派对同一位哲学家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会体现在翻译上。
例如，同一本著作，不同的译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译名来处理某个核心概念，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对该概念的不同理解。当研究者习惯了某个译名，突然看到另一种译法，自然会产生质疑。
这种“质疑”也是一种学术对话，是研究者在与译本的作者、与原文的思想进行互动。
第三，是中文与西方语言在表达思想上的固有张力。
西方哲学中的“主谓谓宾”结构： 许多西方哲学论证，其逻辑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晰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以及动词的时态、语态等。中文在表达上更为灵活，主语有时可以省略，句子结构也更加多样。
例如，英语中的“I think, therefore I am” (Cogito ergo sum) 结构非常清晰。“我思故我在”也基本对应，但如果遇到更复杂的判断句，如何在中文里保持那种严谨的逻辑推演，而不显得生硬，是一大考验。
哲学语汇的“历史沉淀”： 许多西方哲学术语，在发展过程中，其含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并且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紧密相连。中文在翻译时，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承载这些“历史沉淀”的词汇，或者通过解释来补充，但这种补充很难达到原汁原味的程度。
例如，拉丁语中的“essentia”（本体）和“existentia”（存在），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其界限和相互关系是理解形而上学的重要部分。中文的“本质”和“存在”虽然接近，但在哲学语境下的精妙区别，却很难通过简单的词汇对译来完全传达。
最后，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但同样重要的原因：
对文本的“完美主义”追求： 严谨的学者，对原典的尊重近乎一种“洁癖”。他们希望能够百分之百地还原作者的思想，任何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让他们感到不适。这种追求，本身是学术精神的体现，但也可能导致对译本的“吹毛求疵”。
学术话语的形成： 在学术界，对现有翻译的批评，有时也是一种构建自己学术权威和话语体系的方式。通过指出前人的不足，来凸显自己的见解和能力。
时代局限性： 很多经典的西方哲学著作，其最早的中文译本可能是在几十年前甚至上个世纪初完成的。当时的翻译水平、词汇积累，以及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理解，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译者队伍的壮大，新的、更优秀的译本不断涌现，这自然会引发对旧译本的“审视”和“贬低”。
因此，当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发表对汉译本的贬低言论时，这往往是他们出于对哲学原典的尊重、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以及在理解西方哲学思想时，对语言表达精确性的极致追求。 他们不是在否定翻译的价值，而是在提醒我们，哲学翻译是一项充满挑战、需要不断完善的事业，并且强调了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贴近原典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批评，也是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之一。
首先，我们得承认，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面对哲学这种高度抽象、概念密集、思想深邃的领域。 哲学的语言往往是经过千锤百炼、蕴含特定历史语境和作者思想的。一个词汇，可能承载着作者数年甚至一生的思考，它的精确性、细微差别，对于理解哲学家的论证至关重要。
西方哲学文本的“原汁原味”是许多研究者心中的一座神圣殿堂。 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原文，就是为了能够直接与作者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不经过任何“中间商”的转译。一旦翻译出现偏差，哪怕是很小的出入，都可能导致对原意的误解，进而影响到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解。
导致贬低汉译本言论的第一个核心原因，是“翻译中的失落”。
概念的差异与移植的困难： 许多西方哲学概念，例如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萨特的“自在存在”（êtreensoi）和“自为存在”（êtrepoursoi）、康德的“先验”（a priori）和“后验”（a posteriori），在中文里并没有完全对应、能够精准捕捉其内涵的词汇。译者需要进行大量的创造性工作，或者采用音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方式。而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举个例子，对于“此在”，虽然“此在”的译法已成为学界惯例，但它是否足以传达海德格尔所描绘的那种“存在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独特存在的境况，就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或许更侧重于“在世存在”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动态性和关联性。
又如“理性”（reason/Vernunft）。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中，“理性”的含义边界并不完全相同。中文的“理性”是否能完全涵盖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logos），或是康德“理性”中包含的先验能力，这是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
语言结构的根本不同： 德语、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句子结构、语法逻辑与中文有着显著差异。例如，德语中长句的嵌套结构、从句的运用，其逻辑推进方式与中文的线性叙述不尽相同。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意的同时，适应中文的表达习惯，但在这个过程中，原句的某些复杂关系或微妙的逻辑连接，可能就会被简化或改变。
想象一下，将一个包含多个层级修饰语、动词后置的长篇德语句子，翻译成流畅自然的中文，必然需要拆解、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原文中那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思辨节奏，就可能难以完全复制。
语境和历史的丢失： 哲学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往往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一个词汇的含义，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科学发展水平、前人的学术争论密切相关。翻译在努力保留词汇本身的含义时，也可能无意中丢失了与之相关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
例如，理解柏拉图的“理念”（idea/eidos），需要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形式”、“形相”的探讨，以及当时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如果翻译仅仅提供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没有对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基础有所暗示，那么理解的深度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译者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标准。
译者水平参差不齐： 翻译哲学作品，绝非仅仅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更需要译者本人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理解、扎实的功底，以及对原文作者思想体系的清晰把握。
一些译者可能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或者对原文的细微之处把握不准，导致译文出现逻辑不清、概念模糊甚至误导性的情况。
有些译者可能更侧重于“意译”，即用相对通俗易懂的中文来解释哲学思想，虽然易于理解，但可能牺牲了原文的精确性和思想的力度。而另一些译者则可能过于“拘泥”原文，导致译文生硬晦涩，反而不利于理解。
翻译目的和受众不同： 不同的译者在翻译时，可能有着不同的目的和预设的受众。
面向学术研究者的译本，会更注重忠实于原文的词汇和句式，即便牺牲一些流畅性，也要力求精确。
面向普通大众的译本，则可能更倾向于通俗易懂，会适当进行解释和简化。
当研究者面对的是后一种译本时，自然会因为其“不够精确”而产生不满。
不同学派和译者之间的“对话”： 哲学研究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和讨论。不同学派对同一位哲学家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这也会体现在翻译上。
例如，同一本著作，不同的译者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译名来处理某个核心概念，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对该概念的不同理解。当研究者习惯了某个译名，突然看到另一种译法，自然会产生质疑。
这种“质疑”也是一种学术对话，是研究者在与译本的作者、与原文的思想进行互动。
第三，是中文与西方语言在表达思想上的固有张力。
西方哲学中的“主谓谓宾”结构： 许多西方哲学论证，其逻辑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晰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以及动词的时态、语态等。中文在表达上更为灵活，主语有时可以省略，句子结构也更加多样。
例如，英语中的“I think, therefore I am” (Cogito ergo sum) 结构非常清晰。“我思故我在”也基本对应，但如果遇到更复杂的判断句，如何在中文里保持那种严谨的逻辑推演，而不显得生硬，是一大考验。
哲学语汇的“历史沉淀”： 许多西方哲学术语，在发展过程中，其含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并且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紧密相连。中文在翻译时，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承载这些“历史沉淀”的词汇，或者通过解释来补充，但这种补充很难达到原汁原味的程度。
例如，拉丁语中的“essentia”（本体）和“existentia”（存在），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其界限和相互关系是理解形而上学的重要部分。中文的“本质”和“存在”虽然接近，但在哲学语境下的精妙区别，却很难通过简单的词汇对译来完全传达。
最后，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但同样重要的原因：
对文本的“完美主义”追求： 严谨的学者，对原典的尊重近乎一种“洁癖”。他们希望能够百分之百地还原作者的思想，任何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让他们感到不适。这种追求，本身是学术精神的体现，但也可能导致对译本的“吹毛求疵”。
学术话语的形成： 在学术界，对现有翻译的批评，有时也是一种构建自己学术权威和话语体系的方式。通过指出前人的不足，来凸显自己的见解和能力。
时代局限性： 很多经典的西方哲学著作，其最早的中文译本可能是在几十年前甚至上个世纪初完成的。当时的翻译水平、词汇积累，以及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理解，都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译者队伍的壮大，新的、更优秀的译本不断涌现，这自然会引发对旧译本的“审视”和“贬低”。
因此，当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发表对汉译本的贬低言论时，这往往是他们出于对哲学原典的尊重、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以及在理解西方哲学思想时，对语言表达精确性的极致追求。 他们不是在否定翻译的价值，而是在提醒我们，哲学翻译是一项充满挑战、需要不断完善的事业，并且强调了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贴近原典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批评，也是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之一。
网友意见
不是有些，也不止于哲学。看看现在那些译者，他们懂中文吗？他们写的是中文语法吗？字是简体字，语法还是英文的。个别望文生义，更加不谈了，电影配音，“我想买梦想之家的房子”。吐啊，我知道你在讲 dream house，但那是“理想中的房子”，不是“梦想之家的房子”。讨论管理学的文章，写“自由骑士”。这都什么东西。Free Rider 中 Free 是“免费”不是“自由”，Rider是“搭车者”，不是“骑士”。但是那种东西还能蒙进大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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