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湘军？
要评价湘军，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其历史功绩，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首先，从其历史作用来看，湘军最大的功绩无疑是“挽救了垂死的清朝”。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清朝中央政府已经疲惫不堪，八旗、绿营等传统军队战斗力低下，士气涣散。在这种情况下，湘军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流，在关键时刻承担起了镇压起义的重任。
军事上的卓越表现： 曾国藩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严谨的管理，打造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湘军的战术灵活，训练有素，其“结营”的战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极大地限制了太平军的机动性。从一开始的屡败屡战，到后来的克复九江、安庆，直至最终攻占天京，湘军一步步将太平天国推向灭亡。可以说，没有湘军，清朝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覆灭了。
组织和管理的创新： 湘军的组建方式本身就是对传统军队的革新。它不同于以绿营、八旗为主的募兵制，湘军是“团练”的性质，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由地方士绅自筹粮饷，募兵训练。这使得湘军的将领和士兵之间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和忠诚度。曾国藩对军队的纪律、训练、后勤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极其罕见的。
其次，湘军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政治军事格局的重大变化，开启了“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先河，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央权力的衰落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湘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央政府控制军队能力的衰弱。由于朝廷无力直接指挥和供养军队，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军将领，通过掌控军队、财政、地方事务，成为了实际上的封疆大吏。这种“督抚制”的形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但也为日后各地实力派的割据埋下了伏笔，深刻地影响了晚清乃至民国初年的政治走向。
对洋务运动的推动： 湘军的许多将领，如曾国藩、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优势。他们利用湘军的力量，开启了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企业。可以说，湘军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先导和推动者。
再者，从其社会影响来看，湘军的出现和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转型期的特点。
士绅阶层的政治觉醒： 湘军的组建和领导，集中体现了湖南士绅阶层的责任感和担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忠君报国”、“道义”的责任，将镇压太平天国视为维护国家、社会秩序的“义举”。这种士绅阶层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太平天国带来的社会动荡。
军人特质与社会文化： 湘军的士兵来源广泛，但经过训练后，他们形成的“湘军文化”也比较独特。严明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以及对领袖的忠诚，都使得湘军在民间享有较高的声誉。然而，作为一支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其手段也可能存在一些残酷之处，这在历史叙述中也需要有所提及。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湘军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维护腐朽统治： 尽管湘军的组成和领导者有其进步性，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维护腐朽不堪的清朝统治。这意味着他们镇压了代表底层人民反抗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延缓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军阀雏形： 正如前面提到的，湘军的崛起，打破了清朝中央集权的军事体系，催生了地方军阀的雏形。这种权力分散和地方自治的趋势，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了中国走向分裂和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湘西地区的破坏： 湘军在征战过程中，虽然对太平天国进行了有效的镇压，但其在一些地区的军事行动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伤痛和破坏，例如在湘西地区，湘军在剿灭苗族叛乱时，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留下了历史的伤痕。
总而言之，湘军是一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军队。
它既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中流砥柱”，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催化剂。评价湘军，需要跳出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从其历史功绩、结构性变化、以及深远影响等多角度去理解。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出现和发展，为我们理解晚清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它所代表的“官督商办”、“兵绅结合”等模式，也为后来的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些参照。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或许是“复杂”和“矛盾”。湘军既有“为国为民”的理想，也扮演了“镇压革命”的角色；它既是“创新者”，也是“守旧者”的工具。理解湘军，就是理解晚清中国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
网友意见
(总算可以发图了，这回答憋了好久了)
如何评价湘军？就我的浅见来看，正确评价湘军最主要是要认清湘军性质以及性质的嬗变，湘军的性质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作战任务，作战对象的改换，它的性质也发生了质变，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首的中国人民大起义的战争，第二部分是以光绪元年左宗棠着手收复新疆为首的反侵略战争，「两者性质不同，结果也大异」
湘军前期坚持反革命立场，屠杀革命群众，回护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这一时期毫无疑问要予以批评和否定，不用过多赘述，正如王盾在《湘军史》中说的:
湘军前期的活动主要是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两次农民起义，完全是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这一结论是毫无疑义的，无须辨析。
我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湘军后期战争的考察上，以光绪元年为分水岭，湘军的战争性质也发生了嬗变，以《湘军史稿》作为概述，先阐明收复新疆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阿古柏在天山南路妄图构建“回教大帝国”，分裂中国，勾结列强平分所得利益，是赤裸裸的卖国行径，清军讨伐他有很大积极意义，其维护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的功勋要予以肯定。
武国卿高度称赞了这次战争的意义，认为“一雪前耻”，且阐述了阿古柏政权肆虐全疆，全疆各地人民奔走相告，翘首以待清军解救的情况:
龙盛运先生就这前后两部分作出了如下的总结:
但他认为，湘军收复新疆短短两年，不可能改变湘军的反动性质，这个看法是比较武断的，很有商榷的余地。
反对者如王盾先生就指出:
《湘军史稿》第九章云：“收复新疆，对于维护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于祖国领土完整的确保，有着昭如日月的重大意义。这是西征将士，特别是其中湘军的功劳，作为统帅的左宗棠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计个人安危，不怕艰苦生活，一意贡献余年的爱国精神，将永远值得人民怀念。”根据《史稿》作者这段掷地有声的结论，再回头比照同书作者所云：“但这只有短短的两年，根本不可能改变湘军战争的反动性质。”《史稿》对湘军新疆反侵略战争的重大意义的结论是正确的，而对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反侵略战争的评价，笔者却认为，“仅只短短两年，不能改变原有性质”，作者这两处论述是矛盾的。战前准备长达5年（同治十年至光绪元年），战后到收复伊犁又长达3年，首尾共计10年。军事性质之定性，决定于战争策划者指挥者的立场与目的。新疆反侵略战争性质不论时间长短，无疑都是反侵略的。因此，左宗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七年这段时间，湘军的性质应当是爱国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民族武装。
并且，以光绪元年以分水岭，湘军此后也多次投入到了保家卫国，抗击列强侵略的战争去，如台湾、越南对法军作战，甲午战日军于牛庄、田庄台，与八国联军交战之大沽炮台，这些功绩不容否认，王盾写道:
光绪六年七月，清廷召左宗棠进京，以刘锦棠督理新疆军务，命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事宜，并命鲍超募勇驻扎天津、山海关两处适中之地，以防止沙俄对东三省及内蒙古的侵略。
光绪七年春，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与俄政府修订《伊犁条约》于圣彼得堡。
光绪九年八月，清廷命彭玉麟往广东会办海防，以抗击法国侵略。七月，下诏与法国宣战。法军寇福建，陷马尾炮台，海军师船尽歼；复寇台湾，台防督办刘铭传率湘军提督孙开华，总兵曹克忠击走之。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杨昌濬帮办军务。十二月，法兵寇镇海，湘军提督欧阳利见击却之。
光绪十一年二月，湘淮粤联军大破法军于文渊洲，克复谅山，湘军原席宝田部统领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恪靖军统领王德榜截敌后路夹击有功。
光绪二十年冬，中日战争中，淮军海陆军俱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节制山海关内外诸军抗击日军。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湘军魏光焘、李光久防守田庄台战败，牛庄营口俱陷，三月马关和约签订后，湘军撤回。
(中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八国联军侵华，七月联军寇通州。湘军提督罗荣光战死大沽口炮台，湘军大批北上，江督刘坤一联衔鄂督张之洞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立东南保护条约，沿江赖此以安。
上述从光绪六年至光绪二十六年这20年湘军历史，完全是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为基调的。上溯到光绪六年湘军出关收复新疆的反侵略战争，那么整个光绪朝的湘军性质就应当完全以反侵略武装定性。
奉劝那个朝花夕拾010还是不要阴阳怪气地评论他人了了，发表15个回答3篇文章得20赞，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湘军具有哪些特征可言呢？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其一，湘军内部派系林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国藩就是湘军的总司令，曾国藩带的部队就是湘军。这一观点，其实远悖于史实。事实上，“湘军”大体上应该是指湘籍统帅带出的湘籍士兵，而绝不是曾国藩一人的私有部队。在曾国藩之外，可以独当一面的湘军统帅还有若干名，如江忠源被誉为“湘军鼻祖”，胡林翼号称“湘军巨擘”，左宗棠是可与曾胡比肩的后起之秀……这些人也都被公认为湘军代表人物。
湘军远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派系拼凑起来的。笔者以为，湘军至少可以分为三支：江刘系（以江忠源、刘长佑为首）、曾胡系（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王左系（以王錱、左宗棠为首）。此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还有一批为湘籍以外督抚驱遣的湘籍将领。这些人物作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也可以合并成一个派系。如果把他们算上，湘军共有四支：江刘系、曾胡系、王左系、湘外系。
为什么曾国藩经常被误以为是湘军总头目呢？其一，曾胡系湘军确实在各支部队中影响最大（攻克天京，高官最多，兵力最雄厚）。其二，曾国藩等人非常善于宣传，曾炮制出《湘军记》《中兴将帅别传》等大部头书籍来吹嘘自己。
其二，湘军靠裙带关系成军。
与太平军作战之时，江忠濬、江忠济、江忠淑兄弟三人皆因哥哥江忠源而从戎建功，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三人都是哥哥曾国藩的亲信将领。此外，湘军中的名将李续宾和李续宜、刘腾鸿与刘腾鹤也都是亲兄弟。罗泽南是曾国藩的重要助手，堪称湘军的中流砥柱。他早年身为塾师，“从之游者数百人”，曾带出很多弟子。至于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彼此之间也经常具有亲缘、师生、朋友等特殊关系。
就如同古希腊城邦底比斯以同性恋关系来整合“圣军”一样，湘军的统帅们也不约而同地以裙带关系来组建属于自己的部队。
其三，湘军内部是很封闭的。
在湘军内部，乡土观念是非常强的，一般情况下一支部队从统帅到将领、基层军官、普通兵员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湘军完全就是将帅们的私人武装，其他人乃至朝廷完全不能越过某位将帅而调用他的一兵一卒。正如史学大家范文澜所言：“曾系湘军只服从曾氏兄弟（国藩、国荃），左系湘军只服从左宗棠一人，淮军只服从李氏兄弟（鸿章、鹤章、昭庆）。曾国藩地位高，指挥淮军，仍需通过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统，更不能统曾系湘军。”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湘军的封闭，还表现在容不得异己。“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大将王鑫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其四，湘军的破坏性非常大。
湘军军纪极差，恶名远播，众所周知。维新志士、人道主义者谭嗣同说：“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仁学》）在他看来，湘军坏事做绝，而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则是导致江南数省残破、应该被千刀万剐的罪魁祸首。
在谈到湘军时，范文澜总结道：“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在荼毒广大无辜民众的同时，湘军的将帅乃至士兵都大捞特捞，得以迅速发家致富。曾国荃在老家建起了号称堪比紫禁城的“大夫第” 。
其五，湘军战斗力下滑极快。
自1854年4月末起，仅在半年的时间之内，湘军就攻克了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实现了对太平军的大反攻，可谓锐气十足，一路凯歌高奏。可是，从1855年初开始，湘军不断在战场上失利，罗泽南、塔齐布等湘中骨干相继殒命，曾国藩这个主帅被困南昌坐以待毙。仅仅在两年之内，湘军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因此而损失惨重，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军元气大伤，盛极而衰。抓住这样的机会，湘军得以重整旗鼓，对人心涣散、实力锐减的太平军恢复了攻势。可是湘军已经不敢和太平军硬碰硬，只敢玩“结硬寨打呆仗”那一套，只能试图通过打消耗战战胜对手。至于其推进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 为了攻克九江，湘军围城17个月；为了攻克安庆， 湘军围城15个月；为了攻克天京， 湘军围城26个月。与1854年的湘军相比，后期湘军已经乏善可陈。
1864年前后，湘军已经衰朽不堪。在占领天京时，将帅们甚至已经无法约束下级士兵。有的湘军士兵因为三餐不济（毕竟欠饷太多），不惜哗变，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反清。成立不过十来年，湘军就已经暮气沉沉，再也没有多少活力了。曾国藩决定裁撤湘军，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于它的速朽。
其六，湘军外战战绩很差。
湘军最辉煌的外战成果，还是左宗棠的收复新疆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湘军大败来自中亚的阿古柏部侵略军，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胜利。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古柏所统领的仅仅是一只土匪武装，其实力是不容高估的。战胜阿古柏这样的对手，并不能说明湘军有多强的战斗力。
在面对侵占了伊犁城的三千俄军时，左宗棠就显得非常谨慎了。他命令数万将士围而不打，不与俄军正面交锋。后来，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以割让7万平方公里土地、赔偿白银 509 万两为代价终于换回了伊犁。
至于其他时刻，湘军的表现就更不值一提。我们知道，曾国藩根本就不敢和洋人交手，坐视北京城破而不派一兵一卒“北上勤王”。而在甲午战争中，湘军部队更是一败涂地。
谭嗣同评价说：“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 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仁学》）
“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正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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