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篡改历史少有人用东京国际审判结果来反驳？
日本篡改历史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而东京国际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果，之所以少有人用它来反驳日本某些方面的历史解读，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剖析。这并非意味着东京审判的结果没有影响力或不被承认，而是其在现代日本社会语境下的运用和解读存在着一些限制和复杂性。
以下是详细的解释：
一、 东京审判的性质与局限性
胜利者审判的争议： 东京审判是由二战的战胜国设立的，旨在审判日本的战争罪犯。虽然其法律依据是战后国际法，但不可避免地带有“胜利者审判”的色彩。一些日本国内的观点认为，审判的标准和执行过程可能受到战胜国政治考量的影响，因此其结论的绝对公正性受到质疑。
对历史的“宣判”而非“总结”： 东京审判主要聚焦于追究战争责任和个体罪行，其判决书详细列举了甲级战犯的罪状，但它更多的是对战争责任的法律裁决，而非对整个日本历史的全面、客观的评价和反思。历史的复杂性远超一个法庭审判所能涵盖的范围。
部分罪行和责任未被追究： 虽然东京审判处理了大量的战争罪行，但也有一些被认为是战争罪行或与战争相关的行为，如对部分亚洲国家进行的细菌战、毒气战等，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被列入审判范围或得到充分的追究。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审判是不完整的。
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国内的政治光谱和社会思潮也在不断演变。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以及之后，日本的政治重心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一些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尊严的声音逐渐抬头，这些声音往往对战败的记忆和国际审判的结果持保留态度。
二、 东京审判结果在日本国内的接受度和解读
官方承认与民间认知的分歧： 日本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东京审判的结果，并且接受了战后国际秩序。然而，在民间层面，对于审判的结论、战争的性质、以及战后反思的程度，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认知。许多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去深入研究审判的细节，或者他们的认知是通过其他渠道（如媒体、教科书、家庭教育）形成的。
对“罪”的理解差异： 东京审判将战争责任归咎于特定的领导人和国家行为。然而，在一些日本民众看来，战争的责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少数“罪犯”，而应该看到战争的普遍性、时代背景以及国家整体的命运。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对审判结果的接受度不高。
对“反省”的解读： 日本政府和部分国民确实进行了战后反思，并为此付出了努力。然而，对于反思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日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反思和道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反思不够深刻，仍在回避某些历史事实。
对历史叙事的竞争： 历史叙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争夺的领域。在“国家认同”、“民族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下，围绕日本近代史的叙事存在着多种声音。东京审判的结果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外部参照，但并非唯一或决定性的叙事。
三、 日本国内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焦点
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教科书是否充分描述了侵略战争的罪行，是否包含慰安妇等敏感内容，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在这里，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的某些具体事实，如强征劳工、慰安妇制度等，是重要的论据来源，但也会受到质疑或被选择性地忽略。
靖国神社问题： 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支持者进行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象征。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往往被解读为对东京审判结果和战争罪行的否定。而反对参拜的声音则常常引用东京审判的结果来证明其不当。
“侵略”与“战争”的定义： 对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定性。一些人倾向于将其描述为“战争”而非“侵略”，试图淡化其侵略性质和责任。而东京审判则明确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并对战争罪行进行了定性。
对“受害者”身份的强调： 一些日本国内的声音，特别是右翼保守派，倾向于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受害者”身份，例如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试图以此来平衡或抵消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罪行。在这种叙事下，东京审判作为追究加害者责任的机制，其重要性就被削弱了。
四、 为何“少有人用东京审判结果来反驳”？
结合以上几点，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为何“少有人用东京审判结果来反驳”：
1. 反驳的对象和语境不同： 当日本国内存在对历史的“修正”或“模糊”倾向时，反驳者往往直接针对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教科书、政治人物的言论，而不是直接去引用东京审判的法律判决。人们更习惯于在历史事实层面进行辩论，而不是在法律审判结果的引用上。
2. 法律论证的局限性： 东京审判是一个法律判决，虽然其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有参考价值，但它并非历史学的最终解释。法律的论证方式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将法律判决直接作为历史辩论的唯一论据，可能会被认为过于生硬或脱离了历史学的多维分析。
3. 受众的理解能力：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内容冗长且专业性强，普通民众可能对其细节了解不多。反驳者需要将复杂的法律文件转化成更容易理解的历史叙述，并加以解释。
4. 争取广泛认同的策略： 在争取公众认同和支持时，直接引用法律判决可能不如强调受害者经历、人道主义原则、和平价值等更具有情感共鸣和感染力。
5. 反驳者自身认知和方法： 那些希望纠正历史错误或反驳历史修正主义的人，他们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有些人可能更侧重于挖掘新的史料，或是从哲学、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而有些人则可能更直接地引用国际公认的史实，包括东京审判的结论作为支撑。
6. 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重点： 媒体在传播历史信息时，往往会选择更具新闻性或争议性的内容，而东京审判的详细法律细节可能难以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
总结：
东京国际审判的结果是日本二战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和历史参照。然而，在现代日本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下，其结果的运用和解读并非简单直接。许多日本国内的争论集中在历史事实的认知、战争责任的划分、以及民族情感等层面，而非仅仅局限于引用一个法律判决。反驳日本篡改历史的努力是多方面的，而引用东京审判的结果，虽然有其法律效力和历史依据，但往往需要结合更广泛的历史叙述和事实依据，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要考虑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因此，与其说“少有人用”，不如说其使用的方式和效果，以及在多重历史叙事中的位置，是更为复杂的考量。
以下是详细的解释：
一、 东京审判的性质与局限性
胜利者审判的争议： 东京审判是由二战的战胜国设立的，旨在审判日本的战争罪犯。虽然其法律依据是战后国际法，但不可避免地带有“胜利者审判”的色彩。一些日本国内的观点认为，审判的标准和执行过程可能受到战胜国政治考量的影响，因此其结论的绝对公正性受到质疑。
对历史的“宣判”而非“总结”： 东京审判主要聚焦于追究战争责任和个体罪行，其判决书详细列举了甲级战犯的罪状，但它更多的是对战争责任的法律裁决，而非对整个日本历史的全面、客观的评价和反思。历史的复杂性远超一个法庭审判所能涵盖的范围。
部分罪行和责任未被追究： 虽然东京审判处理了大量的战争罪行，但也有一些被认为是战争罪行或与战争相关的行为，如对部分亚洲国家进行的细菌战、毒气战等，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被列入审判范围或得到充分的追究。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审判是不完整的。
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国内的政治光谱和社会思潮也在不断演变。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以及之后，日本的政治重心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一些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尊严的声音逐渐抬头，这些声音往往对战败的记忆和国际审判的结果持保留态度。
二、 东京审判结果在日本国内的接受度和解读
官方承认与民间认知的分歧： 日本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东京审判的结果，并且接受了战后国际秩序。然而，在民间层面，对于审判的结论、战争的性质、以及战后反思的程度，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认知。许多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去深入研究审判的细节，或者他们的认知是通过其他渠道（如媒体、教科书、家庭教育）形成的。
对“罪”的理解差异： 东京审判将战争责任归咎于特定的领导人和国家行为。然而，在一些日本民众看来，战争的责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少数“罪犯”，而应该看到战争的普遍性、时代背景以及国家整体的命运。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对审判结果的接受度不高。
对“反省”的解读： 日本政府和部分国民确实进行了战后反思，并为此付出了努力。然而，对于反思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日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反思和道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反思不够深刻，仍在回避某些历史事实。
对历史叙事的竞争： 历史叙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争夺的领域。在“国家认同”、“民族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下，围绕日本近代史的叙事存在着多种声音。东京审判的结果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外部参照，但并非唯一或决定性的叙事。
三、 日本国内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焦点
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教科书是否充分描述了侵略战争的罪行，是否包含慰安妇等敏感内容，是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在这里，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的某些具体事实，如强征劳工、慰安妇制度等，是重要的论据来源，但也会受到质疑或被选择性地忽略。
靖国神社问题： 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支持者进行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象征。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往往被解读为对东京审判结果和战争罪行的否定。而反对参拜的声音则常常引用东京审判的结果来证明其不当。
“侵略”与“战争”的定义： 对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定性。一些人倾向于将其描述为“战争”而非“侵略”，试图淡化其侵略性质和责任。而东京审判则明确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并对战争罪行进行了定性。
对“受害者”身份的强调： 一些日本国内的声音，特别是右翼保守派，倾向于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受害者”身份，例如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试图以此来平衡或抵消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罪行。在这种叙事下，东京审判作为追究加害者责任的机制，其重要性就被削弱了。
四、 为何“少有人用东京审判结果来反驳”？
结合以上几点，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为何“少有人用东京审判结果来反驳”：
1. 反驳的对象和语境不同： 当日本国内存在对历史的“修正”或“模糊”倾向时，反驳者往往直接针对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教科书、政治人物的言论，而不是直接去引用东京审判的法律判决。人们更习惯于在历史事实层面进行辩论，而不是在法律审判结果的引用上。
2. 法律论证的局限性： 东京审判是一个法律判决，虽然其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有参考价值，但它并非历史学的最终解释。法律的论证方式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将法律判决直接作为历史辩论的唯一论据，可能会被认为过于生硬或脱离了历史学的多维分析。
3. 受众的理解能力：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内容冗长且专业性强，普通民众可能对其细节了解不多。反驳者需要将复杂的法律文件转化成更容易理解的历史叙述，并加以解释。
4. 争取广泛认同的策略： 在争取公众认同和支持时，直接引用法律判决可能不如强调受害者经历、人道主义原则、和平价值等更具有情感共鸣和感染力。
5. 反驳者自身认知和方法： 那些希望纠正历史错误或反驳历史修正主义的人，他们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有些人可能更侧重于挖掘新的史料，或是从哲学、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而有些人则可能更直接地引用国际公认的史实，包括东京审判的结论作为支撑。
6. 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重点： 媒体在传播历史信息时，往往会选择更具新闻性或争议性的内容，而东京审判的详细法律细节可能难以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
总结：
东京国际审判的结果是日本二战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和历史参照。然而，在现代日本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下，其结果的运用和解读并非简单直接。许多日本国内的争论集中在历史事实的认知、战争责任的划分、以及民族情感等层面，而非仅仅局限于引用一个法律判决。反驳日本篡改历史的努力是多方面的，而引用东京审判的结果，虽然有其法律效力和历史依据，但往往需要结合更广泛的历史叙述和事实依据，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要考虑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因此，与其说“少有人用”，不如说其使用的方式和效果，以及在多重历史叙事中的位置，是更为复杂的考量。
网友意见
因为在有些日本人来看，东京审判本身就是胜利者加诸于战败者头上的show trial.
而且好多战前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比如岸信介）都被豁免，提前释放了，被判处绞刑并执行的人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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