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公知和恨国党？
一、 历史的沉淀与社会变迁中的声音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塑、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新旧矛盾的交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总会有一部分人对改革的方向、速度、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社会公平等）感到担忧和不满。
对社会问题的呼吁与批评：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指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并向公众发声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关注的是社会公正、法治建设、公民权利、环境保护等议题。在早期，这种声音被很多人视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社会出现不公或问题时，这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他们身份的体现。
“恨国党”标签的出现与政治化解读： 然而，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批评的声音常常会被一些人解读为“煽动仇恨”、“反国家”、“攻击体制”。“恨国党”这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负面标签，常被用来攻击那些对现有体制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背后可能存在一种“忠诚度测试”的逻辑，认为只要对国家现状提出质疑，就是在“恨国”。
历史记忆的差异： 不同代际的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也不同。经历过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对某些政策或事件的看法可能更为复杂。而年轻一代，可能更多地受到当下信息环境的影响。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前景产生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二、 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与信息茧房
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舆论的形成机制。
声音的放大与聚集： 互联网为所有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都能更容易地被听到和传播。当某个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时，通过社交媒体，批评的声音可以迅速聚集、发酵，形成一股舆论浪潮。这使得批评者和不满者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出，给外界一种“公知多”或“恨国党多”的观感。
信息茧房效应： 同时，算法推荐机制容易将用户推入“信息茧房”，即人们倾向于接触和消费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这意味着，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更容易看到和认同批评性的观点，而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人则可能更多地接触到赞扬和支持的声音。这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鸿沟加剧，也容易让人觉得“与我看到的不一样”。
网络语言的攻击性： 网络语言的匿名性和即时性，使得一些讨论变得非常激烈和情绪化。批评者可能被极端化，支持者也可能被标签化。例如，用“公知”或“恨国党”来轻易否定对方的观点，而不是去分析其论证过程，是一种典型的网络论战方式。
三、 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争夺
在任何国家，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社会制度的讨论都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较量。在中国，这种较量尤为明显。
“姓社姓资”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经济、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等思想的引入，一直是社会思想领域的重要议题。一些人认为，应当借鉴西方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话语权的争夺： 批评性声音的出现，必然会对现有的话语体系构成挑战。当批评触及敏感领域时，维护现有秩序和话语体系的力量就会试图压制或反驳这些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公知”和“恨国党”的标签就可能被用作一种话语武器，来削弱批评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对国家认同的定义： “爱国”的定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在一些人看来，爱国就是无条件拥护国家的一切，不容许任何批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真正的爱国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好，因此敢于指出问题并推动改进。这种对“爱国”定义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公知”和“恨国党”这类标签的频繁使用和争议。
四、 制度性因素与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的建立和维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当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时，不满和批评的声音更容易被放大。
权力与监督的失衡： 如果公民普遍认为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或者存在特权现象，那么对政府和体制的批评就会增加。那些勇于揭露和批评社会不公的“公知”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回应了这种社会需求。
信息透明度的问题： 在信息不够透明的情况下，公众对某些事件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容易被片面信息误导。当官方解释与公众认知不符时，不信任感就会滋生，批评性声音也随之增多。
社会保障和公平感： 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自己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或者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感受到不公平，他们就更容易对现有体制产生质疑。
总结来说，中国之所以出现许多被贴上“公知”或“恨国党”标签的人，原因复杂交织：
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产生的多元声音的体现，反映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分歧。
互联网的传播机制放大了这些声音，同时也可能将人们推入信息茧房，加剧了观点对立。
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使得这些标签成为一种攻击和辩护的工具。
社会信任的状况、制度性的制约以及公平感缺失等因素，都可能催生和强化批评性的声音。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超越简单的标签化，去分析每一个声音背后的具体关切、论证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对“公知”的出现，既要看到其可能存在的建设性批判，也要警惕其可能被滥用和极端化；对“恨国党”的指责，则需要审慎，避免将正常的批评和质疑简单地政治化和妖魔化。这是一个需要开放讨论、理性分析的社会议题。
网友意见
我已经是部分知乎用户口中的“公知”一段时间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很爱国。我喜欢我出生的地方，喜欢吃羊肉串，也喜欢吃肠粉，喜欢西安肉夹馍，也喜欢兰州拉面；我喜欢跟人调侃自己东北味的广东话，也喜欢开玩笑的说四川口音。我爱中国，但是不代表我就应该痛恨其他国家，我有一些加拿大朋友，美国朋友，他们英文说的不好，有的甚至不会说英文，因为他们是华人。我的小学老师跟我说过爱国并不等于仇恨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我不恨他们，更不恨我不认识也重来没见过的外国人。同时我也认为，即使恨一个特定国家，比如恨澳大利亚，并不能证明自己爱国。
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我认识的韩国人，日本人，甚至沙特阿拉伯人都觉得自己的国家特别特殊，觉得自己的国家骄傲伟大，文化悠久，虽然在别人看来，他们的自我评价问题很大——比如，知乎上很多中国人觉得韩国政府很软弱，财团对政治的干预度过高，社会腐败黑暗，女明星要强制陪酒。但是大部分韩国人自己一定不这么觉得。我理解双方，韩国人日本人的自我评价，就跟知乎上的很多人由于自己的感情，对某些事情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一样。
客观的指出问题并不应该被扣上帽子。中国党员提倡的道德准则就应该是自我批评，找出问题所在。不找出问题，怎么进步呢？“恨国”党为什么会成为恨国党？他们经历了什么而变得言论偏激？他们是否真的遭受过心灵上的打击？这些不都应该是值得思考的？ 可以说有些人天生就是贱，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吃里扒外，但是作为一个在大学近二十年的人，如果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培养出大量的“贱人”，“坏人”，“忘恩负义”的小人，我首先觉得整个教育系统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有人再造谣；又或者两者皆而有之。教育系统出了部分问题，但是也有人在乱扣帽子，污蔑别人。
我不止一次在答案下感慨，知乎上认真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以前晚上睡不着我是喜欢刷知乎的；现在都找不到几个人的东西可以看；好的内容答案越来越少，有质量的答案越来越少；视角非常的单一化，外国人基本没了，华人越来越少了了，大学教授基本不答题了，剩下的大部分是鸡汤和公众号了。一个开放，友好，健康的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
今天的自己，有时候在知乎上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也有很大压力。很多问题基本就不敢回答了，被删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是有时候看到自己的答案被删，反而高兴，觉得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至少被删了，不是发生别的不好的事情。而有时候在其他人的答案里看见别人说自己是公知，觉得自己的ID侮辱了“公知”两个字。在我心里，公知是很神圣的字，代表着帮助民众去发声，去帮助贫穷痛苦的人，去提出可行性较强的改革意见，去解决实际问题，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和底线。比如当年的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
如果保持客观就是公知，那么我愿意做公知；如果说实话就是公知，我觉得自己愿意成为公知；如果愿意多角度的分析问题的人是公知，我以成为一个公知为荣。此外，公知不一定都恨国，公知可以很爱国。爱国是需要理性的，批评跟鼓励一样，都是一种爱。有时候批评也许比鼓励的爱，来的更加的深！
综上所述，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公知太少了，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在知乎里有能力有阅历有知识去理性分析的人，太少了。
这个问题恰好在盖梯尔去世的问题之下，很巧。
那么产生公知与恨国的根源，就是对我们自己搞了几千年的这一套知识体系失去信念了，或者说我们自己这一套在最近一两百年的大变局里没有证实，也可能是个例外或反常现象。
一旦我们这一套一再被证实，重新成为信念，公知与恨国就会式微。
一、大部分公知都是在自己专业里说，有错也认，科普自己专业知识，不双标
这种大家都很喜欢
二、其实公知很多话，不得不说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就是双标
面对国人和洋大人，完全标准就不一样了
比如这次日本向大海里排核废水，各路环保公知都闭嘴了
要是不双标的人，虽然不喜欢，但是也不会讨厌
比如那个跑到德国接着玩行为艺术要德国人收留难民的····
是吧，这比那些在中国喊要环保，跑到国外就当哑巴的人强多了不是
三、根源上是中国古代儒家啊就喜欢讲上三代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现在也喜欢讲民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但是民国被扒的厉害，于是还是讲外国比较合适
注：景明楼事件，公知都能吹民国报纸多好多好，不提事件本身，也是服了·····和外国出现不好，就夸外国媒体好一样的额套路
就是有这么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一切以他为准
四、得到的太容易，就不会珍惜
以前有个知乎上的网友，在国企当临时工，后来走了，说国企里有靠父母关系，三本计算机进来的，一星期一个程序都写不好，水平一般，但是天天说外国多好多好，我在外国会怎么怎么样的
实际上中国也有这个问题，当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一批有关系的提前得知，就开始不干活然后复习了，大部分都还在努力干活争取推荐呢，
这是考上的，除了少数真逆天的，大部分就都是这些人
而前边的大学生因为清理三种人永远靠边站了，后边80年代大量专业被取消，
也就说没，这些人，完全没有竞争和压力
等到90年代国家拨乱反正恢复这些专业，你也只能用这一批人了
他们可以说是老天爷抱着的一代
得到的太容易了
自然也就各种幺蛾子都出来了
五、随着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公众发声渠道的增加，他们垄断媒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比如著名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其实都看出来不对，日本小学生是野生奥特曼吗？但是你发表不出来，各路媒体都只发中国小孩不行，要反思
一直到2010年左右互联网时代，大家才开始逐渐发声
这时候，原来都是正确的所谓“人生导师”
就被大家扒的体无完肤
完美体现了毛主席的：我劝同志们多读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因为中国是冷战的战败国。
四十年前，我们国家承认在冷战中战败，转头加入了对方的国际分工体系，借了帝国主义的西风，致有今日逆袭之势。
既然是冷战的战败国，那么经济、科技、教育、医疗、福利、金融、司法……等领域，自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战败国公知不多，那才叫怪事呢！你觉得公知很多毁三观，只不过因为你没有认清国家所处的地位，还沉迷在二战战胜国的旧时荣光里罢了。被美帝国主义打压，不等于就能和人家平起平坐了，国家没你想象的那么强，仅此而已。
抛掉不切实际的盲目自信，现实就是如此。
当然，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公知也就巅峰已过了，你要等公知彻底退潮，可以继续等，等个十年就行，我不信你等不起。
还是那句话，把全中国的公知打包，送到非洲最穷的国家，给他们圈块儿地，再给他们二十年，应该都造不出手电筒。
反而我在国内外（美国）认识绝大多数硬核理工或高端科学技术人士，不说有多“粉红”，但都对国家有个非常客观认识，也绝大多数都爱国。
所以也就是说，有哪一位正常人一天到晚去网络世界上当人生导师，去写日记。你看看那种在知乎有几千个回答答主，啥类型问题都要蹭热度的，然后阴阳怪气两句，然后再说个（逃，那是正常人吗？
说个不形象的比喻，中学时候最喜欢在人群中夸夸其谈的那位同学一般学习都不大好，而学习好的会坐在旁边仔细聆听，说得不太多，因为他/她在思考。
这种事要区分，公知里面分两种。
一种只是纯粹批评政府，但不追求损害国家整体主权和利益，有原则操守，平时也不刻意造谣，至少讲求一些事实根据。这种人是社会的风骨，一个正常社会应该要有这种批评的声音，众人也不应该去攻击这种人。
还有一种是哗众取宠，靠撒谎造谣生事，恶毒地攻击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又或者站在外国利益立场上，看到本国利益受损就幸灾乐祸，特征是逢中必反，中国做啥都是错的。这种人以余杰、长平、罗昌平、邝海炎等为代表。
例如现在已是外国人的余杰声称他的人生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分裂的自由国家联盟。
曾经南方周末的主编长平为达赖和港独分子辩护，声称要包容达赖的声音。
媒体人大V罗昌平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中第一时间不是深切同情哀悼受害民众、谴责恐怖分子而是质问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姚公知的恶之花与此如出一辙），同情恐怖分子多过受害民众。
同样也是南周编辑的邝海炎因为刘嘉玲说了一句心中的红太阳就恶毒地诅咒其人尽可夫生不了孩子，说下一部关于刘的真人五级片来仔细观赏，可谓是恶毒下流、恬不知耻。
像上述这种恶心人的公知，就应该批倒批臭，这是他们自找的。
因为现在国内互联网上的论战，很多时候本质上并不是在辩理，而是在党同伐异。
现在的舆论环境，很像汉末三国前那段十八路诸侯争相“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状态。
各方诸侯都想借着“汉帝”的权威，打压对方，以取得话语权上的优势，至少是辩论时能获得一些站在道德高地上居高临下的快感。
那么在辩论时，就会有人选在站在“汉帝”的立场，争取先给对方定义为“汉贼”，之后再像诸葛亮骂王朗那样来个酣畅淋漓的痛骂。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奉诏讨贼”的诸葛亮，大多数诸侯既没有获得“汉帝”实打实的授权许可，更没有把“汉帝”接回家供着，实际上也没有诸葛亮那样的理论水平、高智商和责任感。
所以最后讨论的重点，大多在于互相给对方扣“汉贼”的帽子，能把对方打成“汉贼”，往往比辩理成功更重要，也意味着“辩论”获胜。
说得难听点儿，这种玩法就是各诸侯“狐假虎威”，借着“汉帝”的名义搞事。
因为从就事论事转化为人身攻击，事情就简单多了，不用太多论据，也不用理论严谨，责任感什么的可以丢去一边，只管输出情绪就好了，谁人多谁嗓门大，侮辱性就强，尽管伤害性实际并不大，真的“董卓”们也不可能被哭死和骂死。
于是经常可以看到网络论战时，几路诸侯临时抱团围攻另一个诸侯，说你是“汉贼”，尽管在缺少共同对手时，他们自己也是互为“汉贼”。
反过来，如果在辩论时，谁敢说“汉帝”有哪些做得不对不妥，那么等同于给了其他诸侯“代天子行事”去“奉诏讨贼”的把柄，正愁没理由辩倒你呢，自己就递刀过来了。
于是大部分诸侯就会闻风而上，围攻任何敢于指责“汉帝”的“汉贼”。
甚至在《出师表》里敢于直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对桓帝灵帝表达不满，但实际得到了“汉帝”官方认证的“诸葛亮”们，也可能被打成“汉贼”。
说你是“汉贼”你就是“汉贼”，与你何干？与事实何干？
至于“勤王”的一方到底有没有“衣带诏”，并不重要，先“矫诏”“讨贼”完了再说。
以致“汉帝”自己也会疑惑，难道我真的有写过那么多份“衣带诏”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不过算啦，既然大家都是“忠臣”的话，也就方便我制衡管理，也好调控大局，毕竟只要大家还认我这个“汉帝”，那么谁是“忠臣”，谁是“汉贼”，还是我说的算，真理越辩越明，大家吵吵也好。
所以个人理解，实话实说的话，现在中国虽然确实有“公知”和“恨国党”，甚至不少确实拿了外国的经费，但并没有那么多的“公知”和“恨国党”。
毕竟，CIA和外务省的经费也有限，不太够分。
而且，实打实的“卖国”是需要门槛的，不是谁都有资格去“卖”的。
而不同利益群体多了的话，利益群体越细分，互相攻讦中被扣帽子的“公知”和“恨国党”就会越多。
这本质上是因为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在国家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天差地别，“分蛋糕”的结果不一样，不一定付出就有回报，也可能付出很少回报却极大。
而任何人本能都会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说话，去用各种理论和权威认证来证明自己分到的这份“大蛋糕”是“合理”“合法”的。
尽管不时有“脑臀分离”看不清现实，被卖了还替别人数钱的人。
而这就导致，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粉红，但在别人眼里，你却成了“公知”和“恨国党”；甚至你自己明明是个“公知”和“恨国党”，却被更极端的“公知”和“恨国党”给打成了“粉红”。
因为利益的不同，实际上真正的“公知”和“恨国党”，其立场也并不完全一样，对应的“粉红”们，也是实际上立场也各有不同。
唯一的共同点在于，“粉红”、“公知”和“恨国党”都想召唤引流那招“从天而降的掌法”一招拍死对方。
然而实际效果，就像求龙王下雨一样，是个玄学。
你求雨时，可能正好各路神仙不在家；而你不求雨时，可能铁拳反而打在了你身上。
因为龙王很忙，他们也有自己的立场，有时和你不同，有时和你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吧╮（╯＿╰）╭。
管仲曰：“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有些人处在了资本家，或者工人贵族的地位上，自然会为了他们的名利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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