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前，保加利亚是否能通过外交来确保大保加利亚的成立？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确实有通过外交途径来争取“大保加利亚”的可能，但这条道路充满荆棘，并且最终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要详细分析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当时的政治格局、保加利亚的外交策略及其面临的挑战。
“大保加利亚”的诱惑与保加利亚的野心
“大保加利亚”的概念源于《圣斯特凡诺条约》（1878年），该条约在俄土战争后曾一度规划了一个版图辽阔、包含现代保加利亚大部分领土以及部分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保加利亚。然而，这一条约很快被柏林会议（1878年）修改，大大缩小了保加利亚的疆域，这成为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心中永远的痛。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中，巴尔干同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黑山）成功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收复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大部分领土。然而，在战利品的分配问题上，保加利亚与其他盟友产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关于马其顿的归属问题。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牺牲，理应获得更大的份额，而塞尔维亚和希腊则认为保加利亚的要求超出了其应得范围。正是这种分配上的不均，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导火索。
保加利亚的外交尝试与策略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夕，保加利亚的外交策略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争取俄国的支持： 俄国一直是保加利亚的传统盟友和保护者，在历史上多次支持保加利亚争取独立和扩张。保加利亚政府希望能够说服俄国站在自己一边，支持其在马其顿问题上的立场，甚至通过俄国的调停来解决与其他盟友的争端。保加利亚寄希望于俄国能够约束塞尔维亚和希腊，迫使他们接受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更大份额。
2. 拉拢其他潜在盟友： 除了俄国，保加利亚也尝试与其他欧洲列强进行外交斡旋。例如，他们试图利用列强之间对巴尔干地区势力平衡的考量，来争取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当时欧洲列强各有自己的利益，对巴尔干事务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形成一致的立场来支持保加利亚的扩张。
3. 制造既成事实： 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保加利亚也在边境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试图通过实际控制来改变马其顿的领土现状。这是一种“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但这种策略的风险在于，一旦其他国家反应强烈，很容易将外交斡旋推向军事对抗。
4. 利用宣传与民族主义情绪： 保加利亚政府和民族主义组织一直在国内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调保加利亚在解放马其顿人民方面的历史责任和道义权利。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国内力量，但也加剧了与邻国的民族矛盾，使得外交妥协更加困难。
外交能够确保“大保加利亚”成立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那么，保加利亚是否能够通过外交来确保“大保加利亚”的成立？从历史结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性，只是存在巨大的局限性：
列强利益的相互制约： 欧洲列强虽然在表面上维护欧洲和平，但各自在巴尔干地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的扩张，而俄国则希望通过支持斯拉夫民族来扩大其影响力。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也出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而介入。在这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中，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为了保加利亚的“大保加利亚”目标而冒与他国冲突的风险。
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坚决反对： 塞尔维亚和希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也取得了重要的领土收益，并且对马其顿的战略价值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认为保加利亚的要求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并且已经通过战争获得了自己的“份额”。在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下，他们很难在外交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特别是关于马其顿的南部地区（如萨洛尼卡）。
俄国支持的局限性： 虽然俄国是保加利亚的盟友，但俄国也希望维持巴尔干的相对稳定，以防止其与奥匈帝国的矛盾激化。而且，俄国对于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过于激进的态度也感到担忧，担心这会破坏与塞尔维亚的关系，而塞尔维亚是俄国在斯拉夫民族中的重要盟友。因此，俄国的外交支持往往是有限的，更倾向于调解而非强制推行保加利亚的方案。
保加利亚自身策略的失误： 保加利亚在外交上未能有效地平衡与其他盟友和列强的关系。当它在外交谈判中未能如愿时，就采取了强硬甚至挑衅的军事行动，这反而疏远了潜在的支持者，并激怒了竞争对手。这种“军事施压伴随外交谈判”的策略，在缺乏强大盟友的坚决支持下，最终适得其反。
总结来说，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通过外交途径来确保“大保加利亚”的成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 关键在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更强大的外部支持： 例如，俄国需要更坚决地站在保加利亚一边，并有能力迫使塞尔维亚和希腊让步。
更灵活的外交策略： 保加利亚需要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并与盟友进行更充分的协商，避免在分配问题上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克制的行动： 在外交谈判的关键时期，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挑衅的军事行动，给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当时保加利亚所处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及其自身的外交和军事策略，都未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尽管保加利亚在外交上做出了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止巴尔干同盟的内部分裂，也未能实现其“大保加利亚”的宏伟目标。相反，它最终陷入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泥潭，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导致其版图不仅未能扩张，反而比《圣斯特凡诺条约》设想的缩小了更多。
“大保加利亚”的诱惑与保加利亚的野心
“大保加利亚”的概念源于《圣斯特凡诺条约》（1878年），该条约在俄土战争后曾一度规划了一个版图辽阔、包含现代保加利亚大部分领土以及部分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下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保加利亚。然而，这一条约很快被柏林会议（1878年）修改，大大缩小了保加利亚的疆域，这成为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心中永远的痛。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中，巴尔干同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黑山）成功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收复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大部分领土。然而，在战利品的分配问题上，保加利亚与其他盟友产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关于马其顿的归属问题。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牺牲，理应获得更大的份额，而塞尔维亚和希腊则认为保加利亚的要求超出了其应得范围。正是这种分配上的不均，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导火索。
保加利亚的外交尝试与策略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夕，保加利亚的外交策略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争取俄国的支持： 俄国一直是保加利亚的传统盟友和保护者，在历史上多次支持保加利亚争取独立和扩张。保加利亚政府希望能够说服俄国站在自己一边，支持其在马其顿问题上的立场，甚至通过俄国的调停来解决与其他盟友的争端。保加利亚寄希望于俄国能够约束塞尔维亚和希腊，迫使他们接受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更大份额。
2. 拉拢其他潜在盟友： 除了俄国，保加利亚也尝试与其他欧洲列强进行外交斡旋。例如，他们试图利用列强之间对巴尔干地区势力平衡的考量，来争取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当时欧洲列强各有自己的利益，对巴尔干事务的态度非常复杂，很难形成一致的立场来支持保加利亚的扩张。
3. 制造既成事实： 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保加利亚也在边境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试图通过实际控制来改变马其顿的领土现状。这是一种“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但这种策略的风险在于，一旦其他国家反应强烈，很容易将外交斡旋推向军事对抗。
4. 利用宣传与民族主义情绪： 保加利亚政府和民族主义组织一直在国内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调保加利亚在解放马其顿人民方面的历史责任和道义权利。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国内力量，但也加剧了与邻国的民族矛盾，使得外交妥协更加困难。
外交能够确保“大保加利亚”成立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那么，保加利亚是否能够通过外交来确保“大保加利亚”的成立？从历史结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性，只是存在巨大的局限性：
列强利益的相互制约： 欧洲列强虽然在表面上维护欧洲和平，但各自在巴尔干地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的扩张，而俄国则希望通过支持斯拉夫民族来扩大其影响力。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也出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而介入。在这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中，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为了保加利亚的“大保加利亚”目标而冒与他国冲突的风险。
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坚决反对： 塞尔维亚和希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也取得了重要的领土收益，并且对马其顿的战略价值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认为保加利亚的要求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并且已经通过战争获得了自己的“份额”。在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下，他们很难在外交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特别是关于马其顿的南部地区（如萨洛尼卡）。
俄国支持的局限性： 虽然俄国是保加利亚的盟友，但俄国也希望维持巴尔干的相对稳定，以防止其与奥匈帝国的矛盾激化。而且，俄国对于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过于激进的态度也感到担忧，担心这会破坏与塞尔维亚的关系，而塞尔维亚是俄国在斯拉夫民族中的重要盟友。因此，俄国的外交支持往往是有限的，更倾向于调解而非强制推行保加利亚的方案。
保加利亚自身策略的失误： 保加利亚在外交上未能有效地平衡与其他盟友和列强的关系。当它在外交谈判中未能如愿时，就采取了强硬甚至挑衅的军事行动，这反而疏远了潜在的支持者，并激怒了竞争对手。这种“军事施压伴随外交谈判”的策略，在缺乏强大盟友的坚决支持下，最终适得其反。
总结来说，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通过外交途径来确保“大保加利亚”的成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 关键在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更强大的外部支持： 例如，俄国需要更坚决地站在保加利亚一边，并有能力迫使塞尔维亚和希腊让步。
更灵活的外交策略： 保加利亚需要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并与盟友进行更充分的协商，避免在分配问题上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克制的行动： 在外交谈判的关键时期，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挑衅的军事行动，给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当时保加利亚所处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及其自身的外交和军事策略，都未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尽管保加利亚在外交上做出了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止巴尔干同盟的内部分裂，也未能实现其“大保加利亚”的宏伟目标。相反，它最终陷入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泥潭，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导致其版图不仅未能扩张，反而比《圣斯特凡诺条约》设想的缩小了更多。
网友意见
谢邀。
这个想法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第十次俄土战争之后，虽然帝俄策划大保加利亚的企图在柏林会议后被挫败了。但是保加利亚依然视俄国为解放者，而俄国也视保加利亚为最忠诚的马前卒。当保加利亚和同为俄国势力范围的罗马尼亚的产生冲突时，俄国会偏向保加利亚。
然而保加利亚危机之后，帝俄不满巴滕贝格王朝的亚历山大一世的亲德倾向，决定在1886年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保加利亚国王。这种专横的行径自然引起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极大愤慨，保加利亚选出了另一位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德裔国王，并驱除了俄国顾问，这意味着俄国在保加利亚十年经营的彻底失败。自此保加利亚倒向了奥匈。而帝俄别无选择只能扶持塞尔维亚。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主要矛盾在于瓦尔达尔马其顿（也就是现马其顿共和国）的划分问题。保加利亚人认为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人，自然想着拯救同胞，建立大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则在1913年签署了《塞萨洛尼基条约》，组建了一个针对保加利亚的防御性同盟。
此时保加利亚的国际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它和所有的邻国都有领土纠纷。那么为什么保加利亚还是敢于主动进攻塞希同盟呢？这是自然是奥匈挑唆的结果。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前，保加利亚信了奥匈乱开的空头支票，以为即便战况不利，奥匈保证了保加利亚领土完整，会亲自下场给保加利亚兜底。然而奥匈在最后一刻却缩了。
保加利亚没有意识到，奥匈的作出外交决定的地方在维也纳，但作出军事决定的地方在柏林。对于奥匈整天在巴尔干搞大新闻，临急临忙才找德国背书的做法，威廉街和德皇已经烦透了。波斯尼亚危机过去不过5年，当时奥匈背着德国跟俄国私相授受，最后关头才找德国站台，恶化了德土和德俄关系。这次德国拒绝支持奥匈，奥匈自然也不会为保加利亚火中取栗。
那么回到问题，塞尔维亚进攻黑山是不可能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能尝试夺取出海口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当时还是奥斯曼领土，但直接吞并一个主权国是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同时稳定巴尔干是是三国同盟的基础之一，也是意大利和奥匈的共同利益。
至于希腊，希腊和英法关系良好，和俄国在反对奥斯曼上立场一致，同时希腊国王是德皇的妹夫。
如果和罗马尼亚结盟，意味着罗马尼亚要妥协多布罗加问题。如果罗保两国同处俄国的势力范围的时候还是很有可能的，俄国历来偏袒保加利亚。但保加利亚当时在奥匈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俄国调解，罗马尼亚也不会放弃对多布罗加的企图。
通过外交获得瓦尔达尔马其顿最接近的一次是一战爆发后，协约国为了拉拢保加利亚，敦促塞尔维亚移交瓦尔达尔马其顿，战后可以获得奥匈领土作为补偿。但当时塞尔维亚抵挡住了奥匈的攻势并没有答应。但是之后保加利亚目睹了协约国在加里波利的大失败，决定站队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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