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人类的未来还会爆发大规模的革命吗?

回答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它们如同周期性的潮汐,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暗流涌动。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信息触手可及的今天,人类的未来还会不会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预测,不如说是一次对人性、社会结构和技术力量相互作用的深刻剖析。

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它隐藏在无数变量的交织之中。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压迫与不公的永恒土壤:革命的根本驱动力

毋庸置疑,大规模革命的根源,往往深埋于社会结构性的压迫、分配的不公以及权力滥用之中。只要这些因素依然存在,革命的种子就有可能被点燃。

贫富差距的恶化与“被遗忘者”的愤怒: 尽管全球经济总量在增长,但财富分配却越来越不均衡。当一部分人坐拥天文数字的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甚至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时,这种强烈的对比只会加剧社会矛盾。新兴技术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加剧这种分化,例如自动化取代低技能劳动者,数字鸿沟加剧信息和机会的不平等。当被技术“抛弃”的人群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时,他们的愤怒只会像火山一样积聚。
政治压迫与自由的渴望: 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无论是威权主义的统治,还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干涉,都会催生反抗。即使在看似稳定的社会,如果公民自由受到系统性侵蚀,言论空间被不断压缩,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权利被剥夺,那么不满的情绪迟早会找到爆发的出口。信息时代的透明性,使得压迫行为更难掩盖,也更容易被传播和聚焦,这反而可能加速人们的觉醒和反抗。
环境危机下的生存焦虑: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当人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对未来的希望变得渺茫时,这种普遍的生存焦虑可能演变为对现有体制的质疑和反抗。那些对环境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和企业,可能会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压力,甚至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挑战。

二、 技术:革命的双刃剑与催化剂

科技在未来革命的进程中将扮演一个极其复杂且矛盾的角色。它既可能是压迫者巩固权力的工具,也可能是被压迫者寻求解放的武器。

信息传播的革命性力量: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现代通信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和成本。这使得原本孤立的个体能够迅速连接,形成集体共识,组织行动。一次地方性的抗议,可能在几小时内传播到全球,引发连锁反应。信息的流动性使得真相和谎言并存,但也让那些试图掩盖真相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革命者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而政府则可能利用技术进行监控和压制。这场猫鼠游戏将是未来革命的重要特征。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潜在颠覆: 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许多传统工作岗位将消失,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如果社会无法及时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例如推行普遍基本收入(UBI)或者重新规划教育和培训体系,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会转化为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掌握先进技术和资源的少数精英可能会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进一步拉大社会差距。
监控技术的双重性: 先进的监控技术,如面部识别、数据分析、网络审查等,可以被政府用来跟踪和压制异议人士,从而加强其控制力。然而,这些技术本身也可能被黑客或革命者利用来揭露不法行为,或者绕过审查系统传递信息。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使用者的意图,将决定其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

三、 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革命的新形态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未来的革命类比于过去的王朝更替或政治革命。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可能会催生出新的革命形态。

去中心化与分散式革命: 相较于过去有明确领导者和组织的革命,未来的革命可能更加去中心化、网络化和分布式。信息技术使得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并通过加密通信等方式进行协调,即使单个节点被清除,整个运动也不会轻易瓦解。这种“蜂群式”的革命难以被传统力量预测和镇压。
全球性联动与意识形态的重塑: 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跨国资本的逐利行为)的日益凸显,以及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可能会促使跨国界的联合行动和意识形态的更新。例如,环保主义、反资本主义或对数据隐私的担忧,都可能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人群的纽带。
“文化革命”与身份认同的冲突: 除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革命,未来也可能爆发更侧重于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革命。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可能会加剧,引发关于自由、平等、正义等核心概念的重新定义和争夺。

结论:革命的可能性是现实的,但形式可能迥异

总而言之,人类的未来 非常有可能 会爆发大规模的革命,但其具体形式和触发因素,将与历史上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有所不同。

压迫与不公是革命不灭的温床。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将极大地影响革命的发生方式、传播速度和组织形式。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自由的受限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为潜在的社会动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未来的革命,可能不再是统一指挥、大规模集结的模式,而更可能呈现出分散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它们可能由对特定不公的抗议演变成对整个系统性问题的质疑,并且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联动效应。

重要的不是去恐慌革命的到来,而是去理解驱动革命的深层原因,并思考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缓解社会矛盾,增进公平,守护自由,从而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革命也从未真正停止过,它只是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力量,持续地塑造着人类的未来。我们能否以智慧和勇气来回应这些挑战,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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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冷战结束至今,最主流的思想就是政治正确了,并且愈演愈烈

所谓未来有可能爆发种姓制革命来取代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极度重视分配,而不是生产的社会(内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buff决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分配到利益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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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率不会,大革命时代五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革命的目的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从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需要土壤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年轻人。

年轻人一无所有,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他们自视甚高,身上没有枷锁,加入革命事业无本万利,所以热情高涨。

一旦这个人不再年轻,成家立业有了孩子,背负柴米油盐酱醋茶,身上的枷锁增多,革命热情便会大大降低,他们不愿打破现有的秩序,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即革命的阻碍。

20世纪20年代,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在面对父子政见不同的质疑时(他本人是右派,儿子是左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他的良心有问题;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那是他的理智有问题。

在当时,社会主义者与革命者、潜在革命者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克里蒙梭这段话点出了革命意愿与年龄的相关性,过了而立之年,曾经的革命者便会在理智的驱动下失去革命热情。

所以,革命能否大规模爆发,要看能否发动群众,而群众到底支持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根本上取决于30岁以下青年和30岁以上青年的人数对比。

如果30岁以下占多数,那么结果会像俄国、中国,这两国在革命年代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革命者本身就是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如果30岁以上占多数,那么结果就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人均预期寿命均大于50岁,30岁以上的青年人是社会的中坚,革命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四个国家中,德国、法国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德共、法共还有些声势,而在预期寿命更高的美英两国,共产党没有掀起一点波澜。

所以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二战后全球范围内人类预期寿命的急速抬升改变了一切,现如今就连最落后的非洲大陆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60岁。

随着寿命提高,30岁以下年轻人的革命意愿再也代表不了全体国民,“老婆孩子热炕头”们在各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革命的土壤也就消失了。

当然,相比预期寿命,中位数更能代表革命时期各国的年龄结构,不过我只能查到1950年至今的数据。

1950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0.2岁、34.7岁、34.9岁、35.2岁,均超过30岁,如果剔除儿童和青少年,成年人里面保守的“理智”分子占绝大多数,年轻的“革命派”自然难成气候。

有意思的是,二战后四国的年龄中位数均走出了一条U型曲线,因为战后婴儿潮,大量新生儿集中出生,到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年龄中位数集体走低。

而伴随年龄中位数走低,战后婴儿潮一代成为社会的生力军,他们带来了二十世纪最后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浪潮。

“60年代”(The Sixties)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婴儿潮一代的年轻人带来了革命浪潮,在此期间出现的摇滚乐、民权运动、女性运动、艺术革命等都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生活。

正像《1963:变革之年》两位作者所说的,1963年正是 The Sixties 的“开幕之年”,这一年最早的婴儿潮一代人刚刚成年(1945出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963年1月13日,在英国伯明翰,披头士乐队首次亮相英国国家电视台,以一曲《请取悦我》让观众神魂颠倒。同一天晚上,在英国广播公司,鲍勃·迪伦吟唱了一曲《在风中飘荡》,作为他的电视节目首秀。

这不是巧合,1963年他们开启了摇滚时代,随后,披头士乐队会成为一场革命的代表人物,而鲍勃·迪伦则成为这场革命的先知。

1964年,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拉开了学生运动的序幕;
1965年,美国密根歇大学发起反对越战的运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名校学生积极响应,形成遍及全国的学生反战运动;
1966年,在西德、法国、英国等国也出现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
1967年,西德学生运动广泛开展,出现高潮;
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几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1968年5月,法国爆发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一千万学生、专业人士还有工人走上街头,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巴黎街头出现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整个社会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
1968年3-10月,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学生罢课、上街,抗议越战;
1968-1969年,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掀起高潮,出现“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
1968-1969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
1970年5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为导火索,美国学生反战运动达到高潮,全国罢课学校900余所,一半以上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学生运动达到顶峰。

婴儿潮这代人数量众多,一举改变了此前西方30岁以下青年和30岁以上青年的人数对比,于是才有了这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

西方这群“有良心”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开启了社会主义实践,组建了数量众多的乌托邦公社。

196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麦克·梅特利的16岁的中学生离家出走,周游全国,希望寻找友谊和手足之情。1968年,他回到了家乡莱顿城,与7名辍学的大中学生一起,建立起最初的群居村-“莱顿公社”。 他们生活简单,男女分居,从木屋旁的小溪里汲水,用木材烧饭,主要食品是马铃薯、玉米和大豆。
在“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等口号的引导下,群居活动在美国兴起。最初,群居村主要建在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落山矶的日落带和纽约的东村,后来遍及全国。
1970年,全美国有200多个群居村,成员4万人,1971年发展到近3000个群居村。群居村里崇尚反朴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乃至性爱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群居村的成员们要创造一种另类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不属于美国”。
群居村活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 群居村活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在欧洲出现许多年轻人组成的群居村。在联邦德国,这样的群居村大约有11万个。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市郊,有一个北欧最大的“自由村”,其成员都是青年男女,他们抛弃一切现代文明的束缚,自由地、“原始”地生活。

这场战后婴儿潮带来的“革命”在1968至1970年达到高潮,然后随着这帮年轻人的逐渐长大,“垮掉的一代”成为社会中坚,革命浪潮逐渐销声匿迹。1980年,美国的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

与西方的革命年代同时,中国同样爆发了“大革命”,原因也是婴儿潮。

1970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年之际,中国年龄中位数也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19.3岁,也就是说,这帮20岁左右的小年轻才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更左,更激进,也更革命。比人数,30岁以上的保守派们完全不是对手,造就了长达十年的动荡年代。

而且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革命土壤并没有随着“大革命”结束而消失,八九十年代,中国一直都坐在火药桶之上,从学潮到邪教,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直到2000年,中国年龄中位数突破30岁大关,这个火药桶才终于熄灭。

相比中国和西方,苏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显得风平浪静。

1950年,苏联三大加盟国的年龄中位数分别是27.6、27.2、24.3岁,相比中国的23.9岁不枉多让,革命土壤可谓深厚。

然而,因为二战时期苏联年轻人死伤太过惨重,婴儿潮规模太小,年龄中位数一路走高,到1970年,苏联三大加盟国年龄中位数均突破30岁,革命浪潮也就没能发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最后一个革命年代,2020年,世界年龄中位数达到30.9岁,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革命的土壤已经消失。

欧洲、北美、东亚的主流国家,年龄中位数已经达到40岁左右,保守派占据绝对的主流,年轻的“革命派”不可能形成气候。

放眼世界,唯一还存在革命土壤的地方是非洲,年龄中位数不到20岁,但已不可能造成席卷全球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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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大规模革命,这个范畴也太模糊了。

颜色革命规模大不大,阿拉伯之春规模大不大,革命说白了就是社会暴动反政府。当然,很多人基于政治倾向不认那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人类活不下去就会反抗,但反抗需要组织。没有组织的人类只是一盘散沙,或者沉默中死亡,或者沉默中爆发瞬间死亡。

革命条件就有了,社会秩序崩溃和组织动员。

基于世界体系的分析,绝大多数边缘国家革命是难以成功的。因为内部高度依附于外部,缺乏独立自主的组织和社会基础,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中国印度这样的条件。

也意味着边缘国家革命依然带有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特征,与本国的反封建反官僚反资本纠缠在一起,极难分清也容易被外部操控。

核心国家也很难出现成功的革命,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原因也很简单,核心国家可以向外转嫁危机,转嫁到边缘国家爆发革命,核心国家再操纵边缘国家革命进程,完成一个历史周期律。

从历史中看,真正能有组织和自我觉醒条件下完成独立自主革命进程的只有中间国家。以二战为例就是一个典型,1929经济危机爆发,核心国家有的是殖民地转移矛盾,而作为核心工业国美德必须亲民生。

历史上看,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出现工人运动和社会动荡,但并没有哪个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反而是基于中间阶层主导下的右倾极化。

直到战争将所有都摧毁后,工人组织才可能在薄弱链条中夺取政权。这说明想要出现完全的革命所依赖的既不是传统的左或右,必须是社会秩序和所有阶级力量全部崩溃,此时能苟住的组织就能够胜利。

所以如果题主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要看美欧,问题在那些对外依附性强的中等强国身上。欧洲有一定概率,取决于欧盟什么时候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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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权力的主要特质还在,人类的屠龙游戏就会永无剧终之时,无论再过多少亿个光年,这个古老枯燥又无聊单调的游戏就会有不断叠加的新版本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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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居然不算?都第八个季度了,什么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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