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明明是内战，为何那么多人会“蜀本位”，没法中立客观？
三国时期虽然本质上是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后的内战，但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在后世“蜀本位”，难以做到中立客观，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历史事件本身的特点、文化与情感的投射、叙事者的立场以及后世解读的多样性等等。以下将尽量详细地阐述：
一、 历史事件本身的特点与蜀汉的特殊性：
“汉室正统”的招牌: 蜀汉政权的核心在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使得刘备及其政权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和道义感。在东汉末年，虽然灵帝昏聩，宦官外戚专权，但汉朝作为延续了数百年的王朝，仍然拥有深厚的政治和文化根基。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举起复兴汉室的大旗，这在当时就赋予了他比其他割据势力更强的政治号召力。即使后来汉献帝被曹操控制，这种“正统”的象征意义依然存在。
“仁德”与“忠义”的符号: 相比于曹操的权谋和孙权的世家经营，刘备一生以“仁德”著称，他的形象是草根出身、屡败屡战、广纳贤才，最终三分天下。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忠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种理想主义的奋斗过程和人物塑造，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乱世中渴望秩序和正义的人们。
逆境中的奋斗者: 蜀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终能够与曹魏、东吴两大强权分庭抗礼，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励志色彩的故事。它代表了弱小者战胜强大者的可能性，这种“逆袭”的叙事模式往往比实力悬殊的统治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战略上的劣势与坚守: 蜀汉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资源不如北方和江南，因此它始终处于一种战略劣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蜀汉仍然能够维系一个庞大的政权并与之抗衡，这本身就体现了其政治、军事上的韧性，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对其坚守和不易的同情。
二、 文化与情感的投射：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仁”、“义”、“忠”、“孝”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刘备及其阵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这些道德标准，特别是“仁德”和“忠义”。而曹操则常常被描绘成“奸雄”，孙权则被视为“幼主”或“守成者”，相对而言，刘备的形象更符合儒家倡导的理想君主形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念: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倾向于支持那些被认为是“得道”的一方。蜀汉以“汉室正统”为号召，其政权具有更强的道义合法性，因此更容易被视为“得道”。
对理想主义的向往: 乱世之中，人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和平、公正和秩序的政权。蜀汉所展现出的“兴复汉室”的理想，以及刘备“仁德”的政治理念，往往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即使这个理想最终未能实现，这种追求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佩。
“英雄史观”的解读: 许多人更倾向于从英雄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而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蜀汉人物，正是典型的“英雄”形象。他们的事迹被放大、被传颂，成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重要素材，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英雄地位。
三、 叙事者的立场与传播的演变：
《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对三国历史的普及和叙事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这部小说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其精彩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及对蜀汉“正统”和“仁德”的强烈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民众对三国历史的认知。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德的君主，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关羽是忠义的代表，而曹操则常被描绘成奸诈的权臣，孙权则常常是被利用的角色。
“尊刘贬曹”的传统: 这种叙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大多数普通民众接触到的三国故事都是经过作者加工和情感倾斜的，因此“蜀本位”的观念也就根深蒂固。
史书的解读与再解读: 虽然陈寿的《三国志》力图客观，但也存在一些评价上的倾向（例如对蜀汉的评价相对温和，对曹操的评价则略显褒扬）。然而，后世学者和评论家在解读《三国志》时，也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和自身立场的影响。例如，南宋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曾进一步强化了对刘备“汉室正统”的认同。
历史著作的受众: 官方史书和学术著作的受众相对有限，而像《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则能触及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使得“蜀本位”的叙事更加深入人心。
四、 政治与历史的联系：
对封建王朝合法性的认同: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对王朝合法性的追求是至关重要的。蜀汉的“兴复汉室”与这种合法性诉求高度契合。后世王朝在宣传自身统治合法性时，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借鉴或强化这种“正统”观念。
对“正义”的追求: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正义”的诉求从未停止。蜀汉虽然最终失败，但其所代表的“仁德”和“忠义”等价值，以及其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仍然能够唤起人们对“正义”的认同。
总结来说，“蜀本位”并非源于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历史事件本身、文化价值观念、文学艺术传播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蜀汉政权以“汉室正统”为旗帜，以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的“仁德”和“忠义”形象，以及其逆境奋斗的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寄托和道义认同。而《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则将这种“蜀本位”的叙事推向了大众，使其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
要做到中立客观地看待三国历史，需要认识到这三方势力各自的复杂性，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并超越情感和故事的渲染，去分析他们的政治得失、军事策略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进阶，对于大众而言，情感上的认同往往比纯粹的客观分析更容易产生。
一、 历史事件本身的特点与蜀汉的特殊性：
“汉室正统”的招牌: 蜀汉政权的核心在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使得刘备及其政权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和道义感。在东汉末年，虽然灵帝昏聩，宦官外戚专权，但汉朝作为延续了数百年的王朝，仍然拥有深厚的政治和文化根基。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举起复兴汉室的大旗，这在当时就赋予了他比其他割据势力更强的政治号召力。即使后来汉献帝被曹操控制，这种“正统”的象征意义依然存在。
“仁德”与“忠义”的符号: 相比于曹操的权谋和孙权的世家经营，刘备一生以“仁德”著称，他的形象是草根出身、屡败屡战、广纳贤才，最终三分天下。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忠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种理想主义的奋斗过程和人物塑造，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乱世中渴望秩序和正义的人们。
逆境中的奋斗者: 蜀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终能够与曹魏、东吴两大强权分庭抗礼，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励志色彩的故事。它代表了弱小者战胜强大者的可能性，这种“逆袭”的叙事模式往往比实力悬殊的统治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战略上的劣势与坚守: 蜀汉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资源不如北方和江南，因此它始终处于一种战略劣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蜀汉仍然能够维系一个庞大的政权并与之抗衡，这本身就体现了其政治、军事上的韧性，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对其坚守和不易的同情。
二、 文化与情感的投射：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仁”、“义”、“忠”、“孝”是重要的道德准则。刘备及其阵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这些道德标准，特别是“仁德”和“忠义”。而曹操则常常被描绘成“奸雄”，孙权则被视为“幼主”或“守成者”，相对而言，刘备的形象更符合儒家倡导的理想君主形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念: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倾向于支持那些被认为是“得道”的一方。蜀汉以“汉室正统”为号召，其政权具有更强的道义合法性，因此更容易被视为“得道”。
对理想主义的向往: 乱世之中，人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和平、公正和秩序的政权。蜀汉所展现出的“兴复汉室”的理想，以及刘备“仁德”的政治理念，往往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即使这个理想最终未能实现，这种追求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佩。
“英雄史观”的解读: 许多人更倾向于从英雄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而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蜀汉人物，正是典型的“英雄”形象。他们的事迹被放大、被传颂，成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重要素材，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英雄地位。
三、 叙事者的立场与传播的演变：
《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对三国历史的普及和叙事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这部小说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其精彩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及对蜀汉“正统”和“仁德”的强烈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民众对三国历史的认知。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德的君主，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关羽是忠义的代表，而曹操则常被描绘成奸诈的权臣，孙权则常常是被利用的角色。
“尊刘贬曹”的传统: 这种叙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大多数普通民众接触到的三国故事都是经过作者加工和情感倾斜的，因此“蜀本位”的观念也就根深蒂固。
史书的解读与再解读: 虽然陈寿的《三国志》力图客观，但也存在一些评价上的倾向（例如对蜀汉的评价相对温和，对曹操的评价则略显褒扬）。然而，后世学者和评论家在解读《三国志》时，也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和自身立场的影响。例如，南宋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曾进一步强化了对刘备“汉室正统”的认同。
历史著作的受众: 官方史书和学术著作的受众相对有限，而像《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则能触及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使得“蜀本位”的叙事更加深入人心。
四、 政治与历史的联系：
对封建王朝合法性的认同: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对王朝合法性的追求是至关重要的。蜀汉的“兴复汉室”与这种合法性诉求高度契合。后世王朝在宣传自身统治合法性时，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借鉴或强化这种“正统”观念。
对“正义”的追求: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正义”的诉求从未停止。蜀汉虽然最终失败，但其所代表的“仁德”和“忠义”等价值，以及其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仍然能够唤起人们对“正义”的认同。
总结来说，“蜀本位”并非源于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历史事件本身、文化价值观念、文学艺术传播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蜀汉政权以“汉室正统”为旗帜，以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的“仁德”和“忠义”形象，以及其逆境奋斗的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寄托和道义认同。而《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则将这种“蜀本位”的叙事推向了大众，使其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
要做到中立客观地看待三国历史，需要认识到这三方势力各自的复杂性，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并超越情感和故事的渲染，去分析他们的政治得失、军事策略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进阶，对于大众而言，情感上的认同往往比纯粹的客观分析更容易产生。
网友意见
孟子曾经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这几句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基本的“善恶之心”“是非之心”，一般人大多数还是具备的。换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谁好谁坏他们还是能够辨别的。
实际上，在《三国演义》出书之前，一般民众对三国人物的观感就很明显了：喜欢刘备，讨厌曹操。看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的记载吧“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难道你能够指责古人情感偏向性异常重吗？
三国时期是内战不假，魏蜀吴三国都是封建军阀、割据政权也不假，但即使是封建军阀，也有好坏之分啊！南北朝时后赵的石虎能跟刘裕比治国吗？五代十国时的石敬瑭能跟李嗣源比名声吗？！人们喜欢谁，赞扬谁，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自然不可能完全客观冷静的看待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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