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社会舆论是逐渐从 「仇富」 转变为 「仇贫」吗？如果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并且有很多论点可以支持“仇富”正在向“仇贫”转变的趋势。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一个普适的、非此即彼的转变，更可能是一种复杂演变和并行存在，并且不同群体和地区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以及背后的原因：
一、 从“仇富”到“仇贫”转变的可能性与现象表现
过去：“仇富”的根源与表现：
公平与分配不公的质疑： 改革开放初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很多人将财富的积累归结于不公平的起点、权力寻租、甚至不法手段，因此对暴富者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嫉妒，认为他们剥削了社会资源或压榨了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这种观点认为，财富是能力和努力的体现，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劣胜优汰”的社会规则，忽视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对“胜者”——富人产生反感。
阶级固化的焦虑： 随着财富的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通道似乎越来越窄，普通人感到自己的努力难以改变命运，对那些“赢在起跑线”的富二代、富三代产生怨恨。
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些富人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贡献被认为不足，甚至炫富行为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加剧了“仇富”情绪。
现在：“仇贫”现象的兴起与表现：
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挤占担忧： 当社会资源（如医疗、教育、住房补贴、失业救济等）有限时，一部分人会认为贫困人口（或被认为是“低效”的贫困人口）正在过度消耗这些资源，挤占了他们（或者他们认为的“更 deserving”群体）的份额。
对“懒惰”和“不作为”的道德评判： 随着“努力就能成功”的观念被部分人内化并信奉，当看到一些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时，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个人原因，如懒惰、缺乏进取心、不愿学习新技能等。这种道德评判转化为一种负面情绪，即“仇贫”。
“穷人思维”的标签化： 某些网络讨论中，会出现对贫困人口的负面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缺乏远见、视野狭窄、消费观念不健康、甚至有“巨婴”心态。这种标签化是“仇贫”情绪的重要表现。
竞争压力加剧下的转移性愤怒： 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增大、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和挫败感是真实的。当无法改变现状时，人们可能倾向于寻找一个更易攻击的对象来宣泄情绪，而“无力”的贫困人口可能成为这种转移性愤怒的目标。
对某些社会政策的“反弹”： 过去一些旨在扶贫的政策，如果被认为存在“养懒汉”效应，或者被认为没有触及“根本原因”，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的不满，认为这些政策是在“浪费”税收或“纵容”懒惰。
二、 为什么会从“仇富”转向（或并行出现）“仇贫”？
1.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增速放缓，竞争加剧： 过去高速发展时期，蛋糕在做大，即使分配不均，底层人民也可能感受到上升的希望。而现在经济增速放缓，竞争更加白热化，资源相对稀缺，人们更容易感到“被挤压”和“被剥夺”，将矛头指向那些看似“消耗”资源的人。
阶级固化感加深但“向上流动”叙事仍在： 尽管现实中阶级固化现象可能比过去更严重，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励志叙事依然被广泛传播。当一部分人无法实现这种叙事时，他们可能会转而攻击那些被认为是“不配”获得资源的人。
福利体制的成熟度与社会共识的演变：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福利资源开始显现其有限性。当社会对福利的定义和分配逻辑产生争议时，更容易出现对福利受益者的质疑。
2. 信息传播方式和舆论环境的改变：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社交媒体使得负面情绪和刻板印象传播更快、更广。一些博眼球的言论、片面的观点很容易被放大，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共鸣。
“观点内卷”与情绪化表达： 在网络上，为了吸引关注，一些观点会走向极端化，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标签化，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更容易获得传播和认同。
“幸存者偏差”与媒体报道倾向： 媒体报道可能更关注成功案例和失败的个人故事，而忽视了更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报道方式容易强化“个人努力”或“个人缺陷”的叙事。
3. 个体心理与价值观的演变：
个人主义的兴起与集体主义的相对弱化： 随着社会发展，个人主义思潮在部分群体中抬头，人们更关注自身权益和“应得感”。当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不配”的人分享时，容易产生不满。
“内卷”文化的影响： 在高度内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感到疲惫和压力巨大，对任何可能增加自己竞争成本的因素都可能产生排斥心理，包括被认为是“低效”或“消耗资源”的群体。
道德优越感的寻求： 有时，批评贫困人口是一种寻求自身道德优越感的方式。通过将贫困归结为个人道德缺陷，可以强化自身“努力”、“自律”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4. “仇富”叙事的逻辑漏洞与反噬：
“仇富”转向“仇成功”的可能： 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复杂化（例如，更多合法致富的渠道出现，或者“致富”的定义更加多元），单纯的“仇富”情绪可能难以持续或找到明确的攻击对象。一旦富裕被部分人接受为能力和合法努力的体现，那么对富人的攻击可能会转向对“破坏”其财富积累的因素的攻击，而“消耗资源”的贫困人口可能成为替罪羊。
对“致富手段”的质疑也可能转向对“分配公平”的质疑，进而影响到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
三、 区分与警惕：警惕将社会问题简单化为个体道德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将这种社会舆论的转移简单地描述为“仇富”完全消失而“仇贫”完全取代，是过于片面的。更可能的情况是：
“仇富”情绪依然存在，但表达方式和对象可能有所变化。
“仇贫”作为一种新的或被重新激活的情绪，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压力和信息传播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两者可能并行存在，甚至相互关联，例如，对分配不公的愤怒可能既指向富人，也可能指向被认为不正当获得福利的贫困者。
核心问题依然是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和向上流动的通道问题。 将贫困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缺陷，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化和逃避。这种“仇贫”心态，如果发展 unchecked，可能会导致社会撕裂，阻碍有效的社会政策制定，并进一步固化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结来说，社会舆论从“仇富”向“仇贫”的转变趋势，并非是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 它受到了经济环境变化、信息传播方式革新、个体心理调整以及社会价值观演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人们在竞争压力下感到无力和挫败时，更容易将矛头指向那些被视为“低效”、“消耗资源”的群体，通过道德评判来宣泄情绪，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回归到对社会结构性公平、资源合理分配以及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探讨，而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个体。
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以及背后的原因：
一、 从“仇富”到“仇贫”转变的可能性与现象表现
过去：“仇富”的根源与表现：
公平与分配不公的质疑： 改革开放初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很多人将财富的积累归结于不公平的起点、权力寻租、甚至不法手段，因此对暴富者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嫉妒，认为他们剥削了社会资源或压榨了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这种观点认为，财富是能力和努力的体现，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劣胜优汰”的社会规则，忽视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和历史原因，因此对“胜者”——富人产生反感。
阶级固化的焦虑： 随着财富的代际传递，向上流动的通道似乎越来越窄，普通人感到自己的努力难以改变命运，对那些“赢在起跑线”的富二代、富三代产生怨恨。
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些富人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贡献被认为不足，甚至炫富行为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加剧了“仇富”情绪。
现在：“仇贫”现象的兴起与表现：
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挤占担忧： 当社会资源（如医疗、教育、住房补贴、失业救济等）有限时，一部分人会认为贫困人口（或被认为是“低效”的贫困人口）正在过度消耗这些资源，挤占了他们（或者他们认为的“更 deserving”群体）的份额。
对“懒惰”和“不作为”的道德评判： 随着“努力就能成功”的观念被部分人内化并信奉，当看到一些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时，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个人原因，如懒惰、缺乏进取心、不愿学习新技能等。这种道德评判转化为一种负面情绪，即“仇贫”。
“穷人思维”的标签化： 某些网络讨论中，会出现对贫困人口的负面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缺乏远见、视野狭窄、消费观念不健康、甚至有“巨婴”心态。这种标签化是“仇贫”情绪的重要表现。
竞争压力加剧下的转移性愤怒： 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增大、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和挫败感是真实的。当无法改变现状时，人们可能倾向于寻找一个更易攻击的对象来宣泄情绪，而“无力”的贫困人口可能成为这种转移性愤怒的目标。
对某些社会政策的“反弹”： 过去一些旨在扶贫的政策，如果被认为存在“养懒汉”效应，或者被认为没有触及“根本原因”，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的不满，认为这些政策是在“浪费”税收或“纵容”懒惰。
二、 为什么会从“仇富”转向（或并行出现）“仇贫”？
1.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增速放缓，竞争加剧： 过去高速发展时期，蛋糕在做大，即使分配不均，底层人民也可能感受到上升的希望。而现在经济增速放缓，竞争更加白热化，资源相对稀缺，人们更容易感到“被挤压”和“被剥夺”，将矛头指向那些看似“消耗”资源的人。
阶级固化感加深但“向上流动”叙事仍在： 尽管现实中阶级固化现象可能比过去更严重，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励志叙事依然被广泛传播。当一部分人无法实现这种叙事时，他们可能会转而攻击那些被认为是“不配”获得资源的人。
福利体制的成熟度与社会共识的演变：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福利资源开始显现其有限性。当社会对福利的定义和分配逻辑产生争议时，更容易出现对福利受益者的质疑。
2. 信息传播方式和舆论环境的改变：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 社交媒体使得负面情绪和刻板印象传播更快、更广。一些博眼球的言论、片面的观点很容易被放大，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共鸣。
“观点内卷”与情绪化表达： 在网络上，为了吸引关注，一些观点会走向极端化，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标签化，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更容易获得传播和认同。
“幸存者偏差”与媒体报道倾向： 媒体报道可能更关注成功案例和失败的个人故事，而忽视了更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报道方式容易强化“个人努力”或“个人缺陷”的叙事。
3. 个体心理与价值观的演变：
个人主义的兴起与集体主义的相对弱化： 随着社会发展，个人主义思潮在部分群体中抬头，人们更关注自身权益和“应得感”。当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不配”的人分享时，容易产生不满。
“内卷”文化的影响： 在高度内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感到疲惫和压力巨大，对任何可能增加自己竞争成本的因素都可能产生排斥心理，包括被认为是“低效”或“消耗资源”的群体。
道德优越感的寻求： 有时，批评贫困人口是一种寻求自身道德优越感的方式。通过将贫困归结为个人道德缺陷，可以强化自身“努力”、“自律”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4. “仇富”叙事的逻辑漏洞与反噬：
“仇富”转向“仇成功”的可能： 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复杂化（例如，更多合法致富的渠道出现，或者“致富”的定义更加多元），单纯的“仇富”情绪可能难以持续或找到明确的攻击对象。一旦富裕被部分人接受为能力和合法努力的体现，那么对富人的攻击可能会转向对“破坏”其财富积累的因素的攻击，而“消耗资源”的贫困人口可能成为替罪羊。
对“致富手段”的质疑也可能转向对“分配公平”的质疑，进而影响到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评价。
三、 区分与警惕：警惕将社会问题简单化为个体道德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将这种社会舆论的转移简单地描述为“仇富”完全消失而“仇贫”完全取代，是过于片面的。更可能的情况是：
“仇富”情绪依然存在，但表达方式和对象可能有所变化。
“仇贫”作为一种新的或被重新激活的情绪，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压力和信息传播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两者可能并行存在，甚至相互关联，例如，对分配不公的愤怒可能既指向富人，也可能指向被认为不正当获得福利的贫困者。
核心问题依然是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和向上流动的通道问题。 将贫困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缺陷，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简化和逃避。这种“仇贫”心态，如果发展 unchecked，可能会导致社会撕裂，阻碍有效的社会政策制定，并进一步固化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结来说，社会舆论从“仇富”向“仇贫”的转变趋势，并非是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 它受到了经济环境变化、信息传播方式革新、个体心理调整以及社会价值观演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人们在竞争压力下感到无力和挫败时，更容易将矛头指向那些被视为“低效”、“消耗资源”的群体，通过道德评判来宣泄情绪，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回归到对社会结构性公平、资源合理分配以及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探讨，而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个体。
网友意见
我觉得这个题本身应该是错的。中国的主体现阶段应该还是“仇富”的，之所以在知乎存在这种印象，大概是因为知乎用户总体上是学生或者有大学学历，且一二线城市的居民居多，这类人在社会本来就是少数。
其次 @豆子用的数据是有问题的，仇富是主观感受的反应，应该用的是中国人主观阶层感受数据。可根据研究，至少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自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想人数量是中上层的5倍。这种主观阶层失衡在全世界44个国家中排倒数前3。没有近年来的数据，但是4年内中国人主观感受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各位没事看看腾讯新闻等媒体的评论区高赞回复，应该比看知乎更能了解中国主体网民想法。
不应该叫“仇贫”，应该叫“嫌贫”吧！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嫌贫的！
不然你以为“笑贫不笑娼”、“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些流传了N年的俗语是怎么来的?
一直到民国时期，那些小门小户的黄花大闺女在出嫁前，都会被问:“你是想去大户人家做小，还是想去小户人家做大哇?”
唐代秦韬玉不是还写了一首诗叫《贫女》吗?里边最有名的那句叫: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作嫁衣裳。
其实就是说那时候穷人家的女儿，都嫁不出去。
女子都如此，更何况男人。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农村娶不起老婆的五保户，一辈子无儿无女自然而然就被繁衍这一环节淘汰咯。
至于为什么仇富，那还不是跟恨贪一个思想，无非就是恨自己不是富人咯。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啊！
嫌贫仇富总结起来就是国人一个隐秘的思想——
恨人有，笑人无。
一个很简单且直观的答案就是：谁抢了你最重要的东西，你就会恨谁。
过去有人仇富是因为他们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上升空间和财富，而那个时候是人人都在努力上车，抢夺座位的年代。
今天人们仇穷，是因为大多数人逐渐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车上的座位早已坐满，自己最多不过得了一个“挂票”，完全没有坐下的可能，这个时候他们最主要的敌人不再是坐着的老爷，而是随时可能把自己拉下车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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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和人讨论的时候谈到了“秩序”，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吧。
“秩序”和“秩序”是有差别的。儒家讲的“天下大同”渴望的就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采用同一个秩序，然而，儒家的“秩序”维护的却是僵化的社会，两千年来遵循这个原则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变革，最多不过是每过2~300年翻一次烧饼而已。今天，接受了现代启蒙的底层中国人排斥的不单是野蛮无序的发展，更加包含僵化、固化、腐化的其他秩序，我们不但不能走无序的死路，更加不能走“有序”的旧路。
秩序能够维持运转，但是秩序并不一定带来发展，僵化的秩序只会令社会成为一潭死水，因此我们才要更加警惕有人打着“维护秩序”的幌子为腐朽落后制度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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