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鬼”不会消失并且将长期存在？
首先，“走鬼”是一种高度灵活且低成本的商业模式。 很多时候，“走鬼”是那些手头不宽裕，但又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小人物。他们不需要巨额的租金，不用支付高昂的店面装修费用，也不必承担复杂的工商注册和税收负担。一辆推车，几个简易的摊位，甚至只是一个背包，就能立刻开始做生意。这种“轻资产”的运营方式，让他们能够快速地进入市场，也能在生意不好时迅速抽身，降低了试错成本。对于许多怀揣创业梦想，但又缺乏启动资金的人来说，“走鬼”是他们最容易触及的起点。
其次，“走鬼”满足了特定消费需求，填补了市场空白。 很多时候，正规的商铺有其固定的营业时间和地点，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消费习惯。例如，一些人可能在下班晚高峰时才需要购买食物，或者在深夜需要一些小吃。这时，“走鬼”就恰好出现了，他们可能在公交车站、地铁出口、小区门口，或者夜市的角落，营业时间灵活，地点也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再比如，一些特色小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大型商场或连锁店，但它们却承载着地方的记忆和独特的风味，“走鬼”的存在，恰恰让这些美食得以延续，满足了人们对“味道”的追寻。
再者，“走鬼”也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社交和文化现象。 很多“走鬼”不仅仅是卖东西，他们与顾客之间往往会建立起一种超越买卖的关系。一声熟悉的“老板，老样子！”或者一个简单的点头微笑，都能让人感到温暖。在一些街区，“走鬼”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风景线，承载着当地居民的生活记忆和社区情感。他们不仅仅是交易的提供者，也是街区活力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和情感连接，是大型商场和线上平台难以替代的。
而且，“走鬼”的“游击性”本身就难以被完全根除。 即使在城市管理日趋规范的今天，“走鬼”总能找到各种方式来规避限制。他们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可能与城管“捉迷藏”，甚至在某些时期，当城市需要增加就业机会或提振消费时，“走鬼”的存在反而可能被默许。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使得“走鬼”成为一种顽强的生命体，只要存在需求和机会，它就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最后，“走鬼”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在一些发达的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租金）让许多小个体经营者难以生存，只能选择“走鬼”这种方式。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就业机会不足，“走鬼”则成为了部分人群重要的生计来源。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缓冲器”的作用，分流了部分就业压力，也为社会底层人群提供了一线生机。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走鬼”带来的城市管理挑战，比如占道经营、卫生问题、食品安全等等。但正是因为“走鬼”与这些挑战并存，并且能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存在，才说明它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取缔”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更完善的城市规划、更人性化的管理政策、更包容的社会经济环境，来引导和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赶尽杀绝”。
总而言之，“走鬼”之所以不会消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灵活的商业模式，满足了多样的消费需求，承载了独特的人文情感，同时它也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现实状况。它就像野草一样，只要土壤允许，就会顽强地生长。
网友意见
“走鬼”一词，起源于香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经济凋敝，大批平民无处谋生，只好在街头摆摊。当时的香港严禁街头小摊，商贩一旦被警察抓到往往下场凄惨。
警察有很多是外国人，小摊贩们称之为“红毛鬼”，警察一来，小摊贩们就奔走呼告：“快走，红毛鬼来了！”久而久之，暗号简化为“走鬼”，而这个词，后来也一直沿用为街头小摊贩的代指。
我们每天与各色摊贩接触，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们的世界。在城市的夹缝里生存的他们像是披着隐形衣，每天都被人看到，却又从来都不会被人看到。
part.1 多挣点钱，就能回家了
越是光鲜亮丽的城市，就越是能聚集大量外来务工者。
隐蔽的街巷里筑着一个个庞大的蚁巢，而这些外来务工者就像蚂蚁，一到天亮就分散到大街小巷，摆摊、修理、清扫；一到天黑就汇聚到蚁巢里，休息以备第二天同样的工作。
上海最有代表性的“蚁巢”当属曾经武东路、民政路路口附近的“叶氏路”。如今叶氏路虽已经因动迁消失了。但外来务工者还在，走鬼们还在。
这条窄窄的巷子由很多老式院落组成。低矮、脏乱，一个小院能住上二十来口人。有些屋里由木板做了简单隔断，狭小的空间被桌子、床、锅碗瓢盆占据。
就这样的条件，在2007年每间屋子的月租金也要两三百元。
叶氏路的主要住户就是小摊贩们。
早餐小贩凌晨起床工作，然后一直到中午才能睡个囫囵觉，下午又要准备去卖其他的吃食；煎饼摊摊主倒是可以睡到中午再起来，但他需要一刻不停地煎铲上十来个小时直到后半夜。
这些小摊贩们有个共同点，都想着多攒点钱，早早回老家做小生意。问起有没有想过留下来，他们都像被吓了一跳赶紧摆手：“哪能留得下来。”
四十岁的李叔乐呵呵算了笔账：在上海苦是苦了点，但做了这几年够在老家盖栋宽敞的小房子了；再干几年攒点钱，就能回老家盘家店面。卖什么他都想好了，小女儿爱吃炒面，就开家小妹炒面店。
说这话的时候，他女儿就躲在一边，脸上的笑容有些羞涩。
叶氏路存在了十多年，但十多年前与十多年后并无太大区别，只是住的小贩们换了一批又一批。2015年叶氏路拆迁，有的人留了下来，但更多人搬去了下一个新的容身之所。
part.2 走鬼们的江湖人生
和桃子一色，
和西瓜一色，
街头小摊贩，
是一堆堆桃子和西瓜中，
唯一会叫的一颗。
——孙小伟
杭州高教园区也是小摊贩聚集的地方。这些站在一块摆摊的人，各有各的小日子。
学正街的最东面，隔三差五会来一个卖鸡爪的小贩。他从来不吆喝，也不会“捡地方”，只远远地站在偏僻的角落默默注视着穿行的学生。每当有人注意到他，并离开人流走向小摊，他就会显得很高兴。
“鸡爪，自己做的，试试。”他总是勾着手，脸上显出局促的表情。他的鸡爪是罐装的，包装很漂亮。透过透明的罐身，可以看到里面的料很足。
他手里有两家店面，每月收租能收一万多，自己也没什么追求，只想每天做做鸡爪，这样的小贩生活，让他“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自己汤汁新鲜、用料讲究，浸泡时间、调料搭配都是他试了很久才定的方子。虽然小摊看起来不大，但是一切都是他“费了功夫搞来的”。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离开的时候他有些惋惜，说：“过两天我就不在这摆了，去别地逛逛，你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鸡爪了。”过段时间再去那个路口，他果然不在了。
江滨地铁站附近有一位卖煎饼果子的大叔，我只见过他一次。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很冷，煎饼摊支着一顶大帐篷，雨打在布面上噼里啪啦地响。帐篷下挂着明亮的黄色灯泡，大叔独自一人在抽烟。
看见人来，他说：“就剩两口，马上抽完。”眯着眼睛狠狠吸了两三口，手脚麻利地开始煎饼。烟丝从他嘴巴里鼻孔里冒出来，大叔表情满是愉悦。“我跟你说哈，这鬼天气，没人来！空闲得很！正好偷偷抽根烟，舒服！”
我抱着煎饼走开十来米，冻得哆哆嗦嗦，听到身后大叔中气十足的吼声：“卖煎饼果——子了昂——”声音悠长，穿透大雨。回头看去，他正捏着烟屁股吸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文渊路上有个不起眼的红薯老头，活得比谁都任性。
他隔三差五就要偷个懒，要么赖在家里睡觉；要么嫌天冷，不肯出摊。他喜欢年轻人，下沙这么多学校，他挨个转悠，想去哪里去哪里。“人生在世，活那么苦干嘛，我又没小孩要养，活舒服点挺好的，反正饿不死。”
小贩们也许没有文化，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人生一串》里，叱咤烧烤江湖的老板选择淡出，含饴弄孙，享受天伦；路边卖橘子的大婶半卖半送掉最后几斤橘子，理由是“想孩子了，得早点回去”；修钟表的老头突然弄来了一支二胡，摇头晃脑地摆弄，“我不是来讨饭的，这玩意弄着有意思。”
part.3 走鬼们是人，不是老鼠
街头的走鬼们很多时候确实令人头疼。占道、乱丢垃圾、混乱……很多词能和他们搭上关系。最原始的治理方法当然是驱赶，就像几十年前港英政府的“红毛鬼”，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后来有些地方采取“划区治理”的办法，划定某个区域为摆摊范围，统一摊位建造，统一物业管理。但实际上，不是划块地把小贩圈起来就有用的。
苏州高新区的疏导点探索其实就值得我们借鉴。将每一个疏导点，都设立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有居民集中居住区、有通勤转换点、有高流量人行道，都能保证疏导点的人气旺盛。
当然，这些地方寸土寸金，既要保证摊位租金低，又要保证有合理有序的管理，对于街道、政府来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总体而言，想要让一座城市和走鬼们和谐相处，用简单又冰冷的框架去限制肯定是不行的。要从小贩们的生活目标出发，以平等真诚地态度去平衡城市与城市走鬼，这样才能双赢。
因为如果真的失去了路边摊，那也太遗憾了。
之前国内版《深夜食堂》就引起了争议：一群人在装修精致的日式泡面店里感慨人生哪有什么代入感。我们的深夜食堂，明明就是路边灯火通明的烧烤和走鬼档。
有人在这里哭，有人在这里笑，有人在这里大口吃肉，有人在这里默默喝酒。喜怒哀乐，路边摊们都听着。
2014年，一项对唐山市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经常光顾路边摊的人拥有更正向的情绪。
西装革履的白领与赤膊纹身的大哥一起蹲在路边吃烤串；身材曼妙的少女们与身材臃肿的大婶们围成一圈等热腾腾的烤红薯。吃大排档的王思聪与周围的人没什么区别，举着大把烤串四处乱窜找炸睾丸吃的陈乔恩青涩又可爱。
放松、悠闲，路边摊仿佛是抵御快节奏生活和社会阶级的屏障。步入屏障这头，一切都慢了下来，一切都变得平等、温馨、动人。
况且路边摊本来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牵着妈妈的手，闹着要吃糖葫芦的小朋友；课后扎堆买手抓饼的大学生；下班回来，挽起袖口放松领带去撸串的白领；推着婴儿车买菜的奶奶们……
路边摊贯穿了城市居民的一生，也贯穿了城市的一生。小贩们的吆喝是城市的背景音，也许经常被无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些声音，这将是整座城市的寂寞与遗憾。
下班时间一问：
你最爱的深夜小摊是什么？
[1] 邱志晶,姜达.城市行政执法中的路边摊摊主人权思考——生存权和发展权法制合理化[J].时代经贸,2012,(8):67.
[2]闫亚飞,李凌,周梦迪等.路边摊对唐山市民生活和城市管理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8)
[3]林琳,马飞,周子廉,姚苑平,罗诗媚,温莉,方晓宜.城市“走鬼”现象的特征与评析——以广州新港西路为例[J].城市问题,2006(02):90-96.
[4]萧遥.上海屋檐下：小摊贩的边缘化生存[N].第一财经日报. 2007-03-29 (A10)
[5]陈雨薇.城市繁华地_小摊贩也有谋生处[N].新华日报. 201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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